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70分钟陈述：最荒唐借钱居然借出挪用资金罪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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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直播：最高法重审科龙电器顾雏军案

　　新浪财经讯 6月14日消息，昨日（6月13日）8点40分，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2017年底宣布再审的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之一的“顾雏军案”公开开庭审理。

　　昨日审理至23：30结束，今日8点30分继续开庭审理。

　　顾雏军在自行辩护过程中表示，仅依据本案一审、二审中的程序违法之事实就足够支持做出全部无罪的裁决。为了进一步清楚证明其无犯罪动机和犯罪事实，他补充了大量陈述。但顾的陈述被审判长打断，审判长裴显鼎表示，此时顾雏军一个人已经说了70分钟。

　　顾雏军表示，“需要说明的是，我在顺德格林柯尔有80%股权，我父亲有20%股权。就买制冷剂这件事情，我作为总经理是可以做决定的，不需要开董事会或股东会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是不需要任何人批准或同意的。天津格林柯尔当时是外商投资企业，它是我国外公司控股的企业，它卖制冷剂根本就不需要开董事会，卖制冷剂是销售人员都可以决定的事情，只要按照公司定的价位去卖制冷剂就可以了。我作为天津格林柯尔的总裁、法定代表人，我当然有权签《供货协议书》。”

　　“在以上事实如此清楚的情况下，为什么对这样没有任何危害的行为进行如此严厉的刑事追究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一些贪官污吏为最终强夺科龙的股权，计划用虚报注册资本的刑事犯罪，来注销顺德格林柯尔，从而让顺德格林柯尔拥有的科龙股权，可以任由他们处置。”

　　关于所谓挪用扬州亚星客车公司6300万元的问题，他表示，“本人在《补充刑事申诉状》和《补充上诉状》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6300万元是扬州机电的资金，扬州机电根据其与扬州格林柯尔公司的《借款协议书》支付借款时，其与扬州亚星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合同》均未生效，因此6300万元不可能是扬州亚星的股权转让款。”

　　他表示，“最重要的是，6300万元与6404万元根本就不是同一笔资金。可以说，这是史上最荒唐的事情，借钱居然可以借出一个挪用资金罪。”

　　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他表示，“到目前为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并没有说我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变更登记，也不认为我们的股东变更登记违法，并进行了年检，这就表明这次工商登记行为的整个过程完全没有违法。因此，将股东变更中的股权比例变更理解为注册资本变更进而认为是虚报注册资本，并予以定罪，是将正常的行政行为扩大解释为违反刑事法规进而认定为犯罪行为，是随意入人之罪的行为。”

　　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他表示，“这事实上是德勤在个别贪官的压迫下，故意拿这5.7亿的压货销售做文章的不道德的、犯法的行为，这种当时已分销了6000万元的压货销售当然应确认为销售，而且不应出任何保留意见，这是违反德勤多年的销售确认习惯的，我坚信这段细节就会真相大白。 “并且说道，德勤受到广东证监局一个姓黄的科长等人吊销其会计审计资格的威胁。

　　他表示，“既然从科龙系公司账上转到格林柯尔系公司的账上的资金都认为是本人挪用，那么，相应地，从格林柯尔系公司账上转到科龙系公司的账上的资金为什么不能视为还款呢（这里姑且不论是还款还是借款）。转走的就算在本人的头上，转入的就不能算在本人的头上，天下有这样的理由吗？

　　如果不能认为是本人的还款，为什么不直接定本人侵占而定挪用？由此可见，二审法院判决的逻辑根本就是混乱不堪的，这段判决词真正是中国司法史上的一个笑话。”

　　审判长裴显鼎认为，这段陈述中存在和法庭调查的事实无关的意见，并第二次郑重提醒发表言论要围绕案件事实。“刚才你自己还说要节省大家的时间，可是现在你个人已经说了70分钟。”

　　顾雏军回答道，“你这么说我就不说了，你就是不让我念，让我念我就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念。”

　　审判长裴显鼎表示，“本庭是提醒你正确行使辩护权。”

　　顾雏军说，“那我不念了，我现在结束我的发言，我要申请上厕所。”

