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思想全景（上） 原创： 任泽平 泽平宏观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罗志恒 马家进 马图南 贺晨 孙婉莹 华炎雪 梁颖 导读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获奖者的理论贡献对学界、商界和公共政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涉及经济增长的教科书无法绕开罗伯特·索洛（1987年获奖）和保罗·罗默（2018年获奖）的增长模型，资本市场中的衍生品交易离不开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1997年获奖）的B-S期权定价公式，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定也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获奖）货币理论的影响。本文共分上中下三篇，将全景式回顾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生平和主要思想贡献，51年84人，梳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与演进脉络，本篇为上篇，将系统介绍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及1969-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摘要 1、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其成立300周年之际设立。美国是获奖最多的国家，芝加哥大学是获奖最多的高校。1969年首次颁奖，至今已共计颁奖51届，获奖84人。其中，共有48位得主生于美国，远高于英国（8位）、法国（4位）、俄罗斯（4位）、加拿大（3位）和挪威（3位）。若根据求学经历、任职机构和现有国籍统计，美国的得主人数更高。按照获奖时的任职机构统计，芝加哥大学是拥有得主最多的高校，共计13位，其次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均为7位。得主人数在2位以上的11所高校中，9所为美国高校，合计拥有51位得主；非美国高校仅有剑桥大学（4位，英国）和奥斯陆大学（2位，挪威）。美国大学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垄断一方面反映美国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与评选机制有关，提名者通常依据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进行提名，因此对有共同工作经历或有师生关系的经济学家更为熟悉。历届诺贝尔奖得主中有多人存在师生或共事关系，例如1987年得主索洛是1973年得主列昂惕夫的学生，1997年得主默顿是1976年得主弗里德曼的学生等。诺奖得主的学术生涯符合比尔德定律（30-40岁区间的产出最高，70%的工作在45岁前完成，80%的工作在50岁前完成）：28岁获博士学历，此后进入学术成果的高产期，39岁出版最重要的学术作品，达到学术生涯的巅峰，约67岁获得诺贝尔奖，获奖后学术创造会有小幅上升，但1-2年后再次下降。最年轻的得主是2019年获奖的埃丝特·迪弗洛，时年46岁；最年长的得主是2007年获奖的莱昂尼德·赫维奇，时年90岁。 2、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领域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许多相对“小众”的经济学分支，宏观经济学获奖频率居首。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领域当中，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同时，其他学科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也促进了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例如，1992年获奖的加里·贝克尔将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延伸进种族歧视、道德伦理、婚姻家庭、后代养育等非市场行为。1986年获奖的小詹姆斯·布坎南将经济学与公共事务相结合，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用于分析宪法制定、投票选举、议会游说、官员寻租等传统上属于政治学范畴的问题。2002年获奖的丹尼尔·卡尼曼和2017年获奖的理查德·塞勒则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质疑，开辟了行为经济学领域。上述理论都经历了从被排斥到被认可、从边缘到主流的历程。 3、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以解释、解决时代的重大问题为使命。回顾百年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学非常伟大，因为它数次试图拯救世界。 1929年“大萧条”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分野。此前，世界信奉古典主义，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谐地进行资源配置，政府应仅充当“守夜人”。但是大萧条却打破了这个神话，全球经济陷入长期的深度衰退，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各国采取关税、竞争性贬值等以邻为壑的手段加重了危机，并从金融危机蔓延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最终到军事危机，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灾难。经济学家普遍反思，如果能够避免大萧条或许就能够避免二战。因此，研究大萧条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崛起，建议政府这只“有形之手”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 1970年代的“大滞胀”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分野。经济学家把滞胀归因于政府干预过多而非成本冲击，凯恩斯主义面临挑战，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供给学派、奥地利学派等兴起，古典主义精神复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三次分野。全球对放任自由进行反思，新凯恩斯主义再度兴盛，全球普遍采用QE、负利率、积极财政政策等手段。过去十年全球把货币宽松发挥到极致，QE、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虽然避免了大萧条，但货币超发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全球金融风险、贫富收入差距大幅拉大。虽然货币宽松有利于刺激短期需求，但长期依赖货币放水增加了结构性改革的困难：延缓出清、鼓励投机而非创新、利率过低导致资源错配扭曲经济结构、推升金融杠杆风险等。同时，长期货币超发也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以及收入分配不平衡的进一步加剧，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导致了当前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公众对政府信任感下降，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因此往往滞后于学术思想发展的时间曲线，但奖励顺序大体符合宏观经济学的思想脉络。1970年代，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诺奖主要颁给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包括萨缪尔森（1970）、希克斯（1972）和缪达尔（1974）等人。1980年代以后，芝加哥学派的获奖人数逐渐增加，呈现出与凯恩斯主义者平分秋色的格局，其中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勒（1982）、布坎南（1986）等，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克莱因（1980）、索洛（1987）等。1990年代以后，以卢卡斯（1995）获奖为标志，新古典主义开始得到诺奖承认，真实经济周期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也于2004年获得诺奖。进入21世纪以来，新凯恩斯主义的获奖人数逐渐增加，斯蒂格利茨（2001）、菲尔普斯（2006）以及迪顿（2015）均是重要代表。沿此脉络，未来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获奖方向极可能颁给能够解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理论。其中，将金融部门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清泷信宏和伯南克等候选人呼声较高。 4、诺贝尔经济学奖缺乏对中国问题的应有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及学术规范进步或催生出属于中国的诺奖。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将在未来十年左右超过美国，跻身世界第一。但是目前中国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十分遥远。在诺奖竞猜的热门候选人中，找不到中国人的身影，中国的现代经济学发展时间非常短暂，还没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在经济学领域话语权很弱。展望未来，中国作为快速变革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能够提供诸多重要的研究选题，例如2018年获奖的内生增长理论对应“高质量发展”、环境经济学对应“污染防治”，2019年获奖的发展经济学对应“精准脱贫”，未来极有可能获奖的宏观-金融联系对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讲述中国故事，阐释普遍的经济学规律。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秉承国际视野，立足中国实际，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三十年后，中国或将迎来属于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正文 1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经济学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其成立300周年之际设立，以表彰为经济学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1969年首次颁奖，至今共计颁奖51届，获奖84人。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获奖者的理论贡献对学术界、商业界和政策界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涉及经济增长的教科书无法绕开罗伯特·索洛（1987年获奖）和保罗·罗默（2018年获奖）的增长模型，资本市场中的衍生品交易离不开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1997年获奖）的B-S期权定价公式，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定也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获奖）货币理论的影响。 1.1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统计 1）1969-2019年，共计51届84位获奖者中，有25届由一位得主独享，有19届由两位得主共享，有7届由三位得主分享。 2）最年轻的得主是2019年获奖的埃丝特·迪弗洛，时年46岁；最年长的得主是2007年获奖的莱昂尼德·赫维奇，时年90岁。 3）有两位女性得主，第一位是2009年获奖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第二位是2019年获奖的埃丝特·迪弗洛。 4）有四位得主，他们的家人也获过诺奖：1969年获奖的简·丁伯根，弟弟尼古拉斯·丁伯根获得1973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1974年获奖的纲纳·缪达尔，妻子阿尔瓦·缪达尔获得1982年的和平奖；2019年获奖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二人是夫妻。 5）按照得主的出生地进行统计，美国是拥有得主最多的国家，共计48位，其次是英国，共计8位。若根据得主的求学经历、任职机构和现有国籍进行统计，美国的得主人数将会更高，例如2019年获奖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分别出生于印度和法国，但是分别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现均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培养了最多最优秀的经济学人才，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处于中心地位。 6）按照获奖时的任职机构进行统计，芝加哥大学是拥有得主最多的高校，共计13位，其次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均为7位。得主人数在2位以上的11所高校中，仅有剑桥大学（4位，英国）和奥斯陆大学（2位，挪威）为非美国高校，其他9所美国高校合计拥有51位得主，再次反映了美国在培养和吸引优秀经济学人才方面的统治力。 1.2 诺贝尔经济学的获奖领域逐步扩大，反映出现代经济学的包容进步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领域中，除了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以外，还有许多相对“小众”的经济学分支。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被应用于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领域当中，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与此同时，其他学科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也促进了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1992年获奖的加里·贝克尔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到种族歧视、道德伦理、婚姻家庭、后代养育等非市场行为。他认为：“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配置与选择问题，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 1986年获奖的小詹姆斯·布坎南将经济学与公共事务相结合，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用于分析宪法制定、投票选举、议会游说、官员寻租等传统上属于政治学范畴的问题。他开创性地提出“政治市场”的概念，认为人类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都是基于利益关系的行为，完全可以纳入同一个理论框架。 2002年获奖的丹尼尔·卡尼曼和2017年获奖的理查德·塞勒则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质疑，开辟了行为经济学新领域。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损失厌恶、禀赋效应、框架效应、锚定效应等违背了理性假设中的偏好一致性公理，人们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拒绝行为、在独裁者博弈中的给予行为、在信任博弈中的信任行为、在礼物交换博弈中的报答行为、在第三方制裁博弈中的利他惩罚行为等违背了理性假设中的自利原则。 上述例子中的理论都经历了从被排斥到被认可、从边缘到主流的艰辛历程，但最终均荣获诺奖对其贡献予以肯定。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是一门开放包容的学科，一直在不断向前探索，从未止步。 1.3 宏观经济学的历史担当及三次思想分野，诺奖获奖时间顺序大体符合宏观经济学的思想脉络 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以解释、解决时代的重大问题为使命。回顾百年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学非常伟大，因为它数次试图拯救世界。 1929年“大萧条”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分野。在此之前，世界信奉古典主义，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谐地进行资源配置，政府应仅充当“守夜人”。但是大萧条却打破了这个神话，全球经济陷入长期的深度衰退，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各国采取关税、竞争性贬值等以邻为壑的手段加重了危机，并从金融危机蔓延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最终到军事危机，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灾难。经济学家普遍反思，如果能够避免大萧条或许就能够避免二战。