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龙：郭树清上海讲话背后的深意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陈志龙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金融竞争是当代国家发展和竞争中所面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大国经济永恒的博弈。现代国家治理体现建设，必须充分运用金融工具，牢牢把握对金融安全的控制权，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个底限。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

　　14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上指出，我国现阶段的金融问题具有极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面对的矛盾更为复杂，有些风险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必须以更积极的态度处置各类隐患，以经常的“小震”释放压力，避免出现严重的“大震”，总体上要用事先的而不是事后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整体的而不是零散的方法，去矫正各种偏离，及早恢复经济金融平衡。他的一席话引起业界的广泛的关注和共鸣。

　　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监管的使命和职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领袖，对金融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上，总书记指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郭树清说，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讲话“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也极为罕见。”

　　现代国家治理水平和能力与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相互交融。金融安全和控制权是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力量。十九大报告中在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首次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即“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家总体安全观对传统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新的拓展，金融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中处于重要地位。总书记多次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深刻把握了现阶段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在规律，形成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中国方略。

　　现代金融发展史本质就是一部金融危机史，同时也是监管当局不断完善和强化监管，与市场中各路寻求监管套利的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历史。回顾二十世纪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每次危机都有独特的背景和演变过程，如果放在一个长波的周期中考察，可以发现一个“过度创新——金融危机——监管改革——金融创新——监管缺失——再危机”的逻辑循环。20世纪初，美国金融业投机盛行，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通过高息吸引资，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和信托资金投在高风险的服市和房地产上，经济严重泡沫化。周期性的金融恐慌在那时候是很常见的。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直接导致美联储的诞生，其目的就是完善并建立金融稳定机制。银行挤兑行为是极具传染性的。1929年，大萧条开始，美国金融体系几乎瘫痪，流动性危机全面爆发，九成的商业银行倒闭。艰难时刻，罗斯福总统上台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进一步完善联邦储备体系，防止危机时刻的恐慌蔓延，美联储必须要扛起“爆破筒”进场，危机时刻美联储被赋予提供信贷和无限量流动性支持的权力，贴现窗口应运而生。“弹性货币”条款被认为是美联储的主要发明。它面对的是危机的系统效应，即金融机构可能严重失血甚至倒闭的传染效应，在市场都不提供放贷时要承担最后放款人的角色。这就是重大危机应对中的“压倒性原则”。

　　郭树清在讲话中特别提出，我国现阶段的金融问题具有极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面对的矛盾更为复杂，有些风险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必须以更积极的态度处置各类隐患，以经常的“小震”释放压力，避免出现严重的“大震”，总体上要用事先的而不是事后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整体的而不是零散的方法，去矫正各种偏离，及早恢复经济金融平衡。这段话透露的重要倾向性信号是，要避免象有的国家，通过硬着陆的危机方式一次性的沉没成本来强制调整（经济金融不平衡问题），那会付出较为沉重的代价。他特别提到“上医治未病”的思路，即在经济金融体系可能面临风险状态的时候，要防患于未然，要有底线思维，要积极作为。当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决策者在重大风险面前首鼠两端，茫然四顾，手忙脚乱，无所作为，放任危机的引爆。

　　过去几年间，中国监管当局面对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时刻牢记总书记所指出，要把各种困难和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可能的风险和挑战想得更深入一些，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不断发挥“窗口引导”作用，不断加强预期管理，按照“治未病”的思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树立预防为主的意识，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努力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早期阶段。近年来，针对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房地产贷款过快上涨、地方政府债务和互联网金融等系统性风险隐患较大的领域，监管当局设定审慎监控指标，开展压力测试，加强监管协同，及早介入干预，有效遏制了风险累积和传导。许多风险事件的经验教训一再说明，如果监管层、决策者在“事前”对风险认识不足和误判就会在“事中”危机的处置中难以正确应对，甚至造成难以收拾的麻烦。

　　金融是财富管理的工具，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手段，更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关键。国家治理与现代金融相互交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安全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金融体系是一个巨量的复合型系统，包括了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保险信托期货市场在内的数百万亿规模的市场，中国已具备世界重要金融市场的规模，金融安全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核，要从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来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问题。要把握金融创新与风险的平衡，对于“金融科技”，采取了类似英国等国家的“监管沙盒”框架。风险处置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如关于高杠杆问题，从“去杠杆”到“降杠杆”再到“稳杠杆”，一些提法的微妙变化透视背后政策层面的不断修正和完善。再比如理治理金融乱象内部层层嵌套、自我循环，也充分考虑机构和市场的承受能力，防止用力过猛导致系统性、结构性坍塌。在化解“类信贷”业务风险过程中，没有全线出击，而是合理安排过渡期，在整治同业业务时，重点整治同业投资和同业理财，而对同业存放和同业存单调整力度比较小。但是，对于不法分子控制的金融集团等“恶性肿瘤”，郭树清斩钉截铁地表示“毫不手软，及时实施‘外科手术’”。

　　2008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危机应对主要是通过央行体系的“货币喷射”，信贷狂潮和货币洪峰交织，导致经济复苏过程异常复。长时期的信贷繁荣从来都不是一个好事，借方与贷方容易受到金融震荡的冲击，金融市场并不总是大而不倒，持续繁荣背景下的市场往往十分脆弱，有时一个或多个偶发性事件都会引起恐慌。当一场严重的恐慌爆发之际，整体经济难免都会受到重创。十九大期间，周小川行长也意味深长地说，从全球范围来讲，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风险，防止资产价格剧烈调整所导致的风险。对于经济转轨国家，特别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讲，现实的金融风险就是所谓金融机构大面积不健康的风险。“如果经济中顺周期因素太多，周期波动被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此次，郭树清主席系统完整地表达了监管当局的反危机理念，对金融市场的安全和稳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金融竞争是当代国家发展和竞争中所面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大国经济永恒的博弈。现代金融战是一场超限战，它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枯拉朽迅速击溃一个国家，其风险可能大于他把所有航母战斗群开到你的近海。军事打击只能摧毁建筑，造成人员伤亡；而金融战以其隐蔽性和残酷性，对一国防务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从当年攻击卢布与苏联解体、从攻击泰铢到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都是并未远去的历史教训。利用现代金融战掠夺全球财富、践踏他国主权、遏制他国发展是新兴全球霸权惯用的手法。微观意义上，金融是财富管理的工具，但在宏观层面，它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现代国家治理体现建设，必须充分运用金融工具，牢牢把握对金融安全的控制权，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个底限。

　　(本文作者介绍：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财经作家。微信公众号njchenzhi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