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对话：建立开放和包容的金融市场

　　新浪财经讯 7月25日消息，由亚洲银行家主办的2019中国未来金融峰会在北京举行。比利时前首相Guy Verhofstadt、平安集团首席创新执行官、平安全球领航基金董事长Jonathan Larsen、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亚洲银行家主席以理等几位嘉宾出席了“领导力对话：建立开放和包容的金融市场”环节，并就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以下为对话实录：

　　以理：感谢首相阁下为我们分享这样的全局观念，您说到自贸协定、银行联盟、货币市场改革，我们可以把您刚才讲到的宏观层面要点融入到讨论之中，我们希望尽可能完整的进行探讨。

　　下面有请平安集团的首席创新执行官Jonathan  Larsen，与我们分享平安集团是怎么做的，他们是如何在当前环境下探索机遇的，尤其是金融服务行业中，资本、科技领域有哪些机遇。

　　Jonathan  Larsen：非常感谢以理主席，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现场与大家分享。

　　首先，金融科技现在是真实发生的趋势，它也引来了大量资金，有两个要点：

　　第一点：创投的投资规模不断增加，六七年前，从30亿美元到去年的接近430亿美元，今年我们非常期待它如何继续发展。

　　第二点：战略资本不断的涌入金融科技公司，比如去年达到了1800亿美金，几乎相当于两个高盛的规模，如果按照10年的复合增长率来说，它会给整个格局带来巨大冲击。

　　追溯到2013年来看，我们已经能感受到金融科技成为全球级的现象，一方面是美国，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崛起势头不容小觑，但是同时欧洲的正在崛起。

　　可能我的观点和前首相的观点稍微不同，没有那么悲观，尤其是去年，最顶尖的三大金融科技公司都是位于中国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平台陆金所，在金融科技方面，我们追溯了全球范围内7500多家金融科技公司，有很多公司也许活不下来，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公司已经突破了10亿美金，甚至百亿美金的门槛，尤其现在在超过百亿的中已经有5个公司成为巨头。

　　我在这里列出了一些关键的要点，金融科技公司几乎可以覆盖到每一个金融服务领域，从理论上来说，在务实、具体落地层面我们可能还没有完整达到这个愿景，但是它是有可能实现的。

　　我们处在金融科技的早期，更多在1.0的时期，更多的是直接面向客户的模式，比如有很多全球公司都是围绕终端公司的，比如直接贷款机构、直接支付公司（比如支付宝），这些都是走在前列的公司。

　　在过去5-6年中，金融科技2.0公司的崛起，这些是赋能的技术，这些公司不是要与传统的银行、资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直接竞争，而是帮助这些传统机构重新变革，改善它们的服务，这样的公司例子有很多。

　　比如说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的主流趋势，金融科技2.0是非常值钱的一个价值主张，如果你想扩大客户价值，你需要支付大量成本，金融科技2.0更多聚焦于现有的金融机构，而对于有一些金融科技的技术手段，我按照就绪成都进行了一个排序，包括云技术、生物识别技术，尤其是在云技术方面，主要是平台的应用，我们主要是通过助力传统银行和机构的障碍，来更好的提供服务。

　　生物标记主要是我们用指纹、人脸识别更好的支持手机的应用，如果你给银行打电话，现在通过你的语音识别来实现个人身份认定。

　　除此之外，大家也非常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公司尤其聚焦人工智能，我们有超过1000名内部人工智能数据工程师，我们关注的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比如说我们已经可以用语音机器人实现8-10分钟的自然语言交流，而且顾客完全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和机器人对话，但是我们距离通用型的人工智能和通用对话机器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物联网，随着5G的发展，我们不需要强调物联网的重要性了，万物互联让我们能够实现任何工艺数字孪生的生成，将会转变医疗领域、工业生产、汽车驾驶方式等。

　　还有数字代币的趋势，一方面是区块链，另一方面是你可以在加密框架下表达你的合约，以安全数字化的形式实现贸易的便利化，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生成更好的流动性。

