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原董事长姜建清：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与转型_新浪财经

　　原标题：【院长声音】姜建清：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与转型

　　来源：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

　　1月21日，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教授应邀为“2021首期中欧金融讲读会”专题主讲“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与转型”。

　　本文整理摘编自姜建清教授在“2021首期中欧金融讲读会”所作的演讲。

　　2021年注定也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爆发，政治经济走势的高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的高冲突风险、金融市场的高波动性、中美贸易冲突，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回顾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对下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实现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中国金融的改革发展；未来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样离不开金融的深化改革开放。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金融改革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将时针拨回21世纪初，谁又能想到中国的银行业从一度被称为“技术上已经破产”，通过股份制改革和转型发展，成功跻身全球银行业的前列。丘吉尔有句名言，“看得到过去有多远，看得到未来就有多远”。对历史的研究，有助于转型时期找到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即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2003年至2010年这段中国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过程，也是史无前例的创造性改革，为世界提供了市场化转型改制的成功范例和宝贵经验。我非常有幸成为这场没有退路的“背水之战”和“一场输不起的改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一、股改是“背水之战”和“一场输不起的改革”

　　回顾中国银行业的改革，特别国有银行的改革，因其是史无前例的，改革路径选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并没有现成的模式、案例可以仿效，因此改革过程相当艰辛。国有银行由国家专业银行到国有商业银行，再到大型股份制银行，经历了企业化改革、商业化改革，最终通过股份制改革实现了市场化经营，这是一个内在连贯的逻辑过程。在整个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三次重大的转折：

　　第一次转折是金融与财政的分离。改变了以往“大财政、小银行”的模式，国有银行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改革发展融资的主渠道，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逐渐建立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改革开放前夕，发展经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首先面对的难题是“钱从哪里来”。

　　一是财政投入。新中国成立头30年里，中国仿照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由国家计划决定，投资由财政拨款解决，是财政体系而非金融体系担当了分配资源的核心功能。银行所能动员的只是一些社会闲散资金，银行仅就国有企业定额流动资金之外的，企业季节性和临时性资金需要发放少量流动资金贷款，完全处于资源配置的从属地位。随着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下降，居民分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上升。财政资金供给能力的减少使原来依赖财政投资的模式不可持续，所留下来的空缺，就需要转向了银行融资等途径。

　　二是银行信贷。由于财政的资金供应能力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迫切要求，银行的作用凸显，逐渐替代了财政的地位。银行改革成为了金融改革的起点，农中建三大国家专业银行相继从计划经济下“大一统”的人民银行和财政体系中破茧而出，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4年1月，单独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真正的银行”的组织体系在改革中逐渐形成。此后，国家专业银行迅速成长壮大，各家商业银行纷纷建立。

　　第二次转折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这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破解预算“软约束”、实现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对社会主义银行业的发展规律是逐步认识和深化的，国家不断发挥银行的杠杆作用，信贷的过度投放，虽然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导致市场流通的货币过多，通货膨胀根本是一种货币现象，当然在中国还有结构失衡的原因。于是，经济过热和通涨压力开始显现。

　　从金融发挥融资主渠道，实施“拨改贷”和“银行统管流动资金”后，银行贷款替代财政资金，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国家亦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增强国有企业预算约束，通过还本付息，强化企业算账意识，抑制投资冲动。但原来期冀的改变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拨款“软约束”并没有如愿实现，国有银行无力实现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硬约束”，相反成为了国家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双重软约束”。财政提供资金的压力最终变成了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压力和资产质量压力。

　　第三次重大转折是以产权为核心的国有金融机构股改。中国大型金融企业涅槃重生，翻开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新篇章。中央在2002年召开了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下决心要在入世过渡期结束前，彻底解决国有银行的问题。这时中央已经形成共识，要想让国有银行在剥离不良的同时真正做到自担风险，必须从改变产权制度入手。理顺产权关系、推动政企分开、强化管理改革列为三大目标，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降低不良资产作为三大任务。大型银行股份制改革大幕拉开。在之前1999年浦发银行的上市，包括更早的深发展上市，都为国有银行的股改上市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当时，国家通过“中银香港”重组上市，试水国际金融市场，探索国有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可能。同时，工商银行也在香港的成功收购和工银亚洲的重组上市。在此基础上，中央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开启了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

