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普惠金融研究院专家：疫情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战略

　　《中国金融》|疫情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战略

　　作者|贝多广 曾恋云‘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9期

　　导读：疫情加快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这之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趋势要从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以及非银行金融服务供应商的功能来进行观察

　　疫情启示

　　当前，我国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回首整个历程，与“非典”时期明显不同的一点就是，数字经济为这场战疫的胜利作出了巨大且不可替代的贡献。在疫情最严重时期，基于便捷的电商平台和社交网络，社区、居民、本地商家自发组织了各种“云团购”，让突如其来的强隔离生活少了些慌乱、多了些从容。所有这些运作的背后都得到了数字支付系统的强力支撑。

　　今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发起了“诊断疫情对微弱经济体金融健康的影响与政策建议”课题，通过引入“金融健康”分析框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力图了解疫情中微弱经济体在收支管理、债务管理、应急管理、风险管理、资产管理以及未来规划和信心等方面的情况。

　　针对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家庭作坊、流动商贩等微小经营主体的调查结果显示，疫情确实带来了生存挑战，但纯线上经营模式表现出强韧的抗险能力，并更有可能从数字金融平台获取融资。与此同时，互联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服务商及时有效地服务于微小经营主体“短、小、急、频”的贷款需求。部分受访企业主表示更愿意通过互联网银行、网络小贷平台等渠道解决现阶段的资金困难，即使这些渠道的资金成本更高。因为申请银行贷款他们可能面临流程复杂、缺少抵押物、财务状况差、放款周期长等障碍，难以缓解疫情期间的“燃眉之急”。针对中低收入工薪阶层的调查结果显示，73%的家庭会面临入不敷出的情况，近六成受访工薪家庭的自有应急资金仅足以维持3个月以内的疫情前同等水平生活，可维持半年以上的仅占两成。从线上工具为应对疫情提供的帮助来看，线上购物、线上办公、线上教学分别为23%、22%、16%的受访工薪家庭提供了帮助。但在除数字支付之外金融服务方面，线上金融服务仅为4%的受访工薪家庭提供了帮助。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家庭越充分地使用各类数字金融服务，越有可能持有能够支持3个月以上家庭消费的流动资产。疫情中的调查数据实际反映出，除支付外的线上金融服务在中低收入工薪阶层中的渗透率还较低。

　　因此，我们面临的现状是，我国数字支付的普及度、便捷性以及与数字经济生活的融合度已经远远超过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疫情当中，线上线下商业活动均由数字支付无缝衔接，居民之间的风险分摊、政府与居民间的转移支付都可以通过数字支付轻松完成。然而，虽然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各类金融服务供应商为应对隔离生活场景迅速开发出所谓“无接触”的生活服务和金融服务产品，但仍然有大量微弱经济体对信贷、保险、理财等方面的潜在金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磨合尚需时日。

　　在“黑天鹅事件”的倒逼之下，我们看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巨大潜力，也看到了不同市场主体在应对挑战、拥抱机会过程中的期待与困惑。数字时代赋予我们的机会似乎唾手可得，但要将美好愿景落到实处，还需要回答与此相关的若干重大问题，包括：金融机构如何提高整体数字化服务水平？微弱经济体如何才能适应并拥抱数字普惠金融的时代机遇？从政府和监管者角度来看，如何有效建立数字普惠金融的生态体系？这些都值得我们在疫情之后进行认真的战略思考。

　　疫情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趋势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

　　一方面是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这场百年之最的疫情让中国银行业意识到完成数字化转型已刻不容缓，疫情也无情地暴露出不同银行在数字能力上的差距。早在1月26日疫情暴发初始阶段，银保监会即在对各银行保险机构的通知中要求“加强线上业务服务，提升服务便捷性和可得性”；2月14日，又进一步通知强调“提高线上金融服务效率”“优化丰富‘非接触式服务’渠道”。可以看出，“提高”和“优化”是当前银行数字化服务的重点，因为大大小小的银行似乎都已在形式上开发了数字应用，但真正从发展战略、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盈利模式、风控模式和运营模式等方方面面完成了数字化转型的银行还在少数。

　　中国普惠金融的主力军就是银行业，银行业的数字化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能力。当然，不同的银行面临不同的制约条件，因此需要探索形成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多种可循路径。国有大行如何发挥资金成本和综合实力优势，提升智能化运营的决策效率？股份制银行如何调整战略、重塑模式，追赶已经走在前面的同业？中小银行如何克服资金、人力、技术的多重障碍，找准本地市场、核心客群，实现跨界融合？更进一步地，天生数字基因的互联网银行如何长远地解决资金成本问题，发挥出长袖善舞的功能？针对这些不同银行的突出问题，已经出现了一些解决路径。例如，作为数字化转型需求最为迫切的中小银行类别之一，农商行（农信社）数量众多，是服务县域以下微弱经济体的重要力量，但普遍面临规模相对较小、难以独立形成技术优势的局面。一些省份的农信联社通过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搭建全云化中台，赋能系统内各农商行（农信社）店铺化“百行百面”运营，在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使差异化发展得以实现。相应地，城商行、村镇银行等独立性更强的中小银行如何突破技术限制，还需要银行、金融科技公司、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创新思路、推动合作来探索解决。这方面更多地反映了金融资源与科技资源的合作或融合的特征。

