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反垄断表态日益明确 未来或重点关注六大垄断行为

　　原标题：反垄断：政策重在树立典型，引导企业自发整改

　　作者：中信证券研究部  

　　杨帆

　　互联网反垄断政策频发，但其核心在于反垄断行为，而非反垄断企业，1月22日银保监会亦表示“反垄断不针对某一家企业”。欧美互联网反垄断诉讼更多是以和解收尾，拆分为极端手段，预计我国互联网反垄断或以引导企业自发整改为主，具体手段包括《反垄断法》修订、典型案例处罚、《“十四五”市场监管规划》出台、税收征管加强等。其中税收方面，我们预计短期不会开征“数字税”，未来更多的是对互联网平台上存在税收“跑冒滴漏”的企业加强监管。

　　反垄断表态日益明确，未来或重点关注六大垄断行为。

　　2020年11月以来反垄断表态频繁，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强监管态度已十分明确。反垄断的重心在于反垄断行为而非反垄断地位，2020年11月发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互联网企业可能违反反垄断法的具体行为，我们总结为六个方面，包括平台协调商家集体涨价、低价补贴、平台“二选一”“封杀”、“大数据杀熟”、软件“全家桶”、并购等。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既需要立足国内情况又需要借鉴海外经验，预计未来监管重点或更多强调通过典型案例来明确监管思路，进而引导企业自发进行整改：

　　立足国内：传统垄断行业经营主体为国企，其价格受到管制且税利上缴较多。我国的传统垄断行业包括自然垄断和牌照垄断两种，一般其经营主体为国有企业，企业经营等事项一般受国资委管理，其价格（如油价）往往接受发改委指导，采取成本加成法计算。对于垄断利润较高且研发需求较少的行业（如烟草），其上缴税利较高，2019年烟草实现工商税利总额超过1.2万亿，合计上缴财政1.1万亿，实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借鉴海外：反垄断诉讼案例较多但一般以和解收尾，拆分等极端情况亦相对较少。美国和欧盟的反垄断诉讼案例较多，近期针对FAAG的调查主要涉及的问题包括拒绝交易、价格歧视、经营者集中、滥用数据、指定交易等。针对谷歌等企业的反垄断调查旷日持久，而之前针对IBM和微软的反垄断审查最终仍是以和解收场，上一次出现拆分这一极端情况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AT&T。海外经验表明拆分属于极端手段，更多是双方各退一步进行和解，而这一般伴随着罚款和相关企业一定程度上的整改。

　　我国互联网反垄断监管预计将通过树立典型案例以作示范，引导互联网巨头自发进行整改。一方面，不同于传统垄断行业，互联网巨头的成长伴随着竞争与创新，其业务复杂，因此通过“成本加成定价”等方法指导价格难度较高，且由于其需要不断进行研发，过高的税负亦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欧美等国的反垄断诉讼较多，但诉讼时间较长且成本较高，大量的诉讼会导致国家支出过大。综上，预计我国或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监管将反垄断政策基调加以明确，进而引导互联网巨头自发进行整改。

　　我国互联网反垄断手段多样，其中税收领域或更强调对“跑冒滴漏”的监管，预计不会开征“数字税”。

　　我国互联网反垄断手段多样，包括《反垄断法》修订、典型案例处罚、《“十四五”市场监管规划》出台、税收征管加强等。其中税收领域的重点或在于对互联网电商的税收加强征管，减少线上企业的“跑冒滴漏”。考虑到我国数字经济对国家经济效率的提升有较大帮助，我们预计中国短期内不会开征“数字税”。

　　起征点的存在保证了对小微企业的冲击有限，严格征缴利好合规纳税的互联网企业。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为月销售10万元，因此预计对小微企业冲击有限。我们测算2019年天猫、京东第三方平台、淘宝、拼多多的单店平均GMV分别为1000万元、500万元、34万元和20万元，加强征缴或利好合规纳税的商家，同时对淘宝和拼多多的影响基本有限。

　　风险因素：

　　经济增速下行风险，政策超出预期风险。

　　（作者为中信证券政策研究首席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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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薛永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