因此，研究大萧条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崛起，建议政府这只“有形之手”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 1970年代的“大滞胀”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分野。经济学家把滞胀归因于政府干预过多而非成本冲击，凯恩斯主义面临挑战，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供给学派、奥地利学派等兴起，古典主义精神复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三次分野。全球对放任自由进行反思，新凯恩斯主义再度兴盛，全球普遍采用QE、负利率、积极财政政策等手段。过去十年全球把货币宽松发挥到极致，QE、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虽然避免了大萧条，但货币超发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全球金融风险、贫富收入差距大幅拉大。虽然货币宽松有利于刺激短期需求，但长期依赖货币放水增加了结构性改革的困难：延缓出清、鼓励投机而非创新、利率过低导致资源错配扭曲经济结构、推升金融杠杆风险等。同时，长期货币超发也带来了资产价格泡沫以及收入分配不平衡的进一步加剧，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导致了当前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公众对政府信任感下降，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因此往往滞后于学术思想发展的时间曲线，但奖励顺序大体符合宏观经济学的思想脉络。1970年代，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诺奖主要颁给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包括萨缪尔森（1970）、希克斯（1972）和缪达尔（1974）等人。1980年代以后，芝加哥学派的获奖人数逐渐增加，呈现出与凯恩斯主义者平分秋色的格局，其中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勒（1982）、布坎南（1986）等，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克莱因（1980）、索洛（1987）等。1990年代以后，以卢卡斯（1995）获奖为标志，新古典主义开始得到诺奖承认，真实经济周期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也于2004年获得诺奖。进入21世纪以来，新凯恩斯主义的获奖人数逐渐增加，斯蒂格利茨（2001）、菲尔普斯（2006）以及迪顿（2015）均是重要代表。 沿此脉络，未来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获奖方向极可能颁给能够解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理论。其中，将金融部门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清泷信宏和伯南克等候选人呼声较高。 1.4 诺贝尔经济学奖缺乏对中国问题的应有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及学术规范进步或催生出属于中国的诺奖 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将在未来十年左右超过美国，跻身世界第一。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也与国际快速接轨，一大批优秀学者回国任教，国际顶级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持续增加。 但是目前中国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十分遥远。在诺奖竞猜的热门候选人中，找不到中国人的身影，中国的现代经济学发展时间非常短暂，还没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在经济学领域话语权很弱。 此外，国际上经济学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相对较少，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国际的沟通交流，制约了中国原创性经济理论的发展。中国作为快速变革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能够提供无数重要的研究选题，例如2018年获奖的内生增长理论对应“高质量发展”、环境经济学对应“污染防治”，2019年获奖的发展经济学对应“精准脱贫”，未来极有可能获奖的宏观-金融联系对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讲述中国故事，阐释普遍的经济学规律。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当秉承国际视野，立足中国实际，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三十年后，中国或将迎来属于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介绍：1969-2019 我们将全景式回顾1969-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计51届84位得主的生平及其主要思想贡献。 2.1 1969年：拉格纳·弗里希和简·丁伯根 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挪威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和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共同获得，表彰他们利用动态模型分析经济过程。 2.1.1 拉格纳·弗里希 弗里希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于1895年生于挪威奥斯陆，1919年毕业于奥斯陆大学经济学专业，1926年获得奥斯陆大学的数理统计学博士学位。1925年，他开始担任奥斯陆大学助理教授。1927年，弗里希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前往美国访学。在那里，他与其他对经济学中数学与统计的应用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合作，其合作者包括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930年，弗里希与欧文·费雪发起成立了世界计量经济学会。 弗里希的学术成果涵盖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尤其以动态经济学研究著称。主要包括4个方面：其一，他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提出了一系列新术语，例如“计量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其二，他首先在经济计量学建立“三合一”理论，即把经济理论、数理方法与统计学应用到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中，这为他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三，他首先建立宏观经济的动态分析模型。他指出经济周期需要用一个完整的动态系统来解释，他建议是一种熊彼特式的模型，即以科学技术推动的经济长波周期模型。该模型与凯恩斯的经济周期和宏观动态分析有部分相似之处。1936年他发表的《论均衡与非均衡概念》为动态经济学方法论和术语体系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其四，他对生产理论和效用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弗里希早期研究中论述了效用理论和指数理论的基本原则，也对生产理论进行了拓展。他探讨了消费者偏好商品切换中的有序性，推导出一众适合递增线性转换的效用函数。 2.1.2 简·丁伯根 简·丁伯根是将经济学研究与数学结合起来的先驱者。他1903年出生于荷兰海牙，1922年丁伯根考入了荷兰莱顿大学，师从保罗·埃伦费斯特学习数学和物理并获得博士学位，后期转向经济学。1929-1945年间，他在荷兰中央统计局担任统计员，1933年同时担任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教授。1956年，他与亨利·泰尔（Henri Theil）创办了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所。 简·丁伯根主要专注于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他核心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其一，他创立了国家宏观经济模型。早在1936年，丁伯根就创立了含24个联立方程式的经济模型，以此反映各类不同经济活动水平相互依存的关系。他创立的模型包括与凯恩斯学派一致的收入与消费方程式。在他的模型中，消费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并把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作为经济活动总水平的核心因素。此外，他的模型还包括出口与进口、货币流通、经济滞后等因素。尽管该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仍不够精确，但仍对宏观经济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他提出了现代动态经济分析和“蛛网理论”。蛛网理论引入时间因素来进行价格与产量的动态分析。其基本假设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单个生产商和消费者无法改变商品价格，但可以改变商品产量，故本期的市场价格由本期产量决定，但本期的产量由上一期的市场价格决定。蛛网理论主要用于农产品市场的分析，旨在说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产品市场存在蛛网型的波动，因此需要政府实行经济政策来干预或者引入期货市场调节。我国的猪肉价格波动即是“蛛网周期”的典型反映。 其三，他提出丁伯根法则指导经济政策制定。丁伯根法则，即为达到一个经济目标，政府至少要运用一种有效的政策，而要达到多个目标，政府必须至少应用多个独立且有效的经济政策。该法则告诉我们，如果试图用一种政策工具实现多个经济目标，则会因为目标之间的冲突而降低政策效率。这一思想为凯恩斯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也对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提供了解释。 2.2 1970年：保罗·萨缪尔森 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由于其建立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萨缪尔森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创始者之一，他是凯恩斯学派在美国推广的重要学界领导者。萨缪尔森在美国政界拥有巨大影响力，其著作《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之一。 萨缪尔森于16岁时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后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25岁时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32岁时成为正教授。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经济学》，它是美国第二本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教科书，也是第一本成功推广凯恩斯主义的教科书。出版后风靡全球，成为了史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目前已更新到第19版，译成40种语言。萨缪尔森使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成为全美经济学重镇，培育出多位杰出经济学者，包括保罗·克鲁格曼、罗伯特·默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其中多人在日后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萨缪尔森的研究成果涵盖经济理论的诸多领域。其一，他擅用数学工具对经济问题进行静态和动态过程的分析。在一般均衡论方面，他补充和发展了希克斯关于静态一般均衡稳定条件；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他建立起自己的新福利经济学。其二，他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的乘数论，以数量分析进一步研究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投资乘数论”与“就业乘数论”，首创经济波动模型，对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三，他提出了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指出某种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则下降。这与国际贸易中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是相互联系的，国际贸易促使本国的充裕要素报酬上升，而进口产品的生产要素价格下降，从而实现不同国家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趋势。 2.3 1971年：西蒙·库兹涅茨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俄籍美国人，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实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强调实际经济数据分析，把统计学与经济学相融合。 1901年，库兹涅茨出生在俄罗斯帝国的平斯克（现属白俄罗斯），大学学习始于俄罗斯，但在1922年转学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31年起，库兹涅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经济学与统计学的兼职教授，1936年成为全职教授。1960年起，加盟哈佛大学，直到1971年退休。 库兹涅茨的研究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他是实证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强调真实数据对问题实质的反映。1927年他在纽约全国经济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收集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20世纪的历史资料，对国民收入进行研究，对各国历史生产力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其二，他提出的“库兹涅茨周期”与人口增长分析是长波经济研究的重大突破。1930年，库兹涅茨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任经济学、统计学的助理教授、副教授，并发表了《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的论文。该论文整理了美、英、法等国50年间的生产水平与经济增长情况。他在充分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各国经济增长周期平均为20年的观点，并认为这种周期很大程度上与人口增长率相关。 其三，库兹涅茨还深入研究了国民收入核算问题，被称为“GNP之父”。1941年，他发表了《国民收入及其构成》一文，把国民收入的核算系统理论化，详细阐述了国民收入的含义及核算的具体方法。他还在经济增长研究中建立起了“收入革命”理论，指出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国民总收入、生产率、产业结构等一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 2.4 1972年：约翰·希克斯和肯尼斯·阿罗 英国人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与美国人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共同深入研究了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获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4.1 约翰·希克斯 希克斯是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建者，也是在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的理论研究中的先驱。他于1904年出生于英格兰沃里克，1926年希克斯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932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1939年初，《价值与资本》出版后，希克斯担任曼彻斯特大学首任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1946-1952年，希克斯任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并参加了该学院的组建工作。这一时期，他主要出版了《经济周期》、《需求理论的修正》两本书。1961-1962年，他出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 希克斯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首先提出了IS-LM模型，该模型在他为凯恩斯出版的《通论》一书所做的点评中提出，书评名为《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一个受启发的解释》。