　　之后，审判长予以同意，请法警陪顾雏军去厕所。

　　文字实录：（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审判长　裴显鼎]：下面由原审被告人顾雏军自行辩护。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的《补充上诉状》、《刑事申诉状》和《补充刑事申诉状》都已呈交给法庭，把一审、二审中错误认定的事实解释得非常清楚。而且仅依据本案一审、二审中的程序违法之事实就足够支持做出全部无罪的裁决。为了进一步清楚证明本案的任何被告都无犯罪动机和犯罪事实，现就本案的相关问题，补充陈述如下：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一、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本人和本案的所有被告均没有虚报注册资本的故意，也没有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根据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能确认本人和本案所有被告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顺德市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格林柯尔或者顺德格林柯尔）进行股权变更的唯一原因是，在我接管科龙前是当时的顺德区容桂镇政府在为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龙）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我接管科龙后，容桂镇政府不想再为科龙担保，希望顺德格林柯尔来给科龙的银行贷款担保。我就告诉容桂镇政府，如果银行接受由顺德格林柯尔为科龙担保的话，就由顺德格林柯尔为科龙担保；如果银行不接受，那么还得由你们担保。当时银行对顺德格林柯尔的信心，比对镇政府的信心更大，因为容桂镇政府的大楼都抵押出去了，没什么能担保的了，所以同意由顺德格林柯尔担保。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顺德格林柯尔2002年为科龙担保十几个亿，后来到2004年担保三十几个亿。顺德格林柯尔要不断为科龙提供银行贷款的担保，从而不停地要我父亲（顾善鸿）作为股东和董事签字，而且很多银行还要飞到北京亲眼看着我父亲当面签字，弄得我父亲和贷款银行都非常麻烦，甚至厌烦，才决定把我父亲的股权转让给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在天津，以下简称天津格林柯尔或者天津厂），由天津厂派一人出任董事，就可以解决签字的问题。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天津格林柯尔又把1.87亿元再打入广东格林柯尔作为购买股权款，广东格林柯尔再把这1.87亿元打入天津格林柯尔购买制冷剂。打了四次，形成天津格林柯尔支付6.6亿元现金来买广东格林柯尔55%股权事实，然后我们同样把6.6亿元分几次打入天津格林柯尔，用来购买制冷剂。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原一审判决书却说我签的《供货协议书》是无效的。我是这两个公司的法人，我代表两个公司所签订的《供货协议书》怎么会是无效的呢？谁有资格宣布《供货协议书》无效呢？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这与无形资产转为有形资产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无形资产并没有拿走，而且我父亲不拥有无形资产的产权，在这种情况下所进行的股权变更完全是对股权的变更。只有包括了全部的无形资产才值12亿股权，没有无形资产股权就不值这个钱。这个在法律上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风马牛不相及。股权变更的经过是天津格林柯尔拿6.6亿元现金来买广东格林柯尔中我父亲的全部股权和我的部分股权，然后广东格林柯尔拿6.6亿元现金买天津厂的制冷剂。具体操作过程是，天津格林柯尔打了1.87亿元给广东格林柯尔，我们又把这1.87亿元打入天津格林柯尔购买制冷剂。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这是一、二审法庭在贪官污吏的压迫下对《民法》和《公司法》明确赋予公司法人的权利的公然亵渎。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也充分体现了法律对权力的无奈。因此，这就是一个纯粹的股权转让关系，也是真正的客观事实。这个事实被原审判决变成了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好像我们是空转6.6亿元来减少无形资产，并将无形资产置换成货币资本，可是无形资产一分钱都没有减少啊。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而且，其中1.56亿元制冷剂已经到货，其余的都是预付账款，天津厂还要陆续供货。因为我是两个公司的大股东，我相信天津厂会把剩余的制冷剂交给广东格林柯尔，或者把未供货的货款退给广东格林柯尔，至少天津厂不会把这部分货赖掉。这样，无论是购买股权，还是购买制冷剂，双方的两个交易都是真实的。跟犯罪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一点必须讲清楚，这与犯罪一点关系都没有，与法院判决中认定的置换无形资产（就算置换也没有减少资产不构成犯罪）也没有关系。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需要说明的是，我在顺德格林柯尔有80%股权，我父亲有20%股权。就买制冷剂这件事情，我作为总经理是可以做决定的，不需要开董事会或股东会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是不需要任何人批准或同意的。天津格林柯尔当时是外商投资企业，它是我国外公司控股的企业，它卖制冷剂根本就不需要开董事会，卖制冷剂是销售人员都可以决定的事情，只要按照公司定的价位去卖制冷剂就可以了。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任何一个销售人员都可以这么做，那么我作为天津格林柯尔的总裁、法定代表人，我当然有权签《供货协议书》。这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不健全或者不合理的的地方。在以上事实如此清楚的情况下，为什么对这样没有任何危害的行为进行如此严厉的刑事追究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一些贪官污吏为最终强夺科龙的股权，计划用虚报注册资本的刑事犯罪，来注销顺德格林柯尔，从而让顺德格林柯尔拥有的科龙股权，可以任由他们处置。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一）原判中有关本罪的主要事实原一、二审法院判决认定“2002年12月16日，被告人（上诉人）刘义忠受股东顾雏军等人的委托凭该验资报告及虚假的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的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等文件到原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申请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手续，原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同年12月23日核准变更登记，确认了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中各股东出资方式和出资比例的变更，即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总额为12亿元，其中股东顾雏军以无形资产出资2.4亿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为20%，股东天津格林柯尔以货币资金出资9.6亿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为80%。