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娃若是国事 财政要不要支持？

　　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正当其时 言咏 中国将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猜测一直在流传，大家似乎都等着这只靴子落地。9月10日，中国编制机构网发布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即“三定”方案），3个计划生育相关司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在方案中，除了内设机构名称，具体条款政策和部门职责分工中也都去除了“计划生育”一词，相应改为“生育政策”。 尽管靴子尚未完全落地，时间表也无法预测，但这无疑是今年“两会”卫计委更名卫健委以来又一个明晰的信号：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可期可待。 这几年以来，我们听到最多的声音是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趋势难挡、生育意愿下降、养老金负荷沉重、社保体系步履维艰。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人口政策掉头，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一步步调整，目的是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其实已经有点为时尚晚，长期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育龄人口基数下降以及各种因素导致的生育意愿下降，让老龄化和少子化的人口结构在未来不可避免将会更加凸显。此次卫健委“三定”方案中，新设了“老龄健康司”，也反映了中国的人口新形势。 不管是“单独”二孩还是全面二孩，依然有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那就是：生育权还没有彻底还权于民。比如说当年强调政策是全面二孩，不是全面二胎，如果第一胎是双胞胎，是没有资格生第二胎的。 在当前的人口形势下，在生育政策上继续保持管制性的执政思维是不可取的，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宜早不宜迟。 首先，长期计划生育政策下形成的管制思维，需要顶层设计上的放开才能逐渐扭转。前不久河南柘城县拟对三孩及以上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一事就是例子。柘城县卫计委的做法确实没有违背政策，但与当下鼓励生育的潮流相悖。一方面人口老化、生育率低迷需要鼓励生育，另一方面重罚三孩家庭，这不仅将导致公众的认知混淆，也会导致官员的执政混淆。 不可否认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的环境下有其历史意义，但用行政力限制公民生育自由的做法，不应是长久之计，应该顺时顺势放开。需要强调的是，公民的生育自由，包括生的自由，也包括不生的自由。前不久一位专家建议40岁以下公民每年强制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领取，如未生育二胎，则退休方可领取。建言一出，舆论哗然。在个人权利意识日渐苏醒的当下，这种强制“生”的思维方式难以被民众和舆论接受。 促进生育意愿的释放，不应该依靠任何强制或者半强制的手段，而是要松绑生育限制。让那些有意愿、有能力生养更多孩子的家庭，没有后顾之忧。就像当年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政策上也要鼓励一部分人先“生”起来。另外，还需要创造一个对育儿友善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现在中国的育儿成本太高了，女性付出的机会成本的代价尤其大。因此，释放生育意愿需要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多做文章，比如，完善幼托体系、给予税收抵扣甚至于在适当的时候过渡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征税制度、为全职父母接受继续教育提供便利，为他们重归职场提供友善的支持等，这些都有助于生育意愿的释放。 但是，不管生育率低迷到何种程度，也不管对人口增长的需求迫切到何种程度，政策制定者都要清楚，不能再靠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来提高生育率，只能靠政策的引导和福利的激励。计划生育退出历史舞台已是不可逆的趋势，政策制定者要顺势而为，全面开放生育限制正当其时。[详情]

　　二孩政策效应放缓 统计局将再摸底全国人口变动情况 本报记者 定军 北京报道 深秋将至，各地人口统计人员又要忙了。 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关于开展人口变动调查的公告，继上半年在部分医院和行政村对二孩出生情况进行调查后，今年10-11月还要进行2018年人口变动调查。 多名地方统计局人口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次人口变动调查是例行的1‰抽样调查，也会涉及到一孩、二孩的数据，但这比全面二孩生育调查的规模要大，本次调查涉及到全年和各省。 本次调查要拿出全国以及各省市自治区2018年的出生率以及一孩、二孩数据，为人口变动走势提供数据支撑，也为2020年的人口普查做准备。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指出，当前生育率下降最核心的有三个因素，一个是生活成本快速上升，特别是房价高；二是年轻人受教育水平提高，这会推迟生育，降低生育率；三是城镇化水平提高，也改变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一孩二孩生育数量均下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安排，不少省市进行了上半年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调查，从各地公布的数据看，一孩、二孩生育情况均不是很理想。 