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穷人解困 发展经济学家重回诺奖视野

　　为穷人解困 发展经济学家重回诺奖视野

　　时代周报记者 王心昊 谢洋 马欢 发自广州

　　北京时间10月14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人。

　　与其他几个奖项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所设立的，而是瑞典国家银行为纪念他于1968年设立的奖项，也称为瑞典银行经济学奖。奖项自1969年起，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

　　今年恰逢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共81名经济学家得到嘉奖。其中，25次颁给单个获奖人，19次由两位获奖人共享，6次由三位获奖人分享。

　　此次获奖的三人均属发展经济学派。班纳吉既是迪弗洛的博士论文导师，也是她的先生，夫妻两人曾合著《贫穷的本质》一书，2013年由中信出版社引进。

　　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前两位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克雷默来自哈佛，而这两所学校都位于波士顿，因此有人戏称，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可以算是给波士顿的区域奖。

　　这是三位各有建树的经济学家，也是不时一起联袂工作的朋友与伙伴。克雷默曾受邀在班纳吉与迪弗洛一手创办的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中工作。

　　“上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垂青发展经济学家，已经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情了，”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再次将奖项颁给发展经济学家，一方面是诺奖考虑联合国的千年目标，同时也表达了在如今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怎样缔造一个更和谐的、重现全球共同增长未来的期待。”鲁政委对时代周报记者总结道。

　　此次颁奖辞将这三人的获奖原因描述为“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很多扶贫，政策与效果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明显，“这三位经济学家通过引入自然科学的实验性研究方法，有效找出了政策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更有价值的参考”。

　　班纳吉与迪弗洛：经济学家应该像管道工那样工作

　　法国经济学家迪弗洛生于1972年，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得主。此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肯尼斯·约瑟夫·阿罗，1972年获奖时为51岁。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于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

　　迪弗洛的先生、此次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比吉特·班纳吉，1961年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则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2003年，他与妻子迪弗洛以及芝加哥大学教授Sendhil Mullainathan一起创建了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目前仍担任该实验室的负责人之一。

　　2011年，班纳吉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100强思想家之一。班纳吉也曾任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等多家组织机构的荣誉顾问，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和经济理论。

　　和班纳吉相比，迪弗洛无疑更在公众关注的视野范围内。她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目前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经济学教授，也是J-PAL的联合创始人和主任。她的研究方向始终是了解穷人的经济生活，并帮助其设计和评估社会政策。

　　迪弗洛早年就读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并于1999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院任教至今。早在2010年4月24日，她就获得了美国经济协会颁发的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

　　20世纪4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逐步形成了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即发展经济学。

　　鲁政委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说，此前至少有两位明确的发展经济学家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位是瑞典冈纳·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1974年凭借针对美国黑人问题及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代表作有《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另一位是圣卢西亚共和国的经济学奖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凭借在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中的研究，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此之后，获奖的基本上都属于大家日常所说的西方经济学，跟发展中国家关系不是很大。”鲁政委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虽然1991年的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是新经济学派的鼻祖，勉强算跟转型有关，但都不是明确地讲农业化国家怎样工业化、怎样缩小贫富差距、最终能够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等。

　　与宏观经济学相比，此次获奖的三人更加关注具体研究项目和细节，再从项目的研究中总结出相关理论和政策建议。比如，如何预防贫困地区的疟疾？如何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获得更好的健康和教育？如何用食物改善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迪弗洛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像管道工那样工作，“不仅安装系统，还必须随时观察，在出现明显泄漏和堵塞的时候进行修补和疏通”。

　　在迪弗洛看来，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穷人们缺少信息来源。

　　联合国曾发布《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全球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口连续上升，扶贫任重道远。但迪弗洛和她的研究伙伴们却认为，许多面临营养困境的人口，并不是真的买不起足够的食物。他们在研究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后发现，不少穷人在可支配收入增加后，却在无营养的零食和娱乐中花费更多，这对他们的营养改善毫无帮助。因此，以提供高热量为基准的粮食扶贫政策并不适合这些地区的人们。

