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炒地炒房的局面如何扭转？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作家 周天勇

　　各地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上获得收入，炒高地价房价，先买入的或者炒房地居民成了中产阶层，相当多的中产家庭不是投资兴办实业形成的；炒地炒房利润高，搞实体经济利润低，甚至亏损，高地价和高房价实际上是摧毁中国制造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除了因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少子化造成总需求萎缩导致的经济增长下行外，还有税费负担太重和资金借贷利息成本太高引起的经济增长下行。对这部分症状，凯恩斯方式的财政政策已经不起作用，只能用供给学派减税的财政政策，以及中国特有的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进行理疗。

　　一、最为迫切的是供给侧的短期政策

　　目前，学界、政策界和新闻界，已经将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泛化了，或者用供给侧改革代替短期的供给侧政策，也代替了供给侧的结构调整，并且将所有的事项都往供给侧改革这个概念里装。这在学理上可能不严谨。准确的提法，应当是国民经济供给侧管理，其分为：（1）供给则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减税和清费、降低社保费率和融资成本；（2）供给侧改革，即要素优化投入和高效产出的制度供给，关键是影响增长速度方面的体制性的改革；（3）供给侧的结构调整，核心的动力来自于技术和产业的创新，包括产业组织结构和产业配置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想提振经济增长速度，短期内最有效和最紧迫的是出台供给侧的经济政策，把企业的负担降低下来，中期最关键的是体制的改革，而长期最终解决问题的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战略和政策研究界，包括决策者一定要清醒认识到，中国目前国民经济下行问题仍然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与当年英美澳不同的是，它们当年面临的是滞胀，即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通货膨胀严重；如果债务和泡沫不爆发，从实体经济角度看，我们今天面临的是滞缩，即经济增长下行，而通货收缩、消费价格低迷和要素价格下降。

　　因此，实行减税费、降社保和融资成本的目的，不仅仅是增加企业的产出，推动经济增长；因为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会使供给更加过剩。供给侧减轻经济主体负担政策另一非常重要的目的是，通过减轻企业负担，特别是劳动密集、中小企业的负担，（1）使他们获得的增加值通过多增加就业和提高工资等方式能流入劳动者的收入之中，形成其收入，进而增加国内总的消费需求；（2）企业如果国内需求增加，再通过减轻其负担、利润空间扩张，提高其投资的积极性，进而增加国内的投资需求。而产能存量和新投资需求形成的供给，与减轻负担增加就业和提高工资形成的消费需求，以及经济主体新的投资需求，国民经济供给与需求之间良性循环和平衡，恢复其应有的增长区间。（3）更重要的是，人口的逐步放开和累积性恢复相配合，也给平衡企业以往的产能过剩和新投资扩大的供给，形成了日益积累性增加的需求。使国民经济逐步进入健康运行和增长恢复甚至加速的轨道。

　　供给学派经济政策的要义，关键是减税清费。从前面对非国有实体经济收入在GDP比重中日前下降，并造成投资乏力的趋势看，目前阻击经济增长下行，提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最有用的措施毫无疑问是减税清费等降负。中央和国务院并不是不明白这一道理。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

　　二、说好的减税，怎么就成了增税？

　　财政部表态，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2016年全年减税将超过5000亿元，减税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但是，财政税收系统的表态与行动相反，实际是在增税加费。从2016年1到5月的政府收入分析，在1到3月GDP增长6.7%情况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了7.8%，超过了GDP的增长率， 在今年1到5月实体经济企业经营特别困难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更是增长10.4%。而4到5月份，估计GDP增长无论如何也超不过6.6%，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竟然同比增长14.4%和17.5%。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分别同比增长24.7%和18.3%。从供给经济学方法的分析看，加税费，会使企业的利润进一步减少，甚至亏损，进而投资会收缩，经济繁荣会被抑制，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

