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川耀
重庆“国泰大戏院”,自1937年2月8日在柴家巷口落成,迄今已经过去86个春秋。1953年10月,它更名为“和平电影院”;1966年底,又更名为“东方红电影院”;1979年5月,再次更名为“和平电影院”;1993年10月,时隔40年后,回归“国泰”名号。新中国成立后,“国泰”不再担纲戏剧演出,专事电影放映,它亲历和见证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兴衰。
一
老重庆“玩格”小青年耍朋友 进“和平”是首选
早年,“国泰”是重庆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直属的甲级影院,新片、大片、惊险片、进口片的首轮放映一直非他莫属。我家姻亲、忠县人何光甫,学生时代参加革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任“和平电影院”经理。因为沾了何经理的光,好看、难买的电影票,我无需像别人那样早早排队等候。
人们喜欢到“和平电影院”看电影,原因大概有四。第一,“和平电影院”在“精神堡垒”旁,这里是市中心的中心,老重庆们“进城”“玩格”“打文化牙祭”和小青年耍朋友,进“和平”是资格、是首选。第二,“和平电影院”从1943年起,率先把防空洞的凉风抽送进影院,三伏天到“和平电影院”看电影,简直是“双重享受”。第三,地处十字金街解放碑的“和平电影院”是窗口单位,休息厅宽敞,楼上楼下牛皮沙发坐起舒服,连上厕所都比别处“高级”。第四,到“和平电影院”看电影,能欣赏22位“新中国人民演员”的大幅靓照,他们是许多人暗恋的心中偶像、梦中情人。
二
悬挂“新中国人民演员” 重庆先在“和平”试点
1961年6月底,周恩来总理在文化部召开的电影工作会上提出,评选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经过近一年的反复推荐、斟酌、筛选,1962年6月22日,22位“新中国人民演员”出炉,他们是: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李亚林、张圆、庞学勤、金迪、田华、王心刚、王晓棠、祝希娟。
时任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顾问、与重庆有着深厚情感的夏云瑚,第一时间把10位男演员、12位女演员评选为“新中国人民演员”的事向重庆做了通报。重庆市文化局及时向市委做了汇报,市委领导非常重视此项工作,要求把悬挂“新中国人民演员”像当作一项主要任务,先在“和平电影院”试点、示范,然后有序推开。
随后,“和平电影院”率先悬挂了22位“新中国人民演员”艺术人像,以此替换此前的22名苏联演员照片。
三
观众自带干粮 连续观看七八个小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电影事业同各行各业一样受到冲击。此时,银幕上反复循环放映的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和“八个样板戏”。新上映的故事片少得可怜,只有《创业》《春苗》《青松岭》和纪录片《捕象记》等,所以记忆犹新。当时,热映的进口片也屈指可数,仅有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沙拉热窝》、朝鲜的《卖花姑娘》《苹果熟了的时候》。
“和平电影院”也是严控观影级别、观影对象的放映场。1964年10月,作为部队新闻通讯员代表,我到“和平电影院”观映。那时我刚20岁出头,只会偶然写点部队学雷锋、读毛选、练兵的豆腐干小稿,一场电影看下来,云里雾里,连剧情都没弄明白,哪里写得出批判稿。后来,我在“和平电影院”,还观看了供批判的《武训传》《林家铺子》,被封杀14年后解禁的《阿诗玛》。
1972年初,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市里组织县团级以上领导和政工干部,在“和平电影院”观看“内控影片”,要求符合条件的观映者带上干粮,不准出影院门,连续观看七八个小时日本摄制的宽银幕《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血腥恐怖、惊心动魄的海战、空战残酷场面,至今让我难忘。有的干部观影后,把精彩场面讲给朋友们听了,吊足了他们的观影欲望。
2005年,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当年被定为“大毒草”的《林家铺子》《早春二月》《阿诗玛》等被评选为百年经典影片。
现在,这个80年前重庆最“洋盘”的影剧院迎来了一系列改变,变身商场、艺术中心。
对于普通的重庆市民而言,不同时期的国泰,都是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忆,可谓浓缩了重庆城半个多世纪的文化娱乐史。
(作者系原现代工人报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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