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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中国货币政策是“保增长”还是“防通胀”?
在经济下行态势仍未有明显好转的情况下,中国央行无疑面临抉择。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是“保增长”还是“防通胀”?
文 | 沈建光
11月5日,央行下调MLF利率5个BP至3.25%,此前市场热议的降息落地,而9月降准的效果已经有所体现,近期货币政策宽松的态势相对明确。
但另一方面,近期猪肉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带动通胀超预期上行。9月CPI同比增速自2013年11月以来首次突破3%,10月CPI大概率继续攀升,受此影响,市场对于未来通胀风险加大的担忧迅速升温。
在经济下行态势仍未有明显好转的情况下,中国央行无疑面临抉择。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是“保增长”还是“防通胀”?
“最强猪周期”下的通胀抬升成色不足
数据来看,本轮猪肉价格的上涨幅度远超以往几轮周期。截至11月1日,22个省市猪肉平均价高达55.9元/公斤,10月同比增速超过126%,不论是价格还是同比增幅均远超以往高点。与此同时,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降至历史新低。截至9月,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分别只有1.9亿头和1913万头,同比降幅达到40%左右,且未出现明显的企稳态势。仅从生猪养殖周期的角度来考虑,笔者预计本轮猪价上涨或持续至明年年中。
在笔者看来,除内生行业周期以外,前期环保政策趋严导致存栏下降、影响供给恢复能力,非洲猪瘟疫情爆发、加速生猪存栏下降等因素造成的供给短缺,共同导致了本轮“最强猪周期”的出现。
历史上看,猪肉价格对于通胀意义重大,几乎每轮猪价上涨都会带动通胀上行。今年二季度以来,伴随猪肉价格涨幅不断扩大,猪肉对CPI同比增速的贡献率从3月的5%攀升至9月的55%。与此同时,猪价上行也一定程度推动了其替代品(牛、羊、禽肉和鸡蛋等)价格,进一步抬升通胀。
但与此前的不同之处在于,剔除食品项后,核心CPI和PPI却表现弱势,与CPI走势出现明显分化,在笔者看来,这意味着当前通胀抬升的成色不足、总需求依然较为疲软。
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仍是政策面的主要矛盾
数据来看,三季度凸显的经济下行压力目前仍未有好转迹象。例如,近期中美贸易“休战”并未减免前期已经加征的关税,尚难以改变其对中国短期出口下滑的冲击,9月出口较8月进一步下滑,以美元计价同比降3.2%、弱于预期,无论是以消费品为主的服装和高新技术产品,还是以中间品为主的纺织和机电产品,都呈现出跌幅扩大的趋势;9月中国对美出口则下降21.9%,为2月以来最大降幅,7月中美上海谈判后美国宣布新的关税措施,使得关税战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此外,但此前表现较好的对东盟和欧盟出口在9月均出现放缓。
三季度工业增加值、消费、投资、进口等分项数据则提示了当前中国内需的疲软表现,GDP当季同比已跌至6.0%,而最新的PMI及高频数据也表明四季度伊始的经济景气度依然不佳。10月最先公布的官方制造业PMI仅为49.3%,较上月下降0.5个百分点;其中生产和新订单指数明显回落,成为主要拖累。再结合近期高频数据,高炉开工率、商品房和土地成交、乘用车销售等指标均出现回落,意味着短期内外不利因素尚未出现明显好转、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减。
在笔者看来,经济尚且不稳的情况下,下行风险仍然是当前决策层关注的重点,货币政策决策的主要矛盾也并不是通胀。
宽松信号明确,降准之后终于降息
实际上,当前货币政策宽松的态势相对明确,9月降准的刺激下,近来企业中长期贷款持续回升,基建、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长较快,宽松政策效果已经有所体现;而近日央行下调MLF中标利率、降息落地,更是传递了明确的政策信号。
11月5日,1年期MLF利率下调5个BP至3.25%。如果说此前LPR小幅下调仅仅是广义上的市场化降息,本次MLF利率的下调则标志着央行降息的正式落地。早在LPR改革推出之际,笔者即认为“未来央行通过下调MLF利率引导贷款利率下行的降息方式是比较确定的”;而无论从稳增长还是降成本的角度考虑,降息均有其必要性,当前全球宽松周期的开启也为中国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多空间,因而此后一直在呼吁降息。
明年增速目标压力大,
稳增长政策仍需加大力度
央行本次降息操作不仅验证了笔者一直以来的判断,同时也是“当前猪肉价格引发的通胀走高尚不会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的最好证明,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仍是政策面的主要矛盾。在上述背景下,预计未来仍将延续结构性宽松以保持逆周期调控力度,不会出现由松转紧的变化。
当然,如果CPI持续高于政策目标、甚至出现失控苗头,有可能影响决策层的政策判断。近期人民银行孙国峰司长表示,“当前中国并不存在持续通胀或者是通缩的基础,但是也要防止通胀预期扩散,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此,在未来两个季度猪肉价格仍将上涨、通胀大概率抬升的情况下,通胀预期以及货币政策动向值得密切关注。
而货币政策以外,考虑到明年GDP增速须达到6.2%以上,才可以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保增长压力仍大,各方面政策仍需加力提效。例如,中美贸易谈判仍然是重中之重,积极谈判、力促协议的达成仍是当前对外政策的首选;财政政策方面,大规模减税降费以外,专项债提前发行等措施须加进落地,以推动基建投资、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此外,前期出台的相关消费政策也须尽快细化落实,尤其在促进农村消费、文旅消费、服务业消费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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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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