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利用中国资本建立“美国一带一路”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吴建民

　　中国正试图遏制“非理性”和高风险的海外投资项目，而由美国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对中国投资者而言是一项低风险、高回报的高品质项目。

　　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美中之间可以展开一场代价高昂且具破坏性

　　的贸易战，也可以通过共同协商达成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贸易关系正常化并不意味着解决所有矛盾——在某些基础领域，两国可能永远都无法达成共识。尽管有些问题需要通过复杂的立法改革和多边谈判来解决，但也有一些涉及两国共同利益的领域可以通过有效举措迅速取得进展。

　　近几年，政府干预为美国的信用卡公司、牛肉和生物技术大豆进入中国市场扫清了障碍。与此同时，美国同意解除进口中国家禽的现行禁令。如果双方能够重点关注战略领域以达成有利条件，那么这些领域也将在未来取得类似积极进展。以下是我所提出的几项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帮助领导人们扭转恶性循环，重建信任。

　　第一步：从准确的数据开始

　　首先，我们需要准确计算贸易数据。美国政界在与中方对话过程中，需了解和使用更精准的数据，而非盲目依赖于过时、政治上讨巧的数据。据估计，2016年仅苹果手机（iPhone）就为美中贸易逆差增加了170亿美元。然而，正如我在本系列首篇文章《打破美中贸易逆差误区》中所指出的，中国参与的部分仅占该款产品价值的5%。

　　这些不准确的数据须立刻被修正。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是位精明的投资者，他绝不会根据错误的数据进行任何决策。如今，罗斯身居高位，他的每一个决策都将影响全美企业，因此，他更不应屈就于不准确的数据。扭曲的数据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正确的财务计算方法。

　　在未来90天内，我呼吁罗斯能够下令重新检验美国商务部下属经济分析局（Bureau for Economic Analysis，简称BEA）所使用的贸易数据计算方式。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作组检验目前所使用的统计工具，并提出改革建议，使统计数据更符合现实情况。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提出的附加值贸易数据是个有效的起始点。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若想以高明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掌握准确的贸易赤字和其组成部分至关重要。

　　第二步：专注较为容易实现的产业，降低相关贸易壁垒

　　若想要立即取得成效，中国领导人则应考虑在有意进一步开放的区域加快贸易自由化，允许更多国内竞争。

　　以电影与娱乐服务业为例。暑期大片《战狼2》打破中国票房纪录，成为继《星球大战：原力觉醒》（Star Wars： The Force Awakens）后，中国电影史上第二部在单一市场创造超过8亿美元票房纪录的电影。这证明，中国电影制作人终于能够在本土制作出可与美国电影相匹敌的优秀作品。现在正是美国寻求增加中国年度进口片配额的好时机。

　　农产品和生物科技是另外两个美国想要优先发展的行业。如果中国能够加快对美国农作物种子的审批程序，将是其承诺建立透明、高效的核准程序的强有力信号。同样，中国在持续简化药品审批程序上也将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年三月，中国宣布允许外国企业在提交新药品审批申请时，可直接使用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数据，只要数据包括在中国进行的药物临床试验。这是中国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我建议中国尽快通过拟定的条例，使中国民众获得最先进的药物和治疗。

　　美国方面，特朗普政府应继续推进美国出口管制制度改革。中国目前已成为许多高科技产品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而美国的出口管制已使得其出口商处于不利地位。美国当前所使用的出口管制体系设计于20世纪70年代，它对诸如飞机坐便器、制动器和螺栓等无关紧要的产品也设有繁琐的许可要求。

　　近年来，奥巴马政府已在出口管制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我呼吁特朗普政府保持这一态势，而非增设额外壁垒。美国政府应组建一支跨机构工作组，与国会和企业紧密合作以推进以下改革措施：创建一个受管制项目列表，组建一个单独的联邦机构，并要求对管控项目进行定期审查以适应科技发展。这些改革有助于确保美国企业在与其它西方国家企业的竞争中势均力敌，在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的同时允许对华出口非敏感高科技产品。

　　第三步：寻求非关税方法限制中国产能过剩影响

　　中国在钢铁和其它制造业领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生产商将剩余库存销往海外，这导致了中国对美和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解决资源分配不合理问题将有益于中国自身发展。在此过渡期间，美国应与中国合作，寻求非关税方法来减少中方产能过剩为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钢铁。中国出口至美国的钢铁数量仅占美国钢铁使用量的1%，因此，关税壁垒将不会平衡美中贸易关系。相反，增加关税将导致相关产品价格在美国市场变得更高；作为“回应”，中国也将可能向美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我希望政府能够衡量一下提高关税所导致的负面影响是否值得，包括对美国众多以钢铁为原材料的企业所造成的损害，以及给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向美国出口更多钢铁的同盟国带来的影响。

　　美国与其向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不如与中国合作，探索如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ictions）等其它合作形式。1981年，日本与美国达成轿车自愿出口限制协议，到1984年为止，日本轿车年出口量被限制为168万台，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日本单方面设定了类似限制。这一配额不仅使美国汽车制造商可以保持市场份额，还鼓励了日本企业将部分汽车制造转移到美国。这项措施既有助于避免贸易战争，同时还保障了民众与企业的贸易自由。

　　我相信，如今这一举措仍然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很遗憾，尽管中国提出到2022年将钢铁产能削减150公吨的计划得到了罗斯部长和其他首席顾问的认可，但却两次遭到特朗普总统否决。总统应重新考虑该提议，因为中国可核实的产能削减和自愿出口限制都将有利于美国。

