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交所比上交所早生半个月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已进入从量的扩展到质的提升转变的发展阶段。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结构显著改善——

　　蓝筹股在股市中的主导地位基本形成

　　直接融资比例明显提升，股票融资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比例已突破20%

　　我国投资者数量快速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已接近50%

　　基金持有人账户总数已经超过1.1亿户

　　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8·10”事件是我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

　　李灏——

　　1926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广东电白县人，中山大学毕业。1947年10月参加革命。

　　1953年起，先后在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单位工作，曾任国务院工交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建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专职委员，对外经济贸易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经委秘书长。

　　1983年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

　　1985年8月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1986年5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

　　1993年任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文/记者邱敏

　　82岁的李灏目前的案头放着两本书：《经济学百年》和《日本失去的十年》。李灏，1985年开始主政深圳，在特区“非常时期”一度给人以“铁腕”印象，在他的推动下，深交所创立，并逐步奠定起深圳在中国的金融地位。他同记者谈起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8·10”事件，语言风趣，思维清晰。虽已久居二线，李灏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

　　还没拿到“准生证”深交所就呱呱坠地

　　上世纪80年代末，沪深两地同时筹备证券交易所，可谓是你争我赶想成为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论筹备，深交所更早，但获得批文却是上交所更早，时逢上海正筹划开发浦东，上海便把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写进开发方案，在一个筐里埋上个 “小辣椒”，看上面怎么反应。结果中央没有驳回。早早筹备的深交所在李灏的支持下，暗渡陈仓搞了一个“试开业”，没拿到准生证就出生了。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就成了“一桩公案”。

　　广州日报：上交所筹备时期，朱镕基主政上海，他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深交所是您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时候成立的，当时是什么原因推动的？

　　李灏：我并不是说一开始就知道搞证券市场好，应当说创立交易所是一系列改革的逻辑必然。

　　这要从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讲起。1978年，谷牧副总理到欧洲考察，我也参加了，考察了国外的独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我们感觉到，我们国有企业缺陷弱点暴露得充分，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要建立起一个明确的责任体制，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国家是谁呢？谁也不知。当时还有一个荒唐的说法，全国的国有企业是中央的，地方各省市的也是中央的，那所有的企业都是中央的。后来江泽民总书记都讲，国有企业“人人所有，人人不管”。所以第一件事是把责任体制建立起来。深圳在当时走在了全国前面，1985年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实现了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和管理国有资产两种职能分开和政企分开。

　　第二个问题就是产权多元化，国有企业逐步实行股份制。1986年10月，以市政府名义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将赛格集团公司、建设集团公司、物资总公司等6家市属大型国营企业作为股份制改革试点单位。

　　此同时，一些新建立的企业也走股份制路子，如深圳发展银行。有了股票，就有交易，开始到柜台买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股票就好像从睡眠中一下子醒了过来，股价猛涨，于是黑市盛行，自然就需要建立一个规范交易的场所。所以，我说深圳成立股票交易所是股份制企业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最直接的动因是，1988年，我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在伦敦，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帮我们组织了一个投资座谈会。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我们养老基金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企业，只能在市场买你们的股票。我听后就开始考虑深圳证券市场体系建设问题。

　　1988年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怕被攻击搞资本主义，才改成“证券市场”

　　广州日报：当时要建资本市场压力很大吧？

　　李灏：是啊。1988年，从香港回来后，我们马上成立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后来怕被攻击搞资本主义，才改成“证券市场”。

　　我们请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帮我们拟定建立证券市场的总体方案、起草各种法规制度、帮助我们培训干部。我记得当时光立法这一块就翻译了几百万字的东西，办了四期的学习班，培训干部。我没有去参加培训班，但对于一些自己不明白的问题如市盈率也向专家们请教，股市涨停板等还是日本朋友提的建议。

　　广州日报：那时上海也开始筹备上交所了吗？

　　李灏：深圳证券市场从1988年开始筹备，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已基本就绪。九十年代初期，上海派市长带队来深圳考察过，而上海证交所的筹建工作上面批准得比较早。

　　1990年11月下旬，我就想证券市场筹备了那么久怎么都还没有声势。我通知市长，一起到现场去办公。我问“准备工作做好没有？”回答“做好了”；“为什么还不开？”“还没有拿到批文”。我说申报的事由市政府负责，既然准备工作已做好，明天就开，是试营业嘛。后来大家一起选了个好日子，定在12月1日开张。比上海证交所12月15日早半个月。到1991年我们拿到批文后，于7月9日补办了正式开业仪式。