以四川统计局公布的报告为例，从四川被调查的23家医院、助产机构接生孩子总数上看，2018年上半年共接生27721人，比2017年上半年减少1747人。从调查的42个村（居）委会登记的出生孩子总数上看，2018年上半年共出生846人，比2017年上半年减少152人。两者都呈现下降趋势。 考虑到仍在怀孕的情况，今年全年四川出生人数也会下降。从四川调查的42个村（社区）居委会登记的怀孕人数看，今年上半年共登记的怀孕人数602人，比2017年上半年登记出生人口846人减少了244人。其中，城市居委会、镇级居委会、乡级村委会分别登记怀孕人数为384人、131人、87人，分别比2017年上半年出生人口减少132、156人、108人。 从登记接生孩子胎次的16家医院来看，2017年上半年分别接生一胎、二胎、三胎及以上12143人、7807人、337人，2018年上半年分别为11401人、7756人、356人，可见一孩、二孩出生数量都在下降。 上述情况也为江苏、贵州、天津相关机构的统计数据所证实。今年上半年，江苏省共出生38.3万个婴儿，比去年同期减少5.6万个，减少12.8%，引起社会巨大的关注。 2018年上半年多地出生人口同比下降，与之前不少认为2018年出生人口会创新高的预测矛盾，原因何在？ 西部某省统计局人口处一位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现在适合生育二孩的妇女年龄都很大，加上育龄妇女减少，都导致整体今年一孩、二孩生育数下降。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所所长杨成钢指出，年轻人上大学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会推迟结婚年龄，初次生育年龄也会延后，而且年轻人普遍生育意愿不高。 “现在养孩子成本太高，很多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太大，因为生育后可能会影响工作。有的人生育后请一个保姆的钱，甚至要超出自己的工资，这使得很多人不敢生。”杨成钢说。 多年以来，城镇化率和大学毛入学率都在持续上升，很多年轻学生从农村进入城市，逐步改变多子多福的思维，形成了城市少生优生的观念。 今年是国家出台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三年，二孩效应减缓还与房价高有关。去年以来，很多地方的县城房价涨幅都很高，每平方米房价过万比较常见，买房压力并不低于一二线城市。 居民生育意愿为何不高？ 今年全国生育情况到底如何？目前，各地统计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要求，开始部署10、11月份的人口变动统计工作。这包括人口出生、死亡、城镇化率，以及一孩、二孩生育，和各个年龄段人口等具体情况。 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关于开展人口变动调查的公告指出，为真实准确把握我国人口发展变动情况，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为党和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和各项政策，推动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基础依据，国家统计局将以今年11月1日为调查标准时点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年度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上述调查时间是10月15日-11月20日。 一位地方统计局人口处负责人指出，上述调查是按照1‰的比例进行，该调查也为2020年的人口普查做技术铺垫，同时今年也有二孩的调查内容。 上半年全国二孩调查抽取的医院和村很少，只是带有学术研究的性质，很多省都没参加。 此次进行的调查样本要更大，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参加，一些地方的抽样比例可能会达到5‰，比如浙江过去多年就是如此。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一般逢0的年份做人口普查，那么2020年将是第七次人口普查，而每逢5年的年份进行1%的人口抽样调查，其余的年份进行1‰比例的调查。 由于上半年各地统计局调查显示的二孩生育情况不理想，可能全年调查的数据也会呈现类似的结果。 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丁金宏认为，现在结婚人数在不断下降，生育人口不断下降也是正常的情况。 目前，居民生育意愿不高，不只是有房价高、养育成本高的因素。杨成钢指出，现在婴幼儿托儿所很少，在全国95%以上的婴幼儿是靠老人来照看的，这说明婴幼儿培养配套政策不完善。 张翼认为，现在最关键的是控制房价，以现在的房价水平看，即使维持多年不涨价，也很难促进人口出生率提升。建议采取办法降低房价，另外要提供好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降低养育子女的综合成本。[详情]

　　你是不是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先不要急着回答，可以做个小型社会调查：问问你在大城市的亲戚、老家的亲戚，看看他们已经生了几个孩子，想要生多少个孩子[详情]

　　30年里的三个家庭：在中国，养育二孩是个心理挑战 1978年，“计划生育”正式写入宪法，独生子女成为许多家庭不情愿也无力违抗的一条政策。也有反叛者冒着极大风险去生育二孩，但过程极为艰辛。2016年，中国放开二孩，然而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生育观念的变化和社会压力的挤压，让生育二孩同样不易。 周卓然 编辑|许悦 煜之是个产科医生，整个医院里，只有产科的人才是带着喜悦进出。当然，也会看到人世间的种种。 煜之记得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开放后，许多在计划生育时期压抑了二孩需求的家庭开始集中释放。他们中的许多将二孩视作释放生男需求的工具。当年，他所就职的上海某公立医院出现了一波高龄产妇生育潮，科室里来的女性多为三四十岁以上，到了临产这一环，孕妇们几乎都已经从小医院或私立机构处知道了孩子的性别。到了今年，煜之医院里每个月的男婴出生数量都高于女婴。 农耕文明催生的重男轻女虽遭到了现代化价值观的冲击，但短期内无法消除。关于如何辨别二孩性别的帖子在妈妈群和搜索引擎中如今依然随处可见。