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行政级别应该取消

　　文/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微博]光华[微博]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要加快建设职业经理人市场，并且通过职业经理人的市场来选聘经理人。不管是从民营企业家队伍里聘人，还是自己找人，一定要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因为行政级别实际上妨碍了选拔有用的、有责任感的人才来从事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

应该取消国企行政级别

　　我今天想讲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要强调职业经理人制度。

　　第一个问题，企业的主要经营管理人是总经理，而不是董事长。因为董事长和董事会作为股东的代理人，负责企业的战略决策和对经理层的监督。董事长只是董事会的召集人，在这个问题上，董事长是企业的监督者，而不是干预者，这个关系一定要明确。企业应该给总经理独立权力和独立的承担责任。要加快建设职业经理人市场，并且通过职业经理人的市场来选聘经理人。我们首先把这点先要认清楚。

　　第二个问题，选择总经理的权力在董事会。因为根据《公司法》，股东，包括控股的股东没有选择以总经理为代表的经理层的权力。经营者的产生是董事会聘任的。所以，董事长直接指挥干预企业是不合法的。

　　我们要认识到，既然选择经理人，包括总经理是董事会的责任，是董事长的责任。那我们要谈，能不能从民营经济中选择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国外有这个例子。法国的国有企业可以选民营企业家，因为你来了之后，你就不是私人企业家的名义了，而是公司的聘任者，以聘任者的身份在企业从事自己的职业，这对法国的国有企业管理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然要区别开竞争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因为非竞争性行业有特殊性，如果是竞争性行业，完全有可能由董事会在市面上找合适的、懂业务的、能够认真负责的人来做总经理。在这里还应该讲明的是，为了做到不管你是从民营企业家队伍里聘人，还是自己找人，一定要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因为行政级别实际上妨碍了选拔有用的、有责任感的人才来从事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

　　最近国务院所公布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就包括竞争性行业可以改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且国有资本没有界限，只有在非竞争性行业，比如一些要害行业中，国家才要控股。竞争性行业，国家不一定控股，它没有资本的界限。这样行政级别的存在妨碍了优秀人才进入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领导层，这点是我们在今后要注意的。

　　现在中国的问题在哪里？职业经理人的市场是客观存在的，很多国家都有个市场，但中国还没有。从19世纪晚期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在使用职业经理人制度了，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加快了这个过程。所以，他们有很多年的历史经验，但中国没有。中国现在最缺的是职业经理人市场。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职业经理人市场做准备，有三个条件来准备：

　　第一、所有的愿意担任职业经理人的现有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辞去自己的职务，不再用自己的行政级别，参与职业经理人的竞争。

　　第二、如果现在企业中的经营人员认为自己更适合于本行业，或者自己更适合于某一个行业，可以自己提出申请，通过请咨询公司，或者其他的机构帮他介绍，一旦介绍成功，谈完之后，辞去原来的职务，不再使用原来的行政级别。这样就有更多人参加到这个队伍中来。

　　第三、要培养大量年轻人。年轻人可能没有实际经验，但锻炼一段时间就有了。因此，年轻人在得到学位，包括学士、硕士、博士，一定期限后，可以加入到职业经理人的市场中去供大家选择。选择以后也不一定就当总经理，可以先开始做总经理助理，或者其他的高管，中间有一个锻炼的过程。这样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就可以形成了，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成，对以后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要加快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成，则中国需要发展两个重要的产业。一个产业就是企业咨询公司，因为能够竞选，能够把自己显示出来，能够做企业高管的人，他是有面子和身份的，他不会带着简历到处跑，到处找人的，在国外也是这样，这类人专门有企业咨询公司来帮他做。我找到企业咨询公司，你看我适合在什么行业做，他们掌握资料帮你寻找。所以，这一点对我们今后来说是很重要的。

　　另外，要建立对过去业绩的考核。你如果在哪个企业，哪个企业赔，你到哪个企业，哪个企业又赔，当然赔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你自己还是有责任的吧。所以，这个考核很重要，凡是在简历上造假的人不能进入经理人市场，以信义为准，诚信为本，这是职业经理人市场最后能够成功的原因。

　　第三、仿照国外的经验，干到一定时间以后，对职业经理人采取产权激励制度，把职业经理人变成合伙人，这条国外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已经考虑到高管的产权激励制度，当然需要经过试验。但是，中央有一个精神是对的，在产权激励、股权的问题上，不搞平均主义。为什么不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央的政策有一条叫做“岗变股变”，你的岗位变了，股也在变，不是终身制的。

　　为什么不能搞平均主义？过去90年代搞过普惠制的入股，结果没人关心企业，只关心自己股票涨了就卖掉，这种情况对中国股市不好。所以，一定要把真正的产权激励搞好，产权激励制度的提出，实际上是符合现代经济学中的“共享经济”原则。为什么呢？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一点，社会财富利润是物质资本的投入者和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共同创造的，这点没有问题。光有物质资本的投入，不能产生社会财富，光有人力资本的投入也不能产生社会财富。

　　现在就要问了，既然承认财富是大家共同创造的。为什么按照现在的企业制度、章程，利润是归物质资本投入者所有。我入股，我有钱了，有股份了，按股分红。而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只能够从公司的成本中的工资部分取得自己的报酬。合理吗？既然是两个共同创造的，为什么只能够由物质资本的投入者来分享红利呢？所以共享的概念实际上从这里开始。无论是物质资本的投入者，还是人力资本的投入者，都应该参与红利的分配，这才合理，这也才能调动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性。

　　所以，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可以试点的。试点总结经验，慢慢走向成熟。我们不要寄太快的希望，要循序渐进，但是规则一定要有，规则大家都得服从，这样中国的股份制的进一步深入，一直到“共享经济”的完成，将会出现新的情况。

　　最后，这个问题讲完了，我再讲一点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当前对经济形势有各种观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变化的时期。我们今后一定要根据新的发展理念来调整经济。创新是摆在新发展理念第一位的，别小看现在的这些年轻人，30年前比尔盖茨不是跟现在年轻人一样吗？也在大学城周围坐在咖啡馆里跟人家聊天。今天这些年轻人都有了创意、创业、创新的愿望，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发展中一定要看懂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旧的人口红利渐渐消失了，因为劳动力成本高了，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

　　举个例子，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对务农、办家庭农场的积极性高了。我们在农村调查时就发现，农民希望进职业培训班，要懂农业技术，要会使用农业机械，要会农场的管理，农产品(18.92, 0.60, 3.28%)的营销，全国有上亿农民，这是人力资本的深化提高，这也是中国新人口红利产生的源泉。

　　我刚从贵州回来，光华学院年纪大一点的老师们可能都记的，十来年前我刚接任贵州毕节试验区的专家组组长的时候，曾经在光华学院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希望有条件的老师们到毕节学院去讲几个月课。很多教员都响应轮流去了。这次我到了毕节去参观，发现毕节学院没有了，房子还在，而且房子比过去更大了，更多了。

　　为什么没有了？因为毕节学院是综合性的学院，学生找不到工作。现在改了，一个大招牌，挂着叫“贵州工程综合学院”，变成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了。现在百分之九十几的学生都找到工作了，有的是车床，有的是更高级的生产设备正在学，这就是一个大变化。

　　在贵州毕节我们专门去参观了一个区，叫职业教育区，盖了中专，盖了高等管理学院，在这个区里面，学生大量的集中，向贵州以外的省输送技术人员，这是一个新的情况，新的人口红利正在形成，这就意味着我们有继续前进的可能，所以我们对前景是乐观的。

　　(本文整理自厉以宁2015年12月19日在“第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的演讲。)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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