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卡债务快速飙升，中国会重蹈覆辙吗？

来源：人民币交易与研究

近期，标准普尔全球评级公司(S&P Global Ratings）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信用卡债务的快速增长让人想起了过去亚洲其他地区的扩张。2002年的香港、2003年的韩国和2006年的台湾的信用卡热潮，而这些热潮的结局都很糟糕。这些热潮的发展周期非常相似：在寻求下一个增长动力时，金融机构转向了无担保消费贷款；竞争迫使它们承担更高的风险，尽管在扩张阶段获得了不错的利润，但在周期转向时却产生了高额信贷成本。标普认为，中国部分激进的信贷机构可能会遭遇类似的命运。

在中国，信用卡债务(包括相关的现金垫款)在过去六年里增长了六倍以上，尽管基数相对较低。但标普预计，未来两年无担保消费贷款仍将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

在中国，银行使用的信用评分和信用行为模型还没有经过消费低迷周期的全面检验。标普预计，无担保消费贷款的边缘参与者和后来者可能会展开激烈竞争，进入风险较高的客户群体市场。增加银行与某些类型的金融科技公司之间的商业伙伴关系也会使一些银行的资产质量风险成倍增加，特别是在无担保消费贷款方面管理经验有限和能力不足的银行。

但标普认为，许多因素减轻了信用卡业务扩张给银行业带来的风险。这些因素包括中国目前信用卡贷款产品结构相对简单，以及种种旨在加强信用基础建设和强化监管的政策举措。此外，各大银行也正在调整自身的风险偏好，以管理风险敞口。

繁荣：快速增长不太可能很快停止

随着政策制定者鼓励消费调整经济模式，中国家庭的杠杆率可能会继续上升。中国家庭贷款占GDP的比例约为53%，而美国为66%。截至2018年底，香港、台湾和韩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72%、89%和100%。中国的这一比例低于大多数发达市场，但高于亚洲其他一些发展中市场，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见表1)。

过去20年家庭收入的稳步增长和良好的就业市场可能是鼓励人们用信贷消费未来收入的其他因素(见表2)。

毫无疑问，最大的消费贷款部门是住房抵押贷款。然而，无担保消费贷款近年来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截至2018年底，中国银行业信用卡和其他消费贷款总额达到12.1万亿元人民币(合1.75万亿美元)，相当于截至2018年底中国家庭债务总额48万亿元人民币的四分之一(见图3和图4)。

截至2018年底，信用卡发卡量从2012年底的3.31亿张增至6.86亿张(见图5)，信用卡余额从同期的1.1万亿元增至6.8万亿元(见图6)。

消费贷款为银行提供了一个新的增长领域，也为中国经济从工业主导模式转型提供了更广泛的增长动力。然而，历史表明，如此快速的增长也带来了风险。

中国信用卡热潮有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标普认为，进入消费金融领域会给中国的银行带来风险。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增长与2000年代香港、韩国和台湾的热潮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这些繁热潮最终以困境告终。例如，香港信用卡业务的不良资产比率(不良贷款加上冲销率)在危机高峰期跃升至15%，台湾现金卡贷款的不良贷款率跃升至6%以上，韩国信用卡公司的不良贷款率在峰值时超过11%，此外，当时的冲销极为频繁，且冲销水平较高(见图7)。

企业贷款需求下降，加上宽松的货币环境，提振了竞争欲望，并导致金融机构在过去的亚洲事件中降低了承销标准。除了通常更为宽松的贷款标准外，市场参与者往往还会刻意瞄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以求获得更高的潜在回报。在香港，过度消费的消费者在2001年就业状况恶化时，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在韩国，专业信用卡服务提供商主导着市场，但监管规定禁止它们吸收存款，因此它们通过利用资本市场为信贷扩张提供资金。资产质量恶化与融资困难之间的关系引发了市场动荡。

今天的中国也有类似的特点:

企业贷款需求下降，导致银行扩大零售贷款业务。韩国、台湾和香港的金融机构急于寻找下一个增长引擎，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企业贷款仍然疲弱。在今天的中国，政府的去杠杆化限制了企业贷款的增长。随着银行转向更多的消费贷款，它们越来越多地与未经测试的借款人打交道，包括应届毕业生或年轻人。根据中国51信用卡公司的数据，中国信用卡持卡人有大约一半年龄在21岁至30岁之间。

宽松的货币条件。亚洲各国政府在危机后几年实施了刺激经济的政策，这导致它们的银行体系拥有充足的流动性。同样，中国最近在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一直在放宽条件，以提振经济增长。

激烈的市场竞争鼓励冒险。在之前的香港、韩国和台湾的热潮中，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NBFI)为争夺市场份额而相互竞争，导致承保标准下降。例如，在韩国，本世纪初的大多数发卡机构都是信用卡公司，它们不像银行那样受到严格监管。如今，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中国。在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更可能是金融科技公司。它们自身通常不能发行信用卡，而是向市场提供类似或替代的无担保消费产品，比如在线小额贷款。

