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小心无赖国家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梁海明

　　随着一国的实力、财富以GDP为核心的“存量”概念，逐渐发展成以资本全球环流为核心的“流量”概念之后，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是，在不少新兴市场开始变成急症市场的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谨慎选择有违新兴称号的国家。

“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

　　中央政府不但推动了10万亿元的对内投资计划来刺激经济，同时也在“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之下，中国将由过去的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转变，中国未来也将加大对外投资，通过对内投资、对外投资这“两条腿”同时走路，以推动经济下一波大发展。

　　在这种背景之下，尤其是随着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与投资进一步便利化，中国企业如何在新一轮“走出去”的浪潮中抓住机会、把握机遇呢？

　　在“走出去”之前，中国企业一方面要问自己，在国内是否经常面临“三荒两高”的限制？如果企业尤其是一些制造业目前已经面临着人荒、钱荒、电荒，还有高税费和高成本等的“三荒两高”问题，那么，企业除了在国内转型，发展高增值、高科技产业之外，或许也到了可考虑“走出去”投资，并从外国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更好地参与与世界级企业在环球市场上的竞争的时刻了。

　　另一方面，企业也需要问自己，“走出去”只是为了赶潮流，还是真正有勇气、有实力希望通过与世界各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拼刺刀，以此做大做强？纵观欧美跨国大型企业的成功且快速扩张，确实是通过“走出去”借助收购其他企业而成就。如汇丰银行就是透过一连串并购成就今日的规模。

　　翻开美国的花旗集团、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金融巨擘历史，几乎都有一连串并购往绩。但是，历史往往只留下成功者的名字，那些“走出去”的失败企业也为数众多，他们的结局往往是“尸骨无存”。

　　如果准备“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确信自己早已非“吴下阿蒙”，而是已经“兵强马壮”，那么，“走出去”的时机目前确实已经出现。

　　不过，由于“走出去”的路途并非只有康庄大道，更有崎岖之路，通过过去几年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研究，我认为以下四个情况是准备“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需要仔细留意的。

　　其一，并非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适合投资。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均反复经历“泡沫与爆破”(Boom and Bust)的循环，尤其是在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国家甚至还充满了增长迟缓、高通[微博]膨和仰赖外资等这些难以挥去的经济挑战，情况严重的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巴西，更被称作“脆弱五国”(Fragile Five)。

　　因此，在不少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开始变成急症市场(Emergency Market)的今天，新兴经济体已经进入了分化的时代。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应该谨慎选择那些已经有违新兴(Emerging)称号的国家。具体而言，则可以选择那些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年度“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评级”中，评级为BBB或者以上等级的国家。

　　当然，这里我也必须要指出的是，即使一些评级在A或以上的国家，我认为也有相当的投资风险。例如法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这五个国家，由于它们的债务开始攀升、经济增长逐步放缓、经济体发展不平衡、臃肿的银行体系与大量的贸易赤字，因此风险已经逐露，严重的有可能会成为发达国家中的“脆弱五国”，中国企业将对上述国家进行投资前必须加倍小心、仔细衡量。

　　其二，必须小心一些或会突然耍无赖的国家。

　　如果读者经常关注国际新闻的话，会发现世界上一些国家是比较无赖的。例如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曾经从伊朗借回一些文物研究，经过研究之后，芝加哥大学准备把文物交还给伊朗之时，美国一名犹太裔律师竟然把伊朗告上美国法庭，控告伊朗政府是某恐怖袭击的幕后黑手，造成律师的委托人经济损失，因此律师要求拍卖伊朗的文物，用来赔偿委托人。对于犹太裔律师的荒谬控诉，美国法院竟然受理了，虽然经过长时间的法律过程，文物最终顺利回到伊朗。

　　但我们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万一中国企业所投资的国家和中国出现摩擦、纷争，中国企业在该国所投资的资产，容易变成“人质”，带来极大的投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无论是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发布的评级，还是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年度“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评级”，都没有充分包括在内的。因此，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必须对某些可能会耍无赖的国家加倍小心。

　　其三，必须充分了解，以及作好充分思想准确所投资国和中国的各种差异。

　　由于中外文化、商务环境的差异，特别是法律体系不同影响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而且出于保护本国企业，以及政治考虑，国外审批程序比较繁复，影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竞争力。因此，即使是“走出去”较早的香港企业，他们在外国设厂成功者，多是已进驻多年的公司。

　　对于那些现在才有意“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准确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时，必须深入了解当中的国家是否存在诸如腐败、法治落后，国家俘获(state capture，即利益集团控制甚至是骑劫了政府与公共政策)，基础设施落后，劳动力技能低下，经济民粹主义兴起和保护主义等的问题。

　　其四，“走出去”的资金是否充足。

　　中国企业“走出去”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筹资困难。目前不少中国国内的银行对境外投资存在疑虑，不会主动推动对境外投资的融资。加上，目前政府既无政策性支持的融资，也无商业性对外投资可融资额度的规定，而且企业绝大部分资产均在中国，难进行境外抵押，因此企业较难获得贷款。就算中国企业想通过到海外上市的方式筹集资金，也犹如“西天取经”，即使度过重重难关获得融资，届时可能也会错失投资的最佳机遇。

　　对此，要解决中国企业的问题，我认为很值得考虑借助香港的力量。一方面，香港可以引导中国资金在香港设立海外投资的私募基金，从香港往外投资。这种方式可以淡化国家色彩，拓宽融资渠道，提高企业并购能力，也可以解决中国企业不了解国际市场规则、跨国语言、文化、法律制度差异的问题。

　　另一方面，针对“走出去”融资难的问题，中国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可考虑将跨中港两地的银行，打造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融资的主渠道。跨中港两地的银行可以考虑统一授信的方式，使中国内地有授信额度的企业可直接在香港获得贷款而毋须另作担保；或者授信银行可帮企业出具担保到境外其他银行贷款。

　　与此同时，中港两地还可商讨更便捷的司法协作方式。允许内地企业用内地资产进行跨境抵押，从而在香港的银行或其他机构获得融资。发生争议形成判决后，双方承认相关判决，并直接交由当地司法机关在当地执行，并跨境划转资金，以此解决融资难问题。

　　简而言之，在2008年环球危机爆发之后，随着一国的实力、一国的财富以GDP为核心的“存量”概念，逐渐发展成以资本全球环流为核心的“流量”概念之后，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是大势所趋，因此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更加需要汲取过往教训，谨慎小心、规避风险，并争取获得投资成功，这不但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

　　(本文作者介绍：香港经济学者、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著有《你不知道的财经真相：美国退出QE之后的世界》、《中国经济新政策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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