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昆平：银行参与一带一路警惕四大风险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周昆平

　　我们在看到“一带一路”对中资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商机的同时，同样不能忽视潜在风险和面临的挑战。因此，中资银行服务“一带一路”不能用国内的一套经营管理模式和方法，需要有新内涵。

　　随着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召开日期的临近，最近关于“一带一路”也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的确，“一带一路”是未来十年中国对外经贸投资布局的重点，也是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抓手。我们在看到“一带一路”对中资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商机的同时，同样不能忽视潜在风险和面临的挑战。因此，中资银行服务“一带一路”不能用国内的一套经营管理模式和方法，需要有新内涵。

　　一、“一带一路”对中资商业银行的商机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必将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层次和水平不断提升，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人民币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这对银行服务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服务需求，也为银行经营发展带来更多的客户群体、更大的市场空间和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从业务角度分析，除了传统的国际结算、贸易融资、银团和项目贷款、跨境人民币等业务之外，还有境外投融资财务顾问、资本运作、境外上市、统一授信、现金管理等服务。

　　商机之一：基础设施带来的商机。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领域。基建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油气、电力、通讯、物流管理等。目前，“一带”铁路线路规划已超过1万公里，预计投资3000亿元~5000亿元，其中中巴铁路、中俄高铁、泛亚铁路（中线）等已经启动。丝路基金、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给予大力支持，中资银行基于自身与大型基建企业的业务合作关系和自身在基建服务方面的经验、资金及产品优势，不同程度地介入基建金融服务领域，不仅获得新的发展机会，而且扩大了在当地市场的影响力。

　　商机之二：能源资源合作带来的商机。能源资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中之重。中国将在陆上重点做大做实与中亚、西亚、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与战略通道合作，在海上谋求油气资源运输通道安全，建设一批以油气为核心的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及加工转化合作带和示范区，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有序推进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煤炭、电力等能源合作。这些项目及其衍生的大量项目和工程，将推动更多能源企业“走出去”，为中资银行带来更多合作发展机会。

　　商机之三：农业开发合作带来的商业机遇。“一带一路”很多国家农业资源丰富，是全球重要粮食产区和食品来源地。如东南亚和南亚是传统粮食产区，中亚地区小麦、油料、水果、蔬菜等农产品优势明显。“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我国与相关国家在农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流通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推动我国农业“走出去”，促进区域农业开发合作和经贸往来，这为银行深化对沿边地区“三农”金融服务、提升农业国际化金融服务能力提供了广阔空间。

　　商机之四：国内富余产能转移带来的商业机遇。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强的产业互补性，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东、中亚和俄罗斯资源丰富而轻工业落后，对外依赖度高。“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有利于我国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优势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富余产能转出去、技术标准带出去，形成新的区域分工和循环格局。对中资银行而言，国内过剩产能对外转移，产业结构调整，海外市场发展，不仅改善银行经营状况，增添业务机会，而且拓展了发展空间。

　　商机之五：经贸合作水平提升带来的商业机遇。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内容。据商务部本月10日介绍， 2014—2016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约20万亿元人民币，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投资合作方面，不断强化服务保障，鼓励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兴业。2014—2016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3049亿美元。

　　同时，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领域，营造高标准的国际营商环境，吸引沿线国家来华投资。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方面，我国企业先后在20个沿线国家建设了5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超过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经贸合作将由点及线、由线到面，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增长极，为中资银行带来广阔的业务发展空间。

　　二、“一带一路”对中资商业银行的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目标宏伟的伟大工程。在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面临重大变革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经贸合作面临较大风险和挑战。有人将“一带一路”战略比喻为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是很不恰当的。

　　其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与美国与苏联的对抗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二，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美国当时在全球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此，所谓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的提法，很容易陷中国政府于被动地位。为此，中资商业银行在服务“一带一路”过程中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不能盲目乐观。

　　挑战之一：投资收益率低。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战略所带动的投资，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国际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而大多数基础设施投资都具有投资收益率偏低的特点。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背后，有着长期、持续、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撑。

　　中资商业银行在支持国内基础设施业务中能够保持可持续是因为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性的特点，中央政府愿意将财政资金投入到这一领域；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成投入使用，基础设施周边的土地通常会显著增值，这会使得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地方政府从中获得不菲收益，正所谓“堤内损失堤外补”。

　　但上述两种机制在国内适用，在国际上却未必管用。此外，基建设施普遍具有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风险高、收益低的特点。银行发放境外贷款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定价，息差水平、资本回报率远远低于国内人民币业务，使银行面临较大的财务压力和机会成本，这是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投融资方面必须考虑的问题。

　　挑战之二：投资安全挑战大。从目前“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来看，可谓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文化历史、宗教状况千差万别，这一区域既是地缘政治冲突的热点地带，也是全球主要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区域。这就意味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在投资安全方面面临很大的挑战。这势必影响到经贸合作、投资等方面，银行服务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风险。

　　挑战之三：政府出资不确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水平较低的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自身原本就缺乏充足的资金用于相关投资，这也是沿线国家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的根本原因之一。

　　私人部门与境外主体出资有限，从而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成为主要的出资者。私人主体的决策是市场化的，是否投资主要看收益与成本。“一带一路”相关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率偏低，且海外投资安全可能得不到保障，在这一前提下，即使中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努力推动PPP，私人主体也可能对此缺乏兴趣。