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最后认定“该注册资本的货币资金中有6.6亿元为虚假”（参见原一审判决33-34页和二审判决的20-21页）。从上述判决中，可以清楚地明确的是，本案所谓的虚报注册资本实际上是股东变更，其后并没有发生注册资本变更，注册资本仍是12亿人民币。顺德格林柯尔的公司财产增加，仅仅是公司得到6.6亿元股权交易现金的增加，无形资产出资并没有减少和抽走。只不过是这些增加的现金，最终变成了1.56亿的制冷剂和相应的预付货款而已。只是由于6.6亿元股权款没有全部付清，股权也一直没有去办理变更。由于是股东变更中天津格林柯尔投资的6.6亿元被法院错误地认为是虚假，认定虚报注册资本。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二）原一、二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是股东变更，但同时，却将股东变更变相扩大解释为“公司登记包含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因此，顺德格林柯尔变更公司股权结构的行为应视为刑法规定的申请公司登记”（二审判决书第92页），将行政法的概念解释为刑法概念，将正常的行政行为曲解为刑事行为。尽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包括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但是刑法第158条“虚报注册资本罪”中的登记明确是指“设立登记”。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因为只有申请注册成立公司，才能“取得公司登记”；只有设立登记，才存在虚报注册资本问题；在注销登记中，肯定不涉及虚报注册资本问题；同样，变更登记也不存在虚报注册资本问题。因此，属于本罪的主要构成是指在公司登记中虚报注册资本，其实质就是注册资本的虚报。本人从来没有同意和要求变更顺德格林柯尔公司的注册资本，更没有要求降低公司无形资产的比例（变更的详细理由原因本人参见补充上诉状）。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一、二审法院对此认定为是根据本人的要求所实施的注册资本变更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并没有说我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变更登记，也不认为我们的股东变更登记违法，并进行了年检，这就表明这次工商登记行为的整个过程完全没有违法。因此，将股东变更中的股权比例变更理解为注册资本变更进而认为是虚报注册资本，并予以定罪，是将正常的行政行为扩大解释为违反刑事法规进而认定为犯罪行为，是随意入人之罪的行为。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三）即使根据法院的逻辑，认为本案是虚报注册资本，那么，本案的关键问题是，一是6.6亿元的投资款是否为真实或虚假？二是如果6.6亿元是没有实际完全到位的，或者说是虚假的，是否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第一个问题，也是本案中法官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并就此问题多次进行询问。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根据本案的相关证据，2001年11月14日，刘从梦签发经天津格林柯尔的特急函，是关于天津格林柯尔出资9.6亿元受让我和顾善鸿所持有的顺德格林柯尔80%股权的协议；2002年5月8日，天津格林柯尔董事会决议一份，拟投资9.6亿元于顺德格林柯尔，拥有该公司80%股权；12日，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柯尔签订《供货协议书》，由顺德格林柯尔向天津格林柯尔购买价值6.6亿的制冷剂。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同年5月16日，天津格林柯尔向顺德格林柯尔通过四次转帐共支付6.6亿元的预付款；同年5月30日，经申请，顺德市工商部门为顺德格林柯尔办理了年检手续；并要求于11月30日前严格按照企业工商登记注册的规范要求，完善注册登记手续。6月16日，顺德格林柯尔股东决议一份，同意天津格林柯尔以9.6亿元收购顾善鸿的全部股权和顾雏军的部分股权，占80%的股份；11月6日，天津格林柯尔在公诚会计师事务所的预付款的询征函上确认；12月16日，刘义忠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股东变更登记；12月23日，工商部门核准了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2003年4月26日，工商部门核准了顺德格林柯尔的年检登记并盖“经年检合格”的印章，最终确认了顺德格林柯尔2002年股东变更及股东出资方式和比例的变更。2003年5月29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股东出资比例为顾雏军占60%，天津格林柯尔占40%。从证据上显示，本案的股东变更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工商部门对此予以确认，直到今天为止，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没有对公司进行过任何行政处罚。原审法院认为《供货协议书》是虚假的，相对应的6.6亿元作为货币出资的注册资本虚假。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但是，认定《供货协议书》虚假的证据是什么呢？本案中除了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根据没有出庭作证的证人以及个别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外，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供货协议书》是虚假的。相反，根据《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等法律，《供货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作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损害第三人或公共利益，也不能证明该协议书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无法证实《供货协议书》是虚假的。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根据顺德格林柯尔2002的和2003年的资产负债表，截至2003年12月31日，在顺德格林柯尔给天津格林柯尔的预付款中，已收到了价值156，506，967元的制冷剂货物，公司的预付货款为455，500，000元，另外，公司9亿元的无形资产一直还在公司的帐上，并没有被置换或抽走。