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证之难与辨定之惑

　　本报记者 于海涛

　　非法证券活动90%都构成犯罪，而且此类案件一般涉及地域广，涉案金额巨大，涉及人员众多，注定了打非工作的艰难。

　　另一方面，随着打非力度的加大，非法证券活动正在变种，作案手法不断翻新，作案方式更加隐蔽，“反侦查”能力也在增加，案件办理的难度加大。

　　“打非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不仅要求相关各部门‘与时俱进’，及时辨别非法证券活动的新形式新手法，还要统一认识，发挥打非机制的联合执法效能。”中国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部有关领导说。

　　调查取证难

　　据上述领导介绍，从已立案调查的案件看，范围小的涉及几个省市，最多的涉及29个省、市；涉案金额大多在千万元以上，有的达到数亿元；牵涉到的投资者少则上百人，多则数千人。

　　涉及地域广带来的最直接问题就是调查取证难。公安机关办案时最关键的是拿到一手证据，有的企业非法发行股票给几千人，而且分散在全国各地，受害人都要去采证，在人手、经费等均有限的情况下，就制约了案件侦破的效率。

　　“办一个案子前后一年多还算快的，从接到投诉到调查取证，抓人之后到定罪判刑，两年的时间都算是很正常的。公安机关侦察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等环节不是拍脑袋就能解决的，必须拿到切实的证据。”一位稽查人员说。

　　从他办理的案件看，从事非法证券活动的都是有预谋者，他们精心策划的作案手法极为隐蔽，参与人员警惕性高，有很高的反侦查手段，当公安机关收集到一定证据，决定实施抓捕时，经常是人员逃匿，证据销毁，赃款不知去向。

　　《整治非法证券活动协调小组工作简报》第1期显示，2007年前两个月，涉嫌非法从事证券业务的中介机构有110家，各地证监局在收到各类投诉后，立即进行初步调查暗访，然而发现有21家中介机构已经是人去楼空。

　　值得注意的是，公安机关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发现一些境外人员组织、策划、参与此类违法犯罪活动，尤以台湾人居多，如上海的必得利公司案、百老汇公司案，以及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8省市的环华公司案等，其主要犯罪人员都是台湾人。

　　此外，还有一些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籍人员参与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案件。这些犯罪嫌疑人案发后多数携款潜逃，给案件侦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近期发现的非法股票发行又出现了很多新特点，比如从公开转入地下，反调查能力增强。证券监管人员以投资者身份进行前期摸查时，常常会经过反复盘问和审查，才能深入内部。同时经营活动现场已从合同齐备、财务齐全、宣传资料一大摞转变到单线联系、下家宣传等类似传销手法从事非法股票发行，给监管部门查处工作带来相当难度。

　　近期广东证监局查处的几例非法证券活动案例，业务员人手一部或多部电话，采用撒网的方式，随意拨打全国各地电话，向接电话者鼓吹股票投资收益，诱导其入会或买进地下股票，业务员按其发展的业务量分取提成。

　　“这些业务员的电话号码是经常变换的，给调查取证带来障碍。”上述人士说。

　　非法证券活动的花样不断翻新，欺骗性大，不仅老百姓很难识别，有时甚至需要监管部门花很大力气来进行认定。而且这种“一本万利”或者是“无本万利”的事仿效性高，如果不及时制止，就会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

　　此前深圳证监局联合工商、公安等部门查处了三家涉嫌从事非法证券经营活动的公司，分别是深圳市民泰君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市易方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天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可以看出，这类公司通过取与知名的券商或基金公司相近的名称来欺骗投资者。

　　更具欺骗性的是，不少非法证券咨询公司的负责人曾在合法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工作过，离职后出来从事非法证券经营活动，也就是“红嘴变黑嘴”。尤其是2006年年底证监会暂停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会员制业务后，一些合法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其部分从业人员为逃避监管，采取另立山头、新设公司的方式，利用原来掌握的客户资料，冒用原来公司的合法资质，大肆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成为业内较为普遍的新型非法证券经营方式，为投资者权益保护和市场稳定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