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印度贫民窟边上长大

　　“我们能让所有的贫困成为历史吗？我认为不能。但是，我们可以消除其中一些极端和严重的贫困。”

　　在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这个名字冠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前，他最广为人知的名号是“全球商业畅销书作家”。

　　2011年，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妻子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合作撰写的《贫穷经济学》（《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一书在全球广受好评，获得了2011年《金融时报》/高盛年度最佳商业书籍奖。

　　一部关于扶贫政策的微观经济学的书，出人意料地收获了全球的关注。而巴纳吉对全球上十亿日花费不足一美元人群的关注，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荣誉——诺贝尔奖。

　　今天揭晓的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巴纳吉、杜芙洛及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委员会称，他们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消除全球贫困的能力”。

　　让巴纳吉最终获得诺奖殊荣的，正是他一直以来致力的扶贫政策实证研究。他小时候生活在加尔各答的一个贫民窟周围，在印度度过了人生的前22年。这一与生俱来的底色，也让巴纳吉的研究带着了浓重的实干主义色彩。

　　“扶贫实验室”

　　在《贫穷经济学》问世之前，经济学家对扶贫的看法一直呈两种分歧：一种以美国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使穷人贫穷的最大因素是贫穷。如果外国援助能够使他们摆脱贫困陷阱，足够坚持地足够久，使他们摆脱阻碍发展的疾病、无知和债务，那么不久之后，他们就能为自己解决问题。

　　而以美国的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真正的问题不是贫困，而是援助本身，这会形成一种“依赖文化”，这种文化使穷人保持贫穷，让他们无法看到通往富裕的唯一真正的道路——自由市场。

　　巴纳吉则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更多是出于争论和猜想，而不是经验。扶贫援助的预算往往高达数十亿美元，但真正分析其成果的研究很少。

　　他和迪弗洛就提出，更好的方法是借鉴制药行业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的援助进行随机对照试验。他们在2003年建立了一个扶贫行动实验室，截至2010年，其研究人员在40个国家/地区进行了240多次实验，试图找出真正有效的扶贫方法。

　　结果让大多数人大跌眼镜。例如，免费或有补贴的蚊帐、水氯化片（用来净水）、学校教育或避孕药的发放，经常被莫名其妙地拒绝使用。这些可以拯救生命的赠送品，却遭遇了令人费解的冷漠对待。

　　而广受赞誉、认为是解贫灵药的小额信贷，事实上也不如人们想象得那样具有革命性。但是巴纳吉也并没有急着把此前的结论一竿子打翻，因为他发现，对援助的提供机制进行微小的调整，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其效力。

　　例如，在播种时向肯尼亚农民提供半价肥料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没有在收获期攒下足够的钱来购买。但是，在收成后，农民有了负担能力，此时向农民出售全价化肥券，等到播种时再兑换成肥料，可以使肥料用量增加50%。

　　当援助手段能考虑到受援助者生活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重新精心设计之后，援助才会开始像杰弗里·萨克斯想象的那样发挥作用。

　　“这本书不会告诉您援助本身是好是坏，但是会说出特定的援助实例是否有好处。” 巴纳吉和迪弗洛写道。他们的研究最强调的一点是，援助并不是黄金箭，并非都能正中靶心。

　　贫穷的经济学的这个案例说服力极强，任何人在阅读后都无法不同意。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本书显示出，发展中国家和英国的贫困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何帮助哈特尔浦（Hartlepool，英格兰城市）或格拉斯哥（Glasgow，苏格兰城市）的穷人。

　　这项研究也让我们发现，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穷人并神秘，他们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也和我们一模一样。

　　穷人为什么总是做出错误选择？

　　“我认为真正的最大区别是，”巴纳吉说，“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东西，而我们却忘记了政府花了多大功夫强制和维持这些东西。英国最贫穷的人喝着很高品质的水，这不仅仅是神赐予的东西——17世纪的英国的水质非常差；也不是说英国有某种纯净的水源，而西非国家马里则没有。只是英国的水已经被为其设置的系统净化了。” 如果每个人都像穷人一样，要花费力气去净化饮用水，我们可能也会变得满不在乎。

　　同样，英国父母在给孩子进行免疫接种方面可能比印度家长做得更好——但我们不应该决断他们就更为谨慎。“如果你不让孩子接受免疫接种，他们可能无法上学，也可能无法使用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国家提供这些服务，有权利来约束公民，这一事实非常重要。贫穷的国家无法提供服务，约束公民更是无从谈起，如果你不给我任何东西，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话？”巴纳吉说。

　　巴内吉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没有强迫或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明智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美国对超级自由主义的推崇，造成了扶贫措施很难奏效，也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做出良好决定的原因。”

　　穷人对可能改善其生活水平的措施的抗拒，通常是出于人类天性的普遍真理，即“时间不一致性”，他解释说。“这非常简单。这意味着，你今天想执行并打算坚持很多决定，但当你开始坚持一部分决定的时候，你就不想再继续了。我认为绝大多人，当然包括我在内，都难以抵抗甜食。”他说。

　　“我非常坚信，我不应该吃太多的甜食，但当我看到甜食的时候，我又很想再吃一个。你的反应和行动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这是我们生活中永久存在的张力。” 如果援助假定穷人将永远做正确的事，那就像我们在每年初购买的健身房会员一样，可能是一种浪费。

　　该书列举了时间不一致的一个加剧因素：皮质醇水平过高，皮质醇是由压力产生的激素，穷人身体中普遍存在，它削弱了冲动控制。巴纳吉澄清说，“但我也认为，有必要强调冲动控制的一部分是意志。” 冲动控制部分和神经系统有关，但这也仍是间接证据。

