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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青睐中小企业？
在《财经》采访到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三类银行中，当问到“会不会因为贷款利率打开上限而更多地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时，得到的回答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否定的。
“这与银行的经营思想、信贷政策、激励机制、社会信用体系、利率双轨制都有关系。”一家股份制银行的信贷管理负责人解释称，目前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在收益和安全之间，首先强调的都是规避风险。这有两个根本原因：其一是贷款利率的下限没有打开。如果下限打开，当银行从目前抢夺激烈的无风险优质客户身上获利甚微时，银行就会真正着手追逐那些高风险高收益的中小企业；其二仍然是存在着收益底线，即上存央行的利息收入。此项补贴政策不取消，商业银行宁愿将存款上存至央行获取利差较小的无风险收益，而不会去做风险贷款。
在当前条件下，各商业银行制定的信贷政策和考核奖励制度，仍然只集中于风险极低的少数优质客户。比如每个银行都有自己的授信指南，目标锁定在几个重要行业、重要企业身上，相应战略基本雷同。因此即使信贷经理垂涎中小客户，也无从施展其抱负。此外由于银行对于贷款都采取集中审批的方式，以当前审贷委员会的人力，根本没有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贷款的审批工作的能力。
激励约束机制同样并不配套。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一名部门经理说，目前银行对分支机构的考核体系中，利息收入和坏账是分开考核的，利息收入进入损益科目，而贷款损失进入坏账。即使新发生的效益足以覆盖新发生的信贷损失，上级也不会减轻对发生坏账的责任处罚。
在这种激励制度下，信贷人员自然没有积极性对风险较高的中小企业上浮利率发放贷款。央行的调查数据证明了这一结论：在过去的贷款中，商业银行多选择利率下浮，少量上浮的贷款的上浮对风险较高的中小企业上浮。
在殷剑锋看来，长链条的垂直管理架构，也是商业银行另一重掣肘因素。可以想像，县支行为一家小企业贷款，省分行的审贷委员会委员从何判断其风险？殷认为，软信息的不可传递性，使得垂直管理集中审贷的大银行处在要么无法防范道德风险、要么完全放弃使用软信息进行审贷判断的两难境地中。而贷款利率上限的放开，对于规模小、信息通畅的社区银行的意义更为显著。因此，应调整银行结构，鼓励发展社区银行，尽快放开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上限限制。
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利率改革在逻辑上为商业银行进行风险定价开拓了空间，但短时间内仍难有成效。当前国内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客户违约风险，其风险定价必需的两个指标——违约率和违约后的回收率的计算，都需要大量历史数据。但目前商业银行还很难做到这一点，尤其是一些小银行，成立以来刚经历过一个经济周期，积累的数据还少得可怜。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结构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像发达国家那样较长时期拥有类似经济环境。因此，即使积累了一定的历史数据，对揭示未来的风险状况，也没有很高的参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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