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证券徘徊生死之间 市场化重组抑或直接破产(3)

　　自蹈绝径

　　尽管华夏证券的问题爆发是以管理层的更迭正式为外界所知，但其危机并非一日之寒。在某种意义上，它的兴衰正是中国券商史的一个缩影：先是挪用客户保证金，兴办实业；随后是违规委托理财，做庄套利。两者均造成巨额亏损，惟有对外融资度日，或者仰赖增资 扩股，但由于财务成本过高，终至难以收拾。

　　更具典型意义的是，由于华夏证券及其大股东长期以来采取的是“捂盖子”的态度，再加上人事纠葛，账目混乱，亏损原因与责任认定目前已成为纠缠不清的历史陈账。

　　这一路径已经或者仍然在国内诸多券商身上重复着，而华夏证券已然走到临界点。

　　1994年初，在中国人民银行召集的三大证券公司成立一周年的会议上，有关领导提出了“两个轮子一起转”，华夏证券也提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实业投资。华夏证券从事的实业投资涉及方方面面，大到高速公路公司、房地产，小到酒楼、典当行，华夏证券都有所涉足。

　　支撑这一大规模实业投资的资金来源就是股民的客户保证金。“早期券商的经营人员都来自于银行，其实分不太清存款和客户保证金的区别，这也是当初发生大量挪用客户保证金的客观原因。”当时执掌华夏证券大局的邵淳反思道，邵本人就是从中国工商银行计划部主任的位置上调任过来的(参见辅文《华夏证券的实业投资》)。

　　赵大建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到1999年底，华夏证券共挪用客户保证金达到57亿元。”周济谱认可了这一数字，“当时证监会一位负责人告诉我，全国证券公司挪用保证金84亿元，我们占了三分之二！”(当然，事后看来事实并非如此，多数券商都隐瞒了挪用金额，而华夏则汇报了真实数字——编者注)

　　1998年，据说是缘于收到“举报信”，北京市审计局开展了一次对于华夏证券的全面审计；之后，中纪委又进入华夏证券对其对外投资进行调查，这两次调查都没有公布结果，但直接的后果是邵淳于1999年年底离任。

　　1999年8月，时任国泰君安证券副总的赵大建被调任华夏证券，担任临时负责人，到年底正式被任命为华夏证券总经理。此时的华夏证券正处于兵荒马乱之际，先后接待了来自审计局、税务局的四拨检查。

　　即便问题重重，即便检查频频，华夏证券的委托理财业务还是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正是这一饮鸩止渴的做法，最终将其拖入深渊。在这期间，华夏证券集中大量资金用于太极集团(600129)股票的二级市场操作。到2002年底，华夏证券在太极集团和西藏矿业(资讯 行情 论坛)(000762)等股票上出现了巨额亏损，各种传言开始在市场上流传。

　　一种最为负面的传闻是，华夏证券之所以在太极集团的投资上损失惨重，是由于在股价高位时让公司高管亲属的“老鼠仓”出逃所致。

　　2001年5月，原中经开副总经理周济谱被任命为华夏证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原临时负责人赵大建被任命为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形势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2001年5月26日周济谱一到任，主管委托理财业务的胡猛便于6月1日提出辞职。8月9日，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派出两名人员，要求调查有关西藏矿业的十个问题。然而周济谱顾虑到当时公司人心不稳，便打报告要求自查。华夏证券此后派遣23个人进行检查，最终并无结果。

　　华夏证券一位高层人士说，当时弄得“三不满意”：举报人不满意，认为公司袒护他们；正在工作的人也不满意，认为公司不信任他们；审计局也不满意，认为华夏证券根本就不能彻底自查。

　　关于华夏证券在二级市场上的责任界定，目前还无从定论。但华夏证券的管理层对于从股市中投资获利的殷殷期望从来都是溢于言表的。2004年4月，股市还享受着“国九条”眷顾下的短暂幸福，赵大建当时对记者说：“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力争扭转公司的困境。”

　　但短短两个月后，市场就已物是人非。经历了1999年到2001年的委托理财业务高峰后，华夏证券不仅未能弥补挪用客户保证金带来的漏洞，反而加大了亏损。2002、2003年的年报，居然要以1999年以前实业投资的虚拟收入来弥补当年产生的亏损，整个事件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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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杂志2005封面秀

《财经》杂志2005年2月21日刊目录 www.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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