　　为什么在中国2016年经济持续下行这样紧要的关头，减税清费这样一个有效和迫切的经济政策，在当年的英美澳等国能顺利实施，而在中国政出不了中南海，实践中执行不了，根本就落实不下去呢？最近，学界和舆论界大谈供给侧改革，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而减税清费这样最关键的政策，谈的人越来越少了，似乎与供给侧方面的措施无关。这就如同一个水库洪水涨满，需要紧急开闸泄洪，否则很快就要垮坝了，但是闸门年久失修，打开难度太大，于是抢修的人们再不言开闸，转而大谈起远水解不了近渴的中期改革措施，即水库应该再用五年时间修一条泄洪备用渠一样滑稽可笑。

　　还是转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就减不了税和清不了费呢？我们先来看税费降低不下来的表面现象。据国务院所派各地调研组的报告：一是企业要交多少税，一些地方税务部门年初就定好了，基本上是根据“背的”收税指标确定的，说是年末多退少补，但从没退过钱；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措施降低企业税负，特别是“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但税收并非按企业实际经营状况收缴，而是由税务部门年初定指标，分配到各个企业。从企业反映和1到5月的统计数据看，国家出台的多项措施总体上没有用，所谓的“营改增”减税，执行中被彻底走样，除了年初就定了税收指标外，还有回溯性收税、过头税等，最后将中央和国务院的减税执行成了增税。

　　如企业家反问调研组的，“中央和地方都说要给企业降成本，可税务部门的任务指标一点不见减少，你说这企业的税收负担有可能降下来吗？”。二是各种各样的收费五花八门，除了一些违规的红头文件外，相当多的都合乎法律，国务院条例，以及各部门和地方颁布的法规。

　　如国务院调研组报告反映的情况：河南一些企业反映，“耕地占用费、租赁费等原来已不收的税费，现在又开始收缴。地方上专门成立了非税收入管理局，到实体门店来收钱。前年就要求预交两年的税费。”。要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偏高；有时质检机构到企业检查，连检测设备都没带，但只要说是检查，就得交费；安全、质检、土地、规划、环境、消防、能耗、职业卫生等至少15个部门要进行评估，要花评估费，有的评价必须分几步进行，拉长了评价时间，也导致企业重复花钱等等。

　　三、企业降成本为什么永远只是口号？

　　那么，为什么企业降成本的政令就出不了中南海，执行中用口号落实口号，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用形式主义应付上面，实际中又减不了税，清不了费的深层次症结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经济下行期政府收入相对减少，支出相对扩大。经济不景气，企业经营困难，政府税收相对，甚至绝对减少；房地产过剩，许多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度减少；国务院禁止不让乱收费，包括实施二胎政策后，社会抚养费收也大幅度减少（如目前计划生育工作者达50万人，社会抚养费征收枯竭和停止后，财政每年至少要增加277亿元的支出），各类收费困难加大，增长速度也放慢。

　　而从支出方面看，由于少子化和老龄化导致的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需要财政的支付补充规模也越来越大；各地在经济景气时，借了相当多的债务，特别是其融资平台的债务，都先后到期，进入还本付息高峰期，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将年收入都还了债务，都无法还清；经济下行时期，各类如失业、低保、截访、维护稳定等支出也越来越多。

　　其次，供养机构和人员及养老金缺口快速增大刚性需求与税费收入无法减少的两难。我们忽视供养规模与税费能力的关系，没有科学的预算，不考虑执政的成本，秉承了什么事都国家办的理念，形成了大国家、小社会的格局。与其他国家相比，国外行业组织承担的事务，我们都成了财政供养的各类官办机构。

　　国外宗教和伦理等承担的一些事务，如思想方面的工作，我们有很多机构和人员，需要财政拨款支付。政府行政和行政事业性机构中，相当多的岗位上，正式的职工逐步就变成了管理者；他们经常向上反映，总是人员不够用，没有正式编制，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不断地增加人员，具体的执法等工作，最后由协编、临编、临时合同工、特勤人员去完成。国外大量用志愿者承担的事务，我们需要政府花钱雇佣大量的协编、临编、临时合同工、特勤人员等等来从事。

　　目前，2015年公布的正式公务员有716万人；还有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工作人员、事业编制人员等，3500万人左右；协编、临编、临时合同工、特勤人员至少1500万人左右。另外，还有2000多万退休的行政事业职工，有的虽然进入了社保，但是最终还是需要财政发放退休工资和支付其社会保障。供养的规模达到7700万人左右。