他提出了IS-LM分析，用一般均衡的思想对《通论》部分内容重新解释，把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分析相结合，被视为宏观分析中的经典。 其二，他对一般均衡理论也有重要贡献。1939年希克斯的作品《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希克斯就商品、生产要素、信任和货币的整体性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均衡模型。这项模型完善了原有消费和生产理论，讨论了多个市场保持稳定性的条件，扩大了静态分析的适用范围，同时引入多期动态分析。与此前的模型相比，希克斯的模型为研究外生变量变化的结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成为沟通一般均衡理论与通行的商业周期理论的重要桥梁。 其三，希克斯对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贡献巨大。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推进了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引入帕累托的管理理论和方法，重新定义消费可能曲线、无差异曲线分析方法等。二是重新定义和解释消费者剩余。三是对福利经济学补偿原则的补充。帕累托认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时候，任何微小的改变都不可能使所有人偏好的全部增加或减少。但是，如果有人福利增加，也有人福利减少，就比较难判断社会福利是否也达到最大化。希克斯认为可以通过税收和补贴等政策补偿在变动中利益受损的群体。 2.4.2 肯尼斯·阿罗 阿罗是二战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对后续许多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研究贡献包括内生增长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等方面，同时也是保险经济学发展的先驱。 阿罗于1921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先后获得纽约市社会科学学院的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49-1968年，他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授。在不断发表了研究成果后，阿罗逐渐受到政界的认可。1962年起，阿罗开始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后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还担任过经济计量协会会长（1956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67-1974年）、管理科学研究会会长（1963年）。1968年后在哈佛大学任教授。 阿罗的经济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阿罗发展了福利经济学研究，并提出“不可能定理”。此前的经济学强调选择行为可以通过理性分析达成一致结论，不论是消费者偏好还是生产方式选择，且方案都具备传递性，即ABC三种方案中若A优于B，而B优于C，则A优于C。但阿罗发现了投票中选择传递性失效，即当选民支持率中A高于B，B高于C，但拿A/C比较时，A却未必能获得更多支持，所以投票不一定表现出偏好传递性。阿罗用数学推理证明：在社会上个体自有其对社会各项事务的偏好的时候，找到一个逻辑上与个人偏好不矛盾的社会偏好是不可能的。这称之为“阿罗不可能定理”。 其二，他完善了“一般均衡”的方法论。一般均衡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于1874年首先提出，但其现代概念则于20世纪50年代由阿罗与德布鲁等人建立。阿罗在其代表著作《一般竞争分析》中，研究了现实经济生活中如何处理市场不稳定和风险问题，证明和求解了“一般均衡”。这一成果后来被称为阿罗-德布鲁定理，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的最重要定理之一。阿罗的一般均衡概念，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对于复杂经济现象的框架性理解，对经济学家理解世界起到了巨大帮助，也是经济学走向数理化、工具化的一个标志。 2.5 1973年：华西里·列昂惕夫 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俄裔美国人，他发展了投入产出方法，该方法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中得到运用，获得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列昂惕夫于1906年出生于俄国彼得堡，毕业于彼得堡大学社会学专业，19岁便取得社会学硕士学位。1928年，取得了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1930年，列昂惕夫移居美国后，正式从事投入产出方法的研究。早期，他的工作重点是编制美国的投入产出表，并建立投入产出分析法的理论体系。1966年，列昂惕夫出版了《投入-产出经济学论文集》一书，总结了他的投入产出理论。同年，出版了《经济学论文集：理论和理论的形成》一书。1967年，列昂惕夫被纽约大学授予终身教授职衔。 列昂惕夫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列昂惕夫创建了投入产出分析法。投入产出法是一种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论，它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主要基于线性代数的方法分析经济系统中各种部门之间的商品和资金流动的方法，并构建投入产出表分析一个部门的需求波动对其他部门和整个经济体系产生的影响。投入产出分析以数量关系联系经济系统中不同部门要素的变化，它最主要的应用是进行经济预测，但还能研究环境污染、人口、世界经济贸易等社会问题。 其二，列昂惕夫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对后来学者有重要启发。列昂惕夫在1953年到1956年研究了美国的国际贸易，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美国的出口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美国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劳动力和最密集资本，所以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列昂惕夫利用投入产出法对战后美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后却发现，美国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被经济学界称之为“列昂惕夫之谜”。该谜题引发了经济学界的广泛讨论和研究，产生了劳动熟练说、人力资本说、技术差距说、产品周期说等一系列解释和讨论。 2.6 1974年：纲纳·缪达尔和哈耶克 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由于深入研究了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并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互相依赖而获奖。 2.6.1 纲纳·缪达尔 缪达尔是瑞典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循环积累因果原理”是他最具盛名的成果，主张重视社会制度研究。此外，他还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之一，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 缪达尔于1898年出生于瑞典，1923年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学院。1925-1929年赴英国和德国学习，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29-1930年作为一位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学者访问美国。期间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包括《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等。1945-1947年缪达尔任瑞典商业部部长，1947年开始担任联合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1961年，缪达尔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缪达尔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他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理论”，对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方法论。它指的是从动态的角度看待社会经济，则经济中各要素存在着相互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某一个经济要素改变会带动另一要素的改变，而这一要素反过来会反馈给前一个要素从而循环加强该要素的变化，导致社会产生的变动沿着这一方向不断加剧。因此，社会经济的各个要素的常态不是均衡，而是循环往复的相互影响，具有累积效应的不断运动。缪达尔的这一理论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他在《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一书中，把白种人对黑种人的歧视与黑种人相对物质文化水平低下分析为循环积累的因果关系。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还能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其二，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有深入研究。他于1968年出版的3卷本的《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对发展经济学具有重要启发。 其三，缪达尔是动态分析研究经济的重要人物。他以总量分析为基础，建立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商品供给与需求、以及国民收入的波动与投资和储蓄（或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动态分析方法论是缪达尔批判凯恩斯和哈耶克的重要原因。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观点的重要缺陷在于没有引入不确定因素和预期的作用。他认为凯恩斯理论中提到的“投资”和“储蓄”概念过于模糊，没有考虑到资本的增值和贬值。尽管哈耶克的分析较为细致，但仍然不是动态的分析。因此，缪达尔提出“事前”和“事后”概念，引入预期，建立了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方法论。 2.6.2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哈耶克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知名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他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等书影响深远。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市场经济理论、市场运行机制、政府干预、商业周期等。 哈耶克于1899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杰出知识分子家庭。1921年和1923年于维也纳大学分别取得了法律和政治学的博士学位。1931年开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1950年前往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担任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1962年前往德国担任弗莱堡大学的教授，直到1968年退休。1984年，在英国首相撒切尔的推荐下，他获得伊丽莎白二世授予的名誉勋位以表彰他对经济学研究的贡献。 哈耶克的学术成就涵盖多个领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他在货币与价格领域的研究。哈耶克以米塞斯的货币研究为基础，进一步解释了商业周期，成为了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典范。1931年他出版了《价格与生产》一书，1941年发表了《资本的纯理论》一书。在他的理论中，商业周期起源是政府和中央银行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所促成的资源匹配不当。但由于这一想法与当时主流经济理论背道而驰，引发了凯恩斯学者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批评。 二是他提倡的市场自由主义对经济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为70年代的经济滞胀提供了解读。他对英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提出担忧，主张持续不断的政府干预将破坏市场机制。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产生，主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理论开始失灵，哈耶克的理论得到重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都是哈耶克理论的支持者。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论战是20世纪经济学界乃至政治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三是哈耶克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主张一个以市场为核心的社会，批评科学万能主义，即把科学研究方法强加于社会科学，因此他撰写了《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批判生搬硬套物质科学研究至社会研究的现象。 2.7 1975年：康托罗维奇和库普曼斯 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Kantorovich），由于在1939年创立了享誉全球的线形规划要点，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将数理统计学成功运用于经济计量学，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 2.7.1 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 康托罗维奇于1912年出生于俄国彼得堡，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数学系，23岁获得博士学位。1938年首次提出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方法：解乘数法。次年创立了享誉全球的线形规划要点，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1949年，前苏联政府为表彰他在数学研究工作中的成就，授予康托罗维奇斯大林奖金。1965年，为表彰他在经济分析和计划工作中应用数学方法的成绩，前苏联政府又授予他列宁奖金。 康托罗维奇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他以解乘数法打开了解决优化规划问题的大门。在线性规划模型中，每一种商品的价格给定的情况下，资源在不同的商品生产中进行配置，那么为了实现产出价值最大化，经济学家们需要解出一个复杂的线性规划问题，以求出每种商品的最优产量。而在康托罗维奇的理论中，他引入“影子价格”的概念，通过类似“因子分解”的形式对价格在线性规划中进行计算。 这一方法被他完善并推广至一般性问题的研究。他的方法论如下：第一步建立数学模型，把生产目标、资源约束和所求的最优解确定下来。第二步以线性方程表达上述的模型求解。第三步求解得出最优配置。这种方法也被称之为“康托罗维奇问题数学模型”。这一重大方法论的提出在经济学界和数学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二，他提出的“客观制约估价”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康托罗维奇在线性规划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客观制约估价”，它包括对不同产品和不同价格的估价，之所以称之为客观制约，是因为这些估价指的是在最优计划下每种产品生产中所必要的劳动估价，由劳动消耗量与物质消耗量组成。客观制约估价是用来衡量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合理的选择生产方法和进行经济规划，这个概念促进了全社会资源配置的分析，是他对资源最优利用理论的重大发展。 2.7.2 佳林·库普曼斯 库普曼斯是经济计量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最优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贡献广受学界关注。库普曼斯1910年出生于荷兰，1927年入读乌特勒支大学数理系，次年，库普曼斯以量子力学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后结识经济学家、数学家简·丁伯根，库普曼斯相当钦佩其智识，因此搬往阿姆斯特丹向其学习数理经济学。