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的前世与今生丨支付创新———跨空间分配经济资源

　　意见领袖丨范文仲（北京金融控股集团董事长）

　　第一章 金融创新的前世与今生

　　科技创新又进入了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正如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电力革命进入每一个工业领域，电机、电灯、电话接连出现，创新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当前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也把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过去二十年，随着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的深入融合，人工智能（A）、区块链（B）、云计算（C）、大数据（D）等科技喷涌发展，创造了大量新产品、新应用，催生出一系列全新的产业和商业组织， 深刻改变了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

　　历史上的三次科技浪潮帮助人类实现了三次飞跃，我们称为“3S”革命。第一次是农业革命，集居耕作解决了人类的生存（Survival）问题，土地和人口成为社会的核心经济资源。第二次是工业革命，人类大规模利用机器的结果是变得更加强大（Stronger），矿产和能源成为各国争夺的核心经济资源。第三次是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目标是让人们变得更加智慧（Smarter）。在这一轮科技革命中，数据和信息成为新的核心经济资源。

　　人类历史犹如加速前进的过山车，每次科技革命的时间周期在不断缩短。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农业革命使人类社会从游牧狩猎转为定居耕作，赖以生存的产业从采集业转向了种植业，这个阶段延续了数千年。工业革命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机械和能源的结合让人类变得更加强大，此阶段持续了数百年。信息革命在20世纪40年代随着第一台计算机的诞生拉开了序幕，从硬件到互联网，再到大数据、人工智能， 时至今日不到一百年，正在快速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时代变革的特点导致很多产业的迭代周期日益缩短，企业的兴衰转换也在不断加速。以往一个大型跨国企业的成长需要50年以上，而当前一个初创企业如果能够看准未来，踩准每一个风口，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只需要15年；反之，一个大型国际企业如果对未来的产业方向判断错误，错失每一次机遇，从鼎盛到破产倒闭也只不过10年。在科技飞跃变迁的时代，企业的资本及资产规模、分支机构数量都不再重要，无论企业大小，都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只有真正理解科技创新、运用科技创新的企业才会有未来。

《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范文仲编著

　　一、支付创新———跨空间分配经济资源

　　想要探索金融创新的未来，一定要了解金融发展的历史。金融的核心功能是通过对信息不确定性的管理，跨空间和跨时间分配社会资源。其目标是让每个经济个体有更多的生活选择，让全社会有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可以消费，扩大人类社会总体的帕累托最优福利边界。金融业虽然处在不断的创新、发展和跃迁之中，但服务人类福祉、提高社会福利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

　　人类为什么要有支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讲，每一个微观个体的效用函数（UtilityFunction）不一样，即消费偏好不同。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理论，认为擅长生产葡萄酒的人应该和擅长生产羊毛的人进行交换，使双方的消费需求都可以更好地满足，在此基础上，经济资源会得到更优化的使用，全社会的经济效益也会上升。但是，在实践中，通过贸易交换实现生产的比较优势面临很多困难， 例如交易对象的搜寻成本、磋商成本和运输交换成本较高。为了解决这样的难题，支付和货币作为金融创新方案应运而生。金融支付在人类历史上的发展目标就是不断扩大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和参与交易的人群范围，从而提升全社会的福利边界。这个创新的过程延续至今。

　　标准化交易媒介———货币的出现。

　　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群居部落的经济方式以自给自足为主，为了满足对内部无法生产的特殊物品的需求，偶尔进行商品交换。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不同个体和地区发展出了自己的生产专长，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被打破，逐渐过渡到商品交换的社会形态。在早期，商品交易采取易货形式，对契约制度的要求不高，只要交易双方可以拿到葡萄酒和羊毛，很容易了解货品质量，与交易风险和交易对象的人品关系不大，即使没有法律契约也可以完成简单交易。但是，易货贸易寻找合适交易对手的时间很长，交易地域很小，交易的效率非常低下，无法满足已进入农业社会的人类商贸需求， 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应运而生。

　　数千年前，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的居民，很早就开始使用早期的货币。中国的货币文化灿烂辉煌，有文字记载的货币史长达3500多年。先秦时期，牲畜、兽皮、珠玉、贝、布帛及金属都充当过货币。

　　《周礼·载师》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里布就是以布为材料制成的交易媒介物，里布上有币名、年月、地址、钱数、发行人印信。《诗经·氓》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周代800年的币制，一直以布帛为本位。中国也是世界上以铜铸币最早的国家，公元前1500年，商代已有铜贝币，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之一；公元前800年，春秋初期已有青铜铸造的刀币。虽然青铜币在早期商品交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由于青铜的价值低，携带不便，后期逐渐被金银等贵金属所取代。以金银作为支付媒介，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比较小，无须辨别对手是何人，只要能够钱货匹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可以进行正常交易。

