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铁：再评梁建章、黄文政的“人口危机论”
梁建章、黄文政二位先生的文章，反复强调人口多少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并举出一些国家的例子，试图证明需要通过增加人口和鼓励生育来解决未来的经济问题。
其实，关于人口问题，仅从理论上看，有些观点放在一些国家比较合适。毕竟有些国家人口基数较少，而人口生育率低迷，可能会影响这些国家的长期发展。但是讨论问题还是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照抄照搬。北欧、日本等一些国家存在的问题，看似与中国类似，但是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正确认识中国的人口状况
首先，是人口的基数和规模不同。如果中国的人口只有几亿，我们可以讨论提高出生率和鼓励生育问题。但是中国现在面对的是14亿人口，相当于美国的4倍多，日本的11倍多，更不要说那些几百万或者千万人口的小国了。
经济学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边际效应，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经济规模下，效益可能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规模边界，效应会递减，人口也是如此。梁建章和黄文政两位先生，反复举出美国人口增长和其他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的例子，显然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人口基数的差异和人口质量的差异。对于一个总人口14亿，而且中低收入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来说，以美国作比当然是不恰当的。
其次，是关于人口红利的边际效应递减。在一定规模人口下，所创造的收益可以通过人口红利来实现，但是超越了实现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后，而且当劳动力还在持续供给的时候，我们寄予希望的人口红利效应就会发生逆转。
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初，我们曾经严重依赖过人口红利，但是之后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导致了人口红利的逐步丧失。
一是劳动力成本并没有随着劳动力的持续供给而维持在原来的水平，劳动力价格提高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二是世界工厂模式牺牲了生态环境，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造成了社会成本和经济的长期成本上升；三是随着全产业链的形成，中国的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变化，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模式转向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价值，竞争模式也开始向依靠资本和技术投入转变；四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社会分层导致利益结构固化，精英思维模式要求向发达国家看齐，因此在城市治理和产业包容上，更多地对传统就业模式进行排斥；五是体制的排斥，涉及到户籍和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面临着种种困境。
在这些情况下，原来期待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式发生了转变，城市容纳就业的渠道变窄，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的就业机会也在逐步丧失，劳动力转移速度在大幅度下降。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经常引用刘易斯理论，认为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经出现。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下降并不是因为劳动力已经出现供给短缺，而是因为成本上升导致劳动力转移出现了瓶颈。
当农村劳动力还严重过剩的时候，中国距离刘易斯拐点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在农村由于人均占有资源过少，仍然无法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而导致推进农业现代化遇到了严重的限制。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农村仍然沉淀着数亿的剩余劳动力。
中国的公共服务资源仍然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不仅是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也包括公共服务设施等等。如果我们坐在城市豪华的办公室里去想象农村的问题，肯定得不出客观的结论。
农村人口的分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集中，大量农户都分散居住在约60万个行政村，300多万个自然村，因此不能够仅看人口数字就可以得出一个个简单的结论。比如根据人口来计算教师数量，这些分散的村庄布局所需要的教育资源是不能通过规模服务来实现的。针对每一个适龄的受教育人员，需要解决的是公共服务如何向农村渗透，如何降低公共服务成本。由于农村人口居住过于分散，大大提高了教育服务的成本。
现在正在一些省份推进的合村并居，也遭到了社会的广泛诟病。这些都关系着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的空间分布问题，也与广大农村人口实际的居住形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使考虑到未来的教育发展，信息化的推广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也有难以想像的困难。比如，远程教育的实施，也是需要花钱来推动的。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你们是否考虑过要花多少钱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教师的工资，还是学校的基础设施，还包括道路等交通设施以及其他各类服务成本。
人口过多的“危”大于“机”
关于一部分社会精英产生于贫困人口和中低收入人口，这确实是事实，但这一事实并非与人口规模有直接关系。在中国的历史上，科举制度也会从农村选拔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精英。在人口总量中占极少数的社会精英，与支撑这些精英的人口规模无法成正比的原因是社会成本。
中低收入人口中可以产生精英，不等于中低收入人口过多给社会带来的就是正向收益。比如说，巴西的贫民窟里确实产生过世界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但是并不意味着贫民窟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中低收入人口可以产生社会精英，也不等于中低收入人口的生存现实会得到改变，这是个案和群体规模之间的关系。用这样的例子来谈人口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了学者严谨的作风。
关于人口和就业数量之间的关系，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话题。人们要面临的就业压力一定是与人口有关，因为收入增长都是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当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容纳不了充分就业时，无论是靠消费拉动，还是靠投资拉动，经济所面临的困境，都是显而易见的。关于人口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有过十分明确的表述，所以在这里就不再重复过去的观点。
但是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讨论人口问题，虽然是从数据出发，但是如何看待数据，却需要正确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中国的人口规模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所有可能的预测。因为当增长水平下降的时候，直接影响到未来提升人口质量而进行投入的能力。而且这些因素的关联致使我们必须要做出清醒的判断。
在梁建章先生和黄文政先生的观点里，最为简单的逻辑就是未来中国人口会因出生率的下降而减少，特别是会出现人口或者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这只是一个简单算数的结果，而忽视了科技发展的现实。如果要利用现有人口去创造更多的财富，显然首先要提高人口质量，这是要点。而在创造出更多财富的同时，也会大大减轻积累的人口压力，同时会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那就是不以人口的多寡，而是以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力升级来促进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
我注意到梁建章和黄文政先生专门提到马尔萨斯理论。认为既然当初马尔萨斯曾经认为地球养活不了10亿人，而现在已经有了70亿人，以此来证明技术能力的提高会增加地球的人口容量。可是如果了解一下生态环境学家的观点，了解一下社会学家的观点，当然还有更多的经济学家支持的观点，就会知道，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度出生和贫困会加速地球生态的恶化。贫困人口过多也是困扰人类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温室效应是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签订了气候条约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人类过度消耗资源导致了地球生态的恶化。继续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不仅会使中国要面对诸多发展中的困境，更会使全人类不得不面对未来人口过多而出现的各种问题。在这个前提下还沾沾自喜地球现在人口已经到达了70亿，而忽视了这么多人口造成的全球性危机，以及因此会给地球带来什么样的风险。
可以说，中国在控制人口方面已经给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这是在牺牲中国无数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前提下实现的。但是也因为曾经的人口控制，减轻了中国发展的巨大负担。虽然未来政策会因为人口生育趋势的变化进行调整，也绝对不会倒退到盲目鼓励人口出生的时代。因为我们不仅仅要对自己未来的发展负责，而且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更要对全人类进行负责。
作者为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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