　　这些都是非常强大的新创意和想法，也开始在很多领域不断完善，在欧洲用好这些工具可能会解决很多国家边界问题，也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那么金融科技是不是好事呢？在一些方面来说是很有优势的，金融科技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普惠金融，这是过去我们没有看到的，尤其是现在在中国，目前大家都不携带现金的形式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非常愿意使用第三方支付应用，中国的智能手机渗透率和中国智能支付的渗透率基本上一致，80%的中国人口都在使用移动支付应用。

　　美国目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从百分比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线上的管理平台，比如平安推出了陆金所，这是一个领先的线上理财平台，在中国的渗透率达到51%。

　　还有对消费级金融科技的应用，目前美国稍微领先于中国，但是两国在这个领域都实现了快速增长。

　　提供金融科技成本的效率，新兴市场的数据，线上和线下服务之间的对比，目前80%的成本完全可以是金融科技带来，具有很好的经济性，在中国过去5年当中，实现平均8%的经济增长，从总体消费角度来说，年复合增长率是9%，所以线上支付等技术在不断的推动中国实现消费年复合快速增长。

　　所有的数据本身并不一定具有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对我们来说，金融科技的确在给实体经济赋能，中国是一个占据美国经济70%比例的经济体，在移动支付、电商交易方面远远领先于美国，在资产管理、理财的角度来说，目前正在不断追赶美国的脚步，同时在P2P的方面，也领先于美国。

　　我们在这里能够找到很多细节的信息，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能够做到这些，如果我们要高屋建瓴的讲，跨越式的效应是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趋势。

　　目前如果突然朝着线上支付转型，往往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中国在过去对新科技的接受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当今有很多重要的驱动因素，很多来自于现有的金融行业，还有很多技术行业的巨头在不断的进入中国行业中，还有金融科技的初创公司。

　　目前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到底这些巨头企业到底是要成为保险公司，还是银行金融机构，它们开始越来越多敢于承担金融行业当中存在的风险，目前全世界的银行都在尝试资本回报，在这方面面临很多的挑战，现在未能对数字化带来的颠覆适应的银行正处在橙色的线，未来的前景令人感到悲观。

　　平安从非常传统的金融机构，1988年成立开始到2017年左右，开始朝着数字化转型，拥抱云、接受新技术、对核心业务进行数字化变革，由此能够建立起很多新业务，比如陆金所在去年实现了390多亿估值，刚刚完成了自己的C轮融资，平安医生也实现了2.5亿用户，向中国用户提供医疗方面的金融服务。

　　所以，越来越多的数据将会帮助我们创造新价值，对我们来说这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差异化因素，使我们的公司能够建立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和实现我们的比较优势。

　　第一，我们拥有5亿互联网用户。

　　第二，我们拥有独有的数据，我们的独有数据本身都是极聚价值的数据。

　　第三，我们有32家不同业务线覆盖金融服务各个领域，包括健康、电商，这些业务很大程度上都创造了把技术和AI应用在各个领域的情景。

　　从技术角度来说，刚才我提到了我们有3万多个研发方面人员，有3000多名工程师，就像很多中国企业一样，我们能够创造本身吸引科技人才的声誉，我们认为目前技术带来的机会非常真实。

　　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要求我们去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够解决世界上的问题，不能各自为战，对现有的金融机构来说如何更好的拥抱金融科技2.0、接受大数据带来的新技术呢？这些都将会成为至关重要的成败因素。

　　我们也看到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整合各自的生态系统，在中国是这样，在其它国家也是如此，亚马逊、苹果、谷歌这些巨头现在都在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集群，政府的监管未来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金融科技发展的各个领域，以往存在监管的空白，现在政府不断的介入这些领域的监管，大的科技巨头现在也在采取行动，以往谷歌可能想要成为支付解决措施的提供者，现在阿里巴巴还有其它的公司，与其说它们是Fintech，不如说它们是Techfin，也就是基于技术的金融公司。

