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应作为经济分析的重要基石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罗思义

　　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得到事实和全球数据双重验证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应得到重视。

　　在近来引发巨大反响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中，林毅夫指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有三个来源： 中国的实践经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1 下文将依据数据对这些来源展开分析。但在此之前，有必要先提出一个问题：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能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以及它是否符合经济学现实？为回答这个问题，下文将引用世界银行的全球最新数据，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特别是新结构经济学所作的“劳动密集型转型资本技术密集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道路”的分析，进行验证。结果显示，全球数据和事实充分印证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除此之外，下文还将分析中国某些特定的特征，以及新结构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比较优势”理念进行了独创性和全面性的分析。大多数教材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往往把焦点集中在纯物质生产优势——拥有丰富石油供应的国家在能源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气候炎热的国家在生产热带作物上具有比较优势等等，来阐释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的这一理念。新结构经济学则重点对资本和劳动力等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进行了更全面的分析。比如，新结构经济学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会从劳动力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

　　“一国的要素禀赋在任意特定的时刻是给定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是可变的。它决定了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从而决定了该国的最优产业结构。一个特定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即由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裕的结构升级到资本相对丰裕的结构）。”2

　　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一分析显然得出一个明确且经得起事实检验的结论：发达经济体资本密集型发展高于欠发达经济体。正如世界银行发布的涵盖占世界GDP比重99%的168个国家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数据的《2017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此分析完全经得起实证检验。

　　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

　　资本密集型生产增加意味着，促进同样数量的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投入数量需要有所提高。这可通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ICOR是GDP增长1%所需投资总值占GDP总值的比重。增加产出所需的投资越低越好，亦即增量资本产出率越小，投资效率则越高。用公式来表达就是：

　　ICOR =GDP增长率/投资占GDP比重

　　图1呈现的是以世界银行提供的最新国际可比数据为依据的2015年ICOR比较：

　　· 世界 ICOR平均水平 为 8.6，即世界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需要投资GDP的8.6%；

　　· 发展中经济体ICOR为7.7，即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发达经济体ICOR为9.7，即高收入经济体资本密集型生产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远高于发展中经济体；

　　· 中国 ICOR为 6.3，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水平。数据对中国的具体影响请见下文分析。

　　可以看出，世界银行提供的最新国际可比数据充分印证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发达/高收入经济体资本密集型生产多于发展中经济体。

　　应指出的是，单年的ICOR可能会受到经济周期波动，以及随之而来的GDP增长加速或减速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为免最新数据仅反映单年的非典型趋势之嫌，有必要进行交叉验证。图2呈现的是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2010-2015年ICOR比较，更长时间的分析请看下文。

　　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

　　· 世界ICOR平均水平为8.5；

　　· 发展中经济体ICOR为6.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高收入经济体ICOR为12.1，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 中国ICOR为5.7，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和发达经济体。

　　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发达经济体资本密集型生产多于发展中经济体，再次得到充分印证。

　　ICOR的长期比较

　　最后，为体现长期框架，以及结构特征，图3为大家呈现按照能消除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ICOR比较。可以看出，在整个比较期间，高收入经济体ICOR高于发展中经济体，正好吻合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

　　显然，从全球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按照什么样的时间框架计算，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前提——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会从低资本密集型的增长过渡到高资本密集型的增长，均得到印证。

　　“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说法是错误的

　　本文的重点并非讨论中国的具体发展过程，而是分析新结构经济学的关键前提条件。但全球数据体现了中国一些鲜明的特点。尤其是数据表明，部分中国媒体所宣称的“中国发展方式过多倚重资本密集型生产”的说法是错误的。

　　根据上述分析数据，任何国家（包括中国）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是否过度，只能依据该国经济发展阶段判断，因为发达经济体资本密集型生产高于发展中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属于中上收入经济体——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确切地说，2015年中国人均GDP在133个发展中经济体中排名第19位，即中国人均GDP高于114个发展经济体，仅18个发展中经济体人均GDP高于中国。鉴于中国人均GDP在发展中经济体处于顶部位置，以及中国是最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发展中经济体之一，因此图1和图2所反映的中国ICOR低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引人注目。2015年中国ICOR为6.3 ， 所有发展中经济体ICOR为7.7。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2010-2015年中国ICOR为 5.7 ， 所有发展中经济体ICOR为6.1。