　　如果按照每人每年工资、社会保障、办公等经费，高12000元、中96000元和低72000元分别估计，在92400亿元、73920亿元和55440亿元，分别占到2015年政府一般预算收入的74%、59%和44%，占2015年全部政府收入的39%、31%和24%。实际上，其中许多政府行政，包括行政性事业机构的收入，来自于税外收费，执行收支两条线，潜规则中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体制。供养规模太大，是减不了税，清不了费，各种收费、罚款和第三方的评估费等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再次，没有最高税费负担的法定限制，人员编制控制，预算制约形同虚设，由收税收费者拿出减税清费方案，又要完成政府的收支刚性需要，总体上是加税费的趋势，而减税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预算上并没有政府的全部收入不得超过GDP的30%这样的预算法限定，政府即使超收到GDP的50%，各地政府纷纷超收，也会有经济学家出来论证如何有、如何正确和如何不影响企业及居民的投资和消费，会是一个政绩，而不会违宪违法。

　　由财政税收部门制定供给侧减税费的改革，相当于让被改革者去拿出改革自己的方案，再由其具体计算，加以执行，而且政府要求其多收。这种体制下，总体上减税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正常的逻辑是不断地增加税费负担。否则，怎么还可能会在中央谋划的供给侧给企业降税收减费年中，竟然政府的收入会大幅度增长呢？这几乎是拿降成本开了一个玩笑。

　　简言之，用供给侧减税清费的政策，挽救实体经济，这个最有效的政策，其实很难出台。如果是这样，经济增长会稳住，甚至回升，经济学上，没有什么逻辑上的道理可言。

　　四、稳增长必须改革行政供养体制，停止一切税外收费

　　但是，笔者需要提醒和明确提出的是，如果在减税减费方面，没有壮士断腕的魄力和举措，还是这样沉重的税费负担，投资实体经济的会越来越少，制造业向外转移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经济增长速度是稳不住的，还会深度下滑。

　　有学者论证，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多高多高，发达国家如美国公务员的比例也很高。他们没有看，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是中国的6到10倍，甚至更高，他们的税收承受能力远比中国高。他们没有看到，发达国家的公务员中，公共服务人员的比例很高，比如美国教师占公务人员的比例要比中国高得多。他们没有看到，发达国家政权层级要比中国少两个层次，正部级部门要少得多，没有什么部厅团级的大学、医院和其他企事业单位，没有行政化的企事业单位。因此，他们的税收承受能力要比中国高得多，税收无效消耗要比中国少得多，税收的效率要比中国高得多。

　　看来，供给侧挽救实体经济和稳住经济增长的政策，必须立即与行政供养体制的改革及时同步进行。措施很简单，但是难度也很大：

　　（1）在各级财政预算、编制办，包括人大对控制供养膨胀和税费负担增长超过国民经济承受能力作用不力的情况下，尽快推进财政预算和行政事业编制的公开化和民主化，每年每季度公布编制机构、雇员（包括其他协编临编特勤人员等总数量）和财政收支报告，让全社会加以监督和抑制住供养规模的膨胀。

　　否则，看来靠党政部门自己控制自己的膨胀，历史的过程已经表明，根本不可能做到。不得随意设置部门和机构，编制办和人社部门，一定要将全部，包括协编、临编、企业编、特勤人员等等供养人员规模纳入控制范围，而不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务员队伍。

　　（2）全国人大特别讨论，一切在所有法律中的税外收费，特别是各部门法中规律的行政和行政性事业收费，均违宪违法，立即予以停止。立即废除国家发改委审批通过的各种政府收费项目，财政方面废除收费的收支两条线，法规则上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体制。

　　（3）全国各级政府全部收入不得超过30%，作为法定条款，紧急进行补充。超过这一比率，视中央政府违宪和违法，追究责任。中央明确硬性规定，增值税下调2个百分点，社保费率下降到30%，强制执行，各地没有商量的余地；规模以下企业的税收起征营业额上调到月10万元。