说明公司的注册资本并没有被虚假。因此，《供货协议书》是真实存在的，协议书的内容也在履行之中。至于顺德格林柯尔是否需要这么多的制冷剂？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什么时候可以履行完毕等问题，其实是两公司之间的问题，随着中国家电市场的飞速发展，制冷剂的使用量是难以估量的。另外，由于本人和格林柯尔系的众高管被抓，剩下的协议当然无法再履行。这在科龙众多的民事纠纷中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即因为众高管被抓，科龙与一些公司（如与济南三爱富等公司）相关民事合同无法履行（在挪用资金中再阐述）。我作为顺德格林柯尔和天津格林柯尔的董事长兼法人代表，我代表两家公司签署的《供货协议书》是完全合法的，一、二审法庭有什么权力认定这份《供货协议书》是虚假的呢？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这是一、二审法庭在贪官污吏的压迫下对《民法》和《公司法》明确赋予公司法人的权利的公然亵渎。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于这种《供货协议书》是否需要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等问题，严格来说，作为公司的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由董事会作出一个决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顺德格林柯尔还是天津格林柯尔，其实质上都是我本人拥有全部或大部分股份的公司，本人是实际控制人，本人的决定和行为，实际上就代表了董事会的相关决定和行为。比如董事会决议，即使事前没有签订，但在事后也完全可以补签订，而且，我本人提出的话，不可能有任何反对的情形出现。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事实上，事后也没有任何一个董事反对这一协议。因此，不管是天津格林柯尔购买本人和本人父亲顾善鸿持有的顺德格林柯尔的股权，还是顺德格林柯尔购买天津格林柯尔的制冷剂，或者天津格林柯尔如何向本人或顾善鸿支付股权转让款，形式上的董事会决议都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当然，如果工商登记部门变更时需要这样的手续，那当然就要按工商部门的要求去做。事实上，一切都是以服务大局为重，即主要为科龙电器服务。股权的转让和股东变更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为科龙相关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方便。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因此，一、二审法庭认定，6.6亿元是通过来回倒帐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似乎是虚假的，这是错误的认定。事实上，双方公司都在真实地履行着相关协议，这能说明是虚假的吗？关于第二个问题是，即使这6.6亿元的货款或者说股权转让款是应工商管理部门要求在形式上进行股东变更的需要而空转的，并且体现在股东变更之后的资本金中，会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吗？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原规定第二十八条，新规定第三十一条），是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唯一的规定，这一条款明确规定，公司只有在增加注册资本或减少注册资本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在公司的注册资本无增减，即无变化时，是不可以做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的，工商管理部门也是不可以对此进行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的。在公安提交的所有关于顺德格林柯尔的工商登记的文件中，只有股东变更登记的书证，在公司相关报表中，公司增加了6.6亿元的资本公积，体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并没有在工商局发给公司的法律文件上做此项变更。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可见，正如公诚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卢伍根和会计师徐志发所作证词证明的那样，即当时公司所做的变更只是股东变更登记，其验资也是股东变更登记的验资（事实上，根据工商行政法规，股东变更是不需要验资的）。在工商局相关文件显示也是股东变更登记，只是在股东变更过程中，原股东顾雏军和顾善鸿，把他们应得的一部分股权收购款转赠与顺德格林柯尔罢了。这就是整个事件的实质，公诚会计事务所也是这样进行验资处理的。他们的证词都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2、顺德格林柯尔在2001年10月22日注册以来，一直没有增资扩股，它的注册资金也一直是12亿元，在公司没有增资扩股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通过向公司本身来注资而获得公司的股权的。获得顺德格林柯尔股权的唯一方法是向公司的原股东（顾雏军或顾善鸿）购买股权。因此，即使按照一、二审法庭所说的逻辑，不管将1.87亿如何来回倒款，形成天津格林柯尔向顺德格林柯尔投资人民币66000万元的所谓的假象，并于2002年12月骗取了顺德市工商局对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一、二审法庭的这种逻辑都是荒谬的。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无论天津格林柯尔怎么向顺德格林柯尔内部投资，在总注册资金不变的情况下，都是不可能改变顺德格林柯尔公司的股东结构的，除非天津格林柯尔向顾雏军或顾善鸿购买股权，才可以改变顺德格林柯尔的股东结构。事实上，这次股权变更就是因为顺德格林柯尔要不断为科龙电器提供银行贷款的担保，从而不停地要我父亲作为股东和董事签字，而且很多银行还要飞到北京亲眼看着我父亲当面签字，弄得我父亲和贷款银行都非常麻烦，甚至厌烦，才决定把我父亲的股权转让给天津格林柯尔的。而就是因为天津格林柯尔向顾雏军和顾善鸿购买了股权，才改变了格林柯尔的股东结构，但12亿元的注册资本从来没有变更过。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3、顾雏军和顾善鸿，可以以任何价格向天津格林柯尔出售股权，顾雏军和顾善鸿可以以一元人民币向天津厂出售40%的顺德格林柯尔的股权，也可以原价向天津厂出售股权，都是合法的。至于股东如何收款，对收款如何处理，都是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权利的表现，与本案、更与犯罪没有任何关系。 4、天津格林柯尔向顺德格林柯尔内部打钱，从而获得顾雏军及顾善鸿相应的股权，从形式上来看是逻辑不通的。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但如果顺德工商局用刘从梦他们来回倒款的资料，去替换顺德格林柯尔注册时候的资本金的话，那么表明在顺德市政府的参与和主持下，顺德工商局是完全知情的，如果因此而变更了公司注册时的原始资本，这反而证明了，刘从梦、刘义忠等人并没有欺骗工商局，即工商局是知道实情的。如果在知道真实情况下，顺德工商局还这样做，那么只能说明顺德工商局认为这样做是合法的，而刘从梦和刘义忠并不是工商注册的专家，他们只是按照工商局的要求提供相关辅助资料而已。