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实：集体战疫命运共同

2020年04月02日09:54 作者:程实

　　意见领袖丨全球KOL聚焦金融大动荡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程实、王宇哲

　　“人类从历史中获得的唯一教训，就是从不吸取任何教训。” 2020年3月底，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超过80万人，共203个国家/地区出现病例。从疫情演化看，在空间上，全球并不存在疫情孤岛，在时间上，一旦没有及时干预只有感染时差之分。考虑到疫情的冲击力度不同、对应区域的经济重要性有别，我们以经GDP权重调整的新增确诊人数直观衡量疫情潜在的经济影响：从1月中旬至2月中旬，在中国疫情爆发的高峰时期经济影响乘数大约为平均意义上的5倍；从2月中旬到3月中旬，新增确诊人数的相对经济影响有所下降，乘数甚至低于1；3月中旬以后，经济影响乘数重新回到2以上，尤其是欧美疫情恶化令全球经济冲击仍在非线性加剧。覆巢之下无完卵，没有任何的经济体、企业或个人可以独善其身，集体战疫成为必然之选。在3月26日的G20峰会上，主要经济体领导人对于集体战疫做出了积极承诺，包括启动超过5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加强合作提供保障医疗，努力化解供应链中断风险等。我们认为，全球性的政策协同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衰退风险组合的关键，主要经济体政策制定者应通过有效的防控举措避免疫情二次爆发，同时警惕“实体-金融-实体”形成自我强化的危机传导闭环。

　　海外疫情继续恶化，经济影响乘数不容忽视。截至3月底，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超过80万，共203个国家地区出现病例。自新冠肺炎被世卫组织定义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以来，其对全球经济影响的程度和持续性引发了各界的持续关注。当前，新增确诊人数被认为是跟踪疫情走势最主要的指标之一，但由于疫情对不同区域的影响程度不同以及相应区域的经济重要性有别，简单参照人数指标衡量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存在偏差。在当前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环境中，尽管不同的经济体采用了不同的防控模式，但总体而言，以隔离为最主要方式的行动成为抑制经济活动的关键原因。考虑到疫情演化过程中的经济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依赖性，我们以约占全球GDP比重75%的G20经济体作为分析对象，通过经GDP权重调整的新增确诊人数，以直观的感受疫情经济冲击的数量级（详见附图）：从1月中旬至2月中旬，新冠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国内地，新增确诊人数经历了初期急剧攀升，到有效隔离和其他相关政策大力介入后稳步下滑。由于以PPP计算的中国GDP接近全球20%，其他出现疫情的也为日、韩、美等重要经济体，故用GDP权重调整的经济影响乘数大约为平均意义上的5倍。从2月中旬到3月中旬，中国的疫情明显缓解，而海外的疫情开始恶化，部分亚、欧经济体新增确诊人数开始明显上升。但从经济影响来看，由于疫情新扩散区域的平均经济体量远小于中国，所以经济影响乘数呈现下降的趋势，甚至低于1。3月中旬以后，随着疫情在欧、美主要经济体的大面积爆发，不仅新增确诊人数迅速攀升，经济影响乘数也重新回到2以上，尤其是随着G2中另一个经济体美国成为全球累计确诊最多的国家，疫情的经济冲击还在非线性加剧。

　　集体战疫必然之选，政策协同力度有待提高。从过去2个多月的疫情演化可以明显看出，在空间上，全球并不存在疫情孤岛，在时间上，一旦没有及时干预不同经济体也只有感染时差之别。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相对体量增长了超过3倍），仅在中国出现疫情时对于全球经济的拖累与2003年的SARS就原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当前海外疫情的发展，也超出了特定区域孤立公共卫生危机的范畴，在不可避免的全球衰退面前，覆巢之下没有完卵。3月26日，在G20峰会上，主要经济体领导人对于集体战疫做出了积极承诺，其中关键的举措之一就是启动超过5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自2014年欧债危机度过尖峰以来，欧元区、美国、中国、日本（G4）历年的整体经济增速均高于其他经济体，是全球经济名副其实的主动轮，其消费、投资、政策走向在过去十年也是驱动全球经济周期的关键因素。从3月以来G4经济体的主要政策举措看（详见附表），美、日和欧洲主要国家的财政刺激力度均超过GDP的10%，而中国也在政治局会议之后，明确了财政发力的重要信号。除了财政刺激外，其他领域的政策协同也十分必要，比如，在货币政策方面，全球新一轮宽松大潮已至，今年以来，全球央行累计降息近70次，将部分缓冲总需求的下滑；在保障全球供应链方面，也需避免在生产相互依赖的重要环节中出现明显的“堵点”，确保关键物品和紧急物品（比如呼吸机）的供给不受阻碍。

　　风险共振隐忧犹存，警惕“实体-金融”恶性循环。2月以来，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国际金融市场一系列堪称“史诗级”的巨震频繁出现，引发高度恐慌。其中，美、欧、亚太等主要股指年内累计下挫一度接近或超过30%，引发了罕见的全球市场快速回调。尤其是3月以来，疫情影响加剧与地缘政治风险形成共振，恐慌指数（VIX）一度攀升至85以上，接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历史高位，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跌破0.8%，创下历史新低。在此期间，美元指数剧烈震荡，并在流动性风险的驱动下十天内从约94蹿升至103，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接连遭遇重挫，传统的避险资产黄金也曾出现单日超过3%的跌幅。应该警惕的是，随着新冠疫情继续演化，金融邻域伴生风险已经兑现，时空叠加可能造成多市场风险共振。比如，受到疫情蔓延和大宗商品暴跌的冲击，相关的高收益债市场出现利差急剧攀升的现象，由此开启的金融风险与实体疲弱自我强化，叠加非金融风险的持续期延展，将增加实体企业部门的违约风险，从而形成“实体-金融-实体”自我强化的危机传导闭环。因此，我们认为，一方面主要经济体政策制定者应通过有效的防控举措避免疫情二次爆发，为金融市场留出修复调整的机会，另一方面如何避免全球性金融风险仍是主要金融当局2020年的重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