　　（4）2016年起，控制行政事业单位机构和人员只减不增，禁止编制外人员的雇佣，不得以收费罚款供养编制外雇佣人员。加快事业单位，能企业化尽快企业化，不要再以体制内单位去管理，以名管死，不能脱勾；能社会化的也尽快社会化，也不要以体制内的方式去管理，这些机构和人员管死了，出不去，不能社会化，财政供养的负担；收缩财政拨款和发放工资的社群团机构和人员，也逐步使其经费、活动社会化；最大限度收缩必须由财政供养的事业和社团机构；党政府部门办的养老院、宾馆、培训中心、车队、幼儿园等等，一切能企业化、社会化的都限时加快改革，可以将这些单位的资产，适当地划一部分，以赎买的方式，使员工成立股份经营企业，走向市场，并不再以体制内的方式进行管理。

　　当然，需要凯恩斯增加赤字的财政政策和供给侧减税减费的政策要相配合，弥补和平衡供给侧政策的短期减收，渡过这一困难时期。最有用的供给侧减税减费政策不能实施，全部供给侧改革实际是无效的，因为中期的改革在挽救和稳住实体经济在时间上来不及。虽然在学术上，供给学派的理念与凯恩斯学派的理念也可能势不两立。

　　但是，在实际的政策操作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用一种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就可以包打天下的。就是在美国的里根时期，其经济政策也是供给学派政策、凯恩斯政策和货币主义政策的组合，只不过有时侧重一下某个学派政策的使用，有时侧重另一个学派的政策。

　　中国目前政府的杠杆率也已经很高，但是，供给侧的减税减费，需要一定的赤字政策相配合，否则，单方面的供给侧降低企业负担的政策，无法操作。政策组合调试，相机决择，相互配合，较为顺利地理疗，应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上策。

　　需要指出的是，供养规模控制不住，编外人员猛烈增加，税收，特别是收费罚款，根本就没有办法减少和降低下来。

　　五、全民炒地炒房的局面如何扭转？

　　中国的住宅土地体制，农民总体上没有得到财产性的收益，农村的宅地、耕地和林地利用率很低；各地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上获得收入，炒高地价房价，先买入的或者炒房地居民成了中产阶层，相当多的中产家庭不是投资兴办实业形成的；炒地炒房利润高，搞实体经济利润低，甚至亏损，高地价和高房价实际上是摧毁中国制造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住宅成了投资品，刺激经济的投放的货币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大举进入地产和房产，引发另一轮泡沫，对实体经济形成新一轮打击。试问，没有房产税调节，政府还是依靠强制征用、高价倒地，谋取自己的收入，能扭转全民炒地炒房，而实体经济继续萎缩的局面吗？

　　“十三五”期间，随着地方政府传统收入项日益萎缩，需要开源新设税种加以缓解和平衡。从未来实施借给侧减税清费降社保财政政策，而以后由于国民经济处于经济下行税收和土地出让金将减收，并且经济相对困难时期保行政事业退休人员工资，又需要更多支出于公共服务和民生支出来来看，政府也需要对整个财政收入来源进行结构性的重组和调整，最重要的就是开征房地产税。

　　从目前和未来看，地方政府在收入方面，面临着四方面的问题：一是营业税改增值税后，中央的税收稳定和扩大化，而地方的税收，即一般公共财政主体收入部分相对萎缩；二是北上深广等还有增加土地出让金收入的潜力，而许多二三四线城市，其地土地收入由于住宅、商用等房地产严重过剩，需求上升无望，将大幅度下滑；三是清理收费，会使地方政府的收入更加收缩，发生收不严重抵支；

　　四是政府大量的债务集中在地方政府层级，特别是地级市、县级市县区和乡镇一级，还本付息的压力越来越大；五是许多地方财政将陷入收支缺口越来越大，借债发工资和退休金会，拖欠公务员和事业人员工资及退休人员退休金和医疗报销均会成为常态；低保和其他民生项目的支出，可能越来越不能持续。

　　清理和合并各种土地和房地产领域的税收和收费，新设为统一的房地产税，并对城乡自然人和法人目前使用的城镇国有和集体有限使用年期的房屋和土地，以给以永续使用产权换取政府的征税权。而对不愿意选择政府征税改革的城乡居民和法人，可以保留其目前到期收回和按未来土地出让金价格重新交出让金后再继续使用的体制，但是，如果城镇居民到期后，不再继续申请租期使用权的，改革目前无偿收回地面建筑的规定，由政府以成本重置价收购地面建筑物；而对工商金融用地不选择国有永续使用而不交房地产税的，由于企业有提取建筑物折旧收回的财务制度，地面建筑政府不进行收购，到期无偿收归国有。

