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讲坛徐晓光：从警察到探险作家 50后的花样人生

探险作家徐晓光

　　新浪财经讯 “CC讲坛”第27期于2018年10月24日在北京东方梅地亚中心M剧场举行，探险作家徐晓光出席并演讲。

　　40年探险在路上，50后的花样人生，从警察到探险作家，他与死神相伴在路上。

　　以下为演讲实录：

　　徐晓光：我是徐晓光，1955年12月出生，由于历史的原因，我的学历就停在小学四年。我15岁那年参军，1976年复员，复员以后回到铁路警察机关，做一名刑警，后来做一名警察教官，再后来我就走入荒野了，成了一个职业的探险作家。

　　2016年，结束了南水北调西线独立考察以后，回到神农架，正好碰上了中美合拍电影，一部3D电影《大脚印》，与中方制片人刘舜祥先生相遇。他听说我是神农架科考队的队员以后还挺高兴，邀请我去参加《大脚印》的拍摄，我在他的电影里边，做了他的副导演。这个片子是美国人写的，是一个反映神农架野人的故事，当然我也客串了一下警察，这个警察算是我的本色出演。

　　我出生在五十年代，和大多数五十年代的人差不多，都是受英雄主义的熏陶非常强烈。都是看着《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长大的，整个基因里面充满着英雄主义的荷尔蒙，整天在琢磨着要干大事，要当英雄。那个时候，其实真正地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探险精神和英雄主义的先行者，我有幸见证和结识了这么一大批人，而且这种精神和情节，一直影响我到现在。

　　我是1976年开始，进入铁路警察机关，先当一名刑警，就是大家讲的便衣。在那个时代，我们的工资都很低几十块钱，一块上海手表是120块钱，一块半钢手表是80块钱一块。当时是绿皮火车，非常慢、也非常热，到了晚上窗户都开着，在小站上一停，大家都趴在那睡觉。这个时候就延伸出来，一个什么犯罪呢，就是抢表。睡到外边的人，就容易把手表露在外面，这犯罪分子就发现了这么一个目标，忽然接近，顺手跳起来就抢走，旅客不敢下车，当时火车站都是灯光幽幽的，小站两侧都不是稻田就是荒山野岭，没人敢下车，所以这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上车、跟车打现形，打击抢表。有一次火车到了一个小站，车刚刚停稳，我们是要下车的，我就蹲在车下一看，一个黑影就从火车的另一侧过来了，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嫌疑人。他非常速度很快，目标非常准确，他钻过来以后，一下子就发现了，一个正在睡觉的旅客胳膊上的手表，咵的一声强下表，跳起来就跑。剩下的就是我和他追了，十几公里就这么跑过去了，那真是一场铁轨的马拉松。那小子跑不动了，就跳到一个水塘里边，他不上来，他用武汉话跟我说：“你这是为什么事呢？就80块钱，你是要我的命呀？”他真是不知道，一个小年轻警察的那种情结，那种英雄情怀，我不拿下你，绝对不行的。

　　过去的小偷和现在不太一样，我遇到过些职业扒手，都是跟着师傅练过的，非常高的水平，非常出神入化的手，不像现在的小偷拿镊子、拿刀片，这种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小偷都瞧不起他们。这些职业扒手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是失手把他抓了，他手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人赃并获的话，他会讥笑你，讥笑你的职业，他会问你一声：“新来的吧？”他对你是一种职业的鄙视。我有一次就跟上了一个职业扒手，从湖北的襄阳我们都上车了，我们上车之前彼此对视了一下，大家心里都清楚，贼知道我是便衣，我知道你是贼。上车以后他就在车厢里，不停地游走，不停地做假动作，这些假动作做得非常的标准，让你觉得他已经得手了，我也没上当，我们就那么一直在车厢里待着，从头到尾跟踪。一直到了郑州，天亮了、下车了，这小子出站的时候，在站台的出口，给我远远地敬了个礼。一个贼给警察敬礼很滑稽，实际上是他对你的职业的一种认同，他对你的职业的一种尊敬。这个时候你是否会感到一种自豪感呢？

　　从抓贼一直到写作，当时我在体制中，当刑警便衣干了十多年，跟那些犯罪分子摸爬滚打，也满足了自己的一些英雄情怀。但是我刚才讲的，我不都是过五关，其实也有走麦城的时候。我家里被他们打过黑枪，子弹打过来，儿子还在屋里，坐在西瓜上，噹，一枪就打进来了。也被人家袭击过，下夜班的时候，一整块的砖头飞过来，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一个职业警察，不可避免的事情，也不值得炫耀，后来我把自己经历的这些故事，写了个电视剧本，那是八十年代的末期。最后搬上屏幕了，名叫《铁道刑警》， 1992年在中央台播出的，一、二、三台播出，到现在为止，那个电视剧也是中国第一部，反映铁路警察的电视剧。

