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露：应珍惜与中高增长相匹配的正常货币政策空间

　　陈雨露：应更加珍惜与中高速增长相匹配的正常货币政策空间 持续关注气候变化中的金融风险问题　　

　　来源：金融时报

　　本网讯 负利率政策的逻辑与效果是什么？气候变化会导致哪些宏观金融风险？针对这些当前全球中央银行研究的重点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12月21日在“2019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作出解读。

　　长期看负利率政策效果可能并不理想

　　根据相关学者研究，超长期来看，随着现代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利率水平将逐渐下降。但是，名义利率在理论上存在着零下限约束（ZLB），政策利率不可能突破零，利率的长期趋势与中短期变化也不能够等同。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自然利率水平明显下降（甚至为负），通胀和产出持续低迷。欧元区、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匈牙利都突破零利率下限实施负利率政策。随后，丹麦、瑞士等小型开放经济体出于稳定汇率的考虑，也倾向于实施负利率政策，以避免资本大量流入造成本币升值和经济冲击。陈雨露表示，从短期和政策操作层面来看，实施负利率政策后，市场主体预期的变化会使金融条件趋向宽松，长期利率水平会随着未来短期利率预期的下降而逐步走低，进一步使期限利差收窄，市场信心得到一定的提振，融资的约束也会有所改善。

　　但从长期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来看，负利率的长期效果并不理想，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利率过低扭曲了价格信号作用，弱化了利率政策传导效果。利差和盈利的下滑，会降低银行放贷意愿，不利于促进产出和通胀，也不利于市场出清和资源有效配置，甚至会损害央行的政策声誉和公信力。二是利率过低将加剧资产泡沫，放大风险偏好和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这不仅会增加系统性风险，还可能会扩大贫富差距、加剧全球民粹主义倾向。三是影响银行盈利，降低保险公司、养老金机构的收益，加大养老体系负担，损害微观主体的金融资源配置功能。四是不利于国际政策协调，容易引发竞争性货币贬值和金融动荡。

　　“因此，在低利率已成为全球经济常态的新环境下，我国应更加珍惜与中高速增长相匹配的正常货币政策空间，警惕低利率可能引发的资产泡沫风险。”陈雨露表示，应通过价格杠杆充分发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深化改革开放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为可能的下一步外部危机应对做好技术性准备。

　　应加强金融领域环境风险分析

　　气候变化是导致经济和金融体系结构性变化的重大因素之一，具有“长期性、结构性、全局性”特征，正在引起全球中央银行的重视。

　　陈雨露认为，首先，气候变化可能引发抵押品价值缩水和信贷条件收紧，在金融加速器和抵押品约束机制下，市场信号可能会放大气候变化风险的严重程度，使其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冲击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其次，气候变化是个很难逆转的过程，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金融机构往往仅关注气候变化的平均预期损失，对极端异常情况准备不足。第三，气候风险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存在“循环反馈”特点，气候灾害损失将导致信贷收缩，这将进一步弱化居民与企业资产负债表，影响经济潜在增速和产出缺口。

　　因此，中央银行应具有足够的前瞻性，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冲击。陈雨露强调，加强金融领域的环境风险分析是推动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和宏观政策有效框架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陈雨露表示，气候变化的宏观金融风险一般可分为两类：一是物理风险，即未能有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二是转型风险，即公共或私人部门为控制气候变化采取的有效政策及行动所带来的金融体系不适应性风险。这两类风险将通过资产价值重估、资产负债表、抵押品价值变化、风险头寸暴露、政策不确定性和市场预期波动等渠道，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变量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冲击金融稳定和宏观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的宏观金融风险问题是一个前沿性研究领域。陈雨露指出，近年来，人民银行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高度重视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持续关注气候变化中的金融风险问题。

　　“一方面，加紧制定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并在我国六大试验区加紧试验和总结，以增强绿色金融项目本身的可持续性和金融体系的未来适应性；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对‘碳交易——企业——银行’的压力传导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山西省为样本测算了气候变化对煤炭、冶金、火电三大行业财务指标及相关金融风险的具体影响。”陈雨露表示。

　　据了解，下一步，人民银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将关注三个命题：一是气候变化对金融行业不同细分领域的异质性影响及政策应对；二是气候变化风险对宏微观审慎监管的冲击和影响机制；三是将气候变化风险作为参数纳入我国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可行性及框架修正路径。

责任编辑：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