　　但是，由于贵金属产量有限，加上经济活动对货币的需求不断增长，容易出现通货紧缩。例如，西方欧洲小国曾因金银产量受限，导致金银币的重量日渐轻薄，这个困扰直到大航海时代发现了美洲的银矿之后才得以缓解。此外，贵金属媒介还面临运输成本高的问题，远距离的贸易面临巨大的操作风险。由于路途不便，盗匪猖獗，长距离的运输如何保证金银的安全成为主要问题。为了减少运输中的操作风险，中国古代曾产生镖局等从事商业护运的行业，虽然减少了运输途中的操作风险，但交易成本显著上升，交易的规模和地域范围依然受到很大限制。寻找一种在更广泛空间内分配且简便快捷的长距离支付方式，成为金融创新发展的必然需求。

　　中国历史上的金融科技创新———唐朝的“飞钱”与北宋的“交子”。

　　现在的金融科技创新都并非从天而降，历史上或多或少都有它们的影子。很多人以为中国的金融创新都是舶来品，其实古代中国是金融科技创新大国。例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属货币的国家之一，冶铜术就是一种金融科技，有了铜钱，中国的历代王朝才避免了西方国家金银短缺的困境，商品贸易长期稳健发展。

　　东汉以后，纸张在中原的使用日益普遍。借助造纸术的发明，唐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官方汇兑体系———飞钱，商业效率得以极大提升。唐宪宗元和初年，商业和贸易极度繁荣，金银携带不便，朝廷鼓励商人在京城把金银财物交给“诸军、诸使或诸道”（各地方）设于京城长安的“进奏院”（相当于现在的驻京办）换取纸质官方兑换券，称为“飞钱”，后携券到其他地区的指定地方凭券取钱。与此同时，部分商人也仿效官府的“飞钱”模式，在各地区或主要城市设立商铺联号，代营“便换”，成为民间的汇兑券，以此牟利。这种汇兑方式降低了对金银铜钱的需求，缓解了钱币的不足；商人前往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时，也减少了因携带大量钱币造成的不便。

　　为了保护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唐朝西域都护府还创立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边关制度，颁发“过所”，类似于现在的护照，其上标明商人的来往地和经商目的，缴纳一定税收后可以享受大唐王朝的全程庇护。由于实现了金融支付工具和金融制度的创新，唐朝的商业活动极度繁荣，丝绸之路成为联系东西方贸易的枢纽，商品和金融资源实现了在欧亚大陆广阔空间内的优化配置。我们常以为大唐盛世源于李唐王朝的经济、军事实力， 其实金融工具创新和制度创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宋时期，印刷术开始出现。益州府（四川盆地）经济发达，丝绸和盐铁交易非常兴旺。北宋王朝为了防止铜钱资源外流，限制边区的铜钱使用。四川的金属货币以铁钱为主，重则二十多斤，轻则十几斤，携带十分不便。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专职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印刷制作的精美纸券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被称为交子。商人携带轻便的交子在四川进行商贸买卖，最后获取的盈利以“交子券”形式在铺户兑换回金属币。

　　交子的便携性大幅降低了长距离交易的成本，解决了贵金属作为交易媒介携带不便的困扰，但是纸币的创新也带来了新的弊端———交易对手风险和支付媒介的价值风险显著增大。部分精明的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存款人存兑金属币存在时间差，用少量的铁钱储备可以发行大量的交子，不仅能放大铺户的资产规模，还可以利用多发的交子进行放贷生意牟利，于是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逐渐更多的人意识到这项业务有利可图，不久市场上便出现了很多交子铺户， 交子发行数量大增，信用大减，价值暴跌，引发了地区性金融危机。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交子铺户专由16户富商经营，可以理解为是当时的官定“持牌金融机构”。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官方纸币发行管理机构和最早的纸币准备金制度。

　　北宋最初对于交子的发行确立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则：交子采取分届发行的办法，每届到期时，用新发行的交子替换旧发行的交子；交子的发行需备有金属货币作为钞本，依惯例每造一届交子需准备铁钱36万缗作为钞本。但是，这些规范交子发行、稳定交子发行量的规则并没有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因对辽、金长年征战，朝廷财政亏空日益增大，官府发现超量发行交子可以解决军需的燃眉之急，货币管理制度很快让位于现实之需。交子分届发行规则被破坏，交子开始新旧两届并行，发行量倍增，导致交子严重贬值，出现了全社会的恶性通货膨胀。