　　这就是我最后想和大家做的分享，谢谢！

　　以理：非常感谢Jonathan  Larsen刚才给我们做的介绍，从金融机构和金融行业的角度分享了很多真知灼见。

　　接下来我想要邀请的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我们真的非常荣幸能够在今天的会议当中邀请到您讲话。

　　在此之前，我想问一下比利时的前首相Guy先生，刚才在您的讨论当中提到了在欧盟内部建立金融透明度、包容性，现在有超国家的组织，这些组织并不是欧盟，而是由技术驱动的，它们不是建立在国家和民族基础上的，有这样的超国家的组织对于欧盟来说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对欧元区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您在这个问题上的视角是什么样的？

　　在中国，我们知道百度是谷歌的竞争对手，还有很多中国的科技巨头，从这个角度来说，您是怎么看的？

　　同时，我也想让张教授谈谈，大家知道香港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金融试验田，香港的当局把这些执照给了很多金融科技企业，让它们进入到传统金融行业当中，比如把传统的影子银行进行了很好的透明化。

　　Guy  Verhofstadt：就您刚才所说的最后一点来说，很多企业的边界正在消失，正向刚才我们都讲到了很多大公司，即使在非洲，银行能发挥的角色是非常有限的，现在人们在支付时也在使用移动支付，他们会发现往往是一些电信公司、移动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所以在非洲也有巨大的机会。

　　因此，我们将会看到有越来越多跨界的形式，比如Facebook在推出自己的代币，这也是一个大公司逐渐灭掉自己边界的做法，越来越多企业家会进入到金融行业、银行业，这对监管当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究竟如何对这些新的参与者监管呢？尤其是从货币监管当局的角度来说，比如欧洲央行和其它的央行，怎么对数字代币的兴起进行监管？有的时候可能有些央行对数字代币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有些央行对它持有同情的态度，究竟在未来如何对这些代币进行管理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区块链、加密货币等，一步一步不断演进的技术未来如何监管？从政府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说，目前他们具有巨大政治上的规模，比如欧盟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政治组织，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开展欧盟内部的金融服务创新时，如果对他们进行监管，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比如我刚才做介绍的时候提到，金融科技在欧盟资本市场，仍然存在碎片化的问题，在28个成员国市场当中，具体监管活动如何开展，是否有统一协同效应，还是将会存在碎片化的情况？

　　比如说通用数字安全标准，也就是欧盟推出的一项关于社交媒体数据的监管政策GDPR，目前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新标准，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待数据的态度，因为在欧盟内部我们正在尝试通过把监管降到最低，促进市场。

　　以理：张先生您来谈谈您的观点。

　　张军：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由技术推动的变化，不光影响到中国人每天的生活，同时也进入到了金融服务行业，毫无疑问银行需要一定程度上提供支持。

　　很多人都觉得对中国国有银行来说面临巨大挑战，它们受到政府严密的监管，无法太积极参与到新技术发展当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平安集团代表了中国金融企业是如何拥抱技术转变其业务的。

　　我上个月去过了平安，我与马总进行了会面，让我非常着迷的一点是过去几年中，平安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成本，来实现转型，平安同时斥重资购入新的资源，我记得当时马总和我说有超过2亿美金的数据节点是公共卫生领域的，这里面包括了文献的搜索、患者的信息，这里有大量的机遇。

　　所以，我们不应该错失这种医学领域丰富的数据资源，这样的企业，这样的做法，让中国位居数字变革的前列。

　　另外金融科技在中国这10年中一直繁荣发展，世界上任何一个我们可能都没有像中国这样能够快速的采取行动的，比如蚂蚁金服，发展速度确实惊人，他们不断的探索和发掘中国市场巨大的机遇，并且也为中国小企业提供服务，为最终的消费者提供服务。我也在思考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第一，中国有庞大的市场。