　　深发展每股炒到132元 一封举报信寄到国务院

　　编号“00001”的深发展当了多年的深市龙头，1990年，深圳发展银行股票最高炒到每股132元。这时，一封举报信寄到了国务院：“深圳的干部们被股票一网打尽了。”中央派来了调查组，这一次深圳交易所差一点就被关了。在调查之后，结论是决不能因怕飞进几只苍蝇而拒绝窗外的天空。江泽民总书记最后拍板，允许股市继续试点，但为保稳定，暂限深沪两个城市。

　　香港有媒体说我买股票赚了500万，上交了150万元党费，给我惹了麻烦

　　广州日报：听说深发展刚发行股票的时候，推销都好难？

　　李灏：发展银行当时有800万元股票向社会发行。后来有约80万元股票卖不出去，到政府机关来推销，当时我不知道，知道就不让发展银行来卖了，就会让市投资管理公司或别的单位包尾，不用逐户去推销。

　　广州日报：因为政府工作人员买股票问题，起了大风波？

　　李灏：告状告到国务院去了。举报信称，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早关早主动。还说，现在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通通烂掉了，再发展下去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香港有媒体登了一则报道，说我买发展银行股票赚了500万元，上交了150万元党费。写这条报道的人不一定是恶意，但给我招来了不少麻烦。

　　广州日报：是那个时候出台了机关干部不能买卖股票吗？

　　李灏：我找到市人行行长，要他把买发展银行原始股处长以上的名单给我找来。一查，市委常委、副市长里面只有我、秦文俊、还有一名副市长和警备区政委几个人没有买。我在市委常委会上建议，市领导层买了股票的都退回去算了。当时，好多人不赞同，说这深发展发行股票是按国际惯例、合理合法的，为什么要退回去？市里后来发了一个通知，处级以上干部不能买股票。

　　广州日报：中央来了调查组？

　　李灏：有多少人来调查研究我也说不清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次：一是特区十周年以后，受江总书记委托，周建南同志来进行了调查研究。周建南是周小川的父亲，原电子工业部部长。中央让他来深圳一起研究股票市场下一步怎么搞。周建南回京后准确地向党中央汇报股市利大于弊的观点，同时提出具体改进的意见。另一次是姚依林同志在一份材料上批示，经李鹏总理同意，派吕培俭同志带人来深圳做调查。这个调查总的来说也比较实事求是。1991年，当时场外交易泛滥，暴涨暴跌，波动太大，控制不住了，普遍的想法是“投机性太大，风险太大”，差一点就关掉了。

　　全国股民涌向深圳 警察动用了催泪弹

　　直到今天，中国股市的新股发行机制仍然是备受诟病，“一本万利”的打新股造就了中国独特的打新股神话。事实上，中国股市第一次重大群体事件——“8·10”事件，就源自于深圳市1992年新股发行。当时，共有120万人涌入深圳。排队者不分男女老少、已婚未婚，前心贴后背地紧紧拥抱在一起长达10小时，为了认购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新股认购抽签表共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表100元，每一购表人可持10张身份证购10张抽签表。中签者可买1000股新上市股票。10日傍晚，排了两天两夜买不到表、又发现有人舞弊的几千股民开始聚集、围观，继而游行。随后，数万人围在市政府周围，砸汽车、砸摩托、攻击执勤干警，有关部门不得不动用催泪弹和水炮驱散人群。

　　如果当时犹豫不决、请示汇报，就死定了

　　广州日报：“8·10”事件发生时，情况很危急吧？

　　李灏：如果说前面深交所差点被关是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话，“8·10”事件则是同老百姓的问题了，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事件。我觉得我所经历的、可以同这一事件比一下的也就是1987年几万人冲击深圳边检事件了。当时谣传英国女王生日将大赦三天，特许非法入境者为香港永久居民，广东及其邻近的海南等省群众轻信谣言，从5月初开始有不明真相的群众拥向深圳特区管理线外围，到6月20日达到高峰。惠阳地区有的农民在地里干活，脚都不洗，就来了。

　　“8·10”事件的主要原因就是新股发行的方式考虑不周，买十张一定能中一张，中一张就能赚一两万元钱，几乎是没有风险，那不是全国股民都吸引来了，由于股票供不应求，发生了一些突发情况。如不能及时平息，后果不堪设想。

　　广州日报：那事件是怎么平息下来的？

　　李灏：没什么别的办法，就是把下年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当年发行。由于情况紧急，当时草草写了几条就拿去广播车广播：“你们游行、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市里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明天还在原来地点卖。”结果，游行队伍一下就散了。事后想，如果当时犹豫不决，请示汇报，就死定了。

　　经济学家 华生

　　A股市场成熟 至少还要5年

　　文/图 本报驻京记者柳建云

　　1998年2月，华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认为中国股市需要尽早纠正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产权关系不清的制度缺陷。2005年初，中央决策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后，在股改的各个主要阶段，华生先后五次发表长篇论文，成为推动股权分置改革权威的理论声音。

