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治理雾霾会伤及谁的利益？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江濡山

　　政府有两大担忧：一旦强势治理环境，淘汰落后产能，没有公平分享到改革成果的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首先受不了，必然对中央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反弹力；二是地方政府的难处多多，而且地方人际利益关系纵横交织，谁也不愿真心实意断别人的财路。

　　人，是很要面子的一种动物，中国人更是如此。很多情况下要如实公开评价一件事情的是与非，的确很难；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人一旦活精了，不仅要面子，而且会保护里子，说话做事，四平八稳、滴水不漏。明哲保身的心态似乎已经凝固到血液之中。当下疯狂肆虐、不断释放毒素的雾霾，人们听到的是五花八门、熙熙攘攘的吵闹声，权威机构，除了表决心和发布预警之外，看不到一个思路清晰、原因准确、举措得力的办法，其背后到底会伤及到谁的利益呢？

　　近期，整个华北由东到西，9个省市都“沦陷”于雾霾持久的侵袭之中，许多地区的能见度只有几十米。对此，我听到很多朋友、特别是一些中小学生的家长在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彻底治理雾霾真的很难吗？根治雾霾到底还需要多少年？如果时间太久，再难也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学习和生活；还有不少朋友已经开始制定“逃离”计划。对少数人而言，逃离他乡并不难，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又该如何怎么办呢？

　　北京一对父母对上三年级的儿子这么说：“儿子，北京雾霾这么严重，爸爸妈妈带你到南方漂亮干净的城市去上学、去生活？你高兴吗？”。不料，孩子是这样回答的：“我才不去呢！我出生在北京，北京就是我的家，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谁都不认识。再说，冬天很短，只要一刮风天就变蓝了。”

　　其实，根治雾霾并不难，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首先对于雾霾的起源与治理，要有三点基本认识：

　　第一：雾霾是工业化初期的必然产物；

　　第二：治理雾霾只需要斩断源头；

　　第三：治理雾霾必然会伤及一些人的利益。

　　从工业化、产业化角度来审视：

　　不管历史上较早步入工业化进程的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的墨西哥、伊朗、蒙古国等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深深陷入严重的雾霾侵扰。从本质上会说，雾霾显然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人类贪婪欲望下的一种恶果、是一场人祸灾难，或者说是大自然对人类过激的经济活动的一种报复。而一个地域频频受到严重雾霾的侵袭，则说明这个地域的产业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的极限，这早已经人类工业化的历史所证明。

　　人类进入工业化的初期，初级水平的技术应用首先要消灭的是“短缺经济”，快速兴起的也必然是发展层次较低、环境污染的程度大的粗放的产业活动。从原材料开采、到产品运输及加工，再到大规模的应用，每个环节都会释放雾霾元素。按理说，“短缺经济”被消灭之后，经济发展理应降低到“优化结构、渐进升级”的发转型，可是，由于工业化初期已经形成的利益结构、利益驱动惯性，导致GDP不断升高，综合性环境污染加剧，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雾霾，就是这样形成并日益加剧的。在这种情形下，惟有强行实施“残酷”的法律制裁和痛苦的产业转型升级，才能逐渐恢复大自然自身的生态机能。而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二三十年。那么，中国治理雾霾需要多久呢？在我看来，如果玩狠的，三五年就有明显收效；如果从目前这种不切实际的思路和柔软溺弱办法来说，至少需要半个世纪。

　　有以下几个问题，中国精英阶层应当首先搞明白：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的雾霾，产生于完全的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条件下，政府一旦开始强行实施残酷严厉的治理举措、强行给GDP缩水，牺牲的是民间初级产业及私人资本的收益，政府不会有太大的痛苦；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是在行政权力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机制下发展起来的，工业化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混合形态。在这种格局下，采取过激的举措，受伤害的也包括国有企业及地方财政收入，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利益会受到极大伤害，而更令人纠结的是，这些地方企业“养活着”弱势群体。这种情形下，真心实意治理污染的只有国家环保局，而很多地方环保部门只能选择性执法。因此，单靠一个国家级的环保部门，人员再增加十倍，累死几茬，也很难把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污染问题解决好。

　　中国改革开放三四十年，最大的成功是消灭了“短缺经济”，这显然是初级水准的工业化的“功劳”；但是最大的败笔是：消灭短缺经济后，没有及时基于优化产业结构而优化资源配置。而这一背后的一大致命弱点是：分配结构和分配机制的扭曲，导致国民经济被大大小小的、自上而下的、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成果的扭曲分享，直接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受阻。

　　在这种情形下，政府有两大担忧：一旦强势治理环境，淘汰落后产能，没有公平分享到改革成果的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首先受不了，必然对中央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反弹力；二是地方政府的难处多多，而且地方人际利益关系纵横交织，谁也不愿真心实意断别人的财路。

　　说到底：改革开放三四十年的成果，不仅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而且政府的受益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没有解决弱势群体保障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水准的福利机制。这才是中国与发达国家，走出工业化初期最大的区别。

　　3、中国的雾霾源“丰富多样”，但主要源头就两方面：一是城乡居民初级水准的衣食住行的生活排放物（固体、液体、气体生活垃圾），而其载体是初级而扭曲的城镇化；二是国家产业政策及资源配置结构的失衡。

　　对于前者，只需要采取官与民、中央与地方透明公平，一视同仁的、即便是“残酷”的法治策略，就可以大大见效。而对于后者，则急需要打破闭门造车制订政策的思路，采取面向社会、面向市场趋势、面向未来的行政政策举措。如果要出台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政策，正式决策前，若引入专家与人民代表公开辩论的机制，党和政府的信誉和信用必然大大提升。

　　比如：打破僵化的电力体制，采取强势举措，构建电力消费终端低价机制，让城乡居民加大生活的能源消费主要依赖电力消费。欧美的日的情形就是如此；由于家庭用电消费标准很低，所有居家过日此的能源消费，主要依赖于各类耐用的家电产品，比如：美国很多城市居民的一个普通家庭的厨房，精巧地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电器设备，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产业链。而中国城乡多数家庭能源消费的情形则是：烧煤最便宜、用电最贵。

　　再比如：中国城市机动车辆管理法则及管理机制缺陷太多。如果形成按照精准的区域计价、时段计价标准和严厉处罚的措施，并且在城市郊区修建巨大的免费或低价立体停车场，私家车就会大大减少上路时间。如果发展便捷高效的立体式公共交通运行系统，很多家庭就会放弃购买自驾车。而中国现在的情形是：为了保护和推动汽车产业的稳健发展，城市居民的低级的买车用车心理及模式，正在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城乡空气中充满的是什么毒素。

　　从斩断雾霾的源头来看：

　　斩断雾霾源头说起来很难，毕竟伤及到很多人、很多地方的利益。但只要利国利民，有一股子狠劲，就会有刀下见菜的效果。

　　行政上强行落实“地方环境自治责任制”。操作不要太复杂。民众和媒体若发现并举报一家污染企业，奖励三千元；若污染企业所在地的市、县（区）级党政一把手，在一个月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地免职。这一条措施就足够了。

　　法治上严格落实形式追究责任，在地方市级检察机关，可以单独设立一个部门，公诉此类案件。

　　有这两招就可以斩断雾霾源头。

　　(本文作者介绍：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高级研究员，政府及财团大型投资项目顾问，产业项目风险及可行性评估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