　　第二，我们有一些遗留的基础设施，包括在电信领域基础设施的覆盖。

　　第三，我们在监管框架下，往往监管部门响应的比较慢，因为很多时候不是很了解技术真正发展的方向如何。

　　在这样的综合环境之下，金融科技的发展非常迅速，我现在还记得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刚刚通过了一个对于个人身份电子签名法律的监管，发现这个政策出台恰逢其时，因为正好金融机构也在不断的尝试电子签名机制，很多时候监管部门在努力的与科技发展赛跑，但是很多时候难以追赶上，一般来说尤其在立法方面，监管要落后于技术5-6年时间。

　　我们针对电子签名的监管框架来说，发展的比较及时，而且现在很多技术层面、监管层面的研究也让我们的工作，能够以这样的复杂程度进行推进。

　　在当前金融科技公司也在积极进行探索，而且它们也在不断试图游说和更好的推动监管框架变化。

　　以理：想有请您再换一个角度来谈谈，在这里Jonathan  Larsen更适合回答，P2P在中国刚开始的时候，有4000多家P2P公司，而且也没有办法进行监管，在中国的监管发展来说，地方（尤其是省份）是支持企业发展的，而金融的监管主要是在国家层面制定的，但是在地方省级实施时，几乎很难从国家层面执行。

　　所以，在P2P涌现的时候，对于网络P2P监管框架出台，具体落地的时候，几乎没有办法去实现。监管机构当时尝试在省级进行落地，但是发现上千个企业是违法经营的，最后也退出了市场。

　　从中国外部来看，可能会觉得这完全是大西部的发展路径，有上千个P2P非法机构曾经在市场上活跃运营，但是市场的发展就是这样的，不断有新的主体涌现，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会有监管机构的参与，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监管。

　　从国际层面来说，从监管发展的角度，我们会发现美国从规则为基础的路径落发展，英国更多是原则为基础的监管路径，欧洲更多是监管追赶发展，更多的时候是通过追赶和事后发现问题进行监管。

　　想问一下Jonathan  Larsen，从平安来说，感官的作用是在什么时候体现出来的，影子银行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

　　Jonathan  Larsen：从平安来说，我们最擅长做的是把现有的经营活动进行数字化，比如说借助技术解决真正的商业问题和客户问题是我们的核心理念，然后再在银行、资产管理的业务中更好的帮助客户，这是我们的发展方式。

　　我们最聚焦的就是这项工作，我们也发现我们有机会打造全新的业务，而且这个业务如果在传统机构中，是没有办法扩大规模的，所以我们要建立新的业务部门，因为你需要创新型的企业的领导，你需要不同的人才，然后你需要以股权的形式去激励我们的工程师等等，我们也比较成功的去常规的能够获取第三方的资金来让我们去建立基准，因为我们平安这么庞大市值的公司，你要去建立一个小企业，如果是一个百亿级的小企业，可能在评级的机构眼中，是完全可以去忽视的一个小机构。

　　但是，在我们融资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和第三方合作的过程中在应对这个挑战，而且我们也有一些领域使我们超前于监管之中，比如说好医生我们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提供好的全科医生的服务，能够覆盖到上亿的课程，用移动的设备为他们提供低成本的医疗服务。

　　但是，在这个方面，可能现在的监管还没有完全覆盖到这个领域，这个不是要批评监管机构，或者是批评任何一个在这个领域探索的企业，这就是事实。

　　比如说Uber刚刚出现的时候，大家完全没有想过这种虚拟的平台，可以给大家提供新的出行的方案，所以这里不是要批评任何人。我们在P2P的领域来说，如果让大家去和中国的政府或者监管机构，或者是在行业内的人去交流的话，就会发现，大家的反应都是一定程度上来就是行业其实是在超前于监管的理念在走的。

　　然后监管的角度来说，其实是有意识的在一个严格监管的，有限制性的金融行业留出足够的空间，让科技公司能够有空间发展，但是这样的理念自然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成本，从整个P2P的发展进程来说，也反应出了这一个理念。

　　这里不是非黑既白的一个判断，有很多人自己的继续都投到了P2P里面，所以说不是一个简单关停就能解决问题的一个领域。在这个过程需要逐步的校准、逐步的实现再平衡，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回应的问题就是两个方面都有。

