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的三重定位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卢锋

　　借助中国与这些国家动态意义上更为紧密的经贸联系，形成中国与沿线国家携手共进良性互动的新形势。在双重“重心转移”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更好实现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增长目标。

“一带一路”的三重定位。

　　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主创主推的重大战略举措，“一带一路”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扩大开放布局的重要内容部分，凸显更加重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合作谋发展的目标指向，传递出通过做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这块“短板”以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的政策思路，动态体现了开放国策、外交战略、结构调整、促进增长目标之间良性互动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契合了中国扩大开放、睦邻善邻、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理念目标，是中国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与实施奋发有为外交新方针的具体呈现。就其经济内涵而言，则可从经济外交、全球增长、结构调整等三重视角讨论其战略定位。

　　经济外交新战略

　　“一带一路”通过扩大对沿线广大国家开放并推进双向广泛务实经济合作，拓宽和改善中国经济开放发展的国际空间与外部环境，为实现和平发展基本方针提供保障，构成新时期中国大国经济外交新战略的重头戏。2015年中国“两会”期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2015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从一个侧面显现“一带一路”作为经济外交新战略的内涵。

　　一国经济外交战略，一般指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交往合作，扩大加深与相关国家经济一体化联系，从而在提升本国资源配置与运营效率同时，维护与改善外部经济、政治、安全环境。经济外交在广义经贸合作与国家外交目标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从而为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合意外部保障。

　　经济外交一直是新中国经济与外交工作重要内容，然而其具体内涵则因体制背景与发展阶段不同而演变。受历史条件制约，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经贸关系一度比较密切，用各种方式对一些亚非拉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与西方国家经济往来最初基本隔绝，后恢复经贸关系但规模仍很有限，体现当时中国经济外交工作特点与局限。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外交逐步朝内容多样化、对象多元化、机制市场化方向调整转变。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获得阶段性成功，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外交战略调整转变获得阶段性成功，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后危机时期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经济相对重要性与影响力快速提升，美国实施“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造成中国周边和外部环境的显著变化。

　　中国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把新一轮扩大开放与奋发有为新外交方针结合起来，把永不称霸合作共赢理念与共谋发展合作行动结合起来，把睦邻安邻的善意与帮邻富邻的义举结合起来，用置信度更高方式讲述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对于营造与巩固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共建“一带一路”的概念提出、规划制定与具体实施，是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最佳广告词、最好宣言书与最重要人心工程。

　　“一带一路”经济外交战略具有广泛新内涵。首先，从对外开放政策对象拓展与内容提升角度看，“一带一路”从早先主要侧重对发达国家开放，转变为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双重开放并重，并且在大量务实合作领域呈现出对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更为优先的态势，更好体现邓小平30多年前提出的“三个方面的开放”全方位开放战略思想。

　　其次，就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内涵演变角度观察，“一带一路”包含“五通”合作重点，将政策、基建、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合作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更为系统与完备的经济外交内容组合与战略架构。再次，针对经济全球化深化与现行国际金融经贸治理结构基本框架不相适应的现实矛盾，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务实要求，通过建立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机构，推动对现行国际金融体制架构的增量改革。

　　全球增长新战略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格局与中国经贸环境发生转折性变化，集中表现为双重“重心转移”。一方面，随着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相对贡献历史性提升，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已经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

　　另一方面，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联系加强，中国对外经贸增长重心正在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潜力面临基础设施不足与体制政策局限两方面瓶颈制约，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同时也对全球可持续增长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全球经济增长重心转变集中表现为“二八易位”。21世纪初，全球GDP增长构成中，发达国家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分别约贡献80%和20%，发达国家中G7与其他发达国家分别贡献61%和19%，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中金砖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别贡献12%与8%。

　　到2010-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构成中发达国家与新兴及发展中国家贡献率分别转变为19%和81%。发达国家中G7与其他发达国家分别贡献12%和7%，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中的金砖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别为56%和25%，其中中国贡献率约为35%，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贡献率约为六成。

　　从出口与对外工程承包对象国的区域分布观察，中国外部经贸环境也在发生深刻转变。出口增长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中国增长最快、未来发展潜力最大的贸易伙伴。从出口增速看，2013年到2014年中国出口增速回落到7.2%，其中G7降到4.4%，其它发达国家为7.4%，中国以外金砖国家只有6.1%，然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仍有12%，其中东盟最高为16%。