　　不含土地出让金的各类集体产权、军产、工业产权、房改房等等，率先进行改革，并且只有一种选择，即国有土地和永续使用权改革，按规定交纳房地产税，予以合法化。

　　截止2015年底，全国城镇各类住宅面积，约3.4亿平米左右，即使全部按照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房价收入比6的水平，按照1%的消费性质房产税率，征税房屋价格水平应当为3000元每平米，应税总资产达102万亿元，城镇房产税总额就为10200亿元，除去面积内的免税部分，也有6000亿的税收。城郊和农村应当纳税的超面积住房和二套宅基地等，即使按照城镇、城郊和农村法定面积内外不同的税率征收，征税额在2000到3000亿元左右。

　　对目前40年到50年不等的非住宅用房地产，特别是工商金融房地产，除极特殊的以外，也都改革为法人永续使用产权制。经营性的房地产，各投资者按照股份拥有永续使用产权；各党政军事业社团等等，永续使用权为组织和法人所有，其中非盈利基金会的，由基金投资人所有；无投资人的，其政府机构归并、营地变化、事业和社团变更等时，除了清算负债所用之外，国家无偿收回土地的永续使用权，但不包括建筑物价值，除非解体或变更后无主。

　　非住宅房地产（不包括个人在家创业的住宅），因房地产的产出率不同，对工业、商业和金融地产，按市价1%、2%和3%的税率征税（世界大多数国家2%到5%）区别征收。工商金融等地产，不得减免。党政事业社团等地产，房产税按照市价的0.5%征收，都要先交纳房地产税，按照有关用房面积标准，包括教育卫生等公益和半公益用地，即征即退或者即征即减；超标准面积的，由使用单位，或者使用个人交纳。

　　作为供给侧的财政政策，还应当以降低增值税换取对企业非住宅不动产交纳房地产征税。其中一部分实际是中央和省一级向市县进行收入的结构性转移。目前来看，增值税税率太高，一直是国内外诟病的问题，应当往下调2个百分点，就2013年数据框算，影响中央收入2700亿左右，影响地方政府收入840亿左右。但是，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接替上看，仅城镇工商金融房产就达100到150亿平米之间，均价8000元，80到120万亿资产平均征2%税率，除去减免，约有1.4到2.1万亿元税收。

　　那么，假设2017年开征，全国房地产税和国有土地收入总额：（1）后述的城镇工商金融房地产可征14000到21000亿元税金；（2）城镇、城郊和农村住宅房地产税8000到9000亿元；（3）城郊和农村的非农业的经营性的房地产，最低估计可征收2000亿元税金；（4）全国房地产交易税，最低估计2000亿元；（5）国有土地永续使用权在交易中心的销售收入1000到2000亿左右（包括盐碱地改造、填海造地、废旧工矿土地整理等出售）。共计少在27000—29000亿元之间，多在34000—36000亿元之间。因为土地出让金中包括了征地拆迁补偿等成本，除去此部分，房地产税开征完全能够接替地方财政目前的土地出让金部分，甚至有余。废除土地出让金与开征房地财产税和交易税之间，可以一次性实现平稳交替。

　　六、遏制借贷高成本的短期政策

　　从2015年的情况看，银行对中小企和农业农户贷款更加收紧，而且一些大银行，有吸收存款的优势，但由于国有企业贷款需求下降、地方政府及平台杠杆率已高，而自己对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和农业农户放贷，因信息不对称、不能按照熟人社会原则放款，贷款成本高、风险大，加上贷款给国有、政府和非国有经济风险追究责任的不一样，银行还是将款放给国有企业、政府平台，虽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因经济下行也在收缩，银行还是希望它们从银行转贷而控制风险。

　　这样，即使中央和国务院再三要求银行保证对中小企业和涉农贷款的比例，但是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农业农户还是贷不到款，或者从非银行机构转贷过来的款利息仍然很高。