需要关注的一个关键领域是：

现金垫款和现金贷款，它们可能在过度借贷中发挥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客户可以用一张卡偿还另一张卡的情况下。在台湾信用卡泡沫的顶峰时期，银行的现金卡余额占信用卡应收账款(包括信用卡和现金卡)余额的近一半。信用卡和现金卡之间的展期导致了债务问题的螺旋式上升。尽管中国的银行不发行现金卡，但它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单独或与信用卡捆绑开展现金贷款/消费贷款业务。由于这类产品的收益率通常较高，标普预计，一些银行参与者可能会更深入地涉足这一领域，尤其是在监管部门取缔了在P2P平台上提供类似服务的在线参与者之后。

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降低风险

中国监管机构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降低不断增长的消费信贷市场的风险。标普预计，中国央行将继续扩大其信贷监管体系的覆盖面和范围。截至2019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跟踪3500多家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的借款人信贷数据，覆盖10亿个人借款人和2600万家企业。这一集中的数据库可以帮助该部门更好地管理信贷风险；例如，防止借款者将债务从一个借款者转到另一个借款者。

中国大陆为信用卡利率设定了上限，台湾只是在金融危机后才将其作为补救措施。中国的年度上限在12%-18%之间，取决于信用卡的种类相比之下，香港的定价机制仍然非常灵活，对信用卡贷款利率的限制有限。面向消费者的现金贷款监管则更为灵活，中国的利率上限为36%。鉴于较高的利率往往只会吸引较少的优质借款人，这种借款人基础较弱。标普认为，这一领域可能会在经济低迷时期考验银行的承销能力。

中国的信用卡业务主要是基于交易的(即用于购买)，受监管的银行是主要参与者。除了受到监管的银行外，现金贷款市场也受到了多种参与者的青睐。然而，随着2017年监管收紧，许多P2P平台上的“小额贷款”放贷机构被清盘。2017年，该行业贷款余额达到峰值，超过逾1万亿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5月，行业贷款余额将至7000亿元人民币，P2P平台也从7000多个降至914个。随着在线小额贷款行业继续整合，一些幸存的P2P贷款机构正在转变为贷款促进角色，帮助银行发放现金贷款(即，他们通过从在线平台引导客户并促进风险筛选来帮助银行)。标普认为，由于该渠道业务增长快速，很可能成为在金融体系中居民杠杆快速上升的潜在途径。此外，在推动银行超越原有渠道、更激进地开发潜在新客户的过程中，它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

警告信号和风险敞口在哪里?

中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一些地区性银行更容易受到消费信贷风险的影响。信用卡及相关现金贷款约占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10%，交通银行的比例也大概在这个水平。相比之下，中国四大银行的这一比例仅为3%-4%。近年来，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卡率一直在快速增长，尤其是在2016年和2017年，标普预计，风险敞口可能会继续扩大。此外，标普还预计，一些较晚加入的地区性银行将展开激烈竞争，寻求更高的收益率和手续费收入，以抵消对利润的压力(见图8)。

一些银行正通过与互联网零售公司合作，扩大自己接触高收益消费者的渠道，从而扩大自己的风险敞口。金融科技模式尤其吸引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这些银行获取大数据的渠道有限，承销能力较弱。尽管一些银行和许多金融科技公司表示，科技提供了比传统银行更好的消费者贷款筛选工具，但这一说法尚未受到中国整个消费信贷周期的检验。

除了数据模型的可靠性外，随着这些合作的深化，银行与金融科技合作的形式将是关键。如果承销商分担了很大一部分潜在的信贷风险，那么承销商激进做法的风险就可以减轻银行的风险。然而，如果银行承担了很大一部分风险，那么这样的风险可能会迅速积累，因为发起者会受到激励来增加业务量-这是一个典型的代理问题。在这方面，监管机构正在考虑或制定各种规章，例如，设定比例融资上限，以及禁止银行在获得营业执照的区域以外为贷款提供便利。

由于新兴金融科技行业波动性更大，市场动态和相互联系的转变，也意味着合作银行可能面临来自金融科技行业的风险溢出。如果平台或金融科技公司倒闭或被监管机构清盘(就像2017年发生的那样)，借款人就无法展期消费贷款并违约。随着蛋糕变大，机构界限变得模糊，将可能有更多的监管溢出或套利风险，以及实施监管面临的挑战。

标普认为，未来12个月，一些较小银行的消费信贷业务模式和资产质量可能会受到考验。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的整体信贷状况仍将面临压力。然而，鉴于消费被视为新的GDP引擎，标普预计消费贷款增速将超过其它行业。在过去两年中，有几家小型银行不良贷款已激增，同时无担保消费贷款也在迅速增长。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继续放缓，资产质量可能面临进一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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