　　其次，从中国出口比重看，2000年G7国家、其它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等四类经济体占比分别为48%、35.2%、2.7%、13.9%，2014年分别变化为33.9%、30.8%、6.2%、29.2%，发展中国家份额上升近19个百分点。最后看出口增量贡献比，2000-01年G7国家、其它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贡献比分别为46.3%、32.1%、3.1%、18.5%，到2013-2014年变化为24.3%、22.5%、6.4%、46.8%，发展中国家增量贡献率达到53.2%，绝大部分来自金砖国家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另外，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地区分布看，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是最重要区域。2013年中国1370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的区域分布数据显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分别占47%、34.9%、9.7%、6.0%、1.5%、0.9%，亚洲和非洲两大洲占比八成以上。承包工程金额最多的十大国家分别为安哥拉、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印度、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越南、埃塞俄比亚等，也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共占当年中国工程项目总出口额3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11月8日发表题为《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讲话指出：“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以共同发展合作双赢基本理念方针为指导，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破解中国周边与亚洲众多发展中国家瓶颈，将对沿线国家经济较快增长发挥促进作用。

　　借助中国与这些国家动态意义上更为紧密的经贸联系，形成中国与沿线国家携手共进良性互动的新形势。在双重“重心转移”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更好实现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增长目标。

　　结构调整新战略

　　过去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人均收入从1980年代初200多美元的国际极低水平逐步提升到2014年7000多美元的国际中等水平。中国经济未来要实现“双中高”目标，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健全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架构，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引导作用，持续有效推进中国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区域结构的合规律调整。“一带一路”将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更为广阔平台与全新环境，成为未来结构调整新战略的重要内容。

　　随着要素成本与比较优势结构演变，中国产业与经济结构调整必将进一步活跃展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依据各自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也亟需借助资本流动和产能合作推进本国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将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不同行业以及特定行业上下游之间投资范围，推进投资便利化进程以降低投资壁垒，通过共商共建各类产业园与集聚区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从而为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广阔平台。

　　过去十余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至今已有1万多个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万多家境外投资企业，仅华为一家企业就已在16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在“一路一带”战略的支持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将进一步加快，特别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基建原材料等多个行业将从中直接获益。

　　习近平主席2014年11月9日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主旨演讲中指出，“预计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1.25万亿美元。”以中国目前劳均资本量作为参照，1.25万亿美元投资估计能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创造数以千万就业岗位。

　　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中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随着中国国内工资、地价等不可贸易要素成本上升，将逐步转移到处于较低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如同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承接这类劳动密集型行业国际转移获得重要开放发展机遇一样，未来承接这类行业的沿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在加工贸易出口创汇、扩大非农就业、培育熟练劳动力和管理人力、提升经济外向度与国际化等方面获得到广泛利益。

　　当代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化与全球供应链扩展演变的大量经验事实显示，顺应比较优势规律，依托市场机制作用，产业与产业区段的国际转移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巨大推动作用，并为产能转移国与承接国创造大量互利共赢的发展机遇。

　　实施“一路一带”战略，要求中国银行与金融机构更大规模“走出去”，为中国与外国企业提供跨境金融服务。如业内专家指出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要迈得更稳、更扎实，离不开金融的大力支持。‘走出去’企业在境外的投资、经营活动，需要依赖银行的信用及资金支持作为坚强后盾；当面临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时，亦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避险方案，帮助企业防范和化解风险。”因而需要加快相关政策调整，创造适宜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提升银行和金融机构跨境服务能力。

　　“一带一路”战略将给中国边陲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全新机遇，为中国国内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注入新活力。就“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国内各地开放态势联系而言，将重点涉及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一些省区市。受历史与客观因素限制，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

　　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有望实质性改变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优先度与环境条件，推动中国边疆地区经济较快发展与中国区域经济结构朝更为平衡合理方向演变调整，并为应对与化解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深层矛盾产生积极影响。

　　1988年邓小平就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后来中国先后提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计划和中部崛起战略。共建“一带一路”将推动中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实施进入新阶段。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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