　　去年股市的泡沫，政策有重大责任

　　广州日报：去年10月中国A股市值最高达到33万亿元，一年后沪指狂泻3000点，而有关股市牛熊的话题演变成了政府救市与反救市的争论。你怎么看？

　　华生：本来政府是不应该救市的，但中国的投资者很幸运，就是说，如果市场惨不忍睹，还是有降落伞和救生衣的，这是中国的国情。中国股市现在根本没有摆脱政策。去年的泡沫，应该说政策是有重大责任的。

　　广州日报：对于当前股市的起伏，有人开始质疑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果，也开始质疑改革成功后牛市是否提前结束。

　　华生：这个市场，从去年开始调整，还将需要长期的调整，这个调整是需要衡量的。并没有改变股权分置改革本身的成功性。相对来说，现在还是牛市阶段，毕竟股指比起3年前，还是上涨了3倍半。直接用单纯经济基本面分析做国际比较，对未来的判断可能更加单纯一些。因为去年实际上，我们当时比较明显的表现出新进市场的那种狂热，因为当时全世界的人提醒了中国的股市估值太高了。

　　股市最大压力是新股，不是“大小非”

　　广州日报：作为股份制改革提出推动者，如何评价股改，尤其是国有股解禁影响A股行情的问题为何长期以来悬而未决？

　　华生：国有股法人股分期流通在股改之初就已是公开透明的信息，只是投资者一直以来，特别是去年股市向好时，忽略国有股解禁信息低估解禁风险，解冻股的股东在当时也是观望，因为解冻两年前就已启动，当时并没很大程度上影响股市。事实上，现在大小非已经解禁多数，目前影响市场最大因素是新股到期解冻。

　　广州日报：这段时间多数专家认为，排除国际因素，股市下挫的最大利空是大小非解禁，而你认为是新股，为什么？

　　华生：大小非目前只是解禁股的一部分，据我测算，解冻股中新股比例超过大小非，而且大小非越来越少。而不能把所有解禁股都归到股改前的大小非头上，也就说，对市场冲击影响，常态发行的股票将是市场最大压力。解禁股，国际因素、宏观经济基本面是影响股市的重要因素，但基本面起着决定作用。一年前经济基本面不支持时，大小非也不减持，非到了开始下跌才减持。

　　对于证券市场，政府的责任不能缺失

　　广州日报：你分析中国股市目前主要问题有哪些？

　　华生：最重要的是政策本身透明度、连续性和稳定性建设，要摆脱个案管理，实现真正的制度管理。比如再融资问题，在西方完全是市场行为，董事会开会决定就可以融资。中国则需要逐步撤出管制，尽管可能存在制度衔接问题，但这是改革的方向。又比如新股发行制度呼吁这么长时间，现在还没有拿出实质性的改革办法。再比如保监人制度，由于没有个人破产制度，实际上政府承担着责任，保荐人拿着高薪。

　　另外开放式基金制度。一个基金经理当面跟我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傻了，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送给基金，他们真以为基金是一个赚钱的机器，实际上基金经理知道，在这个高的点位上进行管理是很有问题的。基金现在整体大幅度下降，是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去年整体基金没有增发的计划，要拼命扩张，第一靠增加基金的收费，同时增加自己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地位，最终带来的是整个行业的箫条。但是任何个体不会考虑个体行为最后会带来行业的箫条，起码个体的相对地位是改善的。而这是监管者的责任。什么人可以成立基金，成立多大的基金，基金什么时候可以发，可以发多少，都是政府决定的。

　　广州日报：按照现在的发展水平，你认为中国股市要成熟还有多长路要走？

　　华生：实际上面临两个转变，一个要从过去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市场，逐步过渡到一个开放的，跟国际市场能够接轨的一个市场。另一个则是从新兴市场走向成熟市场，实现这两个转变，A股至少要5~10年。

　　华生——

　　1953年生， 现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东南大学兼职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著有由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英文专著和《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等书。

　　华生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制度变革（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者和推动者。

　　国有企业是国家的，国家是谁呢？谁也不知道。当时还有一个荒唐的说法，全国所有的企业都是中央的。后来江泽民总书记讲，国有企业“人人所有，人人不管”。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的股票就好像从睡眠中一下子醒了过来。股价猛涨，于是黑市盛行，自然就需要建立一个规范交易的场所。

　　后来很多人都问过我，在深圳打头阵、越雷区，怕不怕？孙子兵法有这么一段话：“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利合于国。”只要坚信利国利民，就要勇往直前。

　　——深圳原市委书记 李灏

　　一个基金经理当面跟我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傻了，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送给基金，他们真以为基金是一个赚钱的机器，实际上基金经理知道，在这个高的点位上进行管理是很有问题的。

　　——经济学家 华生

责任编辑：陈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