　　因此，中资银行可能不能象在国内这样，参与PPP项目。此外，汇率风险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多为小币种货币，不可自由兑换，在人民币国际地位较低、世界政治复杂多变、多国经济低迷、债务负担较重的背景下，货币持续贬值，使中资企业和银行投资经营面临较大的货币及汇率风险。

　　挑战之四：中资银行金融经营和服务能力。其一，国际化水平较低。近年来，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加快，但海外机构数量仍然较少，且分布不均，产品和服务能力不足。机构上，目前五大中资银行仅在“一带一路”部分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但覆盖国家仅15个左右，且主要分布于东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在独联体和中东欧国家几乎空白。

　　业务上，多数银行国际业务集中在涉外保函等传统业务领域，跨境结算、内保外贷、贸易融资、人民币等产品和服务手段较为单一，内外贸、本外币、全流程贸易融资综合服务产品尚局限于个别分行，多币种清算平台和交易渠道需要进一步搭建和完善。

　　其二，综合化经营能力不足。企业“走出去”除了需要银行提供融资支持外，还需要国际结算、资金清算、汇率避险、资本运作、境外上市、境外投融资等多元化综合服务。中资银行长期以来以传统银行业务为主，近两年随着国家政策逐渐放开，各家银行在境内设立了基金、租赁和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有的已经进入证券领域。但是，这些机构规模、业务量仍然很小，市场地位和竞争力较低，且各类机构各自为战，没有建立跨机构、本外币、境内外一体化联合营销及服务机制，或者没有发挥应有的协同效应，服务能力不足。

　　其三，有关制度办法不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制度等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项目主体多、金额大、周期长、回报低，银行服务“一带一路”战略面临高风险（包括国别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合规风险）、低收益、资产低流动性等特点，需要制定并实施特殊的信贷制度、管理办法、操作规程等。

　　在信贷制度上，对市场和客户准入、分类、评级、征信、全球统一授信等作出明确规定。在合规经营及风险管理上，要根据不同国家、不同产品、不同宗族文化的特点，建立有效的风险监测机制、跨境风险隔离和危机处置机制。在考核机制上，鉴于服务“一带一路”项目往往面临经济资本占用多、息差水平低、资本回报低等问题，银行开展业务的动力不足。为此，需要在考核政策制度、营销激励机制、经济资本管理、财务回报要求等方面给予适当制度调整和政策倾斜。

　　三、中资商业银行服务“一带一路”要有新内涵

　　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金融是重要的支撑力量，除了发挥亚投行及其他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商业金融特别是中资商业银行同样不可或缺。要通过中资商业银行的深度参与，更好地发挥金融快速聚集资源、优化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

　　首先，积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内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互相呼应、互为犄角，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引擎。中资银行应充分发挥金融资本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先导和引领作用，坚定不移地服务好“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加大互联互通、能源资源投资、国际经贸合作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商业可持续的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完善境外机构网络布局，不断提升服务网络覆盖面。

　　加强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积极参与其牵头支持的境外重大项目或国际银团；加强与境内主要金融机构和沿线国家主流银行合作，建立同业信息交换、资金融通、授信和互委业务关系，形成服务“走出去”项目的金融合作纽带，打造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格局。

　　其次，突出金融服务特色。一方面，要通过贸易融资、涉外保函、跨境并购贷款、本外币资金池等多种产品，满足企业对外投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要创新跨境电商服务模式。顺应“互联网+”发展战略，打造金融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优化商业银行全球供应链金融服务，围绕产业链核心企业，提供涵盖采购、生产、销售等各环节的全流程金融解决方案。此外，要深化金融技术合作。充分发挥各家行在各自领域的经验和优势，以金融技术援助方式，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其三，加强金融创新和合作协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势必带动一大批战略性大项目，这些项目涉及国家多、主体广、金额大、结构复杂，对金融产品的跨市场、跨领域、专业化、集成化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必须加快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提升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能力。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进一步强化金融法规和监管政策的交流沟通，尽可能规避监管风险；强化金融文化及金融科技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展示中国金融元素的魅力，推进金融创新经验的共享。要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和资源整合。

　　要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包括银团贷款、项目融资、股权融资、融资保函、贸易融资、财务顾问等在内的“组合拳”式金融解决方案，切实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大力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发挥中资银行人民币跨境金融服务优势，加大跨境人民币结算、融资、交易以及“深港通”、QDII2等产品推广力度，满足“走出去”客户人民币金融需求。

　　其四，加强跨境风险管理。当前全球经济仍在筑底，金融市场的波动性、脆弱性增大，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抬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金融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要健全跨境风险管理体系。坚持风险管控主体责任制，严格把好客户准入关，优选业界实力强、国际化程度高、项目资质良好的客户进行合作。对“走出去”跨境集团客户实施统一授信管理，严格控制风险敞口。

　　强化境内外联动，加强境内外机构客户信息共享，实行全方位风险管理。完善境外项目风险监测、评估和压力测试工作机制，及时预警、防范和化解风险。突出加强国别风险管理。加强国别风险监测，构建国别风险评级机制，对国家风险较高、市场影响力大但风险可控的重点项目，实行特殊国别风险限额核定，支持其开展业务。

　　要强化区域增信和风险缓释能力建设。跟踪研究沿线国家金融法规和监管政策，与信用保险机构、国际组织、金融同业等机构广泛开展合作，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合作和危机协调应对机制，增强风险分散和缓释能力，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本文作者介绍：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