　　巴纳吉在印度从事贫困行动实验室的研究项目

　　“如果你的生活状态一直都很差，我不确定人们会不会去考虑控制冲动。如果你像我一样，有很大的雄心壮志，并且认为在你的生命中有很有可能去实现，你在面临诱惑方面的表现可能就会完全不同。但如果我感觉，我所期望的东西从未得到过，那我还控制我自己干什么呢？这样想完全合理。”巴纳吉说。

　　“穷人看上去总是做出错误选择，好像是因为他们不在乎，上述机制是很大一部分原因。他们看上去不太在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真的几乎看不到生活改善的可能，而这可能是正确的。如果你知道你永远没办法爬上那座山，那你可能就不会尝试了。推动岩石去尝试，最后让它砸到你身上是毫无意义的。”他说。

　　从加尔各答到斯德哥尔摩

　　巴纳吉本人，即是希望和信念力量最好的例子。

　　他于1961年出生在加尔各答，长大的地方隔壁就是贫民窟。小时候，他经常羡慕贫民窟的孩子们可以自由玩耍，而他则必须待在家里学习。当时，他是一个绝对的后进生，学校也抱怨他拖了后腿。

　　但是他的父母——两位学术经济学家——都拒绝接受这一观点，并坚持认为问题在于学业太简单了，所以就让巴纳吉跳级。这一操作却让巴纳吉对学业产生了兴趣，在加尔各答大学和尼赫鲁大学毕业后，最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他像传统的学者一样低调审慎，回答问题之前思考经常思考很久，然后给出了非常准确和审慎的答复。但是他的书无疑是现代的，并且巴纳吉说，他的书也归功于此前的一系列畅销书——《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Malcom Gladwell的《异类》（Outliers）和《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这些畅销书已经普及了复杂的话题，这是没有简化表述它。

　　巴纳吉和妻子迪弗洛

　　《贫穷经济学》的写作非常优美，像是一个柔和的声音在对你说话，似乎不像是两个人共同创作的。事实上，最终写作也是巴纳吉一人完成的。他解释说，迪弗洛具有把所有的材料都放在一起呈现的强大能力，而他的工作则是理顺句子，让它成为一体。

　　巴纳吉的写作既不像学究派，也不像反贫困运动家。他对绕口的学术表述敬而远之，对行动主义也持保留态度，不知是什么动因促使他从事扶贫研究。

　　“我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比我的工作方法更为宏大。我的背景是纯理论和数学理论，因此我的背景非常像受过训练来提出和解决难题的人那样。但这并不是说我不想要的穷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事实是恰恰相反的，但这并不是我从事这一研究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了解这些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不把它用来帮助理解我身边看到的现象呢？”

　　扶贫先行

　　他承认，如果有一个解决世界贫困的万能答案，那是再好不过的。“当然，是的。如果我们有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案，那肯定会更容易受到关注。没有人愿意知道，实际上我们有一千个小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楚如何解决每一个问题。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巴纳吉说。

　　尽管如此，《贫困经济学》还是获得了《金融时报》/高盛年度最佳商业书籍奖。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扶贫的有效性也显得更为重要。

　　“我认为，援助的真正价值在于促进和深入研究某些事物，并推动创新。”巴纳吉说， “这是中央政府一直没能做到的事。为什么？因为这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失败，还可能是多次失败。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宣称：昨天我挽救了两百万条生命。我有点担心，如果政治压力变得更大，只有这种声音能存活下来。而我却认为，援助真正具有附加值的地方（这是各国政府不能做到的）是促进颠覆性的创新，现在这越来越难维持下去。”

　　巴纳吉的书表现出了对政治的疏离。巴纳吉对根深蒂固的一个共识进行了挑战——贫困的唯一根源在于不良的治理和腐败，除非民主和透明达到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否则他们的人民将持续陷于贫困。

　　巴纳吉认为，援助可以产生重大影响，而无需先等待政治改革——这一观点被指低估了权力的重要性。

　　“我认为人们有点误读了我们想说的话。”他回应称，“我不认为我们在说政治不重要。你知道，如果你在朝鲜，我们没办法说任何话，这就是事实，我们不会假装这不是问题。对于朝鲜这样的国家来说，读我们的书也完全没有意义。”

　　“我想我们要说的是，绝大多数的国家或地区虽然政治上也并不完美，但是承担政治角色的人仍然有一些想法，他们想要合法性。他们可能是腐败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想要合法性。他们想要合法性是因为，例如，他们想继续掌权，以便可以窃取更多钱。”他说。

　　他以19世纪的美国为例，尽管美国“极度腐败”，但仍然设法成为经济超级大国。

　　“因此，我们不应该太过确信怀的政治体制替丁导致经济停滞，我们需要学习与不完善的政治制度合作，而不是想：让我们首先解决政治问题，然后再解决其它问题。我不相信过去2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并不是说政治不重要。我们当时在说：不要认为不良的政治环境就让人无所作为。”

　　“让贫困成为历史”，是一个听上去很鼓舞人心的口号。巴纳吉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世界足够富裕，但是世界人口的一部分生活在应该完全无法接受的条件下。人们生活在垃圾堆里的情况不应该发生。所以我们不应该放弃这一美好目标。”

　　他话锋一转，“我们能让所有的贫困成为历史吗？我认为不能。但是，我们可以消除其中一些极端和严重的贫困吗？我想是的，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本文经由志象网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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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国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