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减贫”经济学诺奖不该少了中国样本

　　原标题：周文：“减贫”经济学诺奖不该少了中国样本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于14日揭晓，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因从事全球反贫困斗争方面的研究获奖。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的主题让人眼睛一亮。摆脱贫困是人类最大的难题，人类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部与贫困做斗争的历史。与过去注重基础研究和纯粹学术上的贡献不同，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显得更加务实，这似乎表明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当下的科学研究越来越注重研究给现实世界带来的影响。

　　几位新晋得主多年来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在《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中，他们对关于贫穷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等。他们用大量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

　　经济学不能隔空喊话

　　从已有的资料看，三位学者的样本是非洲和印度。不过要从消除贫困的实际经验来看，最成功消除贫困的国家是中国：根据《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过去40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换句话说，改革开放40年，中国减贫人数相当于整个非洲或者欧洲人口总数，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目前，我国正处在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而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意味着，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也意味着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从而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中国的减贫实践精彩、生动，这其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任何一位经济学研究者来说都是一座富矿。

　　但是，三位新晋诺奖得主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减贫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系统化理论阐释。由于缺乏中国的样本，其理论最多只能算作是隔空喊话。

　　首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通过做随机实验来解决减贫问题的。通过田野实验方法验证具体减贫政策的效果，从而发现有效克服贫困状态的相关政策。事实上，这更可能是书斋里的学问。

　　今天的中国在减贫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来没有做过所谓随机实验。要真正解决贫困问题，必须注重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给贫困人群创造公平的成长和就业环境，可能要比单纯的实验效果更好。三位学者的一些实验方法可以借鉴，可以当做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工具，但其操作性和推广价值要打个问号。

　　其次，考察减贫理论的贡献更重要的是看其效果。尽管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体现了人文关怀和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但是为了工具而工具、为了实验而实验的研究风向标，也可能开启理论研究的一个错误方向。获得诺贝尔奖认可的减贫理论缺乏来自世界减贫成效最大的中国经验总结，其理论缺乏说服力，也不能显示理论完整性和系统性。事实上，十八大以来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到了对目标人群的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切实提高了扶贫工作的绩效和力度。这才是减贫实践最有成效的理论。

　　再次，离开了政府的作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在《贫穷的本质》中，作者也坦承，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第一，避险手段太落后；第二，只顾眼前，不做任何长远规划；第三，因为认知水平的局限，无法做出最优决策。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要减贫，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才格外重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到，坚持政府主导战略，实行开发式扶贫方针，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扶贫模式，动员全社会力量扶贫济困，这才是世界扶贫开发领域的中国经验。

　　最后，以中国经验为基础重塑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从西方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门学科。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二战后国际上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这就是今天的世界银行。总体来看，从世界银行成立到2018年的70多年时间里，如果去除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摆脱世界贫困线的人口数量，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说明西方理论和实践存在方向性错误。正因为如此，中国样本和中国经验可以更好地为全球消除贫困提供借鉴。离开了中国经验作样本，发展经济学不可能有生命力。

　　中国经济学界不能失语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多年来却一直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这其中是不是有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傲慢”的成分可以讨论，但中国经济学界自身不能不反思。

　　国家强，经济学理论必须强。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引领经济更好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这方面，中国经济学界在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都应该有很大空间可以有所建树。

　　前段时间，国内学者争论谁是双轨制的最早提出者，互不相让，甚至有人称这是中国最可能赢得诺奖的理论。然而，经济学界的狂欢躁动掩盖不了中国经济理论事实上的失语状态。理论的贫血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学界的冷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学界的热闹程度要大大超过国外，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由他们的代言人在中国土地上华山论剑，经济学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多少经济学家尽情地享受着经济理论的狂欢和虚假繁荣。这说明，为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更好地推进经济学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经济学研究机构和人员，整个社会都在热切盼望经济理论界出现最具有生命力的“铸剑师”。无论是本土的还是海归的，无论是主流的还是边缘的，这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他们的出现能够填补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真空。今年的诺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中国的经济学者要担当起历史使命，尽快合力推进探索和总结70年成就背后的经济学理论逻辑，更好地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幸运的，正赶上一个好时代，又充满了新问题和新现象。当前世界错综复杂、纷纷扰扰，一场经济思想的新革命已在酝酿和发端。关键是我们的经济学者要尽快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作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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