　　迪弗洛明确认为，大部分穷人应该花小钱做更有用的投资，比如保证儿童接种疫苗和基础教育等，这些都将会带来更长久的收益。

　　理想主义者克雷默

　　“二战之后，不论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全球化大发展的时代总是发展更快的时代。但随着全球化低迷，发展中国家能得到的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少，”鲁政委分析获奖原因时认为，“要让全球各个国家的未来变得更好，解决贫穷问题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步。”

　　汪三贵在具体解释三人获奖原因时说：“以非洲的饮水安全问题为例。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有很多低成本的解决方式，例如为当地居民提供漂白粉等，但问题是，当地的饮水安全一直得不到解决。”汪三贵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每日都要在食水中投入漂白粉，对很多穷人来说其实是难以坚持的。“城市里面的水源都是由水厂集中处理，因此很多城市人未必能够理解贫困人口所面临的生活，但今年获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穷人行为的窗口，让许多有效的干预措施成为可能。”

　　提及此次获奖的三人，J-PAL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班纳吉、迪弗洛以及另一位印度人联合创办的J-PAL，是一个由零散教授组成的俱乐部，成员资格仅能通过受邀获得。此次一同获奖的克雷默便是受邀者之一。

　　克雷默的研究与肯尼亚密不可分。1986年，尚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克雷默曾花了一年时间到肯尼亚等地旅行考察。在那里，克雷默向当地学生讲授数学和科学的课程，并帮助肯尼亚西部偏远地区的部分学校投入运营。回到美国后，他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WorldTeach，如今，这个组织每年都会向发展中国家派出370名教师。

　　正是这段经验激发了克雷默对发展经济学的浓厚兴趣。

　　据克雷默回忆，在198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的那批经济学研究生中，“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蜂拥至国际经济、劳动经济学或者更加传统的金融领域”，而对遭遇瓶颈的发展经济学则并不感冒。克雷默于是希望用与众不同的方法，设计一个前人并不关注的市场，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以丰富发展经济学的工具箱。

　　这位理想主义者仍然坚持以肯尼亚为“实验室”。

　　19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同事曾通过野外实验，测试了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2011年，又和J-PAL的迪弗洛一起合作研究过肯尼亚西部的化肥投资问题。

　　“大多数经济学家提出一个可能让世界变好的想法时，他们有时会怀疑自己可能是错的，因为如果是对的，这些建议早就应该见效了，然后他们就很不情愿地将这一想法抛诸脑后。”班纳吉曾如此评价克雷默，“但克雷默不一样，他一有想法，就会立即思考如何才能真正付诸实践。”

　　2004年，克雷默和妻子在肯尼亚西部的实验评估中发现，驱虫不仅可以减少在儿童个体中的蠕虫感染，还可使治疗学校的缺勤率降低25％。克雷默的研究团队随后跟踪研究长达10年之久，进一步发现在参与最初驱虫实验的孩子中，获得驱虫的女孩子上中学的比例较没有受过驱虫的孩子要高25%，同时，童年时受过驱虫的成年男性收入也比没有受过驱虫的成年男性为高。他们的研究成果为“驱虫世界倡议”（deworm the world initiative）提供了动力。截至目前，该倡议已惠及超过2000万儿童。

　　此外，克雷默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新的方法论技术和对于学科的尊重，更注重对学生的教育和培养。

　　据他的学生回忆，一起工作的五年中，克雷默总能在48小时内退回初稿并附上修改意见，“即便那份报告有着整整五页的注释”。在克雷默与学生合作的一篇论文中，他甚至建议化名隐去自己的信息，以突出学生的一作身份。

　　由于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的突出贡献，克雷默获得了无数殊荣—包括麦克阿瑟奖（1997年）、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评出的50位最佳研究者奖、总统学院奖助金等。

　　如今，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的发展经济学课程正吸引着更多的学生，而此次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三人同时获奖，无疑是对发展经济学的一次嘉奖和证明。

责任编辑：覃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