1936年获得莱顿大学数理经济学博士学位。1946年库普曼斯加入美国国籍，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与芝加哥大学。1950年受聘为耶鲁大学教授。197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库普曼斯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库普曼斯引入了数理统计学以研究经济问题。库普曼斯对丁伯根建立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非常感兴趣，这个模型以线性微分和差分方程建立了投资与产出的动态分析，但模型中存在一定的缺陷。而库普曼斯用归纳法论证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完善。 其二，库普曼斯以计量分析对资源配置和效用最大化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发表了《论经济科学状况》三篇论文，肯定了最优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性，并提出重新定义最优增长。此前的经济学家以生产为最优分析的对象，库普曼斯将最优消费纳入考察，其经济增长规划不仅考虑短期经济计划，还包含了跨度长达几代人的长期规划。 其三，他提出活动分析法，对微观经济中经济活动资源配置进行指导。他于1951年组织有关专家出版了《生产和调度的活动分析》一书，将活动分析与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一般均衡理论、线性规划相融合，形成更全面的分析工具。活动分析法通过分析商品活动求得最优解，为制定最优计划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分析方法不仅在经济规划，还在控制污染、保护环境、区域规划等领域有广泛应用。 2.8 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由于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早期是一名凯恩斯主义者，且参与了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工作，但研究逐步改变了他的看法，使他走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成为货币主义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 弗里德曼于191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一个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家庭。本科以奖学金入读罗格斯大学，1932年获得学士学位，次年入读芝加哥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1941年至1943年，弗里德曼出任美国财政部顾问，研究战时税务政策。1946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期间再为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货币在商业周期的角色。直至1976年退休，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任教30年，他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塑造成完整的经济学派，力倡自由经济，被称为芝加哥学派。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多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里德曼是一个博学的经济学家，研究领域涵盖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统计学、经济史等。他主要的学术成就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货币主义学说。货币主义最核心的观点是货币发行量在短期内影响产出，但在长期，货币发行量只影响物价水平，与产出水平无关。所以货币的发行总量应该与商品价值总量一致，超出商品价值总量的货币发行量将引起通货膨胀。它强调货币供应政策选择遵循“单一原则”，强调货币供应量的长期增长率应当稳定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且这一增长率应当公布给民众，从而引导通胀预期。 其二，弗里德曼提出“永久性收入假说”。在弗里德曼之前，凯恩斯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得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但库兹涅茨等人进行的实证研究却发现，从长期来看，边际消费倾向等于平均消费倾向。这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不能解释的。而弗里德曼提出的永久性收入假说解决了这个难题。永久性收入假说的内涵是消费行为取决于人们的永久性收入，而不是偶然所得的短期收入，因此只有预期之外的影响未来永久收入的政策变化才能影响消费。而永久性收入是无法直接观察的，需要通过消费行为推导出来。 2.9 1977年：贝蒂·俄林和詹姆斯·米德 贝蒂·俄林（Bertil Ohlin）与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作出了开创性研究，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9.1 贝蒂·俄林 贝蒂·俄林，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始人。俄林于1899年出生于瑞典，先后在隆德大学，斯德哥尔摩商学院，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和深造。1930年，应聘到斯德哥尔摩商学院任经济学教授，1944年，任瑞典主要反对党自由党的主席，在联合政府中任贸易部长，并连任自由党主席达23年之久。 俄林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其贸易理论，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他提出生产要素禀赋假说。即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由其要素禀赋决定，劳动分工与贸易分工都受到天然禀赋的制约。二是他提出了价格均等定理。价格均等定理也是生产要素禀赋说引申的命题，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国际贸易将最终导致各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与绝对价格平均化。俄林也说明要素价格均等是一种趋势，而非指完全的平等化，其主要原因是尽管贸易促进了资源配置合理化，但无法真正解决要素在地区间的非均等性。 2.9.2 詹姆斯·米德 米德被视为西方国际经济宏观理论和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开拓者。1907年，米德生于英国的巴斯市，1930-1931年，他在剑桥三一学院学习。1931-1937年，他在牛津赫特福德学院担任经济学讲师，负责教学经济学理论，失业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是他最感兴趣的领域。1947年，米德担任伦敦经济学院商学教授，主要讲授国际贸易理论，期间他完成了《国际经济政策理论》一书。1957年米德转入剑桥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967年后他不再任教，成为剑桥基督学院的一名高级研究员，并于1974年退休。 米德最突出的学术贡献在于国际经济政策理论，他提出一国的政策目标应当包含两个方面，即国内的经济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 国内经济平衡主要包括对内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相对稳定、国民收入保持上升状态，经济总体景气。反之，如果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则是经济失衡状态。他提出了保持国内经济平稳的金融政策，金融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提出与如今的“逆周期调节”相类似的观点，即当经济衰退时，扩大政府开支、减税、降低利率以拉动经济，反之则采取措施防止经济过热。对外平衡主要指国际收支平衡，即对外收支总体既无赤字，又无盈余，汇率保持稳定水平。米德认为要达到内外同时平衡，需要应用至少两种政策手段，这符合丁伯根法则。在米德之前，多数经济学家并未将国内经济平衡与国际资本流通相结合，米德的模型更加全面的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 2.10 1978年：赫伯特·西蒙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是美国管理学家和社会、经济组织决策管理大师。他倡导的决策理论，是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吸收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的内容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他在决策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使他获得了197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赫伯特·西蒙于1916年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并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1942年西蒙担任了伊利诺斯理工学院政治系教师，并于1943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1946-1950年间，他担任了多个政府部门或协会的顾问。1949年西蒙应邀来到卡内基梅隆大学，先是任行政学与心理学教授（1949-1955），后来任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教授。 西蒙的贡献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管理的决策职能。在西蒙之前，决策被认为是计划职能的一部分，但西蒙提出决策才是管理的首要职能。二是提出了“已知最优”的概念，西蒙提出在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人们进行决策时不可能穷举一切方案，而是要从已知方案中寻找满足要求的。三是提出了“有限理性”的观点，即管理人和决策者不是完全理性，也不是非理性，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有限理性”。因而决策的合理性理论必须考虑管理者作为人本身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等因素，决策者选择的并非是最优解，而是足够好的解。 2.11 1979年：西奥多·舒尔茨和阿瑟·刘易斯爵士 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与阿瑟·刘易斯（Sir Arthur Lewis）由于对发展中经济体问题的研究共同分享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11.1 西奥多·舒尔茨 舒尔茨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致力于研究发展经济学，其侧重点在于研究农业在发展中国家所发挥的效用，并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舒尔茨于1902年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阿灵顿郡的一个普通德国移民家庭，父亲是小农场主。舒尔茨没有上过中学，22岁从家乡的农业学校毕业后进入南达科他州立学院攻读农业专业，25岁时取得了科学学士文凭，并于1930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在他的成长时期，他目睹了美国大萧条期间农民生活的艰辛，家庭的环境以及成长的经历使得他将研究始终倾注在农业领域的“穷人经济学”，并最终成为一代大师。 舒尔茨的主要研究集中在农业经济领域和人力资本领域。在农业经济方面，舒尔茨与一般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认为农业可作为经济发展策略的重点，尽管传统农业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有限，但现代农业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他将农业分为传统农业、过渡农业和现代农业，并认为传统农业是一种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其利润相对较低、生产相对落后。传统农业要获得发展，其出路在于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并转化为收益率较高的现代农业。这要求这些新的生产要素不仅包括物质上的要素，还包括引进和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的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后世具有较大启发意义，在舒尔茨之前很少有学者系统性地将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变量考虑到发展经济学中。舒尔茨在其《人力资本的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1971）中将人力资本定义为相对于物力资本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态，表现为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并提出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在于后天的学习与培养，人力资本投资是生产支出而非简单的消费支出，同时人力资本需从知识、技能、健康等方面进行投资。 2.11.2 阿瑟·刘易斯爵士 刘易斯1915年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现为圣卢西亚）。1932年，刘易斯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并分别于1937年、1940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直至1948年。1948-1952年，他前往曼彻斯特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刘易斯始终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并试图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1951年刘易斯出任联合国总部发展落后国家专家小组成员，1957-1959年任加纳共和国总理经济顾问，1959-1960年任联合国特别基金的代理人。长期在发展中国家的实地考察使得刘易斯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1963年-1986年，刘易斯受邀前往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专注于从事经济发展问题的学术研究，并始终为各国提供发展指导。 事实上，刘易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其主要经济贡献在于提出“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该模型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前者依靠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存在大量隐蔽性失业，后者代表现代工业中以雇佣工人扩大生产效率的生产方式。刘易斯突破了古典主义中对劳动力供给缺乏弹性的假设，指出在贫困国家在发展初期传统部门的隐蔽性失业使得其几乎存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只要现代部门中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略高于传统部门的平均收入，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向现代部门，使得资本利润得以不断扩张。因此早期发展中国家人口收入难以得到快速提高，而在传统部门中的人口红利逐步被现代部门吸收后，原有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速会逐步放缓，进入新古典主义中一元经济的发展新阶段。 2.12 1980年：劳伦斯·克莱因 1980年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因其对宏观计量经济学开创性的研究与发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克莱因作为新凯恩斯学派的重要代表，其主要成就在于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结合数量方法，将凯恩斯理论转化为数学公式，并根据现实经济中实际数据建立宏观计量模型。 1942年克莱因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在其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在保罗·萨缪尔森的指导下，两年内便完成完成学位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1947年，年仅27岁的克莱因发表《凯恩斯革命》引起西方学界注意，而在1949年不到30岁发表的成名作《美国1912-1941年经济波动》中提出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在西方引发强烈反响并加速了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推行。