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行为经济学：为什么有人隐瞒、不配合隔离？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玫

　　美国的新冠病毒案例已经一发不可收拾。截至3月9日，美国已经有628例，死亡26例，其中，华盛顿州162例最多，纽约州142排第二。

　　与中国很不同的是，美国爆发的很多案例开始就是社区传播，无法溯源。2月28日，斯诺霍米什县一名确诊的高中生的基因组数据， 竟然与美国首个确诊病例（35岁斯诺霍米什县的男子）有关，最早可追溯到1月中旬。新冠病毒可能在华盛顿州传播了数周而未被发现。

　　很显然，极有可能存在疫区旅游史的人没有按照CDC的要求进行14天自我隔离，或者隔离措施不到位，甚至还有可能有人隐瞒旅游史。

　　1为什么总有人隐瞒、不配合隔离？

　　博弈论中有个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可以解释人们喜欢隐瞒、不配合隔离的原因。

　　A，B两个嫌疑人被抓捕，分开审讯，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守口如瓶，要么出卖队友。如果两个人都守口如瓶，两个人都会被无罪释放，各自收益为3。

　　警方往往需要破除他们的信任和合作，所以通常如果一方先出卖队友，警方给与一些利诱，比如，除了无罪释放，还可以戴罪立功，成为证人，给予表彰，假设收益为5，而另一方因为队友的出卖会承担所有糟糕的后果，收益为0。

　　但如果两个人都出卖队友，招供，下场都会很惨，重判，所以收益为-2。很容易可以看出，双方最佳选择是大家都守口如瓶，加起来收益为6，做到总收益最大化。

　　但现实中，人们往往因为害怕自己信守诺言，而对方背信弃义，对方会拿走大部分收益5，而自己只能承担糟糕的后果，而选择出卖队友，变成两个人都选择出卖队友，大家都满盘皆输，这就是“囚徒困境”。

　　疫情中，常有疫区旅游史的人、甚至已经有症状了还不主动隔离，到处传播。在美国，尽管疾病防控中心CDC有规定从疫区回来无症状者要自我隔离14天，否则处罚1000美元，仍常常爆出有人从疫区回来，没有隔离直接上班、孩子直接上学等消息。有不少人义愤填膺，认为这些人隐瞒旅游史，没有自我隔离，没有公德心，没有社会责任，自私自利等等。其实，疫情旅游史的人和社会之间就可以用博弈论很好的解释，就很像一个“囚徒困境”。

　　疑似患者和疫区旅游史的人可以选择配合，把自己过往旅游、接触史和盘托出，这样，社会可以很好地判断是否需要把他隔离了，还可以追踪其他接触过的人，进行迅速隔离，这样对于社会收益是最大的3，这些人也有一定好处，比如，自己的症状可以得到药物、治疗，如果是新冠肺炎，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救助，收益为1。

　　然而，为什么往往人们选择隐瞒呢？因为隐瞒收益更大。如果一个有湖北旅游史的人，实话实说，哪怕他只是咳嗽，可能很快就被举报隔离了，他会认为自己可能没病都会因为隔离而染病。而如果隐瞒，他还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舒服地待在家里，住酒店，去餐馆，去旅游等等，就像中国的台商、侯某、邓晞等人，别人不会带着有色眼镜看他，收益为5。

　　他如果配合社会，进行自我隔离。在美国，他得自己跟公司请假，孩子托儿所费用可能早已经交了，不能退，不送孩子，得自己承担损失，出去酒店隔离，还得付酒店费用等等，一系列都是损失，对自己没有什么收益，自然没有动力主动去做。

　　但因为他的隐瞒，社会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接触者没有迅速追踪，时间一长，难以追踪，隔离成本也极大地增加。所以社会收益为-1。

　　但往往因为隐瞒对于个人利益更大。在经济学里，重要假设就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理性的意思就是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道德层面上这种思想不对，但经济学就是谈论纯理性，没有对错。因此，到最后，往往陷入个人隐瞒-社会强制隔离的“囚徒困境”。

　　2“囚徒困境”如何破

　　很简单，给予主动配合、隔离的个人巨大利益，当收益大于他的不便、和损失，人们自然选择就变了。

　　比如：香港一名老伯知道从大陆过来，要隔离14天，专门跑去深圳过关，再回来，住在隔离酒店14天。然后又跑去深圳过关，又回来，又免费住酒店14天。

　　又比如：下面方舱医院的人们都不愿意走了。因为这里免费吃好、住好，还有专业医护人员，在外面只能待在家里，那里都不能去，在这里还能跳广场舞、打扑克等等。

　　当然，这已经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任何一个政策推行，总有一些漏洞，很难排除一些“搭便车”（free rider）的人，利用政策，谋取福利。但在特殊时期，毕竟像老伯这种无所事事、没有家人、能够来回港深、还如此聪明、爱贪小便宜、愿意冒风险（很多人不愿意隔离还担心交叉传染风险）的人是少数，如果能够达到大多数人愿意隔离，减少社会强制隔离成本，政策就是有意义的。