他们并没有欺骗工商局，所以他们不是犯罪，只有他们欺骗工商局进行虚假登记，他们才构成犯罪。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他们只要如实地向工商局提交他们认为是真实的而工商局也是知情的材料，他们就是无罪的。当然本罪名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5、关于顺德工商局是否知情和同意的问题，可以从顺德工商局容桂分局的工作人员梁冠林的2005年8月10日的证词中明确得出这些结论。梁冠林在该证词中说，在2002年11月20日中午11时30分，梁冠林接到登记科主办科员康子年的电话，该电话称“有一间公司需要办变更手续，因手续不齐全，市政府要求吴奇英局长审批，现吴局长要求你审批这件事。”吴局长讲这是政府行为。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梁冠林就顺着吴局长的意思，在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手续上签了同意审批。考虑手续不齐全的问题，梁要求吴局长再审批签名。对此，罗厚先局长在2005年8月1日的证据中说，是有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还是要批，最后是集体讨论决定的。可见，可以完全证明这是刘从梦在顺德市政府的主持和主办下的行为，是一种政府行为，如果有任何错，也只应该由政府来承担，有什么理由由我和我的同事承担责任呢？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可以说，本案的股东变更和资本金的变更，是政府直接决定，并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如果说有错，有违法，有犯罪，也是政府造成的，不是我们造成的。如果应当追究，也只能追究相关行政部门及其审批人员，而不是我们真实提交相关资料的人。我们既没有给工商局和政府有关人员送过钱，也没有请他们吃过饭，我们怎么可能有罪呢？经由上述两个问题，可以看出，不管6.6亿元是否真实到位，都与虚报注册资本无实质联系，原审判决我和我的同事虚报注册资本罪事实不清，逻辑混乱。根本是毫无关联的事，完全以莫须有的事实来入人以罪。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四）所谓的本罪的行为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顾雏军等人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追诉标准，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二条专门对何种情形属于“虚报注册资本”作了明确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只有符合其中情形之一的，才应予追诉。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从全案的证据看，顺德格林柯尔申报注册资本12亿，实缴注册资本12亿。根据广东格林柯尔2005年的年检报告的资产负债表显示，顾雏军进行股权转让后，公司的无形资产仍为9亿，知识产权出资从未减少，并没有所谓的置换的情况，公司所拥有的全部注册资本也从未减少。本人的行为不符合追诉标准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本人的行为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五）本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也没有造成任何社会危害性后果顺德格林柯尔在2001年收购科龙股权时，已足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48亿元，在2005年因本人被羁押被迫贱卖科龙股权时，将市值十多亿元的科龙股权低价贱卖到9亿元。即使如此，也比原来购入科龙股权时的股价高。由此可见，在格林柯尔收购了科龙后，对科龙的管理是卓有成效的，不到四年的时间，科龙的资产价值翻番，同样，相关股权价值也翻番。不管广东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如何变更，对于管理方和收购方来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增值收益，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可言。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相反，为社会创造了更大的财富。为什么对这样没有任何危害的行为进行如此严厉的刑事追究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一些贪官污吏，为最终强夺科龙电器的股权，计划用虚报注册资本的刑事犯罪，来注销顺德格林柯尔（后来改名为广东格林柯尔），从而让顺德格林柯尔拥有的科龙股权，可以任由他们处置。在行政机关没有认为是虚报注册资本的情况下，执法部门反而越俎代庖，任意扩大法律解释，认为本人“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其行为显然具有社会危害性”。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这是凭空想怎么样认为就怎么样认为，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的行为。本案到底有什么社会危害性？到底造成什么危害性的后果？行政机关并没有认为其行政管理行为受到损害，社会上并不存在受害者，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也没有损害社会的利益。相反，现有证据表明，社会和企业价值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科龙员工从我接手前的1.5万人增加到我被捕前的3.5万人，税收从我接手前的1.7亿增加到2004年的5.6亿，就是最好的说明。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可以说，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证明本人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存在。因此，从原判所认定的事实来看，不管是行为事实本身，还是相关法律规定，本行为根本就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二、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本罪中贵院最关心的问题包括关于相关被告人的口供和证人证言的问题以及关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问题。（一）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本人认为，本案上述所有证人（刘从梦除外）均没有出庭作证，没有经过控辩审三方的当面质证和询问，也没有证据查明其证言经查证属实，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但为了全面阐述这些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证人证言的问题，本人愿意在这里就这些问题说明如下。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1、关于刘科的供述问题。