而当第二个孩子是儿子时，四口之家则容易全体背上沉重的情感负担。 1978年，“计划生育”正式写入宪法，独生子女成为许多家庭不情愿也无力违抗的一条政策。也有反叛者冒着极大风险去生育二孩，但过程极为艰辛。2016年，中国放开二孩，然而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生育观念的变化和社会压力的挤压，让生育二孩同样不易。 但有比钱更复杂的东西左右着生育二孩后的生活。 中国关于二孩的讨论很多。前阵子，《新华日报》所发布的一篇“建立生育基金”的评论，再次将该话题推向风口浪尖。80后、90后眼下正适龄生育，这批新晋父母跃跃欲试，却又茫然、恐慌。2018年，有1.15亿个独生子女独自长大，欠缺与亲兄弟姐妹共处的能力，也无法从自己的父母身上习得养育两个孩子的经验。 因此，困于生存难题的赤贫家庭、女婴足月引产、由独生子女组成的“反二胎联盟”等都开始在媒体上出现。但这真的是二孩家庭的全貌吗？ 事实上，在由独生子女向多子家庭转型的档口，那些未经污名化的寻常家庭更值得被注视。 一． 如今二孩家庭的不安，有很大成分来源于独生子女政策及其后续影响。《金融时报》撰稿人刘海宁曾在《没有兄弟姐妹的一代》中写道，“一胎化政策对中国人的影响需要更长时间来消除。” 菲利普布鲁（Phillip Blue）出生于一个美国的中产家庭，父亲是伯克利大学教授，而他是家里的二儿子。1987年的一天，他诞生在父母和姐姐的注视下，在之后的数年里，父母把大部分关注度都放在了他身上，这导致姐姐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30年后，布鲁上任芝加哥怀特研究院的心理学博士，成为了中美家庭问题的研究者。“毕竟我就是个二胎。”布鲁说。他深知从2013年施行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全面开放二孩之后，中国新兴家庭所要面临的问题，可能将极大地影响整个社会的命运。 家住成都的王欣雨就用了28年来亲历这个过程。11岁那年，她才发现自己有一个只比自己小一岁的亲弟弟，而这个自己素未蒙面的男孩被父母“藏”在湖南长达10年。但这么长时间，父母从未对她坦露过一丝一毫。 他们后来解释，因为她是女儿，他们始终怕伤害到她的情感。 王欣雨出生在1990年，一个独生子女扎堆出生的年份。父母为60后，经历过国家动乱、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他们自己多生于多子家庭，却受到老一辈传宗接代和男女平等思想的双重影响，内心颇为挣扎。 承上启下的工作总是不好做的，但还是有不少夫妻出于孝道选择屈从家族期待。王欣雨的弟弟就是这么来的，在她出生那天，护士把她从产房里被抱出来时，奶奶叹了口气，连接过襁褓都不愿意。取而代之的是一年后，皆大欢喜的弟弟的出生。 再生个儿子是奶奶下的强制命令，不然就让父母离婚。母亲是在王欣雨出生三个月后再次怀孕的，但计划生育当前，二胎随时会砸掉父母的饭碗，还会导致一大笔罚款。 王欣雨的父亲是公务员，母亲在国企工作，儿子的生育和交接只能全程打游击战。母亲90多斤，日日穿着宽大的衣服，到了实在藏不住了，只有请假到农村的姑奶奶家住。临盆也必须偷偷摸摸，儿子刚在产房里落地没俩小时，在医院工作的姑姑就催着嫂子“逃命”。 由于姑父是部队上的干部，有一个生第二胎的名额，弟弟王梓维就此被交接给姑姑抚养。而在公安局工作的爸爸则要负责将妈妈从医院运回姑奶奶家坐月子。他骑上一辆摩托车，将老婆藏在从车顶垂下的斗篷里，把车飙得像在追捕逃犯。 数月后，他们带着女儿离开了湖南。一直到2001年，计划生育没当初抓得紧了，妈妈才敢把儿子从姑姑家接到身边。但她不知道该如何向刚上初一的女儿解释，在数月中，她都骗女儿说，这是姑姑家的儿子。 王欣雨不傻，弟弟迟迟不走，她猜到了真相。为了证明是自己多想，王欣雨翻箱倒柜地找出了自己的独生子女证明，把这个盖着蓝章、白纸黑字的小本拿给父母对质，却没能得到想要的答案。她也开始把气撒在弟弟身上，“要是没有你就好了，是奶奶要你，爸爸妈妈不要你！”有时弟弟说不赢她，只能复述姐姐的话。王欣雨回：“你这个没有创意的蠢货！” 这场回归动摇了家庭内部原本稳固的关系。姐弟的相处并不顺利，王梓维的到来让一直以为自己是独生子女的她顿感晴天霹雳，“周围的同学都是独生子女，我和大家不一样了。” 父母的教育方式也开始陡然分化。他们错过了儿子的童年，也不知道该如何调和儿女的关系，只有选择自以为正确的方式——男孩要散养，女孩要富养。 王梓维刚到家里时有些爱哭，性格柔弱，这让当过兵的爸爸接受不了。他怪奶奶把儿子惯坏了，于是用最激进的方式去调整他积累的“坏”习惯。 儿子晕车，父亲故意带他开了一整天，让他一次吐个够，王梓维在座位上难受得眼泪流了一脸，却不敢哭出声来。王梓维还怕坐飞机，某年春节，父亲开车带着老婆女儿回湖南省亲，只给儿子买了机票。 相反，王欣雨的成长却是有求必应的。父母对她的零花钱从不加以限制，高中时，她花掉1000块，弟弟只有500；毕业后，家里给姐姐全款买了房，却只同意给弟弟负担首付。外人看不懂，说“你们家真奇怪，别人都偏向儿子。” 王欣雨知道，这是父母为了弥补当年重男轻女的后遗症。她常听母亲说：“如果我们再不多爱你一点，你多可怜啊。”但这种差别对待却一而再拖慢她和弟弟缓和关系的步伐。一次，母亲看到弟弟的日记本没上锁，瞄到一句：“所有人都只对姐姐好，好像只有姐姐是亲生的。” 这些幼年问题即使在长大后得到了缓解，也常常因结婚后外人的介入而卷土重来。每每面对不满的弟媳、始终站在自己这边的母亲、左右为难的弟弟，王欣雨解决家庭纷争的方式都是逃跑。 如今，她在父母给她买的房子里单独居住。她说自己还是没学会做一个姐姐。 二． 在欧美，“Birth Order”，即出生次序，长期以来被作为心理学和家庭社会学的重点课题来进行研究。在心理学家Alfred Adler看来，儿童性格的形成其实更依赖于他们承担的角色，而不是性别。1974年，高尔顿发现英国科学家中长子比例较高。1999年，Frank J． Sulloway论证了长子与次子的人格差异，是源于父母的教养方式。 长子通常会肩负一部分教育弟妹的责任，这使他们自然地站在父母的同侧，成为了规矩的守卫者。但当父母缺乏主动沟通的能力，也无法引导两个孩子的相处时，长子和次子则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失落，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从而增加家庭纷争。 布鲁指出，这恐怕是中国独生子女一定会面临的问题。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无法像二孩那样去平衡父母的关注，而这也不利于父母实现人生角色的转变，他们也容易陷入对自我价值的诘问中。 Parents网站的一篇文章《成为二胎家庭》中写道，无论你和多少人交谈，或者读了多少本书，都永远不会为从嘻嘻哈哈的一胎妈妈坎坷过度到憔悴的二孩妈妈做好充分准备。