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后是结构改革最好的时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张军

　　尤其是当结构改革出现“局部改革均衡”的时候，外部的压力往往对于打破均衡更重要。过去我们在外部压力之下，推进了很多实质性的改革。外部压力的减轻，从结构改革的层面看，对我们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危机后是结构改革最好的时机

　　我知道结构改革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尽管我自己在90年代更多做的是关于结构改革，或者说是关于制度改革的研究，但是在过去10年，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了对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虽然宏观经济研究很重要，但是让结构改革这个话题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也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经济学家在制度改革、结构改革的层面上有更多的投入和研究。

　　结构改革不容易做得到，也很难做得好。2004年的时候，时任印度中央银行行长的拉詹，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结构改革为什么困难。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结构改革在绝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的经济体，都非常困难。这个困难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利益集团的阻挠，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碰到非常严峻的利益集团阻挠的问题，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推进，而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绝大多数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拉詹作为一个印度人，一定知道印度这个体制下结构改革是非常困难，因为有大量的利益集团。但是他在文章里同时提到，也许存在着一个结构改革最佳的时间窗口，他提到的时间窗口主要是指危机，一旦发生金融或者是经济危机，危机后的时机就是结构改革最好的时机。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全球经济出现的这场影响非常长远、可能会导致全球长期箫条的危机，对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可能是推进改革最好的时候，我想中国也不例外。

　　拉詹作为印度央行的行长，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没有具体讨论这些改革的方案怎么落定，只是说因为有利益集团，通常这些改革会比较困难。我们在改革中，也遇到了一些类似的困境，甚至在一些改革最前沿的地方，也碰到的这些问题，这也反映出结构改革为什么如此困难。

　　我想这个困难中，反映了几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我们之前的改革也许太成功了，使得我们在制度的监管、制度的管理层面上，建立了一个非常密集的网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改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这上面几乎无能为力。这样的事情可能跟过去的改革是有关系的。我们过去的改革，如果大家看八十年代的改革、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改革，那个时候的改革相对比较容易，那是因为这些改革之前，我们并没有类似的改革。换句话说，我们的改革在那个时候之所以相对比较容易推进，是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存在着相对比较完备的制度框架和制度文本。

　　今天，经历了之前的改革之后，我们已经有了，在任何一个纵向的领域里，从中央部委到下面都有一整套严密的、严格的管理经济的政策法规，这使得未来的改革者改革的空间变小了，除非有真正敢于担当和承担风险的改革家出现。这也是周其仁先生说的，因为之前有了很成功的改革，反而导致了后面的改革非常困难。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想到了政治学家用到的一个词，即“局部改革的均衡”。

　　这个词可能在政治学里用得比较多，但是我觉得用到今天我们面临的结构改革的困局中也非常贴切。之前的改革，包括在中国九十年代推进的全局性的改革，依然是有限的改革。在全局性的有限的改革之下，我们造就了未来可能会成为阻力的均衡状态，这种局部改革形成的均衡状态，不太容易打破。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过。

　　如果不是遇到拉詹所讲的改革的窗口时间，比如说像危机后的这段时间，一般这种改革非常难以推进，大家维持这种均衡，没有人愿意改变这种状况。这种情况之下，往往我们需要寻找改革时间的窗口。

　　对中国来讲，2010年以后，经济开始出现下行的压力，经济的方方面面开始面临深度调整的压力。这种情况之下，推进结构改革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克服？怎么有效地打破局部改革的均衡状态？这个问题目前没有很好的答案。

　　这个困局的打破，往往是需要选择很好的时间窗口的，所以危机后时期往往是结构改革的最佳时机。但也不可否认，外部压力往往对于打破这种局部改革均衡更重要。回顾过去，外部压力也是我们结构改革的一个动力。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外部压力。今天很多人讨论到特朗普当选可能给中国带来预想不到的机遇。这个讨论中，我觉得大家还需要换一个角度才能更全面。如果特朗普真的退出对全球化的参与和推动，退出TPP和BIT等谈判，那将会对中国和中国的结构改革的动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尤其是当结构改革出现“局部改革均衡”的时候，外部的压力往往对于打破均衡更重要。过去我们在外部压力之下，推进了很多实质性的改革。外部压力的减轻，从结构改革的层面看，对我们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原载新华网思客）

　　(本文作者介绍：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复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