　　Guy  Verhofstadt：监管其实对于新事物总是采取一个反应的步调，不太可能说，对于新事物让监管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去立法，不会对于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事物去进行监管的，所以监管是一个相应型的机制。

　　但是，我们要考虑的，是不是过渡监管、监管碎片化的情况，对于欧洲来说，我们在绝大多数的金融活动上面都要面临28个监管主体。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新的数字化的世界中，这里大的主体都在要求有监管，我现在还记得两年前Facebook就在说，我们不需要监管，我们自己行动，我们形成自监管。我们在过去也听到了来自于银行的声音。

　　后来就出现了金融危机了，现在我们涌现新的趋势就是Facebook主动向美国、欧洲的监管机构，提出监管的需求。然后就提出了说我们自我可以进行管理，我们不是说希望获得全方位的督察。

　　但是，我们希望在印度的工作中，我们会需要最低限度的监管作为保障。一方面是针对现有的这些服务，现有的商业活动来去进行发展，然后在发展初期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阶段希望能够拒绝监管的。

　　但是，正如第三阶段，这些行为主题就会自己有需求，希望能够有最低限度的监管，希望能够避免过渡监管，或者是监管碎片化的情况。

　　以理：不好意思，想追问一个问题，中国如果要是有了自己的通用数据保护的方案（GDPR），会不会中国的技术发展会放缓呢？可能好医生就不会出现了，您觉得呢？

　　张军：确实是，监管如果政策没出台的时候，可能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会更容易一些，但是监管部门现在也越来越聪明，希望能够制定出一个监管的框架，来发挥作用，能够让整个的进程稍微慢下来一些。

　　而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然后区域之间也有差异，可能上海的情况即便是在有监管框架的基础之上，也会跟其它的地区非常不同。

　　在不同的区域中，去推动地区的金融科技的发展、技术发展等等，都需要应对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监管框架可能还不够透明。在这里可能重点需要关注的就是监管的透明性了，比如说上海的监管部门你就会发现太过智能化了。

　　很多初创的企业就希望能够离开上海，因为他们在上海可能很多的工作没有办法开展，因为整个上海监管框架覆盖的范围很广，也非常的透明。他们就发现没有办法去实现折中，这个角度深圳和上海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于泽：刚才讲到了很多的合作可能，当我们大家想到平安集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平安集团是一个金融企业。

　　但是，当我们想到腾讯、阿里、包括Facebook的时候，这些都是科技企业。恰恰是这些科技企业，他们今天正在打造一个科技的数字化帝国。他们已经成为了平安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

　　刚刚您讲到了，世界未来应该是更多的合作，在平安的未来的金融世界里面，现在有这么多的科技企业他们挤进来了，他们想吃金融世界这一块肥硕的蛋糕。应该说他们没敲门他们就已经到家里面来了。

　　您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会不会焦虑，您会不会觉得同城的腾讯会是您最大的竞争对手，您会选择和腾讯合作吗？

　　Jonathan  Larsen：我们的确使用微信，微信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我们有各种获客的手段，同时我们从AI的角度来说，也从社交媒体上不断地去推动我们同用户互动的机会，同时我们也做用户的运营，我们都是使用腾讯的平台。

　　同时，我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用卡业务的参与者，所以我们看到在支宝上面，有很多人是用支付宝来还信用卡，所以也同信用卡相关的这个机会，我们跟支付宝进行合作。我们同阿里、腾讯这些巨头的确是有很多的合作，目前在充分的分享彼此的优势去协同。

　　因为，大家都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另外一点就是每一家公司都会找到自己的优势，从我的视角来说，阿里和腾讯如果你是做电商的话，为什么阿里最早要做支付呢？一个创始人说，最早在2004年的时候银联不想去做这种移动支付。

　　但是，我们在做电商的时候需要有这种方法，让人们能够更好的进行支付，所以当时不得不推出支付宝，最后支付宝成为了中国领先的移动支付手段，其实这是非常自然的。

　　当你做电商的时候，当人们在线上购物的时候，不能用现金、用信用卡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把这些变得更简单，我们可以充分发掘这些数据当中的价值。