对于许多人来说，生育第一个孩子难在接受自己成为父母，而生育第二个孩子最困难的部分，在于说服自己重复这个过程。海伦对此深有体会，这四年里，她正感到自己一点一点失去了人生。她有两个儿子，大的3岁半，小的100天，都处在没法撒手不管的阶段。 早上5点，二宝喝奶；7点，大宝起床，8点吃饭，9点学英语，10点陪玩；小儿子每3个小时喝一次奶，半夜啼哭，24小时里的每一秒都被死死填满。她一天里唯一的空闲时间，是趁着大儿子上幼儿园、小儿子母亲帮忙照料时，去做一个瑜伽。 海伦和大宝、二宝 如果没有孩子，海伦不会辞掉工作，去做一名全职妈妈。她一直是争气的女儿、体贴的妻子，一口气读完硕士后结婚生子、陪伴丈夫赴美读博、又回国发展。她原有个学术梦想，但因为孩子的相继出生，而被打断。 丈夫要养家，因此很少过问家庭事务，她自己解决大多数生活难题。常常是哥哥在一边喊妈妈，小的也开始哇哇大哭，最棘手的是碰上一个孩子生病了，迅速导致两个孩子交叉感染，她只能手忙脚乱地扛着他们一起去医院。 医院是每个母亲的“炼狱”。她们在这里遭遇生产时的身体之痛，又要面对孩子生病时的心急如焚。海伦记得大儿子出生时得了脑膜炎；小儿子出生时又有新生儿脓血，熬过去后也没消停，吃饭被鱼刺卡、感冒了、发烧了．．．．．．医院成了第二个家。 “只有一个孩子时，年轻妈妈还可以保留许多自己的生活方式，出去吃饭或度假并不难，但第二宝宝会令你设法维持的自由感消失殆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儿童慈善医院心理学家，堪萨斯城医学院儿科教授Edward Christophersen坦言。 二胎延长了母亲的焦虑期。海伦不是没有犹豫过，三年前第一次当妈妈时，她在产房里足足疼了20几个小时。疼痛感持续到了月子期，她觉得自己有了抑郁倾向。 这让她一度放弃了和丈夫结婚时制定的二胎计划。“反正第一胎是儿子，婆婆也不会说什么，妈妈也心疼我。”台阶找好了，但还是纠结：她是独生女，几年前亲人的去世令她感受到亲情的易逝，她想要多一些陪伴。 说服自己再生一个花掉了两年多时间。最后她告诉自己，二胎只是复制一遍走过的路，眼睛一闭一睁就过去了。结果备孕过程依然琐事缠身，为了照顾大儿子的情绪，她给大儿子买了一个小娃娃，终日让他抱着，一边忙着去南京的公共图书馆里借绘本给儿子看。绘本上画着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插图小框里写着：“妈妈要有新宝宝了。” “是啊，又有新宝宝了。”这真值得高兴，但每每说到成功的女性或者梦想这个话题时，她还是有些失落。网上有不少教二胎母亲放松的帖子写道：处理那些不可避免的挫折感应该怎么办？深吸一口气吧，你知道这会过去，五分钟，就让水槽里的脏盘子浸泡着，这样就可以放松一下。但似乎也没什么作用。 “我出国去读个博吧？”、“我什么时候能回归职场呢？”、“孩子这个大事解决了，我应该能在30多岁的赛道赢一把吧？”……她有时一遍一遍询问丈夫这些问题，即使他们极少就此事上达成过共识。 三． 丈夫如今更想要留在南京发展，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肩上也有重担。事实上，每多一个孩子，伴侣间的关系也会因此受到更大的挑战，因为彼此分给对方的时间和精力都更少了。 据2002年Attitude Press发表的研究显示，许多新妈妈都会感到沮丧，并希望他们的配偶能满足需求，但结果往往徒劳无功。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下更为明显，尤其是，当父亲是那个更主要的生活条件供给者时，他们也承担着更大的现实压力。 医疗和教育是两座大山。海伦的大儿子得脑膜炎时，家里一共花掉了四万，医保报了一万。两个孩子一个月的零食和吃饭钱近1万元，出去玩，光是父母照顾不过来，加上姥姥姥爷等，基本所有的消费都要乘以四倍以上。 而抚养两个孩子的成本，只会跟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南京的房价如今涨到了3、4万，学区房更贵。“为了省掉了一个兴趣班的开支，她自己上阵教起了英语。 没为省钱动过脑筋的二胎父母不足以谈人生。在北京，身为年轻法官的林麟在家里却像个账房，在妻子怀上老二后，他总结出了一套妙招，关键在于如何废物利用、减少浪费，以降低边际成本。正所谓一胎照书养，二胎当猪养。 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林麟留下了刚刚淘汰下来的大女儿旧衣服、妈妈用来消除妊娠纹的油，这些都可以接着使用。消费还可以分档：影响到身体健康的，就尽量用最好的；易坏品可以挑便宜点的来；如果考虑到二胎也能用的，就买好一点的。 “我觉得养育是因人而异的，你是什么经济实力，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林麟觉得，如今二胎家庭的焦虑，大部分是因为商业社会的裹挟。这种恐惧来源于社会对跨界层培养孩子氛围的渲染，“因为养育成本较高，而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了几十年，大家习惯了一个人，也没有带多个孩子的经验，因为未知，所以恐惧。” 这样一年下来，大女儿婴儿时期的花销为2万左右。林麟把多余的钱用来请保姆，以减少妻子的负担。他有个“老公决定论”，意思是女性生孩子、带孩子都比较辛苦，如果男的还不愿意帮忙，老婆的二胎生育意愿肯定下降。” 这催促着他从买婴儿床到餐饮搭配、陪玩、说故事，都自己张罗。没应酬的时候，他教女儿画画，给她洗澡，收拾好抱上床，交接给负责哄睡的妻子。如果不是女儿必须抓着妈妈的头发才能睡着，他也愿意代劳催眠的环节。 很快法院里的同事一遇到买房子、生孩子的事，都跑来咨询他。 四． “因为生育是一件风险蛮大的事情，一个人没有办法承担。”煜之说，而这种风险从怀孕阶段将一直延续，“没有丈夫，产妇在病床上发生任何事，谁来帮你做决定？” 没有谁能比产科医生更体会到生产的痛苦。煜之记得，自己刚刚开始接手剖宫产手术时，他从划肚子开始、打开子宫．．．．．．再把肚子灌回去，每一步都倍感紧张，光是缝皮，进针出针到打结，手生和过高的重复动作，都会决定一个女性留下疤痕的样子。 “妇产科很辛苦，所以喜欢男医生。”煜之说。 一般来说，医生不会建议第一胎剖宫产的女性在第二胎时采用顺产。中国对于两胎之间的间隔年限规定得比较保守，通常为一年以上。小于这个数字，大于5年—10年，并发症的概率都会增高。理想的是母亲在第一胎后恢复月经两三个月，才可以怀孕，这样到了第二次生产时，宫颈还未完全恢复，生得会比较顺畅。 由于生产和抚养的不易，2018年，当受到计划生育管控的人释放掉了需求，生二胎的人数又有了显著的下降。煜之看到，今年上海在床位等医疗资源上较为充足，已经没有了新政刚开放时的景象。 但是，生二胎也绝不是洪水猛兽。