原审判决均引用了刘科在公安侦查阶段的供述作为本案的证据之一予以引用。但是，他所说的“2002年至2004年期间，科龙电器采用收取商业承兑汇票并作假货物出库处理，虚增生产废料销售收入，少提坏帐准备虚增应收账款及费用延期入账等四种方式，达到公司虚增利润的目的。”但上述所说的四种方式，原审最终只认定了第一种即收取商业承兑汇票并作假货物出库处理。对于这种收取商业承兑汇票后能否兑现的问题，德勤对此出具了保留意见，将这种事实作为财务报告的内容之一，通过保留意见的方式公诸于众了。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而科龙收到各分销商的商业承兑汇票是可以从银行立即贴现出钱来的，所以，科龙公司对各分销商的商业承兑汇票都是作为收入对待，德勤前两年也是这样认定的，而2004年对其它分销商的商业承兑汇票也是同样认定的，为什么偏偏只对其中两家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出具保留意见呢？显然德勤是受到个别贪官的压迫才故意这样做的，这本来就违背了会计审计中所要求的公平公正的原则的。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对于刘科所供述的“每年12月下旬，管理会计科会计算出科龙电器1-12月的真实销售情况，报给晏果茹，由晏果茹报给顾雏军，然后由顾雏军根据这个真实的销售收入数据，通过召开会议，研究虚增销售的事宜。”上述刘科的供述，只有他一个人的陈述，并没有其他人或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甚至，连晏果茹都没有供述过开过这个每年年终召开的年终会议。刘科在庭审时也否定其在公安侦查阶段受公安诱供的所谓供词，因而在一审庭审质证时已完全否定开过类似的会议的说法。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原审判决将刘科的其中一次孤立的供述比较完整地表述于判决书中作为定罪的依据，是一审法庭在个别贪官的压力下黔驴技穷的表现，也是对《刑事诉讼法》孤证不立的原则以及质证后的证据才能作为有效定罪证据的原则的亵渎。 2、其他被告人或证人证言问题。严友松在侦查阶段只是供述其参与了2005年4月关于讨论德勤出具的审计报告的讨论，其他并不知情。在庭审阶段，他认为其只是管理销售的副总，对于虚假财务报告一事并不知情。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对于武汉长荣和合肥维希的销售他认为是真实的。并证实其只是在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报表之后才签字。而姜宝军在侦查阶段所提到的会议是在2005年春节前后召开，而当年春节是2月9日，即使是春节前也已经是2005年了，对2004年的压货销售是毫无帮助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他认为2004年通过武汉长荣和合肥维希的压货是不正常的，从这点上来说，姜宝军的证言一点作用也没有。而且他只是负责预算的高管，他对压货情况并不清楚。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他在当庭供述上，也只是说2005年开会的时候，2004年的财务审计报告的时间结点是2004年12月31日，每年12月31日德勤都要派30多名财务人员到科龙各地仓库盘点库存的，所以2005年开会对2004年财务报告无任何影响。但更多的人证实没有召开过这样的会议，如刘从梦作证说从没有召开过这样的会议，他也没有参加过，而且他说是2005年才知道压货是会被法庭认作为虚假销售的这么一种情况，李志成也证明了没有召开过类似的会议，还有张宏也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而更多的口供、证词只证明本人曾提出所谓过高的利润指标。无论是晏果茹、刘科的口供，还是科龙电器财务人员陈小凯、石艾生的证词，对本人更多提到的是提出过所谓不合理的利润指标。我在庭审时就多次明确说明所谓过高利润的说法，完全是公安逼供和和诱供的结果，科龙公司在我领导之下，三年内销售额翻了两番还多，税收从1.7亿增加到了5.6亿，可见我们董事会所定的销售和利润指标都是合理的，这就是对我的话最好的佐证。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而且，在庭审中，同案被告人几乎众口一词，均提到科龙电器每年年初召开由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专业人员参会的生产、销售计划会议，每月召开高级管理人员参会的生产、销售例会，讨论公司全年的生产、销售计划；在会议上，从来没有讨论压货销售的问题，只会提出生产、销售的指标、计划。从通常的情理分析，压货销售是一项具体的销售行为，本人作为科龙与格林柯尔两大企业体系的主要决策者，职责与精力都不可能、也不需要参与这种具体的销售活动，更不可能参与压货销售的具体过程。而且我们也从来都不认为作为行业习惯的压货销售有什么法律麻烦，需要董事会和董事长来参与研究和处理。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作为科龙的董事长，每年对公司提出经营目标的要求是完全合法的，也是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所在。一、二审法庭把这种负责任的公司管理行为当作刑事犯罪的犯罪动机是不能用无知来解释的，这种行为完全是在贪官污吏的压迫之下，对我国的《公司法》和《刑法》最大的玩弄和亵渎。对我国完全市场化的经济环境起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绊脚石。本人要求贵庭为全面深化改革搬开这块绊脚石。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而且，本人并不是专业会计人员，对于压货销售是否可以确认收入，并不具备专业知识，而只能根据财务人员、审计人员的意见作出决定。证据表明科龙电器聘请的专业审计机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对2002年、2003年的压货销售收入均认定可以确认为收入，且没有提出任何保留意见。2004年的压货销售收入确认更是德勤华永一手操作。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换句话说，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本人明知压货销售不应确认收入，仍指使财务人员确认该销售收入，并指使披露如此编制的财务报表。事实上，科龙也没有自己独立编制的财务报表，而全部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编制并决定发布，只是在发布前知照我们而已而无须我们是否同意。这个事实本案所有被告人都作了证实。直到今天为止，所有的中国法律和我所认识的律师都仍然告知我，压货销售在中国完全是合法销售，压货销售的收入是合法收入。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二）关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问题。庭审事实证明，科龙电器的年度财务报表是由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编制的，德勤华永每年年底审计时都会以调整分录的形式对科龙电器财务会计科编制的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提出调整，并要求科龙电器按其调整意见重新编制两表，最后科龙电器的财务人员按其调整意见重新编制两表。而现金流量表则因科龙电器财务会计科的人员不会编制，完全是由德勤华永的审计人员代为编制的。2002、2003、2004年的压货销售，均是德勤华永提出会计调整意见，要求对压货确认收入。