　　所以，现在这些公司自己在开展业务的时候，有这种非常自然的跨界基因，对于平安来说，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以前有很多的寿险业务、银行金融业务、资产管理业务、为客户服务的业务，对于我们来说，要尽可能的满足每个客户金融服务方方面面的需求，这是我们最早的范式。

　　在最早把核心业务基于科技之前就相信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了，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建立汽车之家这种出售汽车的平台，也做了很多战略收购。

　　比如说在一些公司的估值20亿美元时，我们会对这家公司进行收购，包括我们在澳大利亚进行了这样的战略收购。

　　从金融保险的角度，在中国我们也是最大的车险方面的提供者，我们每天会通过线上平台出售35万张信用卡，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平台往往能够占据到信用卡出售非常大的比例。

　　第三，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把业务基于数据，客户可能会花三周时间了解有哪些买车方面的选择，他们可能会去做大量对比，看很多评测，他们做这些考虑的时候，留下的数据足迹对我们有很大的价值。

　　当然这些公司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但是我们欢迎这样的竞争，因为这个对市场、消费者、国家来说是有好处的，我相信每个公司都会逐渐的找到自己业务方面天然的联系，如果他们做的好，能够在竞争当中活的很好。

　　于泽：谢谢您的这个点，刚才讲到了很多数据，您是经济学家，世界经济学精英层都在讨论，有一些说法是今天再见金融资本主义，欢迎数据资本主义的到来，听觉得数据资本主义真的来了吗？

　　张军：经济学在过去三四十年时间，发展是数据驱动，过去10年数据驱动的研究和其它领域基于数据发展商业模式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三四十年前，当计量经济学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发现经济学家如果没有计量经济学的工具、概率论的工具，基本上没有办法做很好的研究，所以没有办法发表很好的文章。

　　这个趋势在现在已经走出了经济学领域，现在你去哪里大家都说我需要数据，刚才平安的Jonathan  Larsen说现在需要用数据创造价值，经济学的研究也需要用数据做很好的研究。

　　如果说这是一个帝国主义的现象，是数据在统领所有的商业世界，一旦数据主导了所有的商业模式，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前两年马云谈到的问题，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到底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因为所有的市场经济都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一旦有了数据驱动以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会大大减缓。

　　比如说我们讨论银行贷款，我不知道我的申请贷款客户的信息，所以银行就不能随行就市来定价，对我的信贷不能定价，只能采取配给制，你申请贷款的时候，我让你抵押，寻找你所有的资料证明你是一个可靠的人，有了大数据以后这个问题变得不重要了。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会发生很大变化，所以马云谈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计划的办法来干，因为过去苏联在50年代就是发展大型计算机，就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大数据技术，我们可能需要换一种方式来治理经济，所以提到计划经济是不是现在变得可行了。

　　我觉得金融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无法怎么样，最大的问题是一旦数据主导我们这个世界，过去面临的商业模式根本问题是信息不对称问题，我们挣钱就是挣这个信息不对称，所有市场中介机构的发展都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现在有了数据，这个信息不对称问题就很简单了，生产商和消费者中间不需要那么多中介，所以市场经济就萎缩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数据到底改变这个世界的什么东西，原有的市场经济会不会被颠覆掉？这是一个挑战。

　　于泽：今天首相阁下说我们进入了帝国崛起时代，Jonathan  Larsen讲我们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自己下一步要进入什么时代。

　　Guy  Verhofstadt：我也不太确定，数据是否会取代市场不可见的手，是否会取代定价机制和市场经济，是否会被市场经济取代，这个我不太认同，但是我想数据可以成为我们在定价机制形成以及市场经济调节方面的重要工具，未来市场是否真正成为数据支持的市场呢？也许并不是这样的。

　　我本人相信的是自由主义，我是一个政治家，所以可能我的身份限制了我的思路，数据在未来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不光是在政治上，同时在竞争规则的制定方面，也非常重要。