　　二、史无前例的中国特色国有银行股改“攻坚战”

　　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路径选择也是“摸石头过河”的过程，并没有现成的模式、案例可以仿效。关于下一步国有银行怎么改的问题，2004年讨论时提到，问题是出在管理上还是企业机制上？是用人问题还是体制问题？如果企业领导人不行，通过更换管理层的方式，银行经营是否能够得到好转？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一定时间的效益积累，进行公司化和股份制改造，是否可行？但多年的经验表明，从这种思路出发，国有企业改革的效果并不乐观。究其根源，国有机构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科学管理不够，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机制问题。

　　对于国有银行改革，除了在政策理论层面不断探索外，在实践层面的探索也必不可少。从2000年开始，在国家酝酿推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国有银行关于股改的实验探索就已经在海外市场中同步展开了。其中，中银香港和工银亚洲两家国有银行海外子行的股份制改造试水实践尤为宝贵，其成功对最高决策层坚定实施国有银行股改的决心和信心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正剧”的顺利上演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002年国有商业银行综合化改革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当时央行向国务院报送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方案提出通过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完善国有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其中，方案最为核心、也具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置四大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当时各方阻力、质疑和舆论压力极大，甚至引起对于国有银行此前剥离不良贷款及改革成效的质疑，首套方案最终未被采纳。首套方案制订讨论过程中的争议和顾虑，也充分体现出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首套方案最终搁浅意味着，要把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推进落地，必须在一些核心问题的解决上寻求更大程度的思路创新，大家对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方向、思路没有异议。

　　公司治理改革是这次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最大特点。这次改革是要建立一个规范的股份制公司治理结构，重在机制转换，涉及股份公司治理架构、内控机制、引进战略投资者、审慎会计准则、中介机构作用等多个方面，是一次更为全面和彻底的改革。通过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进一步改善股权结构，真正接受市场的监督和检验，是这次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和升华。2006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在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同时上市的第一家金融企业，创全球有史以来IPO最大规模。

　　对工商银行来讲，当时并没有作为改革的第一梯队。但如果不能抓住机遇进行改革的话，工商银行将会错过机会。工商银行寻求最大的突破就是，对于损失类资产的处置，与前述中、建两行采取财政部资本金全额冲销的方式不同，工商银行财务重组中进行会计制度创新，与财政部共同设立“共管基金”账户。“特别共管基金”账户的设立，既减少了工商银行重组改制的成本，又促进了工商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顺利实施，同时也为其他国有银行的财务重组与股份制改造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三、股改后的大型银行走出了非同寻常的发展道路

　　回望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历程，我们能够清晰看到其间的曲折与艰辛，股份制改革是大型银行在荆棘与磨砺中趟出的一条道路，可能是最合理的选择。国有银行股改夯实了国有银行的经济造血功能和金融体系稳定器的职能，特别是为中国成功抵御金融危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一，股改重塑了国家与大型银行关系。通过注资、引资和股改上市，大型银行的股权结构实现了多元化，解决了长期以来国家所有者“虚位”问题。

　　其二，股改使大型银行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实现从质量洼地到质量高地，从行政约束到资本约束，从规模导向到盈利导向，从单极支撑到多元驱动，从本土经营到全球拓展，从仰望对手到全球领跑的转变。股改使国有银行享誉全球，品牌竞争力显著提升，工、建、中、农业四行全部跃居“全球银行品牌500强排行榜”前十位，品牌价值甚至已超过花旗集团、汇丰控股等老牌银行。

　　其三，股改不仅帮助大型银行实现了脱困和消弭了潜在的金融风险，更巩固了大型银行在支持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主力军地位。股改解决了大型银行的历史包袱，股改后经营转型战略的实施和风险管理的强化为大型银行发挥杠杆作用配置社会资源提供了更大空间。