　　从抓贼到写作，我一直努力在尝试，在我自己的认知中的一个个的领域。我也从事了很多极限运动，从空中的滑翔伞到拳击，一直到大河漂流。

　　去年的4月，在赤水举行了一次，中国的老、中、青，三代漂流人的活动。那次真是翻船了，在一个险滩，3加1的滩，一个将近有3米到4米大浪迎面而来。翻船以后，我就从里边游了出来，游了几公里，这次确实是比较一次危险的。我第一次危险是我在空中的时候，从400米空中掉下来了，摔断了脊骨，我的脊椎骨现在还打着钢板。这一次在赤水河的时候，毕竟来讲我已经过60岁了，但是翻船了，它不管你是60还是16，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对自己来讲已经习以为常。

　　我在80年代初，听说是神农架成立野人考察队，当时我就给他们写了封信，写给当地的公安局，我就请公安局的同志，帮我转交给这个考察队。我觉得我自己的知识是足够了，搞刑事侦查的，后来做痕迹物证，搞步伐追踪，我觉得我参加是最合适的。但是那个信寄出去，我那个朋友拿着信也找不到考察队的人。考察队成立以后就进山了，后来我觉得自己干吧，就开始自己在山里寻找了。一直到90年代中期，终于和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物专业考察委员会的王方辰先生相遇了。王方辰先生也是迄今为止，仍然带领科考队，在神农架行动的领头人。这个时候我们才走到一起来，从一个人单枪匹马的，进到一个科学考察的领域，认识了一批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从关注社会、关注人、变成了对自然的关注，也重新认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对自己从世界观到人生观，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对于人生方向的选择，其实不同的道路都是通向不同的人生。我经常拿铁路术语打比方：我们铁路上有很多道岔，每一个道岔搬过来、搬过去，都是不同的人生，也许搬过去是另外一种人生。到了我这个年纪，对我来说，应该是对失去和拥有，都付之一笑的年纪，我不太遗憾选择这样的生活，或许我是觉得要是归类的话，我的生活是一种一直向前的，一直在探索吧。

　　我从2002年开始，参加南水北调西线的独立考察。在青藏高原带队的是独立科学家杨勇，独立考察项目，它可以弥补官方的项目。独立考察，不用政府的资金，我们是独立的项目，自己的资金，这样更接近于真相，更接近一些真实的目标。

　　有一件事情我记得是非常清楚。 2006年，我们开始去漂流当曲，当曲是长江三源之一，但当曲河的资料一直比较缺少，所以我们要全程把它漂下来。当时我们在路过直门达，就是尧茂书去世的地方，有个纪念碑，我们每次去都要给他祭奠一下。这个时候正好旁边有个修桥的工地，来了一帮年轻人，就问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我就回答他是谁谁谁，是干什么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来了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叫沃伦肯，他拿到了中国长江的首漂权，要在中国首漂长江，当时四川有一个叫，尧茂书的一个年轻人，他决定要抢漂，要和美国人抢漂长江，他当时是在长江源头下水以后，在通天河的直门达附近牺牲了。其中有一个小伙子说：“多少钱？”我说：“没有钱。”他说：“没有钱，没有钱你漂什么吗？”这种话我听得就非常多了，没有钱为什么去干那个事，没有钱去做什么独立考察。当一个民族真正失去了，英雄主义的旗帜，即使拥有更多的金钱，也依然是一个没有骨头的庞然大物。

　　我要说到考察，说三江源的问题。我们原来准备西线调水的情况是，夏季和冬季是不一样的，夏季的水流量和这个冬季的封冻情况，有很多电站到了冬天，根本就是封冻死了的。所以我们那次考察，是两百多天的考察，一从夏季进去到冬季出来。最苦的是夏季漂流，漂流的时候我们是单艇进去的，单艇进去漂流，漂下来有十三天。基本上白天的时候，六十度的温度计，基本上到头，根本就不工作了。到晚上会到零度，然后下午的时间，每天高原的大风，能刮得扎不成帐篷。当然我们的装备都比较落后，因为经费的限制。基本上每一个人耳朵烂了、嘴巴也烂了。我现在嘴巴那个黑记，就是那种太阳斑，晒烂以后，合不拢、嘴巴也肿。那种极限环境下，我觉得这些都不可怕，最可怕是发烧，因为感冒发烧会造成肺水肿。没有后援是因为我们也没有用卫星电话，在那里公路都抵达不了那，即使有卫星电话，也没人救得了你。在高原夏天过去就是冬季，冬季最可怕是我们装备落后。买的都是一些大衣，到了冬天一看都是黑心棉。我们两车进到格拉丹东，结果走散了，我们单车又陷车在冰原里，晚上就睡在帐篷里，盖了两床睡袋再加上黑心棉大衣，当时就感觉盖了一层报纸一样。后半夜的时候，感觉到腿一摸、一掐没动静，赶快爬起来，爬出帐篷打滚，一直滚到血液开始回流。那一次基本上指甲盖全冻掉了，全是黑的，我还留下来做纪念了。