　　3 民主国家的隔离模型

　　现在，中国外也有很多国家也很严重，民主国家无法强制隔离，只能靠大家自觉。自觉隔离行为也可以用经济学模型来解释。

　　假设有a 部分（a是一个百分比）的人选择自我隔离，隔离的收益为b （benefit），成本为c （cost）。模型如下：

　　如果自我隔离的人足够多，

　　收益为b-c；

　　如果自我隔离的人不够多，大部分还在外面晃，只有小部分，

　　那就没有收益，只有成本，所以总收益为-c。

　　其中，

　　每个人实际不知道

　　是多少，只能看到一个关于a的信号

　　来决定是否自我隔离。

　　所以，大家得看到信号足够强，才会有足够多的人选择自我隔离，这样才有收益，否则，隔离只有成本，没有收益，也就没有实质意义。

　　如何能让信号足够强呢？那就靠媒体宣传，官方指引。所以，在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疾病防控中心、国会、卫生部等等几乎天天开听证会直播，媒体公布确诊数字，到了一定阶段，总统特朗普也是迫于压力，出来开新闻发布会，这些都是释放信号的手段。

　　因为没有信号，大家就不会自觉，如果发生大规模感染，这些官员、哪怕是总统都是要下台的。

　　这个模型对于网红经济、演艺圈等艺术类发展道路也适用。对于网红来说，只有吸引到的粉丝比例a超过一个临界值，才开始有收益 b-c，如果一直无法超过临界值，就只有成本c没有收益，所以总收益为-c，就是烧钱亏钱。如果什么都不做呢？那既没有成本，也没有收益，总收益为0。

　　4“选择悖论”和“认识谬误”

　　行为经济学往往与心理学有关，人们由于心理、情绪的因素往往无法做出理性的选择和判断。

　　斯坦福大学的特维尔斯基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尼曼有个著名的心理实验叫“选择悖论”。把这个实验应用在疫情中，类似如下。

　　美国正在为爆发的新冠病毒疾病做准备，该疾病预计会夺去600名公民的生命。为了对抗这种疾病，有两种方法：一、可以确保200人治愈。二、具有33%的概率将拯救全部600人，但也有67%的概率没有拯救任何人。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呢？

　　结果是：72%的人选择了前者。

　　好的，那如果是以下两种方案呢？一、将确保会有400人死亡；二、可能有33%的概率没有人会死亡，或者67%的概率600人都将死亡，你会怎么选呢？

　　结果是：人们的喜好逆转。现在有78%赞成第二种选择。

　　这是不合理的，这两个问题在数学上没有区别，仅仅是问法的不同，一个问法从救活治愈人数的角度，另外一个从死亡人数的角度，人们的选择便转向了，因此被称为“选择悖论”。

　　两位教授解释说，损失比收益要大，损失带来的痛苦比收益带来的快乐更大。因此，如果以治愈（收益）角度提问，人们喜欢确定性而逃避损失的风险；而如果从死亡（损失）角度提问，人们将愿意承担更多逃避死亡的风险。

　　即使疾病是假想的时候，这个案例说明，我们的决策已经无法做到理性了，容易做出糟糕的决策。当这种疾病是真实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实际死亡人数每天都在增加，除了对损失的敏感性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在对人们决策起作用：恐惧。

　　两位教授又做了一个实验，叫“认知谬误“。让人们阅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使他们感到悲伤或愤怒，该文章描述了自然灾害对一个小镇的影响（使人们感到悲伤）或在国外激烈的反美抗议活动的细节（使人们感到愤怒）。

　　接下来，要求人们估算一些事件发生的频率，例如，要求多少人必须对宠物实施安乐死（悲伤情绪）或，今年有多少人被不诚实的汽车经销商骗了，买了劣质“柠檬”车（愤怒情绪）。

　　实验发现，当人们的情绪与未来事件的情绪调相吻合时，他们对该事件发生频率的预测就会增加。例如，感到愤怒的人比那些感到悲伤的人预计会有更多人被汽车经销商欺骗，即使他们感到的愤怒与汽车无关。同样，那些感到悲伤的人选择要求更多的人必须对他们的宠物实施安乐死。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我们处于某种情绪中时，当符合这种情绪的事件发生，即使这个事件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也会预计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极大地增加，这就是”认知谬误“。

　　在疫情中，人们普遍处于“恐惧”情绪中，所以一切跟“恐惧”情绪相关的事件，人们都会觉得发生的概率极大地增加。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经济面非常强劲的情况下，美股泄洪般连跌数日。以下这段话是2015年特朗普自己说，如今的道琼斯跌到猛打总统特朗普的脸。

　　同样解释了为什么素质良好的日本竟然因为一条谣言出现抢购“厕纸“的风潮。

　　疫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伴随而来，必然有更多不可思议的现象、情绪等等，不妨用行为经济学多理性思考，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如果你觉得行为经济学很有趣，不妨分享给更多人，帮助他们在疫情中做出更好的决策。

　　(本文作者介绍：美国固定收益证券交易公司FTN Financial经济分析师，具有丰富的宏观经济和交易策略分析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