随后，克莱因前往欧洲游学并于1958年返回美国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克莱因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经济政策评估、经济数据波动测量与预测的计量模型，在结构、规模、预测和先进的估算方法论方面均做出开创性的研究。克莱因先后发表了《美国1929一1952年计量经济模型》（1955）、《联合王国计量经济模型》（1961）、《沃顿计量经济与预测单位模型》（1967）、《布鲁金斯SSRC模型》（1969）等多篇论文，从结构、方法以及实证的角度全方面对宏观计量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与开发，并试图对世界经济动向做出计量预测。 2.13 1981年：詹姆斯·托宾 1981年，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因其对经济学方法、风险理论等方面的杰出研究，尤其是在对家庭和企业行为以及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应用分析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托宾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其著名理论为资产组合理论，主要研究家庭和企业如何决定资产构成的研究，他明确提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精髓是分散投资风险，同时还提出了托宾税、托宾Q比率、蒙代尔-托宾效应等理论，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 1935年托宾以优异成绩进入哈佛大学，先后攻读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彼时哈佛正处于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熊彼特、汉森、钱伯森、列昂惕夫、萨缪尔森等一众经济学人共筑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氛围，身处其中的托宾与他们的交流使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1950年后托宾便一直在耶鲁大学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培养出无数优秀学生，其中包括前任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 在资产投资决策方面，托宾主要提出资产投资组合理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首次在托宾《作为对待风险行为的流动性偏好》的著作中提出，是对凯恩斯投机性货币需求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出于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与利息率呈反向关系，但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中对投资者资产进行了的单一持有的假设。托宾认为投资者可持有的金融资产是分散而多样化的，他通过复杂的数学推导证明追求最高收益和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必定持有多种资产，即“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能反映利息率和货币的投机需求呈反向关系，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和现金需求与利息率的相反关系提供了基础。 在投资与产出方面，托宾主要提出托宾Q比率以及蒙代尔-托宾效应。其中，托宾Q比率被定义为企业市场价值与企业重置价值之比，公司的股票价格将对企业投资产生影响。因此，当货币供应量上升时，将带动企业股价上行，一旦Q比例大于1，则企业有动力扩张投资，从而实现整体经济产出的提高。蒙代尔-托宾效应则指出通货膨胀率对实际产出的影响：当名义货币供应量上升时，预期通货膨胀将导致名义利率提高，使得投资者选择减少货币持有从而降低实际利率，刺激产出增加。 在外汇交易方面，托宾崇尚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并提出托宾税的概念，其实质是对现货外汇交易征收全球统一的交易税，主要针对短期资金的往返流动进行征税，旨在减少纯粹的投机性交易、稳定汇率，同时为全球性收入再分配提供来源。 2.14 1982年：乔治·斯蒂格勒 1982年，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因其对产业结构、市场功能以及公共领域管制的相关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斯蒂格勒处于新古典主义阵营，他相信政府管制对公共经济的利益是低效的，主张实行自由市场制度，反对垄断和国家干预。 1911年斯蒂格勒出生于美国西雅图附近的小镇，并在西雅图度过了人生的前20年。1931年从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的他遭遇美国大萧条最严重时期，难以找寻工作的斯蒂格勒重返校园通过奖学金于西北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在此期间，斯蒂格勒结识了一名极具启发性的老师，萌发了经济学的研究兴趣。1933-1936年斯蒂格勒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并在此开始了与艾伦·沃利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终生友谊。与较为活跃的挚友弗里德曼不同，斯蒂格勒拒绝了各方政府部门的邀请，终生在学校醉心于学术研究。1938年毕业后，斯蒂格勒前往明尼苏达大学任教并于1947-1957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58年斯蒂格勒返回母校芝加哥大学任教，直至1981年退休。 斯蒂格勒的学术贡献主要分为三方面，一是提出了政府对市场管制的分析。在1971年出版的《经济管制理论》中，斯蒂格勒指出政府试图在为全部人民提供公共服务拟定法律法规，而实际运行过程中，小部分利益集团将大概率说服政府使用公共资源和权利来改善其利益，导致经济法有益于特殊生产者或特定利益集团，而不是服务于公众，从而导致市场的整体低效。因此，他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自由市场制度更为有效。斯蒂格勒在公共管理领域的贡献在于以经济研究的方法来研究政治与法律问题，并激发了对管制立法效果以及其背后驱动力的研究，被称为是“管制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 二是为提出竞争与垄断两级模型，将微观基础引入产业经济学研究领域。在斯蒂格勒出版的《寡头市场需求曲线和刚性价格》、《寡头理论》中，他揭示了寡头市场需求曲线模型理论上的不完备性和预期失灵，指出寡头市场下的价格刚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同时，他应用卡特尔理论对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成本差异以及折现率进行详细分析，并对市场上存在的合谋进行进一步阐述，指出共谋行为的稳定性实际上依赖于察觉、惩罚背离协议的能力或公开限产行为的能力。 三是创造性的填补了信息经济学的空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很少有学者系统性的关注微观经济主体获得信息的成本与经济效益问题。斯蒂格勒通过对信息成本对价格、工资和其他因素的研究发现，由于信息在获取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地域的成本不同，因此同一产品在存在不同价格是不可避免的正常市场行为，并不需要人为的干涉与管制。 2.15 1983年：杰拉德·德布鲁 1983年，杰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因其把新的分析方法纳入经济理论以及把一般均衡理论予以严密的重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德布鲁致力于研究一般均衡理论，即如何通过价格使生产者的供应同购买者的需求取得平衡，并最终通过细致的数学分析对均衡理论做出了细致的描述。 德布鲁1921年出生在法国加来并于1944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46年获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47-1948曾在法国驻联邦德国的占领军内服兵役两年。1949年，德布鲁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经济学。1950-1955年任芝加哥大学考尔斯基金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1955-1961年年德布鲁先后前往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副教授及高级研究员并于1962年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经济学和数学教授直至退休。 德布鲁的主要著作为1959年出版的《价格理论：对经济均衡的原理分析》，其中用数学模型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德布鲁的数学模型主要依存于三个假设：消费与生产集合都是凸集；经济主体都拥有初始资源；市场制度安排是外生给定的。这种均衡的整体稳定性取决于消费与生产相互调整的动态过程，这些过程保证最终交易实际上都将按均衡价格进行。因此，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市场价格由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根据商品和劳务相对价格做出独立决定，最终达到一般均衡。 2.16 1984年：理查德·斯通 1984年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由于在国民账户体系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将国民核算体系公式化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师从凯恩斯，斯通继承了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思想，并试图开发、测量与国民经济相关的经济数据。 1913年夏，理查德·斯通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上层社会家庭。1931年斯通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法律专业。随着兴趣的转移，他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向经济学，并师从英国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1940年斯通开始任职英国内阁，二战期间，他一度担任英国中央统计局的高级统计师，还曾担任凯恩斯的助理，在恩师的指导下，斯通开始了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初步探究。战争结束后，斯通放弃政府高薪职位，受导师邀请前往剑桥大学担任应用经济学系第一位系主任。1945-1980年斯通在剑桥度过了近半个世纪时光，在此期间斯通确定了自己的研究重点，并受世界银行以及各国邀请协助核算国民经济指标。 斯通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对建立标准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他开创性的将会计中的复式记账法引入对经济的核算，论证了凯恩斯主义中对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这三大决定国民收入主要因素计算方法，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测算与完善。 2.17 1985年：弗兰克·莫迪利安尼 1985年弗兰克·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因其在微观经济领域中提出的储蓄生命周期假设理论以及对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而获得经济学奖。莫迪利安尼发展了凯恩斯主义消费理论与投资理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是一名新凯恩斯主义者，其关于利率对国民收入影响的论述对IS-LM模型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莫迪利安尼于1918年出生于罗马并于1939年毕业于罗马大学法学系。同年，为逃避法西斯统治，莫迪利安尼携妻移居美国加入美国国籍，并在纽约市新社会研究学院改修经济，1943年任该院讲师，1944年获社会科学博士学位。1946-1962年，莫迪利安尼先后于伊利诺伊大学、卡耐基理工大学、西北大学。1962年前往麻省理工大学任教直至退休。七十年代中期，还先后被选为美国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金融学等协会会长。 莫迪利安尼对经济学理论做出了两个重要贡献，一是储蓄生命周期理论，储蓄生命周期理论本质为消费假说模型，主要论述家庭金融决策的目标是通过合理有效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实现家庭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效用现值的最大化。此外，理性人将依据其现行收入、预期未来收入和继承收入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选择一个与过去平均消费水平接近的稳定的消费率并按比例均匀地消费总收入。当现行收入超过或低于按稳定消费率时，个人将进行储蓄或负储蓄。 二是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即MM定理。该定理对公司资本结构框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揭示了在资本市场完备、无交易成本、投资理性、负债无风险以及预期收益率概率分布相同的基本假设条件下，公司价值的决定因素。MM定理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在不考虑税收的条件下，企业负债与否不影响企业价值，负债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等于处于同一风险等级的无负债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再加上与其财务风险相联系的溢价；二是在存在公司所得税的条件下，无负债公司的价值等于公司税后企业的现金流量除以公司权益资本成本，负债经营公司的价值等于同类风险的无负债公司的价值加上减税收益（税率乘以债务的价值），即公司所得税后将影响企业价值，负债经营公司价值将高于为负债公司，且负债公司价值在负债达到100%时最大化。 2.18 1986年：小詹姆斯·布坎南 1986年小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 Jr．）因其对“经济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与法制基础的开拓”而获得诺贝尔奖。师从著名的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创始人富兰克·奈特，布坎南深受芝加哥经济学派影响。身处新古典主义阵营，布坎南坚持政府失灵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干预是导致失灵的根本原因，并提出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决策引入经济理论当中。 布坎南1919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他最早就读于田纳西州师范学院，之后又考入田纳西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二战结束后，布坎南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并在此期间结缘启蒙导师弗兰克·奈特和K·威克塞尔，从一名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社会主义者”转变成信仰市场力量的古典主义成员。1949-1986年，布坎南开启其学术生涯，分别于田纳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乔治·梅森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并在此期间通过对意大利财政学派的研究，更加坚定了关于政府不是一种理想的制度的观念。 布坎南的突出学术成就为公共选择理论。1962年布坎南与图洛克发表了《同意的计算》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同时在1975年《自由的限制：在无政府主义状态和集权主义之间》、1977年《政府增长的动力》、《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中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公共选择理论主要有三大假定：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人理性原则与利己主义本性以及政治的交换过程性质，三类假定的核心在于指出民主政治活动同样具有交换的性质。公共政策决策与市场经济决策相同，是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因此，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在于将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试图证明在公共决策领域，决策人内在的经济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力将对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追求产生扭曲，从而导致政府政策的低效。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不应把增加社会福利与平等的权利随意交给某一特权机构，理性的做法是约束政府的权利，并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该约束机制的最终决策权。[详情]