　　显然，部分中国媒体所宣称的“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说法违背事实。相反，与发展中经济体整体水平相比，中国投资效率相当高。

　　正如图4所示，如果以2010-2015年为时间跨度，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对中国与其所属的同一发展阶段的中上收入经济体进行比较，形势变得更为明显：

　　·  高收入经济体ICOR为 12.1；

　　· 世界ICOR平均水平为8.5；

　　· 中上收入经济体ICOR为6.6；

　　· 中国ICOR为5.7。

　　也即是说，中国的资本密集型生产低于中上收入经济体，也不及一半的高收入经济体。这明显说明，中国利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高于大多数中上收入经济体。

　　宣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过多倚重资本密集以及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与同一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相比，ICOR低于平均水平的中国投资效率更高。

　　根据上述数据，还应指出的是，鉴于高收入经济体资本密集度高于欠发达经济体，预计中国 ICOR会随着中国跻身高收入经济体时提高。中国ICOR随着时间推移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投资效率会下降，而仅仅是因为其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其经济增长模式不可避免地变得更资本密集。要分析中国利用资本的效率，仅仅做时间比较是不对的，因为当中国迈向高收入经济体时资本密集度会提高。因此，有必要对中国与同一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做比较。正如图4所示，这样的比较证明，与同类型经济体相比，中国投资效率更高。

　　新自由主义的错误

　　最后，虽然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事实，而非理论，但有必要根据以上分析数据，对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三大来源进行分析。这显然有利于看清新自由主义所犯的错误。拙著《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对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实证研究进行了详细分析，因此这里只对此做个概述。但关键的问题显而易见。

　　虽然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得出“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着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这一实证结论。这一结论直接源自现代经济学奠基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先驱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著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密本人就“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着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清楚地指出：

　　“当社会处于尚未分工、很少交易活动、每个人都为自己张罗一切的原始状态时，要进行日常的生活运作是无需事先贮存或积蓄任何物品的。”

　　相反，随着经济发展，当劳动分工有所发展时，就必然需要投资：

　　“当某项完整工作包含许多不同的工序时，如果要让每个工人都只固定不断地执行其中某一工序，所需动用的资本，一定会比每个工人偶尔被分派去执行各种不同的工序时多很多。”

　　当一个国家变得更为发达时，则需要更多的投资：

　　“按照自然规律，各种物品的累积必然先于社会分工。所以，只有当事先积蓄起来的各种物品数量越来越多时，劳动分工才可能分得越来越细密……因此，当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密时，若要让相同数量的工人经常有活干，除了必须有相同数量的食物积蓄事先累积起来之外，事先累积的原料和工具数量，也必须比劳动分工粗略时还要多一些。”

　　继承了斯密分析理论的李嘉图指出，“在机器或耐久资本还没有大量使用的早期社会，等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是接近相等的，彼此之间的相对价值只会由于生产所需的劳动量的增减而有涨有跌。”接着，马克思做出了他的最重要的经济分析理论之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即资本密集型生产呈上升趋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就是“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此外，“不变资本”指的是固定投资和存货，“可变资本”指的是劳动力。如下所示，马克思的分析与斯密和李嘉图的分析一致：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这只是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所特有的生产方法的日益发展，一定价值量的可变资本所能支配的同数工人或同量劳动力，会在同一时间内推动、加工、生产地消费掉数量不断增加的劳动资料，机器和各种固定资本，原料和辅助材料，——也就是价值量不断增加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从而同总资本相比的这种不断的相对减少，和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是同一的。这也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另一种表现，而这种发展正好表现在：由于更多地使用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同数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辅助材料转化为产品，也就是说，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把它们转化为产品。不变资本价值量的这种增加，会使产品相应地日益便宜。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

　　跟斯密、李嘉图与马克思一致，凯恩斯同样指出，投资占经济比重会随经济发展而上升。他指出，储蓄和投资相等，因此投资占经济比重呈上升趋势是储蓄率随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的必然结果：“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较高的绝对量的收入水平，显然也会扩大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因为总储蓄必然等于总投资，因此储蓄比重上升必然意味着投资比重上升。