　　其四，股改锤炼锻造出一大批专业银行家。通过股改的财务重组、剥离不良、引入外资、上市路演等各个步骤，大型银行的领导者和管理层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种种考验，一大批专业的银行家在建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的过程中脱颖而出。

　　其五，股改赋予国有银行应对危机的底气和担当稳定中国经济的“压舱石”的能力。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及早解决大型银行的问题，大型银行以带病之身承受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那么大型银行很可能会象众多欧美银行那样在危机中倒掉，进而会拖累中国经济陷入危机泥潭，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六，股改为国内国际金融改革提供了一套成功的范例。工、中、建、交等大型大型银行完成股改后，中央汇金公司先后对光大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三家保险类机构、银河证券等七家证券类机构进行了改革与重组，使一大批金融机构完成了市场化改制。中国大型银行的改制，没有走前苏联、东欧等国家改旗易帜的私有化、外资化的道路，而是在坚持国家控股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为国际提供了银行转制和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四、大型银行改革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

　　大型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功，重温这段历史，我们能够从中总结提炼出一些经验和规律，对于指导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股改上市并不是大型银行改革的终点，它只是大型银行改革的新起点。随着全球经济金融的不断变化和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大型银行面对许多新挑战，改革与发展还任重道远。

　　第一，党中央的领导推动和英明决策是保障金融改革成功的基本前提。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沿革的历史轨迹决定了中国金融重大改革必须要由最高决策层来领导与推动。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国务院的鼎力推进，是大型银行股份制改革大获全胜的根本原因，也是保障中国金融改革成效的最大前提。

　　第二，大型控股银行的公司治理需要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独特道路。在股份制改革中，大型银行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架构与机制，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不同于他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市场化的经营主体，不能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公司治理的脚步，必须要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改革发展和公司治理之路。这是国有控股银行股改后长期面对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三，需要深入研究统筹支持实体经济与推动金融创新的关系。经济决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大型银行的天职和立身之本。创新决定未来，创新突破是驱动大型银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支持实体经济是目的，创新是手段，二者统筹能够带来巨大的改革红利与发展动力。股份制改革和转型是二者结合的一次成功实践，创造出大型银行的黄金发展。近年来，国内部分区域、部分领域又出现了乱创新、伪创新、违规创新的现象，大型银行虽然保持谨慎，未深涉其中，但部分分支机构和业务条线不同程度出现了脱实向虚的苗头。中央把服务实体经济、防范系统性风险作为今后一段时期金融改革的重点任务，意味着未来金融监管标尺将越来越严，对大型银行创新的约束将进一步增强。而大型银行面对的客户群体与市场环境还在日新月异地变化，来自于同业和跨界对手的竞争压力持续增强，如何设计深化转型的路径，坚持实体经济本源，规划和推进创新，把握好创新的质与度，是大型银行需要深入研究和寻求突破的关键性问题。

　　第四，坚定不移抓好风险管理，成为维护中国金融稳定的决定性砝码。在中国商业银行改革历史中，近一半的时间在与不良资产做生死斗争，教训极为深刻。股份制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解决了国有银行的历史包袱，并使大型银行真正建立起现代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使风险管控成为大型银行信奉的重要生存法则。但是，风险管理是长期动态的过程，经营环境的复杂变化，使得以往的改革形成的银行风险管理体系与经验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

　　第五，国际化、综合化、数据化改革还在路上。以股份制改革为契机和前提条件，大型银行实施了以国际化、综合化、数据化为突出标志的战略转型，并取得初步成效。然而，全球金融业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金融业国际化、综合化、数据化的大趋势。

　　股改的顺利完成，使大型银行获得了凤凰涅磐般的重生。但是，股改成功只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展望未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中国大型银行还需做出更大的贡献，而持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则是大型银行保持持续发展和良好质量与效益的根本保证。改革发展任重而道远，大型银行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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