“如果能将两个孩子的年龄差控制在3岁以内，其实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让他们学会彼此照料，而不是像独生子女一样因获得了过多关注而变得自私。”布鲁说。 布鲁是Alfred Adler和Sulloway理论的支持者，他表示在重男轻女思想并没有那么严重的美国大城市，哥哥和姐姐的角色也都更接近于父母，和中国一样。而当长子顺利度过低迷期后，会拥有更健康的心理状态，他们去发现生活中还有更多其他美好。 2014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表示，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幸福感最高。父母看着两个孩子互相打闹和嬉戏时，能够极大地纾解成年人的心理压力，但如果还有第三胎，这种幸福感又会回到解放前。 一个独生子女家庭出生的母亲就此解释道：“独生子女和父母的关系都更为亲密，这会导致他们失去父母后的心灵处境更加艰难，而三胎又太多了。” 目前来看，大多数家庭关于二孩的期待都是一儿一女。这是一个传统观念、个人情感和生养成本综合考虑后的折衷方案。“有一儿一女肯定更好呀？但没必要过分强求。”排除极端家庭，普通城市居民在性别选择上也都可以接受“顺其自然”的结果。 林麟说，知道第二个孩子也是女儿那天，妻子大哭了一场，比他还要激动。但对于一位26岁的父亲来说，无论男女，第一个孩子的出生都最为意义重大。正是在那一天，他才真正从男孩变成男人了。[详情]

　　 推荐阅读： 梁建章：中国需要拿出8万亿“放水”给教育和鼓励生育 梁建章：生孩子既是家事也是国事 多生孩子利国利民 梁建章：鼓励女性生育最有效的方式是给补贴 梁建章：减税难是因为要为计划生育还债 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减税呼声很高。最近通过的新个税法，把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月。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项重要改革，那就是明年1月1日以后，将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保费。这就意味着，原先那些按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参保的中小企业，未来在社保方面所需支付的费用将增加，据此计算，对于有些企业和部分职工来说，在改革之后的总体支出不降反升。 之所以会出现强化社保征收的改革，主要原因是国家的社保急需补充。近几年，我国社保基金累计结余规模虽然在不断增大，但是总收入同比增长的速度，却明显慢于总支出的增长速度。例如，2016年，我国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为5.3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4.1%；总支出4.6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0.3%；基金累计结余为6.6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5%。社保收入慢于支出这种现象会越来越严重，毕竟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正在迅速提高。至于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科技进步带来的人均寿命提升，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年轻人口减少。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4亿，据预测，到203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5亿。在同一段时期间，相对应的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则从9.02亿减少到8.24亿。其结果就是每个劳动力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即所谓老年人抚养比）迅速增加。 下图是1982-2050年老年抚养比： （注：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人口/ 15-64岁人口*10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未来五十年我国社会抚养比预测及其研究》 在现代社会，私人储蓄和公共养老金是供养老年人的主要来源。发达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支付养老金和医疗福利等养老保障。这些用于养老的公共开支，其实通过向目前正在工作的年轻一代征税来筹集。因此，在老龄化社会，随着政府养老支出的增加，税收负担和财政赤字也将会随之上升。下图显示了老龄化和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正如预期的那样，一个国家的抚养比越高，其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就越高。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5年 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政府只能提高税收或者减少福利（包括延迟退休年龄。） 减少福利包括延迟退休年龄，这可能引起人们的不满。提高税收将会降低经济的活力，尤其是年轻人的活力。增加赤字只是拖延问题，因为赤字最终需要由更高的税收偿还。中国经济的宏观税负已经非常高，所以这次增加社保负担会引起如此这样大的舆论反响。 但加征社保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计划生育下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负面效应才刚刚开始。随着年轻人口不断减少，未来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减少福利或者加征社保的压力只会与日俱增。这些都是在为低生育率还债，责任很大程度上是以限制生育为特征的计划生育。正如独生子女面临抚养四位老人如此沉重负担的根本困境，是自己没有兄弟姐妹帮忙。 