　　现在美国市场竞争主管部门和欧盟的市场竞争主管部门充分意识到竞争规则已经不能发生作用了，尤其是在今天的数据驱动经济当中，已经非常捉襟见肘，以往使用这些政策规则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出现市场垄断，比如说这两家大公司不能合并，因为一旦合并会占据太高的市场份额，将会实现垄断。

　　现在我们看到公司之间的重组、并购是基于数据的，比如Facebook要去收购Whatsapp（国外微信），从这个角度来说，监管部门并没有在这个项目上禁止Facebook完成这项收购，因为从收购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发现一家公司能够掌握太多数据了，数据的聚集度太高了，在未来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市场竞争主管当局会越来越认真的看待数据，比如说这笔交易或者是这两家公司的合并，如果会导致数据太高的重合度，将会成为一个问题。

　　所以，这将会彻底改变政府竞争主管当局制定政策的思路，在政治层面上我们需要做很多重大决定，处理好这些问题，但是我不觉得市场的价格制定机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原则会被破坏。

　　的确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大企业，像Facebook和其它巨头，他们都在不断地去打击他们的竞争对手，应该他们有非常高的数据的集中度。他们从竞争方面占据了很大的优势，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来说，的确是非常基本的情况。

　　现在主要的数据都在3-4个大平台上面，怎么开展市场竞争呢？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模式非常的清晰，我们每天都产生数据。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夜以继日的产生数据，这些大的平台都在从数据当中获利，这是主要的一个数据商业模式。

　　在中国目前，我们也知道中国也在建立自己的模型，这些大的平台公司估值跟美国科技巨头已经相差无几了，我最大的担忧就是在欧洲存在一个巨大的空白，因为目前我们创造的这些数据，但是自己不使用这些数据，而把这些数据交给了美国人，美国人从中牟利。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在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之间，究竟是选择何去何从，是否能够找到第三种模式。比如说区块链是这个模型的基础，是否能够找到这种机会呢？

　　是否这种模式可以跟美国模式相竞争，因为美国模式是一个高度集中数据的模式，也就是你使用服务，享受便利，同时他们从你的数据当中去获利。

　　以理：实际上每个人都说数据就是黄金，其实我觉得数据是蔬菜也说不定。因为，如果数据太多就没有额外的价值了，太少肯定是不够。如果它要是太陈旧的话，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如果要是还过早的话，可能还没有办法用来烹饪，必须得刚刚好才可以。

　　很多的公司他现在成立的基础都是数据，都说自己是数据公司，因为有无限的数据流，所以我们是高估值的公司。但是，你的数据得足够做菜才可以。

　　Guy  Verhofstadt：数据越多越好吗？不是这样，数据跟蔬菜不能直接对比，因为蔬菜吃多了是有可能生病的，这个比方打的比较好，但是可能不能完全于数据做对等。

　　于泽：首相阁下刚才讲到，我们建立的金融帝国，您是拿数据去创造企业的利润了，政治家讲，我是拿数据建立包容性的金融社会。

　　我想请今天的各位嘉宾，用最后一个总结发言的机会，告诉我们在座的观众，在2020年我们再次见面之前，您觉得2020年世界最大的一个颠覆性变革的事件会是什么？

　　张军：我觉得其实每天发生的事情都是颠覆性的，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发生了太多事情了。

　　Jonathan  Larsen：我分享的两张表，就是说银行的股权趋势很重要，一方面是传统行业理解要改变，而且顿悟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到明年传统行业会有非常大幅度的加速步调，它们将会拥抱技术，重新转变自己的传统架构。

　　Guy  Verhofstadt：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区块链会持续的成为重要的颠覆因素，还有是量子运算，这里面会涉及到隐私情况，因为量子运算马上就能够发现你的密码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考虑量子计算对于我们的隐私保护意味着什么。在政界来说，脱欧会是最大的颠覆因素。

　　于泽：好的，我们希望英国首相不要是颠覆因素。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接下来是茶歇时间。

责任编辑：赵子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