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正资本2019策略：重视结构性机会 看好5G产业链

　　2019年资产配置：重视结构性机会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压力仍然存在，但我们认为可能在货币政策上会出现新的变化，产生有利于全球风险资产估值扩张的流动性适度放松预期。

　　2019年的资产配置需要更加注重结构性机会。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的态势有下降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全球主要货币当局将在经济缓慢下降的环境下逐步减缓紧缩货币政策的步伐。因此，2019年的资产配置的结构性特征将更为明显，市场机会将大于2018年，分化可能也会较为显著。

　　2019年的中国股市将会出现明显的结构性机会。对于权益资产而言，中国资产价格的估值已经接近于底部区域，随着政策放松力度加大，有利于风险资产逐步走出低迷状态。

　　□刘陈杰

　　2018年是全球资产表现较为严峻的一年，按照相关统计，有近90%的资产没有取得正收益，是多年来的罕见情况。在2019年，中国和全球的宏观经济形势将会如何演进？货币和财政政策将会有何改变？各类资产将会有何表现？本文就2019年资产配置进行简要阐述，结合经济与流动性的变化，建议投资者重视中国和全球结构性投资机会，但也要防范潜在的风险。

　　一、基建投资托底经济增长

　　目前中国出口、消费、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增速下滑，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总体影响GDP增速大约0.5个百分点。从动态的测算来看，未来基建增速需要拉高GDP增速0.3个百分点，才能使未来一段时间中国GDP增速维持在6.0%至6.5%的增速区间。通过联立方程测算的弹性分析，我们发现基建增速对中国GDP增速的综合弹性为0.09。也就是说，基建增速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可能使中国的GDP增速上升0.09个百分点。按照未来基建增速需要拉高GDP增速0.3个百分点的要求，我们初步测算未来一段时间基建增速需要增加3至4个百分点，才能保障中国GDP的目标增速。换算成名义金额来看，2019年我国需要增加约9000亿元至1.2万亿元的基建投资，可以起到托底经济的作用。

　　房地产投资周期下移、出口增长乏力、基建投资适度，这些因素可能使得我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出现温和式调整，即进一步从以往的较为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转变为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模式。

　　经济结构的转变使得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扩大。我们的就业领先指标显示，2019年的就业压力在一季度和二季度就可能开始显现，但压力的强度并没有达到2008年底的一半，并不足以因此进行新一轮大水漫灌式的刺激。预期在宏观层面，政策将通过实施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精准发力，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依靠市场活力顶住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全球货币政策层面将发生新的变化

　　美国经济在2019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美联储货币政策有可能会出现松动。

　　随着未来美国减税效应的衰退、基准无风险利率的提升、企业设备投资周期的下滑和房地产市场的降温，我们预计美国经济在2019年至2020年的增长速度将慢于2017年至2018年期间，企业盈利增速也将趋缓。同时，美股的回调压力较大。根据我们的分析，美股市场与经济增长、全球央行数量型宽松余额、美联储利率政策密切相关。即如果美联储、欧洲央行保持原有缩减QE计划，2019年美股调整幅度可能达到20%至30%。

　　同时，随着油价的回落，目前美联储保持1年3至4次加息频率的必要性下降，预计美联储加息政策将在美国经济缓慢回落的过程中减弱。

　　近期，欧洲央行下调2018年、2019年GDP的增速预期，并且也下调2019年通胀预期。我们的领先指标显示，欧洲经济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疲软。预计，欧洲央行可能进一步下调欧洲的经济预期，同时其提出的上调关键利率的预期时间将推迟至2019年末，并适时减缓退出量化宽松的步伐。日本央行将会放松货币政策以避免再次出现经济衰退。全球经济增长疲软以及日元飙升将破坏日本经济复苏，我们预计，日本央行可能会降低利率，包括短期利率。

　　中国央行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推出一系列防风险和稳杠杆的措施。面对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2018年内外部形势，央行采取了一系列逆周期调控措施，通过四次降准、增量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等方式向市场提供了充裕的中长期流动性。进入2019年后，在资本方面，中国央行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进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在流动性方面，中国央行宣布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并通过创设TMLF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同时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等。预期中国央行在2019年将继续通过定向降准等方式，进一步缓解民营企业的运行困难，促进经济增长和防止金融风险。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压力仍存，但我们认为可能在货币政策上会出现新的变化，产生有利于全球风险资产估值扩张的流动性适度放松预期。

　　三、资产配置更加注重结构性机会

　　2019年的资产配置需要更加注重结构性机会。一方面从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的角度看，全球经济增长的态势并不会加速，反而有下降的风险，因此来自企业整体盈利增长方面的贡献将会减弱。但是另一方面，全球主要货币当局将在经济缓慢下降的环境下逐步减缓紧缩货币政策的步伐，甚至在某些特定阶段出现重新宽松的情景。因此，在流动性出现松动的背景下，来自估值方面的扩张将会在部分领域内体现。2019年的资产配置的结构性特征将更为明显，市场机会将大于2018年，分化可能也会较为显著。

