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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锡军
随着一家又一家国有银行走进国际资本市场，人们对是否应该到海外上市，定价是否合理的争论也激烈起来。对这个问题，应客观、现实地来看待，不能简单的说，国有银行的股权在海外被贱卖了。
在全球化的这个赛场上，我们不能又一次自动弃权参赛。要想中国能够具有世界一流的金融企业和银行家，就绕不开向国外取经并苦练内功这条路。
所以，从开放的角度来看，海外上市也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一个推动器。包括萨班斯法案在内的大量治理规则，迫使公司透明度提高，在资本市场上各国有上市银行之间业绩也会被比较，这些市场机制都会增强银行企业经营管理上的压力。
在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国有银行海外上市的定价是否合理，是一个战略和操作层面兼具的问题，因为上市定价是国有银行管理者同海外战略投资者、一般投资者和接单的投资银行等各方谈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从战略和操作细节等多个层面加以注意是很重要的。
以最近某大型国有银行筹备上市为例，在这段期间，经历了总行最高领导人的更迭，还伴随着其他丑闻的发生，实际上这对该行上市非常不利，因为海外投资者用不着自己掏钱作调查，已经知道了这家国有银行在风险管理与内控制度上的很多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向海外中介机构明确上市计划，无疑会在谈判中相当被动，价格低估也不乏可能。
在此，政策层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强行推进国有银行上市的日程表也会客观上造成一些困难，比如海外投行非常清楚我们企业需要上市的日期，谈判中容易失去最大的主动权。
至于定价市场化的问题，我认为培养国内投资基金参与国有银行海外IPO竞价的提议，有政策上的障碍。
由于资本项目管制，国内投资机构跑到海外资本市场去竟购国有银行的首次发行股份是相当困难的，交易成本也高出许多。而国内的一些大型实力国企，比如一些能源产业集团，理论上，本来也可以成为国有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却因为政策的限制和该企业自身发展规划的制约，主动放弃了竞购机会。比如建行在筹备上市的过程中，就曾想吸引国内战略投资者，结果回应寥寥。
在这样的土壤中，国内的银行上市，常常是单兵作战，同时面对多个虎视眈眈的海外投资者和中介，想要争取利益最大化的压力和困难都是很大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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