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股市解除沉疴 以股改的名义推倒重来

　　早报记者 陈其珏

　　若干年后如果有人回首中国股市前尘，或许会发现2005年是一条重要分水岭！

　　尽管从大盘走势看，过去一年的股指曲线依然没有走出四年“长熊”的阴霾，甚至两度徘徊在被视为最后心理关口的千点，但在萧瑟索然的市场表象背后却发生着关涉中国股 市前途气运的重大嬗变：首先是饱受争议的股权分置改革掀开大幕，成为贯穿2005年的制度变迁轴心；其次是备受期待的《证券法》、《公司法》修订通过，构成维护市场公正的法律准绳；再是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核心的市场治理渐次展开，成为推动市场基础性建设的制度平台。

　　上述具有创新色彩的举措都在帮助中国股市破旧立新，它们共同勾勒出一条资本市场制度变迁的轨迹。由于这条轨迹的存在，2005版的中国股市不再平淡无奇。

　　股改：解除中国股市沉疴

　　2004年2月1日，《国九条》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就全流通放出明显信号。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改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10天后，4家公司被迅速圈定为首批试点企业，股改大幕就此开启。作为国有股减持失败后引导全流通的一种替代路径，股改无疑承载着太多的希望与诉求，但同样牵缠着更多的非议和纠葛。

　　市场首先还以颜色：股指在6年后再度跌破千点。但管理层这次已有所准备，迅速利用“在股改实施新老划断前暂停IPO”、“未完成股改的上市公司停止再融资”、“增加60亿美元QFII投资额度”等一系列利好帮助市场企稳。

　　与此同时，外界对股改的争议突然升级，甚至出现了从根本上否定股改的声音：先是曾任国务院国资局企业司司长的管维立的《三万言书》———《中国股市的荒唐一幕》，认为股改是“在错误的时机发动的错误试验”；随后，2005年7月25日《金陵晚报》刊载经济学家吴敬琏专访，指出“千点托市不应该，补偿流通股股东不尽公正”。5天后，宝钢独董单伟建对宝钢新的分红方案投下反对票，并撰文表达了对现行对价方案的强烈质疑。

　　作为回应，股改支持派的代表———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纪鹏写就“驳《三万言书》”，以洋洋数万字对上述观点进行批驳。

　　而围绕股改的对价水平，各界观点同样莫衷一是：有认为现有对价水平过高者，如湖南大学商学院院长谢茂拾发文称股改对价严重高估，导致国资流失5000亿元；也有认为现有对价方案过低者，如著名作家周梅森提出股改对价至少要达到10送5。

　　面对各种声音，监管层毅然连续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改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改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改业务操作指引》等数个重要文件，推动股改义无反顾地铺开。

　　为了给已进行到关键时刻的股改添柴加火，由证监会、国资委等五部委组成的股改领导小组于2005年11月10日在北京首次召开“股改工作座谈会”，股改开始加速。

　　从根本上看，2005年启动的这场重大改革是为了解决中国股市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深层次制度缺陷，其牵涉之广、难度之大、非议之多、交易费用之巨都是中国自有资本市场以来其他各项金融改革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也正因此，股改奠定了在2005各类改革中的轴心地位，其也被誉为是一轮“解除中国股市沉疴”的制度变迁。

　　市场创新：多样化转型

　　如果说股改是从中国股市的肌体内部实施“手术”的话，那么去年出现的各类市场创新则是在进行“整容”与“修补”。

　　市场创新首先体现在产品创新上。去年7月18日，沪深交易所正式发布了《权证管理暂行办法》；8月22日，宝钢权证挂牌上市。此举丰富了金融品种，提高了投资者进行组合设计时的风险免疫能力，大大拓展了市场的深度。当然，由于初期的制度缺陷，由宝钢权证带来的投机风也引致不少诟病。

　　为了避免权证交易过度投机，上证所在武钢股改引入蝶式权证后推出了权证创设机制，即允许创新类券商发行基于资金或者现券支持的权证。虽然权证制度至今仍受争议，但股改公司却对权证日渐倾心。此后，万科、新钢钒、白云机场等相继推出包含权证的股改方案。

　　除权证之外，国债期货、股票期货、股指期货等其他金融衍生产品也在紧锣密鼓地研究设计。创新类券商则获准发行集合理财产品，成为去年股市的又一大亮点。

　　创新的另一个表现是鼓励新资金入市，此举大大拓展了市场的广度。去年2月20日，央行、银监会和证监会共同制定推出了《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此后，由工行、建行和交行参股设立的基金公司首募规模达到100亿元。

　　与此同时，保险资金、社保年金、企业年金入市进程也在进一步加快。2005年2月17日，保监会与银监会联合下发了《保险公司股票资产托管指引(试行)》和《关于保险资金股票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从而大大拓宽了股市的资金来源。2005年7月，证监会宣布新增QFII额度60亿美元，使QFII试点额度由原来的40亿美元一举提高到100亿美元。作为上述市场创新的配套行动，上证所、深交所还在市场监管、机制创新方面进行了实质性尝试，推出了ETF套利机制、大宗交易双向报价业务，发布了两市统一指数沪深300指数、中小企业板指数等。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根本

　　股改被监管层寄予厚望，市场创新也备受各界期待，但这些均未完全触及股市最核心的问题———市场治理。要根本解决中国股市多年来的市场积弊，唯有让改革介入到更深的市场治理层面，以基础性的制度建构来挤破市场昏聩的痈疽。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上市公司治理与券商治理，而前者更被视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根本。

　　在去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就曾明确指出，要完善证券市场，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是根本，同时要加强以制度为主的证券市场的基础建设。这为此后的一系列市场治理举措定下了基调。

　　2005年10月17日，新修订的《证券法》和《公司法》获十届全国人大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并于今年1月1日起实施。围绕“两法”的颁布实施，各部门还进行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的修订与调整，包括新股发行规则、新的会计准则等。

　　2005年11月2日，国务院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对长期以来堪称中国股市“痼疾”的大股东占款问题推出一系列严厉的惩治措施，有关部门同时确立了工作方案和实施方案，并且成立了专门小组。

　　2005年11月14日，证监会宣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规范意见》(试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由此打开了人们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想象空间。

　　2005年12月23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颁布，证监会与银监会在联手治理上市公司违规担保的同时也进一步整肃了市场。

　　“这些举措有助于提升中国证券市场的可信度，树立公众的信心。”高盛(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日前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对此作高度评价。但他同时认为，除了政府负责监督外，中国证券市场更需要一种市场监督的机制。像国外的很多大股东占款现象没等到政府出面干预就已受到市场的惩罚，美国近几年倒闭的几家大公司就不乏其例。

　　“而在中国，很多企业(尤其国企)由于背靠‘大树’，即便有这种侵占行为也没有得到惩处，且一旦面临困境还可得到政府的援救。这才是问题的根源。”在他看来，中国政府还是应当让市场更充分地竞争，同时加强董事会的权力，以使其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

　　尽管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既先天不足、又发育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制度通衢上迈出的任何一步都意味着对传统观念的冲击以及与既得利益的博弈。去年发生的这一连串制度变迁未必会在短期内让中国股市“涅槃重生”，但至少是跨出了最艰难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讲，2005年在中国股市的历史坐标中既不属于过去，也不代表现在，而是预言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