　　我也敦促中国继续努力，进一步减少其它重工业如水泥、铝等产品的产量。对于中国来说，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是利国利民的。污染严重的重工业持续将资本从更高产的本地部门抽走，并对环境和民众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空气污染导致每年700万人过早死亡，中国农业用地中的20%受到污染，60%的地下水不能直接饮用。这将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

　　中国应更频繁地允许这些行业的企业退出市场。2016年，中国法院共受理了5，665起破产案例，较上年增长54%，这一数字应继续增长。中国还应准许企业通过包括外国收购在内的并购来实现整合。此外，中国须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部门的核心地位，使其在执行环境管理时发挥更大作用。2017年1月到7月，中国环境保护部共开出了1.16亿美元罚单，尽管这一数字较上年有所上升，但相较于因严重环境问题导致的12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来说仍微不足道。

　　第四步：保护技术与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保护是美中贸易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近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了“301调查”，两国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加剧。

　　未来几年，中国应更积极地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自身利益。中国已不再是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因此，中国企业须要通过开发技术和打造品牌寻求发展。不久的将来，浙江纺织品生产商就会向美国消费者出售带有自主品牌的优质袜子，而不是为沃尔玛（Walmart）提供廉价、无品牌的产品。

　　若中国不迅速改变现状，那些欲开拓国际市场的中国科技领军企业，如手机制造商华为和三大科技公司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将不得不携带其知识产权前往其他国家，以保障其技术优势不在本国被窃取。如今，中国爆发式的风险投资趋势已超过美国，并于去年创造了310亿美元的历史记录。投资者们将大量资本投入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教育、金融科技和医疗相关的初创企业。目前全球三分之二的硬件独角兽公司来自中国（独角兽公司是指那些估值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若中国现在不积极行动起来，严格执法，确保创意得到保护，那么所有这些宝贵的知识产权都将受到威胁。

　　立即可以采取的方法是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其知识产权法院系统，这一体系已在试点城市为保护外国企业知识产权带来了显著的成果。中国还应启动一个专责小组，探索如何改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状况，尤其要抵制通过保护本土企业不受相关制裁而获得既得利益的现象。最后，中央方面应进一步利用新科技，例如实名注册和全新社会信用体系，来支持对侵权者及其用户的起诉。

　　第五步：持续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 FDI）与贸易额密切相关，且美中企业都对增加对外投资表现出浓厚兴趣。我们的领导人应当重启谈判，达成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简称BIT），这将为负面清单上的限制性行业设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定。同时，双方应采取具体行动，推动美中关系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克服因安全和经济风险带来的恐惧。

　　中国已经意识到，如果要维持来自于美国与其他合作伙伴的投资，就必须加快其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自由化进程。在过去两年中，中国已大幅整顿对内投资管理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明确了“限制类”和“禁止类”的特定投资类型。《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下称“目录”）于7月28日起生效。然而，这份更新版的《目录》只是小幅放宽了美国公司的市场准入条件。为体现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认真态度，其应当考虑在某些对于美国而言十分重要的领域单方面消除壁垒。

　　美国必须尽其所能阐明限制性行业的负面清单，而不是使投资筛选过程进一步复杂化。在美国新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简称CFIUS）的行事效率已经变得格外缓慢和难以预料。美国财长史蒂芬·姆钦（Steve Mnuchin）需确保CFIUS的一致性和高效性，避免审核过程政治化。特朗普总统应尽快填补仍然空缺的相关高级政府职位，包括主管投资的助理部长。

　　美国应该加倍努力通过“选择美国”（Select USA）投资峰会将中国在制造设备方面的绿地投资项目引进美国，这将为美国当地社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税收和其它福利。近几年来，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吸引了三项主要的中国绿地投资项目：吉利控股集团旗下的沃尔沃斥资5亿美元兴建其首座整车厂，厂房投入使用后将雇用2，000名工人；中国玻璃纤维制造商巨石集团投资3亿美元建设玻璃纤维工厂，这将创造400个就业机会；中国知名企业佳通轮胎在当地建设了一座占地1，100英亩（约445万平方米）的生产和分销中心，这将创造1，700个就业机会。

　　第六步：利用中国资本建立“美国一带一路”

　　飓风哈维为休士顿带来巨额损失，也为美国适时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敲响了警钟。该市雨水排放系统落后，老化的管道和水坝无法应对洪水的凶猛来袭，这些都是造成人员死亡和城市被大面积破坏的原因。我们急需修复美国老旧的道路、桥梁和水坝，政府也应当把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列为重中之重。

　　中国资本部署可以助美国一臂之力。中国的外汇储备量仍然可观，国家社保基金（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等机构投资者也正在寻找多元化的投资机会。此外，中国企业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高铁、公用事业和机场等方面都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应该探索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或其它模式为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引入中国资本，这也将在未来为美国工人提供就业和培训机会。

　　我认为，中国在亚洲大力发展现代丝绸之路之余，也不应该错过建立“美国一带一路”的机会。美中商贸关系紧密，双方年贸易额达6，500亿美元，美中双向直接投资额达600亿美元，有什么比和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和投资伙伴达成投资合作更具商业和社会价值？此外，中国正试图遏制“非理性”和高风险的海外投资项目，而由美国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对中国投资者而言是一项低风险、高回报的高品质项目。

　　总而言之，美中两国必须为避免贸易战争，寻求容易实现的目标并共同努力。虽然双方仍然需要时间解决严重的分歧，但短期内可在几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承受不住全球保护主义的恶性循坏带来的后果。让我们重塑信任，让美中重新回到互惠互利贸易关系的正常轨道。

　　(本文作者介绍：华美银行董事长兼CEO吴建民（Dominic 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