现行过重的税收和社保负担只是结果，要降低总体税负，只能压缩其他方面的开支，比如缩减政府行政开支及减少外援和低效投资等。虽然对贫困国家的大规模援助和投资，对消化国内过剩产能，扩大中国产品的市场，乃至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都有现实意义，但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鼓励生育来提升未来中国的人才规模、市场规模和创新力更是当务之急。 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是威胁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风险。2017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这一年的出生人口仅1723万，比2016年少了63万，比卫计委预测的最低值还少了整整300万。由于人们生育意愿普遍低迷，即便在2018年全面放开生育，出生人口锐减的趋势也不会有所改变。为了防止今后的人口结构进一步恶化，需要提高目前过低的生育率，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巨大的财力投入。如果不能扭转出生人数下降的趋势，中国未来的形势只会更严峻。 由于中国房价相对于收入是世界最高的，中国的育儿成本也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再加上中国妇女的工作压力也最大，所以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可能是世界最低之列，这就需要至少用GDP的2%到5%来补贴生育，才能有效提升中国的生育率。具体可以通过个税和社保改革来辅助生育。比如，可以通过减免社保的方式给予多孩家庭补贴。现在的社保各地的缴纳水平略有不同，但是一般是个人部分在10%左右，单位部分在20%左右。如果多孩家庭能够免交社保，就可以增加10%的收入，企业就可以减少20%的负担，企业也可以把省下的部分返还给个人或者提供产假等更多的福利。除了社保减免，财政补贴还可以包括其他的税负，比如所得税的减免和现金奖励。 给多孩家庭免征社保，虽然表面上加重了社保入不敷出的困境，但是这可以鼓励更多人愿意多生孩子，长远来说有利于社保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对社保的未来投资，可以由中央财政以鼓励生育的拨款名义来代为支付这部分社保。这种措施可以减少抚养小孩的负担，短期可以提高生育率，长期使得社保平衡。 总而言之，虽然中国总体还有很大的减税空间，但是由于人口结构恶化导致社保负担增加，综合税负减轻的空间有限。而且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社保支出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公共财政必须把每一份税收用到回报最高的地方。[详情]

　　分娩补贴、奶粉补贴、产假福利、弹性工作制—— 为生二孩提供更多支持和服务（民生视线） 本报记者 李红梅 今年是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第三年。2017年以来，不少地方出台实施全面两孩的配套政策，除了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措施，还有补贴和奖励，如分娩补贴、奶粉补贴、产假福利、弹性工作制等，有些地方还给予现金补贴。各地出台这些措施与我国当前的人口形势有何关系？效果如何？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多地出台政策鼓励生育二孩 育龄妇女逐年减少，少子化老龄化程度加重；鼓励人们按政策生育，是非常好的开端，有利于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最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出台，提出“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鼓励雇主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灵活工作时间安排及必要的便利条件，支持妇女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 湖北省咸宁市出台政策，鼓励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将政策内二孩及以上产妇产假延长至6个月，配偶陪护假延长至1个月，其间工资奖金照发；推行弹性工作制度；每位补助300元用于孕期保健服务。 此前，已有不少地方出台类似措施。如新疆石河子市对生育二孩家庭进行分娩补助，对0—3岁二孩家庭给予适量奶粉补贴；湖北仙桃市生育二孩家庭可获1200元补助；天津市对符合二孩政策的职工增加30天生育津贴；湖北省宜昌市按照“限额内报销办法”，对合法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对象，以县市区为单位，落实住院分娩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城区按每例2500元标准，并适时调整。 记者注意到，这些地方出台类似措施的背后，与人口形势密切相关。以辽宁为例，《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显示，该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20.6%；0—14岁人口占比为10.4%。2015年辽宁省人口总和生育率仅为0.9，远低于人口世代稳定更替的2.1水平。此外，老龄化程度较深，老年人口抚养负担沉重。根据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辽宁省2016年老年人口抚养比达到17.37%，高于全国的14.96%。全省人口总数连续3年下降，也是全国3个人口负增长省区之一。 从全国来看，人口形势面对的挑战也不少。少子化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60岁以上人口超过2.4亿人，0—15岁占比仅为17.8%，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位徘徊，劳动人口占比逐年下降。