　　2009年，我们在完成了格拉丹东西坡的考察，回来的时候就翻车了。翻车的时候，我当时的预感是不太好，我在后座上，在空中180度往冰河里倒着栽的时候，我没想到别的，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就在想，这么死也太窝囊了吧，车里边一堆行李给我砸下来，把我砸到水里边。但是后来挣扎爬起来一看，还好水淹了一半，副驾驶逃出去以后，拿石头把窗户砸破了，我从后窗户里，先把那个藏族向导乌卓推出来，自己再爬出来。爬出来以后回头再看那个玻璃窗户，我觉得怎么我现在钻不进去了。就是狗急上墙，人急上房那种感觉。

　　每次我们去的时候零零星星的、干干净净的，回来的时候衣衫褴褛。回来很多人就会说，他妈的我再也不来了，就这一次了。但是每当再次听到召唤，又忘记了自己发的誓言，一边又说这是最后一次，一边又开始收拾行李，这个闹不清到底是一种什么情节和蛊惑。

　　2015年，我60岁的时候又进到了格拉丹东，这一次到格拉丹东冰川，从来高原反应不强烈的我，反应特别强烈。两天躺在帐篷里，除了喝水以外，就没动过。这里的海拔将近6000米，氧气特别稀少。格拉丹东冰川周围没有植被，没有植被就意味着没有氧气。我旁边睡的是北京的一个越野E族叫猴哥，那天狂风大作，他脱了一只袖子，大概有十几分钟没脱下来，他躺下来就突然间跟我说话，那个时候说得很艰难，他说：“这一次我怕出不去了，我来的时候没有跟老婆讲，我跟老婆说，我到俄罗斯去做工程去了，看样子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次难度很大的，况且因为暴风雪我们已经找不到来路了。格拉丹东是没有公路的，全是过水过去的。我说：“猴哥，如果真死在这儿了，真挂在这了是幸福死了，太幸福了，我还真盼着这一天。你看，你活100岁也要死，给后代添麻烦，还要去占个墓地，以后的墓地多紧张啊，你看外面还有只秃鹫在等着咱们。”这个我不是开玩笑，这是我的原话。关于生死问题，我们考察队在一起的时候，这个问题都是心照不宣的。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有些愧对家人，我绝对不要大家都去效仿我们这种探险行为，我也不标榜什么英雄主义。我要说的是，不管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走在什么样的人生路上，顺境和困境其实都是每个人的风景，坦然面对，不要辜负就可以了。

　　我在大学给学生讲课，我说不要看这些探险家都挺风光的，他们这个一旦进入荒野，都很容易把你忘记。他们都是一群社会责任感很强，家庭责任感相差很远的人。

　　我写过三部书：《大江源记》、《水问》、《向水而行》江河三部曲我都把它完成了。从上个世纪到现在，几代探险家的投入，几乎看不到产出，也付出了大量的物质、时间、精力、甚至生命。未知的世界有非常大的诱惑，就是这种诱惑使人欲罢不能。

　　我们现在这些考察队员都在老去，也许在自己有生之年，很难看到任何结果。但是我觉得我们探险精神，仍然没有退缩，即使再困难，我们还继续在走自己的路，就是痛并快乐着的一条路上。

　　我的朋友们也好，认识我的也好，问我：你大概还要跑到什么时候啊？我说：你们看到一只老虎，老了以后它会拄个拐杖晒太阳吗？你会看到一只小老虎叼着一块肉，送到它的嘴边吗？没有，一只老虎到死，它都是在奔走。我常用这个动物来激励自己。

　　我现在刚刚用四年时间，拍了一部抗战题材的，一个抗战老兵的一个纪录片：《碧血千秋》，正在粗剪、在做后期。我自己写的一部故事片，也还在做筹备。我自己的感悟就是，当一个人站在自己年龄的横杆前，不敢抬腿的时候，那就是真的老了。

　　一个行者的结束，不应该是在床上而是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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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长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