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和林:美元周期来袭 新兴经济体如何打好货币保卫战

　　盘和林：美元周期来袭 新兴经济体如何打好“货币保卫战”

　　每经编辑 祝裕

　　盘和林

　　近日，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行长都在为打好“货币保卫战”而奔走。

　　6月7日，巴西雷亚尔下跌1.89%至3.9274，前一周累计下跌4.8%，自2月以来，已经下跌近19%，巴西央行再度出手，加大干预力度，但未能阻止雷亚尔下跌的趋势。同日，土耳其央行宣布将一周回购利率从16.5%上调至17.75%，同时将隔夜贷款利率上调至19.25%。而前一天的6月6日，印度央行宣布将回购利率从6%上调至6.25%，逆回购利率从5.75%上调至6%，维持中性货币政策立场。这是印度央行自2014年以来首次上调基准利率，以应对印度卢比已经产生的贬值趋势。

　　这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美元周期。所谓的美元周期主要是指美元升值过程中，由于资金外流等影响，不少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受到冲击。第一次美元周期是1980年代的美元升值，带来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第二次是1990年代中期的美元升值，带来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其实近期的美元升值并不是刚刚发生的，此次美元上涨是由于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从2015年开始，美元就已经上扬了。而2017年末和2018年初的美元贬值只能说是此次上扬的一个小插曲而已。美元在经历一段疲软之后，于今年4月份强势反弹，指数升值5%。

　　对受冲击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用“美元周期梦魇”来形容毫不夸张。比如，阿根廷比索贬值超过20%，阿根廷政府加息至匪夷所思的40%想竭力稳住比索。这波美元周期来势汹汹且范围广，土耳其、俄罗斯、南非、波兰都被波及，甚至印度卢比的汇率也贬了5%。此轮周期会不会让某些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尚不得而知，但目前看，2~3个国家已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

　　美元周期之所以对新兴市场有如此严重的影响，其原因还是在于，从2008年之后逐渐兴起的各个经济体，其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元。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欧洲的资产收益率逐渐下降，从而产生大量的流动性大部分都选择流入新兴市场。而当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大量外国资本相较于停留在不稳定、经济发展相对滞缓的新兴市场，都会选择流回美国，流动性的撤出导致了新兴市场的大幅动荡。

　　与此同时，由于大部分新兴市场发展都急需资金，所以一般外债规模都比较大，而这些外债又基本上都是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因此，当美元走强就意味着本国货币贬值，就会造成同等债务规模所需归还的本国货币量直线上升，这使得新兴经济体难以负担沉重的债务。

　　例如，第一次美元周期带来的拉美经济危机，正是因为当时美国在拉美国家大量投资，而当美元升值，拉美国家债务负担直线上升，最终导致债务崩盘。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样如此，外国资本看到快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纷纷进入这一片土地，最终随着外资的撤出和美元的升值，导致亚洲部分脆弱的经济体出现债务危机，后来蝴蝶效应波及整个亚洲。

　　不过，美元周期仅仅是导火索，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经济体本身。就拿阿根廷比索来说，美元升值的确使得美元对比索价格不断走高，但阿根廷汇率崩盘且拯救不见效的真正原因还是在于阿根廷本国的经济情况。

　　阿根廷近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处于下跌状态。从2006年起，阿根廷的GDP已经有十余年没有上涨过了，作为全球唯一一个从发达国家变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阿根廷国内的经济形势难以让大家对其重燃信心。阿根廷过度依赖外资，而糟糕的经济形势难以吸引稳定的外资只能吸引投机的游资，当大量的游资撤走之时，留给阿根廷的就只有崩盘的比索了。

　　巴西雷亚尔下跌趋势也主要与巴西国内政局不稳有关，席卷全国的罢工事件叠加10月大选存在的不确定性，许多投资者担心巴西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抛售狂潮。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不否认外部经济形势和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都会对新兴经济体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不应当掌握在其他国家手里，也不应该随着美联储的加息周期来决定自己货币甚至国家的命运。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全力发展生产力，提升整体经济实力，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风云变幻的国际汇率中占据有利位置。

　　事实上，中国也是受到美元周期影响的新兴市场之一，但由于宏观经济稳增长、扩大外商投资、加快对外开放等举措应对有力，人民币在美元升值预期下保持了长时间的稳定，而市场似乎已不再把人民币当作新兴市场货币，而更像是当作具有避险性质的成熟经济体货币对待。

　　这带给我们两个方面启示，一是尚未完全摆脱美元周期的中国，要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定力，尤其要切实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以提高对长期投资的外资而不是游资的吸引力；二是新兴经济体国家除了短期的加息等货币应对措施之外，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发展本国内生经济动力，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这才是打好“货币保卫战”的根本之策。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