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是民间高利贷盛行的帮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作家 周天勇[微博]

　　如果没有当年对国有粮食供应体制的彻底改革，能有今天粮油供给充足、价格稳定的今天吗？国民经济的高利贷化，实体经济被贷不到款和高成本的贷款挤垮，实际是维护银行高度垄断体制，推进银行业改革特别缓慢的恶果而已。

银行是民间高利贷盛行的帮凶

　　从2015年的情况看，银行对中小企和农业农户贷款更加收紧，而且一些大银行，有吸收存款的优势，但由于国有企业贷款需求下降、地方政府及平台杠杆率已高，而自己对大量的一般中小微企业、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和农业农户放贷，因信息不对称、不能按照熟人社会原则放款，贷款成本高、风险大，加上贷款给国有、政府和非国有经济风险追究责任不一样，银行还是将款放给国有企业、政府平台，虽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转贷对象因经济下行需求也在收缩，银行还是希望它们从银行转贷而控制风险。

　　这样，即使中央和国务院再三要求银行保证对中小企业和涉农贷款的比例，但是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农业农户还是贷不到款，或者从非银行机构转贷过来的资金利息仍然很高。

　　2016年开始，一方面，实体经济、政府建设领域，一些产能过剩、库存过大的工业和房地产企业，将会迎来关停和倒闭潮，使兼并、重组、破产和重整业务量大幅度上升，政府税费及卖地收入也会相对下降和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体系中，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房地产等方面的违约会大量发生，显性和隐性的呆坏帐将急剧增加，特别是一些地区的城商行会面临支付困难。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资产剥离和重组后，新一轮的更大规模的企业和政府与银行之间的债务重组，又不得不再次展开。

　　因此，从目前和短期的政策措施来看：一是国务院协调银监会，并要求各银行，对大量的能正常运行的企业，紧急改变到期先还款再贷款，改为不先收再放，而是展期并续签合同的方式。

　　因为，从调查的情况看，大量的企业，在先收款，再放款的阶段(约为1到3个月)，去贷了过桥高利贷，或者加大了企业的资金成本，或者一旦过渡时间拖长，甚至不能续贷，高利贷重压下，必死无疑。

　　二是国务院紧急要求银行慎重对待以往企业间联保形成的债务链，遏制对差企业清贷导致大量运行正常联保好企业死亡的发生；建议对将要倒闭企业，进入破产清算剥离重整程序，而对正常运营企业网开一面，避免所有企业都倒闭反过来拖死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暴发。

　　2008年底后，由于强刺激经济，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相当多的企业由于无资产抵押，地方政府协调当地好中差企业相互联保，从银行获得贷款。现在银行为了清贷，降低坏帐率，让各地大量的联保好企业，承担将要倒闭企业的债务，结果是好中差企业全面发生系统的垮塌。

　　三是这次一些濒临破产的国有和非国有濒死僵尸企业，应当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结合起来，进入重整程序，银行采取债务减记让步，以抢救盘活，或者部分盘活为宜；企业及其政府及平台呆坏帐的剥离和重组，也与混合所有制和PPP改革结合起来，与资产证券化及交易结合起来，与破产企业中的好坏资产和同年龄段职工留去结合起来。

　　四是国务院应提请最高法院，修改民间借贷相对于国家基准利率4倍为合法的司法解释条款，降低为2倍，或者根据借贷的时间，确定利率的高低。时间越长的利率越低，时间越短的利率可高一些。

　　根据实业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考虑中短长期融资不同需要，银监部门应当制定细分的指导利率和禁止性的上下限；实业平均利润率，包括短期过桥贷款，其利率水平过高肯定会使商户和企业破产，这种利率的贷款应当视为非法，政府和法律不保护如此高利率的投资者，对发放这样高利率贷款的信托、租赁、小贷公司、投资公司、基金公司等等，应当予以追究。

　　而从中长期要降低企业的借贷资金成本，一是要发展股权直接融资，二是要坚决进行打破目前大中银行垄断格局的改革。这里我重点谈后者。

　　前述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形成的一些原因在于：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银行的高度垄断性，资金在几家大银行中太集中，几千万买家对应着为数不多的中农建工交银行，再通过各种服务理财信托等表内到表外环节流动，垄断导致资金分布和最终价格扭曲，所以中小企业，贷到的总是高利贷资金。

　　此外，大中银行为了规避风险，愿意把款先贷给信托、租赁、国有企业财务公司、村镇银行、典当行、小贷公司等中转，都成了从大中银行低进高出的非银行倒钱金融机构。其次，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投资短期化、高利化、赌博化等“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和“天上掉馅饼”的心态，由此一些融资机构和单位允诺高利率、借新债还旧债的庞式骗局集资，开地下钱庄，也对利率的不合理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司法解释允许民间借贷“利率可以超过法定基准利息率的四倍”，起到了保护和怂恿高利贷的不良作用。

　　实际上银行业的改革，与当年国有粮店改革有特别相似的地方：即粮食的大部分由国有粮食系统掌握，有一部分农民自留地生产的农业产品在体制外，相当于今天大量的低息存款(特别是财政行政事业国企存款资金)集中在四大和一些规模较大的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之中，自然人和法人也有一部分资金可自由在国有大银行体制以外留存；