　　从中国股市的分析框架来看，我们主要采用信用扩张加速度和经济增长加速度的分析框架，即将经济增长加速度作为横轴，将信用扩张加速度作为纵轴。

　　第一象限为：经济增长加速+信用扩张加速，股市和商品的表现最好，其中信用扩张加速分为主动信用扩张和被动信用扩张；

　　第二象限为：经济增长减速+信用扩张加速，股市的表现最好，这一时期政策开始出现松动，通过信用扩张来调控经济衰退；

　　第三象限为：经济增长减速+信用扩张减速，黄金和现金表现最好，这一时期金融去杠杆+经济增长乏力，基本很少有基本面改善的行业，股市估值压缩；

　　第四象限为：经济增长加速+信用扩张减速，商品表现最好，这一时期金融去杠杆+经济增长出现过热，股市估值压缩，商品价格在涨。

　　2018年的中国股市处于第三象限。我们判断，2019年可能会出现略微的信用扩张，因此股市有可能将处于第三象限到第二象限的转换过程中。我们将密切观察就业和海外经济的压力，预判信用扩张的力度。2019年的中国股市将会出现明显的结构性机会。对于权益资产而言，中国资产价格的估值已经接近于底部区域，随着政策放松力度加大，有利于风险资产逐步走出低迷状态。

　　从行业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日用消费品、农业、5G产业链和新能源等行业可能存在结构性机会。日用消费品，包括食品饮料、调味品、日用品、中低端纺织服装等方面。历史上日用消费走强的阶段，往往对应着信用环境收紧、企业盈利下行拐点显现，但经济仍处于被动补库的类滞涨时期。2019年从经济增长趋势和信用扩张初始所处的阶段来看，符合日用消费品需求相对较好的阶段。由于2018年以来，日用消费品行业公司的估值没有被充分压缩，很多企业的估值水平仍然较高，因此估值成为制约日用消费品行业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

　　农业方面，我们看好猪周期的投资机会。当前能繁母猪存栏量决定未来10个月生猪供应量，进而决定未来供求关系。养殖户由预期价格而做出的产能变化，也直接反映在能繁母猪补栏情况上。生猪养殖成本以饲料为主，豆粕又是生猪饲料的主要原料，我们选取豆粕价格进行分析，研究成本价格对生猪价格的传导影响。我们从猪价的历史数据来看，猪肉价格具有明显的需求周期特点，这一周期其实就是宏观经济的总需求周期。按照我们的预测模型，猪肉价格可能在2019年二季度以后开始逐渐回升，加上部分疫情的影响，调查数据显示之前的产能已经降低10%左右，未来猪肉价格回升空间明显，板块机会也将更为显著。

　　5G产业链是未来3年较为确定的行业性机会，网络的建设将推动运营商资本开支提升，带来通信板块行业性投资机会。新能源车高端化带来相关配件价值量大幅提升，且外资新能源产能可能加速进入，相关配件如新能源车热管理、轻量化、非轮胎橡胶件等核心环节企业有望受益。另外，可选消费品中的家电、汽车等行业和医药板块估值较低，受益于中长期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加上部分子行业的政策支持，这些板块将在2019年获得结构性机会。

　　在债券资产的投资方面，预计随着信用扩张的推进，利率继续下行的空间可能逐渐缩小，但仍然是较为安全平稳的配置选择之一。信用利差目前开始收缩，2019年随着民企纾困、流动性平缓之后，信用利差将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黄金资产的投资方面，主要取决于美元信用。美元的信用有两个最核心的指标：美元指数和美国实际利率。美元实际利率和黄金成相反关系。名义利率越高，打击金价；通胀越高，支撑金价。名义利率本意是指实体经济的无风险回报率。经济高增长低通胀时，这时候最适合做风险投资。这种环境对黄金是最不利的，因为黄金没有产出且有保存成本，相对吸引力大大降低。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可能略微疲软，持续加息的必要性下降，但通胀具有黏性，因此实际利率可能下降，黄金将在美国实际利率下降阶段具有投资机会。

　　在汇率方面，美元指数在2019年可能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主要是美国经济基本面与欧洲经济基本面之间的预期差。我们预计美国经济基本面可能先于欧洲经济基本面开始出现疲软，引起市场对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从而影响美元指数。对于人民币汇率，我们认为目前人民币汇率处于中长期均衡汇率附近波动，在资本账户并未完全开放的阶段，人民币汇率将保持相对稳定。部分时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随着欧元的走强和美元指数的走弱而对美元汇率被动走强，但在我国2019年出口增长面临压力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可能重新回到较为适宜的短期均衡位置。

　　（作者系望正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董事长，新供给经济学五十人论坛成员）

责任编辑：常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