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妈妈复职遭遇配套瓶颈 托儿所回归急需顶层设计

　　全职妈妈复职遭遇配套瓶颈 “托儿所”回归急需顶层设计

　　本报记者 王峰 北京报道

　　冯丽（化名）在孩子不满1周岁的时候，就把他送进了“托儿所”。原因很简单：她和老公都要上班，双方老人身体不好，没法给他们带孩子。

　　这家“托儿所”就隐身在冯丽的小区，没有门牌，三名曾经的幼儿园老师在一套三居室里照看五、六个孩子。“她们的服务很体贴，所以我还比较放心。”冯丽说。

　　“在我小时候，几乎每个单位都有育婴室，作为单位给女性职工的一种福利。但现在，0-3岁婴幼儿的社会化托育基本是缺失的，孩子要么是老人养，要么是全职妈妈自己养。”全国政协委员、湖北首义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文敏说。

　　原国家卫计委2016年对十个城市的调查显示，全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但76.8%的家长期望孩子能上“公办”托育机构，且希望能上全日制者占84.2%。

　　推进多渠道增加托幼资源供给已被提上议事日程。但从指导思想、法律制度，再到配套准备，目前，托儿所仍然难以大规模回归。

　　向下供给与向上需求

　　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托儿所曾有过繁荣局面。

　　1951年发布的《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各企业工会基层委员会应根据企业情况与职工需要，办理托儿所等集体劳动保险事业。

　　据1957年9月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报告数据，1956年底全国城市各种托儿机构约有26700处，收托儿童125万余名，比1949年增加了260倍。

　　同期，在工作开展较好的南京，共有街道群众自办的托儿所（站）、幼儿园（班）167所，收托儿童10947人，这还不包括工厂、机关托儿所、幼儿园所收儿童人数。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和建花介绍，上世纪80年代，托儿所数量再次大幅增长。1980年国务院托幼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办公室设在全国妇联，全国29个省、市、区一级也建立了托幼工作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但由于领导机制不健全、市场化改革影响冲击等原因，原有的托幼服务体系又很快解体。

　　一项调研显示，2013年，南京市早期教养机构共318家，其中具有全/半日制的托育性质机构268家，公办园61家，民办园（包括社会力量、私人办园）207家。共招收8731名0-3岁幼儿。

　　2013年，上海市独立设置的规模化托儿所只有41所，入托3岁以下婴幼儿仅6058人。

　　“近两年来，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托育机构，但主要是民办机构，这些机构大多没有高标准的物质条件，也没有形成规模化。”谢文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托儿所数量寥寥，入托父母的需求却持续高涨。据中国妇女报报道，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邹艳辉介绍，调查显示，32.9%的3岁以下婴幼儿全职母亲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平均中断就业时间达两年以上，这些全职母亲重新就业的意愿相当强烈，75.5%的人表示如果有足够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将会再次就业。

　　多渠道增加托幼资源供给

　　“我今年向全国两会提交的几份提案都已得到主管部门的答复，只有这份托幼服务的提案例外，可能是涉及部门较多的原因吧。”谢文敏说。

　　“在我国，3-6岁为学前教育，由教育部门主管；0-3岁为保育，主要由卫生部门主管，也会涉及教育、工商等部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教授林华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连续3年的全国两会上，均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确定主管单位、明确部门职责。南京市已先行一步，明确人口计生部门是0-3岁托育机构的业务主管单位，增设婴幼儿发展处。

　　主管部门需要顶层设计予以明确。“学前教育法正处在立法调研阶段，教育部出台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并不包括0-3岁阶段，我认为也不太可能出现在学前教育法中。”林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托儿所曾是鼓励妇女投入工作的福利手段，这一理念也有待重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和建花发现，教育部修订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将幼儿园的作用从原来的表述“促进幼儿发展和方便家长工作”改为仅剩下“促进幼儿发展”。

　　和建花在2017年曾撰文认为，我国托幼公共服务的基本目标应是两个：一是照看和教育幼儿，使其获得全面发展；二是解除家长的后顾之忧，促进劳动力市场和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

　　今年5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推进多渠道增加托幼和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时任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2016年全国两会记者会上也表示，各地也要推进三岁以下婴幼儿托幼机构的建设，鼓励以社区为依托，兴办托儿所，也鼓励女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

　　我国的幼教经费一直只占整个政府教育经费支出的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一般达到了3%，法国和丹麦则分别达到了11.1%和10.6%。

　　“政府应该加大对托幼公共服务的公共财政投入，鼓励公办幼儿园、集体单位、社区或其他社会力量开设幼儿日托服务，逐步构建0-3岁育儿支持服务体系。”谢文敏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中一认为，政府可以利用现有托育资源和已有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在所提供的为民服务项目中增设托育服务内容。

　　他介绍，在一线和多数二线城市当中，平均每个城市都拥有百余家早教中心，有些城市甚至超过了几百家。已有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则包括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家庭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等。

　　“对于家长来说，是愿意付出一定的亲子陪护时间的。所以一个折衷的办法是，一方面延长产假，另一方面把幼儿园小小班的入学年龄提前至2岁，这样尽量压缩家长的工作空当期。”冯丽说。

责任编辑：王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