金岩石：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发错了！ 文：金岩石（独立经济学家、北京鑫星伊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选的主题很好——抗击贫困，颁奖结果却备受争议。 并无创新的统计学方法，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研究起源于财富，财富的反面就是贫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研究财富的性质和起源，在他看来，消除贫困的路径是财富增长，但如果财富增长不能为多数人分享，那就是一个不道德的社会，因为贫富分化将导致社会动荡。马克思的《资本论》最早区分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在他看来，彻底消灭贫困的选择是社会变革。 今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学者，长期致力于扶贫事业的研究。诺贝尔官方文告写道：“获奖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 显然，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的不是贫困经济学，而是扶贫研究的新方法。 贫困与扶贫，是相关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前者属于经济学，后者却未必。读了获奖著作《贫穷的本质》，我觉得获奖者有故弄玄虚之嫌，把如何有效扶贫的研究冠名为经济学，“蹭”了一个经济学奖。如果是无意的，错在评委会。如果是故意的，错在获奖人。无论获奖人的身份如何高贵，我也不能接受一项研究扶贫方式及其统计方法的成果“改变了发展经济学”。 “基于实验的新方法”属于统计学的范畴，针对调查样本的统计数据处理方法有很多，获奖者的方法“新”在哪里？不知道！从“抗击全球贫困”的获奖主题看，当然要研究全球贫困人群的分布与减少，但获奖人的研究忽视了全球扶贫、减贫最有成效的中国（按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却能获此殊荣，经济学诺奖评委们，扶贫研究可以用小样本数据，但作为诺奖评委却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一次经济学研究价值很低的诺奖颁布 贫穷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学有各种理论或解读。但无论如何定义贫穷的本质，也不能把贫穷经济学理论，混同于扶贫效果的方法论研究。 获奖著作《贫穷的本质》基本没有研究贫穷本身，更没有回答贫穷的本质是什么。书中的实验数据很有价值，但绝大部分是微观实验数据，有助于人们在制定扶贫计划及其预算监督的实践中，以较低的扶贫预算收获较高的扶贫效益。微观实验数据的研究方法，绝不能直接用来证明贫穷的本质，否则会得出令人发笑的结论。 比如：获奖者研究穷人家庭的生育问题，用实验数据“证明”穷人爱生孩子，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种看似科学的统计结论似是而非，回避了家庭生育率背后的经济机制和制度选择。 我研究家庭经济学多年了，贫困和生育的关系至少有三个维度：1，从人均GDP的维度看，孩子越多，人均GDP越少；2，从人类生存方式的维度看，人往村里走，钱少孩子多；人往城里走，钱多孩子少；3，从成本收益分析的维度看，孩子的养育成本和家庭的幸福指数成反比。经济学有三大基本定律：资源的稀缺性；分配的必要性；制度的选择性。基于上述定律，母亲的生育能力是稀缺资源，孩子是家庭生产的稀缺“商品”，家庭的经济收入是有限资源，穷人进城也不会多生，“越穷越生”源于农村生活方式，而非经济规律。 再次恕我直言，我绝不是否定获奖者从事的实验研究，也不否认这些研究对全球抗击贫困的努力有所帮助，甚至对扶贫政策的实用价值很高。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奖项，它们的经济学研究价值很低！ 2019年10月21日于北京 [详情]
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4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夫妻档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一同出席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记者会。来源：视觉中国 文 | 陈永伟 （《比较》研究部主管）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为两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以及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这届诺奖可谓是看点颇多。不仅巴纳吉和迪弗洛的夫妻双双获奖足以大抓人们的眼球，迪弗洛以47岁的年龄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也颇具话题性。而除了这些八卦之外，这三位得主所倡导的实验方法更是备受争议。有人认为这是洞察贫困本质的有力工具，但也有人斥之为无用的游戏。 巴纳吉和迪弗洛：诺奖夫妻档 阿比吉特·巴纳吉于1961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父母都是经济学教授。虽然巴纳吉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苦出身，但他却是从小就见过穷人们“摇摇欲坠的房子”的。小时候的他经常和穷人家的孩子玩耍，也经常输掉自己口袋里的玻璃弹珠。由于这些近距离的接触，他很早就是一个贫困人群的同情者。大学时，巴纳吉就读于加尔各答大学，这也是他父亲任教，并且担任经济系主任的地方。1981年，他从加尔各答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后，就进入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983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他又远赴哈佛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学位。毕业之后，巴纳吉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并于1993年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现在，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同时也是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士，并担任印度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顾问。 在攻读博士期间，巴纳吉的导师是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在经济学界，马斯金可谓是大名鼎鼎。他是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的专家，并因这方面的贡献而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马斯金在中国的知名度很大程度还要源于他的中国弟子们——清华大学的前任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现任院长白重恩，苏世民书院前院长李稻葵，还有著名经济学家许成钢都曾是他门下的弟子。 作为马斯金的高徒，巴纳吉早年的研究路子是很理论化的。在这一时期，他曾经发表过不少纯理论的研究成果。例如，他曾在199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过一篇用博弈论分析“羊群效应”的论文，这篇论文至今仍然是行为经济学课程中的必读文献。在钻研纯理论问题的同时，他也积极地尝试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从政府治理到职业选择，甚至到货币危机……不过，对于所有的这些问题，巴纳吉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理论性的。直到与他的学生，也就是他后来的太太迪弗洛开始合作，巴纳吉才逐渐开始将研究风格从理论转向了随机控制实验，并将自己的研究场所从安静的象牙塔转回到了自己童年时就曾经熟悉的贫民窟。有人说，如果发现一个男人突然成长了，那么可能是因为他遇到了自己命中的那个女人。这句话放在巴纳吉的身上，恐怕是再合适不过了。 那个巴纳吉命中注定的女人艾斯特·迪弗洛于1972年生于法国巴黎。她的父亲是一位数学教授，母亲是一位儿科医生。在迪弗洛幼年时，她的母亲经常参与人道主义的医疗援助计划，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冥冥之中影响了她后来的职业道路。 本科时期，迪弗洛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最初，她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为了研究一个关于前苏联的历史课题，她远赴莫斯科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交流和调研。在那儿，她遇到了当时正在为俄罗斯政府担任顾问的“休克疗法之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萨克斯告诉她，经济学有潜力成为撬动世界的杠杆，如果她想要在满足自己学术理想的同时，又能真正有所作为，不妨考虑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迪弗洛听从了萨克斯的建议。1994年，她从巴黎高师毕业后，就进入了著名的应用理论经济学系和实验室（DELTA），也就是现在的巴黎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并获得了硕士学位。此后，她又进一步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导师，也就是后来的丈夫巴纳吉。在巴纳吉的关照之下，迪弗洛的学业很顺利。1999年，她拿到了博士学位，并直接留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按照惯例，美国的高校一般很少直接留用自己的毕业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巴纳吉帮的忙，但我宁愿相信这是迪弗洛自己的实力使然——不要说巴纳吉当年有没有这个意愿，即使想，以他当时的资历也未必有这样的能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麻省理工留下迪弗洛是非常明智的决策。通过和巴纳吉等合作者的合作，迪弗洛学术成果卓著。凭借这些结果，她仅仅用了三年就获得了终身教职——对于很多学者来说，这个职位的获得可能要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2010年，迪弗洛年获得了贝茨·克拉克奖。在经济学界，克拉克奖有小诺贝尔奖之称，只奖给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而克拉克奖的获得者中有一大批都在日后获得了诺奖。 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巴纳吉和迪弗洛的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女儿出生于2012年。由于种姓的约束，巴纳吉并没有马上和自己的原配夫人离婚。直到2015年，他才成功离婚，并迎娶了迪弗洛。由于两人曾经是师生关系，并且还夹杂了婚外情的桥段，所以很多人对巴纳吉和迪弗洛的这段婚姻颇为诟病。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两人传出恋情，事实上已经是迪弗洛毕业后多年的事情，因此这段恋情严格意义上并不算什么师生恋。此外，如果从两人对彼此的学术影响和帮助来看，我个人倒认为迪弗洛对她原本的导师巴纳吉可能还要更大一些。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巴纳吉原本的学术传统来自于马斯金，是习惯于用理论来分析问题的。作为导师，他指导迪弗洛的也是这个套路。事实上，只要我们看一下两人的发表记录，就会发现在他们合作的最初，两人合作的文章都是理论化的，而与此同时，迪弗洛却已经开始独立应用实验的方法研究问题。根据这点，我认为迪弗洛对于实验方面的开拓应该不是受巴纳吉影响所致，对她在这方面造成影响的可能是其博士期间的另一个导师乔舒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然而她又转手用这些影响了巴纳吉。从这个角度看，迪弗洛并不是巴纳吉阴影下的弱女子，相反，她应该是帮助巴纳吉走向成功的女人。 克雷默：寻找O环的人 与前两位诺奖得主相比，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的知名度要低得多。他生于1964年，本科和博士都就读于哈佛大学，并于1992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到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不久后就回到哈佛任教，一直至今。目前，他是哈佛经济系的“发展中社会盖茨讲席教授”（Gates Professor of Developing Societies），同时也是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院士。 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克雷默的导师是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巴罗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多年以来一直是诺奖的大热门。恐怕很少会有人想到，巴罗至今没有获奖，他的学生却抢了先，不知道巴罗本人在获知这一消息时作何感想。 受巴罗的影响，克雷默早期的学术研究都是比较宏观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领域。1993年，他在《经济学季刊》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经济发展的O环理论》。这篇论文的视角非常宏观，分析工具则完全是理论性的，从表面上看，这和他后来斩获诺奖的工作完全不相干。不过，在我看来，这篇论文事实上奠定了克雷默后续工作的精神基础。 什么叫O环呢？这个名词其实来自于“挑战者号”空难。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在升空时爆炸，七名宇航员在爆炸中丧生。这一事故发生后，美国政府立即组织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造成这场严重灾难的原因，仅是一个完全不起眼的小配件——助推器里的O型环。克雷默借用了这个导致空难的罪魁祸首的名字，并将其用在了自己的理论中。 在论文中，克雷默指出，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其实是要有大量不同人员的配合才能完成的。对于每一个生产的参与者来说，他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完成任务，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能力，也取决于其合作者的能力——这就好像要让一个航天器成功发射，光有动力系统、控制系统还不够，O环的质量也可能造成关键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会尽可能选择和那些和自己一样有能力的人来合作，每一家高生产力的企业也都会尽可能选择那些高生产力企业扎堆的地方来进行生产。这样的结果就是，高能力者与低能力者，高生产率企业与低生产率企业的彼此隔离。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某些关键的发展环节上存在着瑕疵，那么它就很可能难以吸引到高质量的发展资源，从而陷入不发达的陷阱。用我们熟悉的一句话讲，就是细节有可能决定成败。 在后来的研究中，克雷默逐渐放弃了巴罗式的宏观分析路子。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自己学术传统的背叛，但仔细想来，他其实一直秉承了自己的初心。是的，既然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成败可能被一个像O环那么小的东西所影响，那么如果可以找出这个O环，把它的质量搞好，不就可以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走出落后，帮助穷人走出贫穷了吗？本着这一理想，克雷默开始借助随机控制实验来找寻这些O环。 发展经济学的尴尬 2005年时，杰弗里·萨克斯——对，就是建议迪弗洛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的那位——出版了一部新书《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在书中，他向全世界宣告：长期困扰人类的贫困问题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解决。根据萨克斯的估计，如果从2005年到2025年间，富裕国家每年拿出1950亿美元来对穷国进行援助，那么到2025年时，贫困问题将从世界上消失。 尽管萨克斯对他的预言信心满满，但这一观点一经发布，就有很多学者表示了反对。在反对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纽约大学的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他用大量的事例表明，尽管富国劳命伤财地对穷国提供援助，但这些援助并没有像萨克斯想象的那样起到消弭贫困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援助反而让穷人的境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后来，伊斯特利教授将这些事例整理成了一本书，并特意为这本书选择了一个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名字，叫做《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在另一本名为《援助的死亡》（Dead Aid）畅销书中，曾供职于高盛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也表达了和伊斯特利类似的观点。