2017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少63万人，其中二孩占比超过50%，而一孩占比在下降。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这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逐渐减少。‘十三五’时期，20至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每年减少约280万人，‘十四五’时期每年预计减少580万人左右，再加上这部分人群以生育意愿低的90后为主，造成一孩出生人数减少。” 他认为，“生孩子看似是一个家庭的私事，但人口数量、质量却关系国家的长远发展，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地方出台配套措施，鼓励人们按政策生育，这是非常好的开端，有利于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帮助和支持有生育意愿的主体生育人群 尊重生育意愿，帮助他们解决好事业与生育之间的冲突，调整相关公共政策，将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 “当前我们要做的是聚焦有生育意愿的人群，创造有利于生育的友好环境，帮助和支持他们将生育意愿真正落实为实际行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说。 郑真真长期关注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一些地区开展长期跟踪调研。她发现，个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能力、年龄、生育偏好等。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一部分60后、70后虽然有意愿，但年龄偏大，80后、90后成为最大的生育潜力释放人群。但是80后正处于人生中最忙的阶段，事业面临升职压力，在家庭里要带孩子忙升学，还要赡养夫妻双方老人。要事业还是要育儿，成为不少80后家庭的一道难题。而很多90后认为生育是私人的事情，对生育政策大多持不理会的态度。“对于这部分人群，首先必须尊重他们的生育意愿，其次应帮助他们解决好事业与生育之间的冲突，调整相关公共政策，将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 郑真真认为，与生育相关的公共政策主要是满足家庭对生育的需求，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妇幼保健、托儿和学前教育以及社区建设等。同时，有必要从家庭和妇女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定位、调整和完善相应的公共政策，支持妇女在承担生育重任时兼顾个人事业发展，形成尊重生育、对育儿友好、支持妇女平衡生育和事业的社会氛围。 “尤其对于年轻的职业女性来说，现实情况往往让她们很纠结。这不仅包括产假时间、父亲育儿假能否落实，还包括养育过程中的0—3岁照料问题与职业发展的冲突等。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从事非农劳动的妇女因生育中断就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如果妇女生育期的就业不能得到保障，很有可能在生育政策放宽后，会损失更多妇女劳动力，尤其是城镇的高质量劳动力。”郑真真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近1/3的全职母亲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全职母亲表示，如果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对这些妈妈来说，生一个孩子，起码有3年要照顾孩子无法安心工作；如果生二孩，又要有3年无法安心工作，无可避免给女性就业、升职带来不利影响。 有学者研究欧盟国家经验发现，那些能够较为妥善地平衡好职业妇女事业与生育关系的国家，人口生育率保持上升趋势，而未能较好处理这一冲突的国家，其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这个问题在我国存在多年，迫切需要解决。这需要全社会提高认识，尤其需要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私营机构积极参与，同时还要有政府的鼓励和有效监管。”郑真真表示。 须有长期制度性安排来支持二孩生育 应结合全生命周期特点来考虑政策安排，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提供社会支持服务 “地方从政府能替二孩家庭减轻什么负担的角度出台措施，这种探索是好事。但仅仅是开始，对于较高的二孩抚养成本来说，不能靠一次性补贴，而要靠长期的制度性安排。”原新说。 他分析了影响二孩生育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居高不下的育儿经济成本。在城市里，养一个孩子动辄花费几十万、上百万元，教育、住房等成本高企，一次性的生育补贴、分娩补贴等与抚养成本比起来如九牛一毛；其次是0—3岁阶段照料问题。调查显示，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目前，有近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而被调查对象更希望将孩子送往专业托育机构。被调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亲，有60.7%是由于孩子无人照料的原因；第三，80后、90后主体生育人群面临生育与事业的冲突；第四，一些育龄妇女年龄偏大，在临床上属于高危人群，害怕身体出问题，也担心生育质量受影响。此外，随着生育的代际转移，人们越年轻越不愿意生孩子，来自少子女家庭的生育人群不愿多生孩子。 原新建议，支持二孩生育应结合全生命周期特点来考虑政策安排，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提供社会支持服务，解决家庭和妇女的后顾之忧。比如对高龄孕产妇产检的绿色通道、0—3岁公立托幼机构的补位、上学后教育成本减负、税收方面可以家庭平均收入为征收单位等。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对此表示，由于中国人口发展的动力机制已发生转变，促进人口发展的内在决定因素更多是家庭的自主决策和个体人口的自觉选择。“生孩子是一个很重大的家庭决策，受到个体和环境因素影响，需要家庭成员去消化、接受、磨合，最终形成决策。不同收入、体制、年龄、性别的人群，面临的生育压力不一样。” 杨成钢分析指出：“少子化、空巢化、老龄化的家庭日益普遍，如果年轻夫妇再养育第二个孩子，可能会更加力不从心，不仅无力赡养老人，而且自身的生活负担也会加重。其家庭发展受到很大阻碍和挑战，需要取得社会支持服务，包括各种公共的和市场的社会资源供给与配置，政府既是公共资源的核心提供者，又是整合配置市场资源的最重要设计者和推动者，更是公共资源和市场资源之间最好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详情]

