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N号房的26万会员 旁观者还是共犯?

　　原标题：N号房的26万会员，旁观者还是共犯？

　　韩思琪

　　韩国恶性网络性犯罪案“N号房事件”继续发酵。所谓“N号房事件”，是发生在韩国的恶性集体性犯罪，案犯们通过威逼利诱对女性拍摄性剥削视频，超过26万名会员在聊天室N号房中付费观看。

　　在超过260万人联名的请愿书中，女性们要求将26万名会员的信息悉数公布，她们认为“进入房间的26万人，每个人都是凶手”，因此要求观看者与犯罪者同罚。

　　26万这一庞大的数字或许还有些抽象，这是怎样一个概念呢？

　　韩国男性人口数是2541万，N号房的会员26万人，这意味着每100名韩国男性当中，就可能有一人是N号房的会员。以出租车来类比更将这一“风险”形象地抛到大众眼前：韩国共有26万台出租车，那么，你在街上碰到出租车的概率，就是你周围出现N号房会员的概率。

　　这一置换后触目惊心的“潜在被害率”让人不寒而栗，倘若不将这26万人信息公布，后果可能是两种性别之间愈加的不信任和更尖锐的对立——“看每个男人都像是潜在强奸犯”。

　　正如《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取得广大女性情感与身体上的双重体认之外，同时也更多地点燃了韩国男性对女权主义的新一波污名化。那么，从这一层面来讲，对这26万人的讨论就是需要且必要的，这无关道德上的“洗白”，也不只是性别议题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扯头花”行为，而是深入权利与人性的剖析。

　　在问题的另一方，这26万人自觉“委屈”——“只是旁观而已”。甚至有用户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我又没有犯罪只是交了费用观看正当的成人内容这也是错吗？换个角度来说，明明交了观看费用却没了聊天房，那对运营者和淫乱女们也肯定有适用的欺瞒罪？诈骗罪？最大的受害者明明是参与者们，居然还要惩罚？”这几乎是以自由为淫秽物品辩护的典型立场。

　　是什么，让他们有了自己是在观看“正当的成人内容”这一虚幻的自信？

　　非常讽刺的是，在“N号房事件”中，曾有一位化名为Kim Jae Su的男性选择报警，结果却被当作一般案件搁置。在看到警方的态度后，Kim Jae Su几次出入房间后，最终也成为了某房房主。

　　显然，群体之恶不仅是厌女、仇女的文化，也因韩国司法系统的不作为、甚至是“纵容”。

　　去年，韩国女星具荷拉自杀前，曾起诉她的前男友崔钟范家暴，崔钟范被指控包括殴打、威胁和破坏财产等多项罪名，但最终仅被判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和三年缓刑。11月时，一名31岁韩国男性因持有上万条儿童色情短片被捕，仅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

　　在这一事件当中，许多经济地位处于不利的女性被视频的制作者残酷地剥削。特殊之处还在于，受害者中还有相当比例的未成年人，这也让事件超出性别议题，“N号房事件”同时还是对儿童的剥削与犯罪。正因此，我们对于性犯罪以及淫秽品的刑法，虽有防止腐蚀未成年人的动机和考虑，但法律的根本逻辑还在于道德主义的禁止剥削原则。

　　“N号房事件”中这26万围观者的有罪，不仅在于单纯的持有或围观，还在于房间层级分明的机制在让用户成为“消费者”的同时，也结为一处污化的“同盟”。必须上传视频才可继续留在房间内，否则便会被踢，在“同意”了这一协议的一刻，就被房主捆为“不得下船”的“共犯”。这也是某种意义上赛博格化的“男性俱乐部”，不仅以性为纽带，还以“协议的威胁”结成了紧密的“团队”。

　　当侵犯行为被想象为一种无他者目光下的完全自由，那么，“围观”就不只是“围观”，而是给了无需承担后果的自由错觉。

　　Telegram端对端的加密、阅后即焚的特性，以及作为支付手段的比特币其不可追踪性，正成为施加性剥削人群的温床。这或许意味着，人性是不能考验的，而“残酷剧场”也不仅是一种理论。

　　正如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所作的行为艺术表演《Rhythm 0》，她测试了观众与表演者关联性的极限，在整个表演过程中，玛丽娜把自己麻醉后静坐，让观众掌握所有权利。然而在这6个小时里观众发现玛丽娜真的对任何举动都毫无抵抗时，她的衣服被剪碎，然后有人在她身上划下伤口、将玫瑰猛然刺入到她腹中，直到有人甚至拿起上了子弹的手枪，意欲扣下扳机……

　　当把选择权交给绝对的自由，结果可能是悲剧的开始。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旁观”与冷漠的群体之恶应当同罪。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