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关于2004年年报的保留意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05年4月22日，德勤华永会计事务所（简称德勤）给了我关于审计中最后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科龙投资江西华意压缩机有限公司的投资残值拨备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5.7亿元销售额的认定问题（5.7亿中有6000万元已由分销商向该省的零售商分销出去了）。由此，德勤给了科龙董事会四种方案选择。A方案：保留江西华意投资残值，保留这5.7亿的销售额。科龙2004年的利润为1000多万人民币，但关于上述两个问题德勤将分别各出具一条保留意见。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B方案：将江西华意的投资残值拨备，但保留5.7亿的销售额。科龙2004年亏损6000多万人民币，德勤只对5.7亿的销售收入的最终实现出具一项保留意见；C方案：保留江西华意投资残值，取消5.7亿的销售额，则科龙2004年将亏损1.1亿元人民币。德勤只对江西华意的投资残值出具一条保留意见；D方案：将江西华意的投资残值拨备，同时取消5.7亿的销售额。科龙2004年将亏损1.9亿人民币。但德勤将不出具任何保留意见。我和科龙的董事会当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D方案，这也是科龙董事会一直执行的财务保守的原则。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虽然我们知道这5.7亿是没有问题的与历来销售毫无二样的销售，这纯粹是德勤在个别贪官压迫下故意弄出来的麻烦，为了德勤不出对应的保留意见，而不让审计师出保留意见就是科龙所要求的财务保守原则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我们必须选择D方案。我要财务总监李志成先生立即告诉德勤，我们选择D方案。但是2005年4月24日，李志成突然向我汇报，说德勤只接受B方案，否则德勤将拒绝作为审计师在年报上签字。也就是说，德勤只能按B方案以审计师的名义签字，而其余三个方案，德勤都不会签字。。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谁都知道，没有审计师的签字，年报是出不来的，而出年报的最后期限是2005年4月28日。那就是说，要么按B方案出年报，要么就出不了年报。而出不了年报对上市公司而言将是灾难性的后果。我非常焦急，紧急要求科龙的香港律师立即出面与德勤交涉，要求按D方案出2004年年报。同时，我紧急要求向中国证监会在科龙电器的立案调查小组的现场负责人毛副处长汇报此事。我记得是2005年4月25日上午，毛副处长和另外两位处长及一位办事员一起会见我，科龙这方面还有李志成和晏果茹。我向毛处长等人汇报了德勤的四个方案，以及德勤突然通知我们只接受B方案的情况。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我向毛处长说明，科龙是个对股民认真负责的公司，我们董事会也是十分认真负责的。只要审计师德勤对这5.7亿的销售收入的最终实现有任何一点怀疑，我们都要求以最稳重、最保守的会计原则出发，我们都会要求取消这5.7亿的销售额，按保守的D方案出2004年年报。我请求毛处长以监管者身份要求德勤出保守的财务审计报告。但毛处长说，中国证监会不方便与德勤谈此事。我要求他向上级汇报，他答应了，但从此便无下文。我当时感到这里可能隐藏有大问题，我立即要求晏果茹做一份与证监会毛处长会谈的会议纪要存档。我曾要求法庭调取这份存档资料，但法庭没有调取。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现在我们完全知道了这件事的真相：这事实上是德勤在个别贪官的压迫下，故意拿这5.7亿的压货销售做文章的不道德的、犯法的行为，这种当时已分销了6000万元的压货销售当然应确认为销售，而且不应出任何保留意见，这是违反德勤多年的销售确认习惯的，我坚信这段细节就会真相大白。经过一天的与德勤的反复交涉，科龙的香港律师最后打电话告诉我说，德勤只接受B方案，其余方案他们都不接受，都不会在科龙年报上签字。也就是说，他们提出了四个方案，最终不是让我们选择，而是他们决定选择。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此时已是2005年4月 27日，我只能召开科龙董事会，通报这个严峻的情况。因为，不能按时出年报是一件对上市公司有巨大伤害的事件，因此，所有科龙董事不得不接受德勤的最后通牒，接受了按B方案出年报。按照德勤的B方案出2004年年报，科龙公司当年也是亏损6000万元，而且还有一条保留意见在年报上。而选择D方案，科龙也只是亏损1.9亿人民币而已，但年报上无任何保留意见。我相信，只要不是一个白痴当董事长，同样只要不是一群白痴当董事，董事会是一定会选择D方案的。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既然已亏损6000万元，为何不干脆亏损1.9亿，而拥有一个不带保留意见的干净年报呢？所以，只是在德勤的逼迫和要挟下，实质上是在贪官的压迫之下，科龙才不得不选用B方案公布2004年年报。谁都相信，德勤确实不会因为一年区区六百万港币的审计费而与科龙有勾当为科龙出具虚假的报告的。相反，在中国贪官污吏威胁要吊销他们的会计审计资格的淫威下，这个世界著名的四大之一的会计师事务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为贪官污吏效劳，而且毫不犹豫的把污染其职业道德的屠刀砍向它的客户科龙电器。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关于受到个别贪官压迫之事，我还是要详细叙述一下：德勤为什么先给出科龙4个方案，其后又坚持只接收B方案呢？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和深思的问题。如果科龙真的是一个有问题的公司，而德勤在三年的审计中，已发现了这一根本的问题，德勤早就决定退出科龙，不再做科龙的审计师了，那么德勤一开始就应该只给科龙一个方案，即B方案，而不是先给科龙4个方案供科龙选择。非常明显的事是，当德勤给出4个方案供科龙选择时，德勤还是准备给科龙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年报的，只要有一点H股常识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都不会允许年报有保留意见的。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因此，德勤也好，科龙香港的律师也好，都100%地肯定科龙董事会一定会选择无保留意见的D方案。可见，直到此时，德勤并没有打算退出科龙，即并没有不再作科龙审计师的打算，这是香港资本市场的常识性的判断，哪怕香港资本市场的九流会计师或者九流的证券律师都会作出这个判断。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可为什么只有两天时间，德勤的态度会有180度的大转变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真相，就是在这两天之中，个别贪官给德勤要吊销他们会计审计资格的威胁，广东证监局一个姓黄的科长当时就炫耀说，他们与德勤谈的时候，开始德勤很牛逼，完全不买他们的账，但当他们威胁要吊销德勤的会计审计资格时，德勤就老实了。可见，事实上德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中国贪官污吏的帮凶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德勤的合伙人曾让李志成告诉我他们受到广东证监局的巨大压力这个事实得到佐证