他指出，援助不但会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还会腐蚀地方机构并削弱其作用，导致一些援助机构形同虚设，因此它们经常不能达到本来的目的。 作为顶尖的学者，萨克斯和伊斯特利尽管争锋相对，但却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显露出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尴尬。 发展经济学，又叫发展中国家经济学，有时也被戏称为“穷国的经济学”。按照标准的定义，它是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一个经济学分支，但事实上，它算不上是一个标准的学科分支，而应该说是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我们打开任何一本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都会发现这门学科基本是无所不包的：资本如何积累、人力资源如何开发、工业化与农业化如何进行、人口在部门间如何流动、对外贸易如何开展到国外资源如何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制定、计划与市场如何协调、发展的优先顺序如何选择……所有的这一切，只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就是发展经济学考虑的问题。 二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大批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国家。究竟怎样才能迅速让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走上繁荣富强，成为了这些新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曾在20世纪50、60年代盛极一时，发展经济学家们纷纷成为了各国政要的座上宾。在早期的诺贝尔奖得主中，就有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例如1974年获奖的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79年获奖的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都是发展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 不过，发展经济学家们的好日子似乎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到20世纪80、90年代，曾经繁荣的发展经济学似乎被抛到了让学术圈遗忘的角落，甚至有著名经济学家宣称“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发展经济学由盛转衰呢？ 首先是实践方面。在发展经济学兴盛的数十年间，无数的发展经济学家根据自己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开出了无数的药方，但这些药方似乎并没有收到他们预期的效果。以前面提到的援助为例，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援助被认为是帮助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一剂良方。但伊斯特利他们提供的例子又证明，援助不仅经常没有效果，还会产生负面影响。发展经济理论的这种 “时灵时不灵”让其公信力大打折扣。 其次是理论方面。由于发展经济学在传统上被定位为研究国家的学问，因此其理论大多是从宏观层面上展开的，而同时，其研究方法又主要集中于理论模型的推演。这两个特征使得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提出的理论往往有“空对空”之嫌。在很大层度上，这些理论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信念”或“主义”，而实际应用的价值并不大。 为了破解这些问题，发展经济学就必须对自己进行更新。在继续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保持持续关注的同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理论工具。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以巴纳吉、迪弗洛、克雷默为代表的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们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套新工具，这套工具就是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或者说RCT。 经济学家的实验室 至少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依照物理学为模板来塑造自己的学科，试图把自己从一门学科变成一门科学。我们知道，作为一门科学，它一方面需要理论的创造，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实验的支撑。在前一方面，经济学基本是成功的。经过几代经济学人的发展，主流的经济学已经构建起了一套严整的、逻辑自洽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大批数理经济学家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包装，这让经济学至少在外表上已经有了足以与物理学抗衡的理论形态。而在另一方面，经济学的脚步却略显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家都没有能像物理学家那样进行实验，更遑论用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理论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决定的。物理学研究的是物，物是死的，可以相对容易地进行控制；人却是活的，他们的反应会对实验结果造成干扰，而对他们的控制还有可能带来很多伦理问题。 当然，经济学家们从没有放弃过对实验的追求。例如，“垄断竞争理论”的创始人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就曾在自己的课堂上进行实验，用来验证我们熟悉的供给需求理论。这种课堂实验的传统后来被很多经济学家采用，例如2017年的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关于禀赋效应的经典实验就是在课堂上完成的。这种课堂的实验十分简单，能用来分析的问题也十分有限。随着心理学对经济学影响的加深，一部分经济学家也开始借助心理学家的工具，在实验室研究人的行为。由此，经济学家也有了自己的实验室。 不过，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样的实验室显然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尽管在实验室的严格控制之下，研究人员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结论，但这些结论毕竟不是人在真实社会环境中的反应。它们究竟能否应用到真实世界，也是要打个问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得到有意义的经济学实验结果，就要直接把真实世界作为自己的实验室。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所谓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这种实验的逻辑，是借助于一些外生的冲击来构建对照组和实验组，然后来对它们的表现进行比较。举例来说，经济学家们一直对最低工资法的效应争议不断，有的经济学家（例如我们熟悉的张五常）就把最低工资法贬的一无是处，认为这会有损就业，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对此持有反对意见。为了考察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大卫·卡德（David Card）和不久前自杀去世的原美国总统经济顾问艾伦·克鲁格（Allen Krueger）曾经以新泽西州最低工资法的变动作为冲击，比较了这一冲击发生前后，新泽西州和临近的宾夕法尼亚州之间的快餐店就业的变化。结果发现，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并没有对就业造成明显的影响。 另一种方案就是田野（field）环境下的RCT。严格地说，自然实验只是一种准实验（quasi-experiment），它只是对实验的模拟，而没法像真正的实验一样去对各种外生的干扰因素进行控制。而RCT则不同，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为了完成对实验的控制，实验者必须真实地为被试提供相应的激励。例如，如果要分析补贴对疫苗注射的影响，实验者就需要真实地对一部分被试者提供资金补贴，让他们作为控制组，来观察其反应。而其他的被试者，则应该被视为对照组，用他们来和控制组进行比较。严格地来看，当实验者进行这一切时，他们不应该让被试者知道自己的目的，甚至不应该知道自己是实验者。 从理论上讲，由于田野RCT的环境比实验室实验更为真实，因此可以比后者更好地模拟真实世界的情形。同时，比起自然实验，它又更加容易操控，因此能够更加灵活地满足研究者的需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有点，田野RCT已经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青睐。尤其是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这几乎已经成为了研究的标配。 探索贫穷的本质 拜RCT这个分析工具，巴纳吉、迪弗洛、克雷默这批新的发展经济学家终于可以一改前辈们指点江山的风格，转而从更为微观的视角去观察穷人，以探索贫穷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相应的应对之策。通过大量的研究，他们惊讶地发现，在很多时候，看似难以根治的贫困问题其实只是由一些很小的问题造成的，只要对应地在这些问题上增加或者减少一些激励（或者用理查德·塞勒的语言，叫进行一些“助推”（nudge）），就有可能帮助穷人摆脱贫穷的困扰。 以教育问题为例。所谓“扶贫必扶智”，很多地区的贫穷落后，本质上都是由于教育落后所导致的。对于这些地区的决策者来说，在教育资源总体有限的条件下，有效配置这些资源就是改善教育质量，进而帮助本地人民脱贫的重要举措。但是，究竟应该把这些资源分配到什么地方呢？一些观点认为，要用来给学生买课本；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应该先解决学生的午餐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克雷默和他的合作者一起，在肯尼亚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免费午餐并不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而课本也仅仅只对最优秀的学生有效。由此可见，这两个措施都不是有效改善教育质量的良方。 当然，教育资源的稀缺并不是教育的唯一问题。事实上，在一些情况下，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出在投入不足，而是出在老师并没有设计出针对性的教学方案。一旦教学内容适应了学生需求，教学效果便会明显提升。为了验证这一点，班纳吉和迪弗洛在两个印度城市——孟买和瓦都达拉进行了研究。他们随机选择了几所学校，为这些学校的学生提供针对性辅导，并将教学结果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无论在短期还是中期，针对性辅导均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 此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教师的缺勤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原因。为了找到破解这一问题的方法，三位诺奖得主联合进行了一次实验。通过实验，他们发现缩短教师的合约期限可以有效地增加老师的紧迫性，从而让他们的缺勤显著下降，而这对于提升他们所教学生的成绩也有明显的效果。 再看健康问题。在很多国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而在导致疾病的众多疾病中，有相当一部分本来是可防、可治的，只是穷人们出于预防成本的考虑，往往选择了不预防、不治疗。 在克雷默所有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最高的一篇就是关于药物价格对患者服用治疗寄生虫感染的驱虫药的影响的。借助RCT发现，如果驱虫药是免费的，75%的父母会给孩子服用药物；然而当费用仅有微小上涨，即价格涨至低于1美元的价格时，选择服用药物的比例也骤降至18%。这说明，穷人们大多对价格十分敏感。而从政府的角度讲，对于治疗关键疾病的药品，可能只要进行一点点的补贴，就可以改变穷人有病不治的行为。 除了价格以外，低劣的服务质量也会影响穷人对于疾病的防治。例如在很多地区，尽管有疫苗接种站，但工作人员经常脱岗，这不但导致贫困地区的人们经常不能接受接种服务，也很难对疫苗的可靠产生信任。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班纳吉和迪弗洛进行了一次实验，他们将接种站在随机选定的村子中流动，并确保接种站中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岗。结果发现，服务质量改善后，疫苗接种率变为原来的三倍，从6%增长到18%。此外，他们还研究了奖励对于接种的效果，对完成接种的居民奖励一包扁豆。结果，居民的接种率进一步上升到了39%。 通过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借助RCT的方法，研究者可以有效地发现很多原本被忽视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却正如挑战者号上的O环，只要花点资源，保证这些O环的质量，就可以对有效缓解贫困问题。 除了探索贫困的本质外，RCT还有助于反思一些扶贫政策的得失。限于篇幅，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关于小额信贷的。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难以获得信贷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缓解贫困，就必须鼓励金融机构为穷人贷款。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在小额信贷方面的实践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是强化了人们的这一信念。对于这一看似显然的常识，巴纳吉和迪弗洛提出了质疑。通过实验，他们发现小额信贷的发放不仅很难达到像尤努斯宣称的那样高的还款率，它们在帮助穷人脱贫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显然，这一发现让促使人们反思小额信贷的成败是大有启发的。 另一个例子是化肥的使用。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化肥的使用可以有效提升粮食产量，因此很多国家都利用补贴等方式鼓励农民使用化肥。但在实践当中，这些鼓励政策的成效却往往并不明显。为什么会这样呢？迪弗洛和克雷默通过RCT实验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他们看来，农民拒不使用化肥，主要是源于一种“现时偏差”（present bias）——既然关于化肥的补贴是长期存在的，而改用化肥又可能有风险，那么何不让别人试试成效，好了再用呢？如果所有农民都这么想，那么化肥就很难推广开。针对这一问题，迪弗洛和克雷默建议，应当将长期的补贴改成短期补贴。这个建议看起来好像对农民更为苛刻了，但从实践效果看，却是改善了农民的福利。 尽管每一年的诺奖都会引发一些争议，但似乎都没有今年这么大。事实上，在今年的诺奖公布之后，就有很多学者出来说，今年的几位得主根本不配诺奖。考察这些反对的原因，除了少数是针对得主本人（例如针对巴纳吉和迪弗洛的师生恋）外，更多的质疑是针对RCT这种方法的。 事实上，在经济学界，RCT这种方法一直存在争议。很早的时候，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就专门写文批评过RCT，由此还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战。 那么，RCT方法究竟有什么问题呢？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林毅夫教授曾经有一个比较到位的评论。在著作《新结构经济学》中，林教授指出，RCT这种试图“以科学经验为基础的政策来减贫”的方法尽管对于理解一些特定的微观发展项目颇有帮助，但它们通常并不是以如何填补我们最紧迫需要了解的知识空白为目的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它们的研究更多的是以那些容易看到的话题为对象，对于政策制定的正面影响往往是研究过程中偶尔迸发的无心产物。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林教授对RCT的看法，那就是它只能解决小问题，却解决不了大问题。 林教授的这一评论可谓切中要害。从现有的RCT实验来看，它们解决的只是类似寻找O环的工作，这些问题固然很重要，但即使解决了这些问题，也难以从根本上破解发展难题。这就好像，虽然没有O环不行，但有了O环，没有助推装置，飞船依然上不了天一样。在现实中，那些对国家发展影响深远的政策往往是复杂的，在实施过程中，它们会产生一般均衡效应，对经济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简单的RCT是根本不可能把握到的。 举例来说，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但究竟产业政策的效应如何、究竟是否能够达到政策目标，又是否会衍生出各种其他的问题，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定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前几年我国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围绕产业政策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以林毅夫、张维迎、田国强为代表的众多著名经济学家各执己见，争论得不亦乐乎。