　　另一方面是充分发挥非银行金融服务供应商的功能。非银行金融服务供应商是除商业银行之外的所有金融服务机构，包括保险、资本市场、信托、小贷公司等地方金融机构以及各种网络金融服务平台。将非银行金融服务供应商纳入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中，有利于不同类型供应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竞争，优化服务，形成多元化的普惠金融服务生态体系。

　　对微弱经济体而言，低成本的银行资金固然可贵，来自非银行信贷服务供应商的便捷、微小、期限灵活的资金亦是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支持。包容的金融体系需要商业可持续地惠及最广泛的需求者，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优惠”而挤出市场中自然形成的供给和需求。

　　在此次战疫过程中，大量非银行金融服务供应商发挥数据优势、客户优势和决策优势，为微弱经济体，特别是仍然坚持在抗疫第一线的餐饮、超市和运输等行业的小微企业和外卖骑手等弱势人群，提供了应急贷款、保险等及时有效的服务，为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功不可没，同时也彰显出这些机构在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中的独特价值。

　　消除“数字鸿沟”，提升数字金融能力

　　“数字鸿沟”的存在意味着部分群体的需求处于数字金融服务供应商的“雷达”范围之外，这也会导致他们错失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机会。因为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金融部门都是经济资源配置的枢纽。随着经济活动、金融活动愈加数字化，“数字鸿沟”造成的将是资源配置渠道和效率的不公平。

　　当越来越多的数字应用变成了家庭生活、经营活动的必要环节，只要存在“数字鸿沟”，就会导致“数字剥夺”。虽然不排除主动排斥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情况，但在国内近年来大力“提速降费”的背景下，仍旧受到“数字鸿沟”影响的大多是真正的弱势群体。“数字剥夺”会导致他们的境遇进一步相对恶化，如媒体报道的延迟开学期间农村学生为上网课而面临的窘境。

　　因此，虽然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瞩目成就，我们还需进一步关注普及层面的问题，向消除“数字鸿沟”迈进。上述数字应用的可触达性都离不开三个基本条件——环境有信号、家庭/手机有宽带、设备要智能，分别对应网络通达率、互联网普及率以及智能设备普及率三个指标。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约69万个行政村光纤通达率、4G通达率都超过了98%。相较而言，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和智能设备普及率还存在一定差距。

　　旨在消除“数字鸿沟”的战略举措需要从大刀阔斧的基础设施建设，延伸到对微弱经济体数字意识的启发、数字行为的培养和数字权益的维护上，为所有愿意融入数字生活的微弱经济体创造机会。金融科技的发展既给弱势群体带来了提升福利水平的契机，也对他们的金融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明确国家战略重心，建立数字化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以“疫”为鉴，数字与非数字的管理机制、商业模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差别之大，映射出数字社会所蕴藏的巨大效率优势。隔离生活所激起的数字创新浪潮应成为完善以数字化为导向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加速器。一方面，要着力完善数据产业生态体系。所有的数字化、智能化机遇都离不开数据的积累和应用，而目前国内数据产业尚未发育完全，数据应用仍然存在割裂，数据产业生态体系亟待协调和完善。另一方面，要为数字生活和数字文化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持体系。从消费到社交，从教育到娱乐，与民生紧紧相连的数字生活和数字文化是数字经济、数字金融发展的根基。相关部门需要不断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优化监管技术，为数字生活和数字文化发展提供充分的技术支持和制度土壤。从这一意义上说，以5G、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基建也是数字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的基础条件。

　　从本质上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就意味着要建立和完善以数字科技为基础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疫情催化了信贷、理财、保险、信托等各种金融业务的全流程数字化探索。贷后管理、催收、保险调查、信托募集等从前更多由线下渠道完成的业务流程都“被逼”上线，或将成为更多数字化尝试的开端。

　　完善以数字科技为基础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意味着不囿于已有的机构体系和业务模式，而是从数字科技的成本效率优势出发，真正将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建立在数字生活场景中，建立在弱势群体的需求上，建立在商业可持续的前景下，回归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在这样的生态体系之中，银行和非银行是相互配合的，信贷与资本市场是可以证券化的，保险产品和其他金融产品是交叉销售的，传统业务将通过科技的加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变，我国的金融结构正在从服务高净值客户自然下沉，主动拥抱中小微弱等从前受到排斥的群体，以探寻新的业务增长点。因此，当前以及未来普惠金融工作的重心应该是为市场力量的探索与创新提供健全的金融基础设施，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建设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执行机制，为弱势群体提供能力建设项目。

　　疫情期间，监管部门对远程审核巡检、远程开户、电子签章等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给予了更高的认同，促进了业界诸多有益的尝试。展望未来，市场难免有波动，创新难免有成败。健全的金融基础设施是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搭建好“舞台”，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则是为风险控制和金融稳定做好缓冲准备。此外，还需时刻警醒普惠金融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为了实现包容性发展，发掘弱势群体的潜能，政府、监管部门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还需致力于弱势群体的发展能力和金融能力建设——赋予“打渔的本领”，形成“造血的功能”，真正让能力去改变世界。

　　如果说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发展点燃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星火，那么此次疫情则是燎原之风，给供应方带来了数字化转型的强烈紧迫感，给需求方带来了全方位、全流程数字服务的体验和启发，也为政府和监管部门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思路。“黑天鹅事件”不常有，但微弱经济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却时刻可能发生。疫情过后，我们期待通过更加完善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来促进弱势群体的金融健康和金融韧性的提升。从大概率的日常波动中练习和准备，方能从不可预测的小概率事件中强韧复原。

责任编辑：张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