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20年风险怎么看？金融大佬各抒己见

　　新浪美股 北京时间11月28日讯，能问鼎大型金融机构的人，无一不是对风险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我们邀请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和私募股权公司的领导人谈了谈他们对2020年有什么危险等候着大家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有很多事情值得担心，但也有一些做好准备的办法。

　　David Solomon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我不认为最大的风险与经济有关。政治格局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这可能导致企业在作投资决策时犹豫不决。我不会说我们将把自己‘说进’衰退，但政治格局的不确定性于经济或市场无益。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货币政策将继续成为一大焦点，我相信我们将回过头来看并吸取有关负利率影响的经验教训。

　　“我们的应对方法是，专注于我们的客户以及我们可以怎样帮助他们度过各自面临的挑战。作为一家公司，我们有一项正在实施的长期战略，该战略的重点是利用现有业务中的增长机会、扩张消费者等新业务并提高效率。不过，我们在适应多变操作环境方面已有150年的历史。”

　　李揆晟

　　凯雷投资集团联席首席执行官

　　“在资本市场准入、跨境投资和资产所有权等方面的人为限制可能会拖慢经济增长并引发重大的流动性问题，并造成不可预测的、可能有害的市场后果。”

　　“我们仍然专注于我们知晓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这意味着进行为长远打算的投资，保持自律和平衡，与一流伙伴合作，并从我们的全球平台汲取一切可能资源来帮助推动价值创造，而不管市场周而复始的纷扰或政治局势的发展。”

　　Stephen Schwarzman

　　Blackstone Group Inc．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世界各地经济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增长后都在放缓，但仍展现出韧性，尤以美国为甚。全球利率下降乃至变为负利率的趋势有可能进一步损害经济增长，并使各国在下一轮经济衰退到来时面临挑战。但近期内最大的风险仍是地缘政治。任何可见或不可预见的问题都可能动摇投资者信心，并立即产生负面影响。正如我在我的新书What It Takes中概述的那样，Blackstone建立起了将这些下行风险纳入我们决策过程的文化，政府、机构投资者和公司也应该这样做，这一点很重要。”

　　Anne Richards

　　富达国际首席执行官

　　“负债券收益率现在已经是令人关切的系统性问题。由于央行利率都处于最低水平，而美国国债估值处于100年来最高水平，我们看上去已接近泡沫区域，但不知道如何或何时破裂。央行出手支持风险资产和风险情绪的压力很大，不管这样做是不是有潜在的道德风险。等利率和收益率下行趋势最终迎来扭转的时候，可能造成极具破坏性的后果--正是因为包括这个原因在内的诸多因素，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诸多央行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都数次加息。”

　　“另一个引人关切的问题是流动性。全球资本自由流动正遭遇越来越多的障碍。诸如贸易摩擦，欧盟和瑞士在上市证券交易问题上的争端之类的例子表明，政治分歧正演变成资本和贸易限制。若资本自由流动性下降并被限制在较小的资金池中，将削弱金融系统动态应对意外流动性事件的能力，例如交易对手意外失败。”

　　“现在是进行主动管理，动态监控潜在系统性风险并随之调整的时候。我们会定期开会评估我们的宏观仓位配置，依靠我们在基本面、自下而上筛选公司方面的实力，来着重于我们所挑选的股票和信用产品的质量。我们在风格、板块和地区之间进行多样化选择，并借助我们在不同司法辖区和时区进行交易的能力，来确保投资和借款期限适当匹配。”

　　David Herro

　　Harris Associates副董事长

　　“最大风险来自于任何会削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权的事情，无论是选举结果还是其他政治行动。作为投资者，解决方案永远都是寻找最高质量的企业和最低的估值。”

　　Axel Weber

　　瑞银董事长

　　“我预计2020年存在大量风险。举例来说：贸易冲突，中东冲突，英国脱欧，美国大选，或者更普遍的，当前全球经济疲软的态势加剧。但最让我担心的还不是这些风险本身。这些下行风险是人们可以事先准备应对的已知挑战。更让我担心的是与这些风险相关的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例如，我担心全球化逆转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过去十年超宽松货币政策对金融和货币稳定产生的副作用，或网络攻击的潜在系统性后果。作为一家银行，我们必须认识到高度不确定性时期的这些风险并未雨绸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区域和部门多元化业务感到满意。这使我们能审慎管理风险敞口和负责任地管理金融资源。”

　　Andreas Utermann

　　安联投资首席执行官

　　“风险一：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持续瓦解。在战后大部分时间，自由贸易和阻碍较小的资本流动让整个世界受益匪浅。赢家显然多过输家。人们必然希望贸易摩擦加剧最终不会让蛋糕变小，让未能享受全球化红利的人更难得到资源，从而加剧政治极端化。”

　　“风险二：货币政策挑战。过去40年通胀率下降和持低，正是因为央行受政治的影响减少，且全球化降低了劳动力讨价还价的能力。由于通胀率持续低迷和央行达不到通胀目标，央行可能遭到方方面面的政治指责，从而可能为货币政策重新政治化铺平道路。除此之外，如何在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撤出量化宽松政策成为了愈加艰巨的挑战。

　　“由于存在这些重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我们对2020年及之后采取了非常注重成本的方法。”

责任编辑：张国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