　　2016年开始，一方面，实体经济、政府建设领域，一些产能过剩、库存过大的工业和房地产企业，将会迎来关停和倒闭潮，使兼并、重组、破产和重整业务量大幅度上升，政府税收及其平台卖地收入也会相对下降和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体系中，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房地产等方面的违约会大量发生，显性和隐性的呆坏帐将急剧增加，特别是一些地区的城商行会面临支付困难。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资产剥离和重组后，新一轮的更大规模的企业和政府与银行之间的债务重组，又不得不再次展开。

　　因此，从目前和短期的政策措施来看：一是国务院协调银监会，并要求各银行，对大量的能正常运行的企业，紧急改变到期先还款再贷款，改为不先收再放，而是续签合同的方式。因为，从调查的情况看，大量的企业，在先收款，再放款的阶段，去贷了过桥高利贷，或者加大了企业的资金成本，或者一旦过渡时间拖长，高利贷重压下，必死无疑。

　　二是国务院紧急要求银行慎重对待联保形成的债务链，遏制对差企业清贷导致大量运行正常联保好企业死亡的发生；建议对将要倒闭企业，进入破产清算剥离重整程序，而对正常运营企业网开一面，避免所有企业都倒闭反过来拖死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暴发。对2008年底后，由于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相当多的企业由于无资产抵押，地方政府协调当地好中差企业相互联保的方式，从银行获得贷款。现在银行为了清贷，降低坏帐率，让各地大量的联保好企业，承担开将倒闭企业的债务，结果是好中差企业全面发生系统的垮塌。

　　三是这次一些濒临破产的国有和非国有僵尸企业，应当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结合起来，进入重整程序，银行采取债务减记让步，以抢救盘活为宜；企业及其政府及平台可坏帐的剥离和重组，也与混合所有制和PPP改革结合起来，与资产证券化结合起来，与破产企业中的好坏资产和同年龄段职工留去结合起来。

　　四是国务院应提请最高法院，修改民间借贷相对于国家基准利率4倍为合法的司法解释条款，降低为2倍，或者根据借贷的时间，确定利率的高低。时间越长的利率越低，时间越短的利率可高一些。

　　七、本部分政策和相关改革的小结

　　总结供给侧降低企业成本的中短期政策，以及配套的中短期措施和中长期改革，我们可以看出其逻辑路线。

　　1、从财政方面看：（1）需要降低企业的增值税，小微企业和商户税收起征点，降低企业社保费率，大规模清理废除对企业的收费罚款。（2）由于经济下行税收增速下降、支出增大，减税费后可能引起财政收支的不平衡，短期需要增加赤字和发行国债；中短期内需要国有企业资本社会化改革，国有资产变现补充社会养老金缺口；现在开始需要严格控制党政事业和协编临编人员，防止财政供养负担越来越重，逐步减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压力。

　　2、从银行方面看：（1）短期措施为：改革银行对企业的续贷办法；特殊对待2008年底扩张时采取企业间贷款联保政策的后遗征，银行要保运行正常但为差企业贷款的企业；濒临破产企业，最好通过资产剥离和重组，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尽量使损失最小化；紧急修改高法对于民间借贷利率与基准利率关系的司法解释，向民间高利贷波冷水降温。（2）十三五期间，应当尽快推进放宽城乡中小微银行的准入改革，改变不改银行业结构而放开利率的混乱的改革思路，打破银行业高度集中垄断的格局，以结构合理的市场竞争来降低资金价格。

　　3、如果加上后述的从供给侧的政策调整和配套改革的谋划的结果看：财政减税费降低企业的成本，降低企业的借贷成本，企业有利润可赚，增加就业变成职工的收入再变成消费需求；有钱可赚，企业也会再扩大规模而进行投资，成为投资需求。而没有赤字发债、变现国有资产、精简党政事业供养规模，减税费会因政府财政缺口太大、欠发供养人员工资、拖欠养老金等，使减税费财政政策要么力度不大，要么不可持续，不了了之。而不从根子上改革扭曲的高利率的银行业结构和形成机制，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不可能根治国民经济借贷资金高成本的顽疾。

　　(本文作者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