　　北宋灭亡后，南宋复制了交子的金融创新，发行了“钱引”。宋朝灭亡后，元朝和明朝先后发行了“中统钞”和“大明宝钞”。在每个朝代发行纸币之初，都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制度规则，促进了商业和贸易发展，受到社会欢迎。明末张萱在《西园闻见录》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钱者，特天子行权之物耳，上之威令果行者，虽沙砾可使趣于珠玉，桑楮可以肩于锦绮，片纸只字飞驰于天下而无凝滞。”但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力量终究难以抵挡朝廷填补财政亏空的欲望，后期每个王朝都抵御不了诱惑，纸币创新沦为掠夺社会财富的便捷工具，通货膨胀反复出现，愈演愈烈。永乐年间，明朝政府被迫取消了大明宝钞，退回到铜钱和白银支付。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具有政府信用背书的法定纸币的国家，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货币政策管理机构———“交子务”，也是第一个经历纸币型通货膨胀的国家。中国的纸币创新领先西方600年，但结局令人唏嘘。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技术不精，而在于皇权至上的社会体制和对财政支出无节制的欲求没有办法保证金融创新的持续性。

　　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启，全球贸易兴起，国际货币体系逐渐形成。

　　在东方的大明王朝还在为“大明宝钞”带来的通货膨胀头痛不已的时候，西方已经开启了文艺复兴后的大航海时代。威尼斯的城市债券日益活跃，佛罗伦萨、热那亚出现了现代银行业的雏形。在拓展全球贸易的现实需求下，西方的金融支付体系迅速演变。欧洲各国在商业私人机构发行“银行券”的基础上，逐渐出现了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纸币。但是，纸币出现之初，商业信用和小国政府信用都不足以支撑币值的稳定，国际商品交换中白银和黄金依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白银本位是国际贸易的主要特征。

　　18世纪40年代，美洲新大陆银矿开始大规模开发，世界白银产量的迅速增加使白银价格不断下跌，削弱了白银作为货币的能力。因此，许多国家逐步过渡到金银复本位制。平行本位制下金银币可以自由兑换、自由铸造、自由熔化、自由输出入。由于政府规定的银币作为货币的价值高于其作为普通商品在市场上的价值，套利的结果使劣币驱逐良币，流通中多为银币，币制波动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1816年，英国颁布了《金本位制度法案》，开始实行金本位制，促使黄金成为世界货币。随后，德国于1871年宣布实行金本位制，丹麦、瑞典、挪威等国家于1873年相随其后。到19世纪末，西方大国已经普遍实行黄金本位，并先后经历了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等不同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西方主要国家为筹集资金以应付战争和刺激经济的需要，大量发行纸币，导致纸币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价无法维持， 金汇兑本位制在几经反复后终于瓦解，各国普遍开始实行纸币本位制度。在与黄金脱钩的纸币本位制度下，纸币不再代表或代替金币流通。从20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贸易体系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混乱时期，其间形成了以英国、美国、法国三国为中心的三个货币集团（英镑集团、美元集团、法郎集团）。三大集团以各自国家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力的主要来源，同时展开了世界范围内争夺国际货币金融主导权的斗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的主导下，主要战胜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签订《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挂钩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成为唯一的国际中心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决了国际储备短缺（黄金短缺）的困难，通过固定汇率稳定了世界金融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及资金融通方案促进了国际金融合作。借助于此，美国最终确立了其世界金融霸权地位。20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严重，美元信用猛降，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抛售美元的数次危机，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3年瓦解， 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的《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

　　无论是以固定汇率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允许汇率浮动的牙买加体系，虽是大国博弈的结果，但是顺应了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和需求。在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固定汇兑比价构筑了稳定的国际支付体系，促进了欧美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国际贸易的大幅增长，世界经济由此迈入全球化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二十余年时间，国际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7%。1950—1973年，国际贸易从600亿美元增加到5740亿美元，增长了8.5倍，年均增长率10.3%，显著高于同期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率。后虽演变为牙买加体系，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支付体系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国际贸易总体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趋势。1950—2000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实际国际贸易额增速，显著超过了同期世界实际GDP的增长速度。

　　从上述金融支付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金融活动在空间维度分配资源的功能，集中表现为货币作为商品交易支付媒介的不断发展。货币作为标准化交易媒介的出现，降低了搜寻成本和磋商成本，扩大了交易地域，缩短了交易时间，社会经济活动的支付成本不断降低。当社会公众通过一般等价物进行商品交换时，商品交易的范围逐渐扩大，从而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资源分配。当今很多中产家庭周末看好莱坞电影，聚会喝法国红酒，平时用日本化妆品，开德国汽车，假期到世界各地旅游。这种北京、上海市民自然而普遍的生活方式在5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金融支付工具和支付方式创新，造就了全球化的现代生活方式，使人类社会的福利水平得到极大提升。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金融控股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