　　由于粮油供应的国有纵向垄断体制，导致体制内价格扭曲、粮油不足，体制外黑市猖獗、价格很高，相当于大银行的资金贷款利率低，但是中小微企业得不到，只能从关体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者在黑市上获得价格较高的资金；

　　体制内的粮票在黑市上可以买卖，相当于今天体制内银行的钱倒给非银行金融机构低进高贷；而自己生产的粮食到黑市上调价卖，以及有黑市粮商，相当于今天的民间借贷、集资和地下钱庄。

　　试想，如果没有当年对国有粮食供应体制的彻底改革，能有今天粮油供给充足、价格稳定的今天吗？国民经济的高利贷化，实体经济被贷不到款和高成本的贷款挤垮，实际是维护银行高度垄断体制，推进银行业改革特别缓慢的恶果而已。

　　其实，大银行给大企业贷款，中银行给中等企业贷款，小微银行给小微观企业贷款，这是对应的。放几万到几十万款的贷贷，经济学的道理是：熟人社会、信息对称、时间较短、效率较高、相对成本很低、信用抵押担保组合贷款。

　　而大银行给小微观企业商户贷款，信息不对称，不是以熟人社会原则放款，而是纵向的评估等措施，时间长效率低，贷款额小而导致其成本较高。这种客观机制的作用，不可能使大银行真正给小微观企业商户贷款。所以，要么中小微一般和创新型企业贷不到款，要么贷到的是灰市和黑市高利贷款，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的科技创新，推动实用技术产品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在借贷融资上极为不利。

　　大银行和普通中小银行也根本不可能给创新型的中小微企业贷款，需要有专门的科技型银行。而技术创新和产品化及市场化的主力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其天使、风投、贷款、股权、租赁、并购和资本市场等等过程是一个融资链，在中国薄弱的环节是信贷和并购等环节。

　　如果一个技术创新者，没有贷款融资，全是其他投资性质的融资，其股权就会被投资者稀释掉，事业和财富给人作嫁衣裳。许多技术发明者，或者小本投资于技术产品化的，因贷不到款，而不愿意股权流失，硬是小打小闹、苟延残喘、不惜失败，也不愿意让并购做大使自己失去控制。

　　现在一些大银行的支行，说在做科技贷款融资，他们对中央和媒体称完全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根本不可能。创新型中小微企业企业的贷款：

　　(1)从宏观上讲，是一个细分的市场，从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看，需求规模并不大，所有的大型和普通银行都去做，竞争激烈、银行内部专业的机构所得到的市场份额很少，绝大部分都会亏损。因此，一个国家，也只能有很少数量的科技型银行在在。

　　(2)从专业上讲，银行职员不仅仅是金融和财务型的，还需要有科技各领域的人才，其贷款过程是一个财务和科技专业复合运作的过程，而普通大银行和其他普通银行，供养一定数量的科技金融人才，而市场份额很小的格局下，成本过高，盈利有限，甚至亏损。

　　(3)如硅谷银行类的科技型银行，其盈利的60%以上来自于给中小微创新型企业的“投贷联动、认股权证”放款业务，其专业的科技金融职员与全国分专业的有名的天使和风投公司对接，让他们先认定一次技术和市场的风险及成长性，再将贷款的一个百分比并不实际投资，而是在其并购和上市时，行使股权，抛售套现，实现利润。

　　这不是所有的银行都能够做成功的业务。也就是说，大型银行，或者其他普通的银行，可以给中小微创新型企业贷款，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消除国民经济高利贷化，根本上要做的工作，就是放宽中小银行设立的数量限制，从美国3亿人口，有各自独立银行8000家的比例看，中国应当有35000家各自独立的银行。考虑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水平比美国低等特殊性，未来应当发展到10000到20000家各自独立的银行。其中特大和大银行，包括中型银行的数量比例在1%-2%之间，绝大多数银行应当是社区为创业、小企业和居民服务的小型银行。

　　为防止小银行再度集中化和仅为大企业服务，限制大银行和国有企业入股城市社区小银行。在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上，不能再采取变通和中间等有可能出现更恶劣后果的路线，应朝着强化市场竞争方向，进一步放宽银行设立准入、放开存款利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同步改革。

　　如果中国要想让科技创新型的中小微企业真正能贷到款，考虑到实施创新战略、遏制经济下午的迫切性，必须尽快引入硅谷银行业的机制，在全国北京、上海、深圳、武汉、重庆等布局三到五个中小科技型的银行，这有利于“天使—风险投资—科技信贷—股权—并购—租赁—资本市场”完整创新金融服务体系链的发展和完善。

　　真正实现“技术—资金—产业”的有机结合。对于我国将创新驱动战略落实到位，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对于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需要开正道、堵斜路，以及行政、法律和舆论引导。对于一些从事借贷的地下钱庄等，包括典当行、担保公司等，选择一批，予以银行业准入，使其合法和正规化。

　　(本文作者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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