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前财政大臣奥尼尔：一份给资本主义的续命工资

　　美国目前的失业率处于3.6%，近乎是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最低水平。甚至有迹象表明，由于雇主在供应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中四处搜寻边缘雇员，一些以前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正被吸引回去。而与该消息一致的是，美联储主席杰伊·鲍威尔（JayPowell）指出工资增长终于开始惠及低薪劳动者了。

　　另一个造福低薪劳动者的举措则是美国众议院在7月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联邦最低工资从每小时7.25美元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这一增长将在7年内逐步实现），只不过该立法无法获得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同意。此外，国会预算办公室推测15美元的最低工资水平将导致130万低薪工人失去工作机会。

　　类似的反对意见早在2016年春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Cameron）政府推出国民生活工资（NationalLivingWage）政策后就出现过。然而在过去3年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就业增长将出现逆转。工资增长在经历了10年的停滞后也在近几个月内开始回升，正如英国智库ResolutionFoundation预测，英国的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平均周薪可能会超过其2007年8月513英镑（折合660美元）的峰值。

　　尽管该议题尚未在英国大选辩论中明确体现出来，但工党和保守党都在寻求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的计划（两者似乎也都有增加基础设施支出的想法）。9月下旬，保守党财政大臣萨吉德·贾维德（SajidJavid）宣布要将25岁以上劳动者享有的每小时8.21英镑最低工资待遇推广到所有21岁以上劳动者。他还承诺到2024年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收入中位数的三分之二。工党也不甘人后，发誓一旦上台就要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0英镑。

　　不出所料，双方的这些言论引发了商界关注，并激起了关于未来就业流失的警告。但是我认为提高最低工资可能带来的好处会超出传统经济理论所能捕捉到的范畴。鉴于资本主义的信誉危机日益严重，企业领导人最好考虑去更热情地拥抱此类政策。

　　正如我之前指出的那样，尽管在过去10年里，美国、英国及其他西方经济体的主要就业数据表现强劲，但是商业投资支出仍然一蹶不振，生产力和工资增长也是如此。从理论上讲，这些趋势与丰厚的企业利润以及强劲的宏观经济条件吻合，理论上应该是有利于投资的。

　　的确，低利率、高利润和公司税削减似乎是大幅增加投资支出的完美配方。但恰恰相反，实际以及感知上的不平等状况正在急剧增加，同时西方各国民众普遍反对资本主义和民主。企业也没有对教科书式的投资刺激做出回应，要么是因为它们没有看到这样做的长期经济理由，要么它们本身处于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行业，压根就不需要更多的建筑和设备了。当然问题在于没有投资，生产率就无法提高，而如果没有生产率的增长也就没理由期望可持续的工资增长。

　　无论投资停滞的原因是什么，公共政策很显然都可以从中发挥作用。如果我们目睹的正是市场失灵，那么国家介入并提供所需投资支出的做法就既合理又适当，因为英国保守党和工党都暗示如果赢得大选就会这样做。

　　但政策制定者也可以改变企业的风险回报计算方法，而实现这一点的一种方法是大幅提高最低工资。低薪劳动者的较高名义工资可以增加实际收入，增加消费者支出，也更有助于负担住房价格。而且随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增加企业工资支出，也将产生更强大的驱动因素去以资本替代劳动力。这可能会导致产出下降和价格上涨，但也可能为重振生产率增长打下基础。

　　无论如何，对于那些认为企业无法承受这种政策驱动型变革的人，我要指出的是自2015年以来总需求仍然足够强劲，企业可以轻易吸收工资增长的冲击。而如果这样的政策能使企业意识到它们的社会使命不只是增加下个季度的收益，那就更好了。

　　（作者曾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英国财政大臣，现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版权：辛迪加）

责任编辑：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