　　但既然从斯密、李嘉图到凯恩斯等伟大的西方经济学家均清楚地指出，资本密集型生产会随经济发展而上升，此外，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而且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还要就这些分析进行探讨呢？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不只是将此视作理所当然，而要研究此结果所带来的后续影响呢？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

　　弗里德曼挑战凯恩斯等人的分析失败错在哪？

　　凯恩斯指出，投资占经济比重呈上升趋势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投资下降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会日益严重：“贫穷的社会往往会消费掉它的很大一部分的产量，所以数量非常有限的投资便会足以导致充分就业。反之，富裕的社会必须为投资提供更加充足的机会来导致充分就业，如果想使该社会的富人的储蓄倾向与该社会的穷人的就业不发生矛盾的话。如果在一个潜在富裕的社会中，投资动机微弱，那么尽管存在着潜在的财富，有效需求原理的作用会强迫该社会减少它的产量，一直到存在着潜在财富的该社会贫穷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产量的多于其消费的部分被减少到与它的微弱的投资动机相适应时为止。”

　　正因为受到“资本密集型生产呈上升趋势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结论的影响，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试图用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挑战斯密创立，并由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继承的观点——“投资占经济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正如弗里德曼指出：

　　“ 凯恩斯具有争议性的理论——市场机制不能自动地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时的均衡状态，令我对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的正确性的疑虑加深。”

　　弗里德曼借助美国经济数据，以反驳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源自斯密的经济分析。他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消费函数理论》（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以推翻凯恩斯等人的观点。

　　这里没有必要讨论凯恩斯的观点——投资占经济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会增加经济的不稳定风险，是否正确与否。本节的目的仅仅是指出，弗里德曼试图通过西方计量经济学家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反驳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的分析。这些现代计量经济学研究结果确凿地证明，弗里德曼犯的一个错误是依赖美国而非全球经济数据，而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所作的“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着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的分析则是正确的。

　　弗里德曼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是他没有核实，美国是一个例外，而非总体或国际趋势。他错在仅以个例为准，而没有进行全面的国际比较。正如作为反凯恩斯的大将，新古典主义的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就主要经济体的研究结果也不得不总结指出：

　　“美国国内投资率和国民储蓄率稳定性一直很强……但引人注目的是，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是个特例，因为其他国家国内投资率和国民储蓄率均有明显的增长，特别是相比二战前大幅增长。因此，长期数据显示，国内投资总额和国民储蓄总额占GDP比重随着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

　　当然，这个重要结论已得到上述全球数据印证，这也完全吻合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

　　结论：新结构经济学应作为经济分析的重要基石

　　概括来说，新结构经济学所作的“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的分析，得到了事实的充分印证，也吻合伟大的西方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分析。试图反驳这一分析的新自由主义重要创始人弗里德曼则犯了依赖个例的错误。鉴于“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的结论得到事实和经济理论的双重验证，应将其作为经济分析的重要基石。

　　这并非说，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复述早先的经济学。正如上文所述，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比源自李嘉图的理论更具普遍性。但话说回来，这并不是对李嘉图的批评，因为与现代经济社会相比，李嘉图时代投资占经济比重低得多，而且增长也慢得多，这导致李嘉图不可避免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比较优势的其他特征上。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则以东亚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增长作为研究依据。此外，新结构经济学也强调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特殊重要性——后发优势，即发展中经济体拥有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的能力，因此发展中经济体可避免开发这些前沿技术所涉及的成本。正如林毅夫指出：

　　“对于技术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

　　新结构经济学也对二战后发展起来的“进口替代”战略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批判。

　　综上所述，新结构经济学并非复述以往的经济理论，而是在此基础上借鉴吸收并创新形成的带有自身特色的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最重要的是，新结构经济学对所有重要问题的分析，是以从斯密起到马克思等伟大的西方经济学家的分析为依据。

　　显而易见，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得到事实和全球数据双重验证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应得到重视。

　　(本文作者介绍：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