但怎么判断这几种观点的正误呢？记得当时有一个讨论群里，有群友提议“干脆做个RCT，让东北三个省，分别按照林、张、田三人的思路去发展，过几年看看谁发展得好！”这个观点引发的只是一阵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大事断然不可能用实验来解决。 除了林老师指出的上述问题外，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外部有效性。RCT的结论看起来很美，但是它毕竟是实验，换个场景，换个更大的环境，这些结论究竟能不能再有效？那真的很难说。就以前面的产业政策问题为例，即使政府真的采纳群友的建议，用三个省来做实验，但从省级得出的经验真的能推广到全国吗？恐怕还是很难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RCT其实也不便宜。我曾在聊天的时候问过一位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的经济学者来说，RCT的最大现实意义是什么？她的回答是：“在申请经费的时候可以更有理由了！”我当然知道她是在调侃，但这个回答其实也指出了RCT的一大缺点，那就是耗资十分巨大。尽管相对于政策的实践来说，实验的成本是微小的，但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实验的成本却几乎是天文数字。不要说巴纳吉、迪弗洛他们所做的那种实验，即使在操作上简单得多的RCT实验也可以轻松耗去上百万的经费，如果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显然难以完成。由于耗资巨大，要重复RCT实验就很难，人们因此也很难知道一个实验得到的结果究竟是否可靠、是否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推广。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以上所述的各种缺陷，但瑕不掩瑜，RCT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依然是值得重视和推广的。另外，先实验，看看效果，再逐步推开的思路本身，对于我们避免盲目出台政策也是大有借鉴的。 当然，RCT只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只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涉及贫困的面上问题，至于更深层次的问题，则需要更为直接的倾听与调查。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贫困的成因是复杂的，为了根治贫困，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详情]
中国人为何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者：郭佩珊、董寒阳 当地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三位美国学者“以实验性方法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消息一出，中国网友坐不住了：说到减贫的成就，谁能比得上中国？ 图片来源：微博网友评论截图 的确，根据《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过去40多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 但据统计，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奖51年来，获奖者多来自欧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华人经济学家“颗粒无收”。 为何华人一直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该奖项上实现“零的突破”还远吗？ 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如何缔造？ 已故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说，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 然而，有分析称，中国改革开放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几十年高速发展中，包含了太多超出纯经济范畴的因素。国际经济学界目前难以给出完全、充分的解释。 资料图：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得奖者。 但对于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言，理论所解释的现象越重要，越容易获奖。例如，2012年获奖的美国学者罗斯和沙普利，用博弈论的方法，有效解释了价格失灵情况下的市场配对现象。 换言之，中国如何实现经济腾飞，并非用一项理论就能完全阐释清楚。 华人缺席 也有经济学奖自己的“锅”？ 或许有人会问，经济学的领域如此广泛，包括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等，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华人为何一直难以实现“零的突破”？ 这可能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的“特性”有关。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8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得主、瑞典王室成员与众多名流出席2018诺贝尔奖晚宴。 ——评审具有“滞后性” 报道称，负责评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担心“看走眼”，有时会把考察期拉长至数十年。正因如此，历年获奖者的平均年龄接近67岁。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斯特伦伯格曾表示，目前的获奖者，大多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就在经济科学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那时的中国经济理论，并不像现在这么繁荣。 此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曾表示，“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学家会得诺贝尔奖， 但大概不是我这一代人，应该是我的学生，或是我学生的学生那一代。” 那么，何不让奖牌“再飞一会儿”？ 资料图：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 ——评判规则“西方化” 中国人无缘经济学奖的另一个原因，普遍被认为与该奖项的“评奖规则”有关。 虽然诺贝尔官网上写明，评选对象是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研究者，可51年来，84位经济学奖得主中，绝大多数来自欧美。 稍早前，林毅夫曾公开谈论自己为何无缘得奖，他表示，有资格进行提名的1500人中，大部分来自欧美国家。中国经济学家虽也有机会被推荐，但票数很少，无缘进入小名单。 资料图：诺贝尔经济学奖首对夫妻得主埃丝特·迪弗洛和阿比吉特·巴纳吉。 据了解，受此限制的不仅是中国，即便是21世纪以来，几乎“一年获一项诺奖”的日本，也一直在经济学奖中“铩羽而归”。 截至目前，日本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次数也为0。有分析称，日本经济模式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理念，所以被排除在外。 但尽管如此，林毅夫仍然倡导，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研究中国本土的经济现象。他表示，这样的研究成果，就是对人类知识的增量做出创新性贡献的成果。 何时实现“零的突破”？ 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阿勒玛斯教授曾预测，在未来5年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将出现中国学者的身影。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家的声音逐渐被世界听到。 据统计，1980年到2017年间，共有43位中国经济学家在顶级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位于世界第13位。相比20世纪90年代初，仅有林毅夫一人的状况，已实现“质的飞跃”。 此外，中国经济学家研究的所有制结构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收入分配理论，都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贡献。 资料图：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哈特，在颁奖仪式上展示获得奖项。 斯特伦伯格也曾表示，“假以时日，中国人或华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不是意外事件。” 目前，有学者预测，未来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可能在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领域，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零的突破”。 明天会更好吗？我们翘首以待。[详情]
诺奖得主的中国生意：出场一次100万，我们别再当“冤大头”了 以下文章来源于正解局 自新千年伊始，中国就兴起了一股诺奖得主走穴热。 诺奖得主疯狂捞金，中国真的是“人傻钱多速来”吗？ 1 “组团”来中国走穴 诺奖得主从何时起频繁来华，这个已无从考证。 代表人物，却有一二。 蒙代尔是来华最多的诺奖学者。1999年，蒙代尔因“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理论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提出的“最优货币区域”理论将欧元由概念变成现实，被誉为“欧元之父”。 早在1995年，蒙代尔就到访中国，与中国就此结缘。获得诺奖后，更是成为了“常客”。此后10年间，蒙代尔访问中国超过20次。仅2013年下半年，就来了5次。 （蒙代尔出席中国某论坛）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诺奖得主也不例外。 最近几年，在中国独领风骚的是挪威的爱德华·莫索尔。自从2014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莫索尔好像“爱上”了中国。 让我们来看看2019年莫索尔的中国行程吧—— 2月26日，会见浙江嘉兴市领导。 4月7日，参加河南郑州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技创新中心的揭幕仪式。 5月5日，访问山东大学。 6月15日，在陕西中医药大学作学术报告。 9月10日，参加第十七届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 9月13日，参加欧美同学会第六届年会暨海归创新创业郑州峰会。 9月16日，接受某母婴类社区综合平台的采访。 9月18日，走进电子科技大学。 （莫索尔走进电子科技大学 图片来源：四川在线） 以上只是不完全统计。按这频率，莫索尔几乎每月都要来一次中国，堪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颁发个劳模勋章也不为过。 更让人惊奇的是，诺奖得主不仅不辞辛劳，还十分亲民。除了高大上的科技论坛，就连房地产活动也愿意屈尊参加。 2014年9月12日，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就光临了某开发商楼盘，与社区业主、300多位企业家齐聚一堂，探讨“创新的榜样”，一点架子都没有。 （新闻报道） 最近几年，又出现了一个新趋势，诺奖得主开始流行“组团”走穴。 2018年8月10日，崔各庄论坛暨诺奖成果转化高峰论坛上，6位诺奖得主“抱团”参加。一个月后的第十七届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又“召集”了5名诺奖得主，“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莫索尔也位列其中。 最牛的还是上海。2018年10月29日开幕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海•滴水湖），“集齐”了26位诺奖得主。 （新闻报道） 不知道是否能召唤牛顿或爱因斯坦？ 2 诺奖得主的生意经 上个世纪，很少有诺奖得主到访中国；今天，诸多大咖纷纷来中国站台。仅从这个变化看，可以视作中国影响力的一大进步。 中国科技是在开放学习中进步的。诺贝尔奖又是科技殿堂的最高荣誉，诺奖得主亦是最顶尖的人才。因此，邀请诺奖得主来中国，探讨最前沿的科学问题、分享行业新动态新方向，有利于中国科技发展。 退一步说，哪怕是走秀，也间接传播了科学精神。 但站在诺奖得主的角度，来中国走穴，大多数与科学无关，只是一笔生意。 当诺奖得主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市场有需求，就有商业机构来运作。诺奖得主来中国走穴，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2014年6月，诺奖得主基德兰德到访中国，包括高校讲座、企业考察以及经济论坛在内的活动，全部由一个名为“世界名人中国行”的机构策划。 （基德兰德在中国） 这家机构，拥有遍布全球各领域的名人经纪资源，包括各国政要、诺奖得主、经济名家、企业领袖等，曾多次策划、邀请“洋大师”来华。 据《羊城晚报》记者调查，企业邀请蒙代尔和罗杰斯等大师前来演讲报价高达100万元人民币（约16万美元）。这只是5年前的价格，现在肯定不止这些。 实际上，出席演讲只是行程中很小的一部分。在网上，你可以找到一份诺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的中国行广东站招商方案，仅赞助合作方式，就报价不菲—— 首席冠名赞助合作伙伴限1家开价200万元、战略合作伙伴限3家每家80万元、指定赞助限5家每家30万元、支持单位限5家每家15万元。 （赞助合作方案） 诺奖得主的时间很宝“贵”，在中国每一分钟都充满商机，演讲会中的与大师互动对话环节、大师亲临企业参观指导、招待晚宴、午宴，甚至往返机场车程中与大师独处，均可明码标价，向社会“出售”。 看到这里，就会明白，为什么莫索尔每次来中国，短短几天，要奔波于多个城市。 挪威到中国相隔7000多公里，来一次不容易，自然要物尽其用，人尽其能，多多参加活动，多多捞钱。 在国外，莫索尔只是一个科学家，在中国却成为通吃学术、产业界，横跨生物、教育领域的弄潮儿。 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棵“摇钱树”。 3 反对诺奖形式主义 我们不反对诺奖得主来华，反对的是形式主义。 有的科技论坛，邀请一个或多个诺奖得主，每个诺奖得主演讲半小时。短短半小时，能谈什么深刻的观点，带来什么启发？ 有的活动，诺奖得主的演讲主题与活动主旨南辕北辙。曾有科技界业内人士爆料，在研讨科技政策的研讨会上，当地政府硬是请来了研究细菌的诺奖获得者讲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更有甚者，一个诺奖得主在中国身兼数职。例如莫索尔，先后在上海、济南、嘉兴、无锡等地设立“诺贝尔奖工作站”或实验室。 （莫索尔在上海设立工作站） 这些诺奖得主难道有分身之术？ 如果是商业活动，倒也无可厚非。2014年9月，在广州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开幕前，某品牌矿泉水公司董事长与蒙代尔进行了“交流”。 企业热捧诺奖得主，就是希望能利用名人效应推广品牌。在商言商，各取所需。 但是，政府举办的活动，如果硬要拉着诺奖得主站台，不仅无助于国际交流，反而浪费了纳税人的钱。 2018年，深圳发布诺奖实验室组建管理办法，每个诺贝尔奖实验室将收到最高一亿元的建设资助。 （新闻报道） 我们理解深圳抢夺科技制高点的宏愿，但是，这些诺奖实验室真的能促进深圳的基础科学发展吗？ 回顾历史，过去30年，深圳没有产生过一名诺奖得主，并不妨碍深圳取得翻天覆地的成就。展望未来，深圳未来的发展，也不取决于诺奖得主及其挂名的“实验室”。 这个钱，我们还是少花点好。 4 中国需要的是大科学家 诺奖得主来华捞钱，本质是诺贝尔奖崇拜，以及其衍生出来的学术功利化。 但须知，中国应该崇拜的是诺贝尔奖精神，而非诺贝尔奖得主。 诺贝尔奖精神，恰恰是杜绝学术浮躁、功利化，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如果一个科学家频繁走穴捞钱，他必然没有时间做科研，也无法获得诺奖；如果一个科学家在获得诺奖后频繁走穴捞钱，人们能够从他身上获得只是铜臭味而非科学精神。 2015年，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屠呦呦这样说： 获不获奖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获奖证明我们的中医药宝库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借来拿来就能用。像青蒿素这样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 荣誉多了，责任更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屠呦呦口中的“很多事”，显然不是走穴捞钱。 “青蒿素发现者”屠呦呦，60多年来专注中医药研究实践，在获诺奖之前鲜为公众所知。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参加完共和国勋章颁授仪式，当天就返回湖南，第二天还要到田里去。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研制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隐“功”埋名30年。 当下中国，需要的不是走穴捞钱的诺奖得主，而是脚踏实地的大科学家。 与其把钱花在外来的诺奖得主身上，不如拿来资助自己的科研工作。 别再当“冤大头”了！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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