　　[审判长　裴显鼎]：顾雏军，在法庭辩论阶段，我们充分保障每位原审被告人的权利，但是要珍惜大家的时间。你要考虑本案七名被告人、七名辩护人、四名公诉人，你一个人已经用了五十分钟，你不仅仅大量读已经提交的申诉状，而且加入了许多与审理案件事实无关的故事，你要珍惜大家的时间。我提醒你同时也提醒各位参与人，如果你对你辩护人的素质有足够的信任，有些话可以交给你的辩护人说。如果你认为有罪或者无罪，你简要陈述意见是一二三四，这样来说。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好的，我简单说，我和科龙董事会当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D方案，没法选择，结果就出了一条保留意见。下一个就是压货问题，我还是要说。

　　[辩护人陈有西]：我提醒一下我的当事人，辩护词内容有两万字，已经提交法庭，书记员会记录在卷。你可以简要陈述小目录标题，不要阐述故事，故事的确扩展太多。律师会为你充分辩护，不需要讲故事的。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那我还是要简要陈述一下压货的事情。为了节省时间，下面的书面辩护意见我就不念了。

　　你这么说我就不说了，你就是不让我念，让我念我就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念。

　　以下部分来自中国法院网

[审判长　裴显鼎]：

顾雏军你认为这个意见和法庭调查的事实有关吗？法庭需要查明与案件有关的事实。

[09：46：02]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

那我不知道哪些事情要说哪些事情不说，我判断不下来。

[09：46：36]
[审判长　裴显鼎]：

我郑重提醒你，与本案无关的事实不要再说了。法庭辩论要围绕法庭调查的事实进行，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本庭已经是第二次郑重的提醒你了，发表言论要围绕案件事实。

[09：47：16]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

那我认为这些事实就是要查明的。我要陈述自己的观点。

[09：48：56]
[审判长　裴显鼎]：

你强调了自己的观点之后还可以让你的律师进行充分发表辩论意见，我给你足够机会行使辩护权。刚才你自己还说要节省大家的时间，可是现在你个人已经说了七十分钟。

[09：50：30]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

你这么说我就不说了，你就是不让我念，让我念我就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念。

[09：51：45]
[审判长　裴显鼎]：

本庭是提醒你正确行使辩护权。

[09：52：58]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

那我不念了，我现在结束我的发言，我要申请上厕所。

[09：53：55]
[审判长　裴显鼎]：

那你不听你律师发言？

[09：54：45]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

不听了（起身上厕所）。

[09：55：17]
[审判长　裴显鼎]：

请法警陪顾雏军去厕所。

[09：56：55]
[辩护人陈有西]：

我把书面辩护意见给顾雏军就行。

[09：57：41]
[审判长　裴显鼎]：

顾雏军的辩护人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