　　政策的阳光需要照到“黄宏与宋丹丹们”的头上 来源：皮海洲 文：皮海洲 自从《人民日报》将生育从“家事”上升到“国事”以来，社会各方面对生育问题也是越发关注与重视。不仅各地政府积极出台奖励政策，鼓励生育二胎，一些专家学者们也是积极为生育二胎献计献策，社会对生育二胎问题的重视超出了任何时候。 也有的建议挺“出格”。比如有专家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该专家同时建言，向丁克家庭征收未来的社会抚养费，认为人老了之后光靠钱是没用的，还是需要年轻人，别人家的孩子来照顾。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后没有后代，是要占用社会资源的，所以将来要对丁克家庭进行征税。 这样的建议自然是引来讨伐声一片。以至该专家不得不改口表示，生育基金应该由国家出钱，而丁克家庭则不应该鼓励与提倡。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提倡与鼓励丁克家庭的。这也表明在“生二胎”的问题上，一些专家们的建议其实并不靠谱。 由于婴儿出生率的下降以及新生人口数量的下降，生育二胎或多胎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但对于这个问题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人们生育的意愿。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高价房、高消费导致的生育以及抚养成本的高企，让国人难以承受的问题。一套高价房就毁掉了一个家庭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的幸福，让老百姓成为房奴，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生育二胎。这显然不是延长产假、给点奶粉与尿不湿就能够解决的。 在这个问题上，国家必须动真格的才行。比如，给二孩家庭免费提供一套长租房或半价买房的机会，二孩家庭子女教育免费，升学加分，医疗免费、二孩家庭或子女创业在一定规模范围内减免税费等。在解决落实国人担忧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再施以各种补助、包括延长产假等，以此改变国人的生育观，刺激国人生育二胎的意愿。 尤其需要重视的一点是，各地在推出与实施鼓励生育政策的同时，需要正视一个问题，那就是让鼓励生育政策的阳光也照耀到“黄宏与宋丹丹们”的头上。黄宏与宋丹丹是两位著名的小品演员，这一辈子，给观众演出了不少的小品节目，包括每年春晚上给国人献上的优秀小品。而谈及生育问题，人们当然不会忘记由黄宏与宋丹丹演出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这个小品将超生家庭躲避计生检查的艰辛表现得栩栩如生。如今，既然将生育问题从“家事”上升到了“国事”的高度，那是不是也该为中国的“黄宏与宋丹丹们”正名，为“超生游击队”昭雪呢？ 实际上，小品《超生游击队》所反映出来的艰辛，只是超生家庭超生过程中艰辛的一角而已。对于超生家庭来说，不只孩子出生之前要东躲西藏，就是出生之后，也要接受各种罚款，有的农村甚至还把超生户的房子都给拆掉了。而作为城镇家族或者工薪阶层来说，如果是超生，首先是正规医院不会给你做产前检查，更不会接受你进医院生产，可以说，为生二胎，母婴都要承受巨大的生命风险。而生育了二胎，夫妻双方有工作的，都得丢工作，得接受罚款。为解决孩子的户口问题，又不知要付出多少的精力与财力。有的家庭为逃避罚款或不影响工作，甚至把孩子的户口上到外地，上到别人的家庭。而这种东藏西躲的日子，甚至让孩子的性格也变得内向起来，不敢与人说话。可以说，超生带给一个家庭的是无尽的辛酸。 也正因如此，在政府鼓励生育二胎、拟放开生育，并将生育问题从“家事”上升到“国事”高度的背景下，笔者以为，不论是由国家统一出台鼓励生育政策还是由地方出台鼓励生育政策，都需要能切实解决国人在生育问题上的后顾之忧，用重奖来提高国人生育的意愿。 而与此同时，要善待曾经的超生家庭，让鼓励生育的政策阳光也照射到“黄宏与宋丹丹们”的头上。毕竟在人口问题上，这些家庭是国家的有功之臣，为国家作出了他们的贡献。因此，这些家庭同样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奖励。不仅新出台的各项奖励措施同样要适用于原来的超生家庭，而且还要为过去对这些超生家庭的不公进行补偿。包括曾经收取的超生罚款要退赔，开除公职的要恢复公职并补足工资，拆除房屋的要按当前的市场价格予以赔偿等，让社会以生育二胎为荣。以此来改变国人的生育观念，解决中国的人口危机问题。[详情]

　　为什么大学教授更愿意生孩子？ 文 | 李宏彬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最近，一篇有关建立生育基金的文章引爆网络，文中描述的“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让许多人直呼生育基金是“征收丁克税、单身税”。此外，各地统计局近期开展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的调研，已公布调查结果的地区普遍呈现人口出生数量下降的趋势。大家生育意愿不高，鼓励生育的政策再次成为近期的新闻焦点。 但根据我的观察，大学老师这一群体，情况似乎有些不同。在生孩子、尤其是生育多胎变得越来越罕见的今天，这些在大学里教书做研究的知识分子，普遍有更强的生育意愿。无论是我过去任职的香港和北京，还是现在任职的美国学术圈，似乎都是如此。为什么呢？这里面有没有值得借鉴的经验呢？ 香港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的之一，2017年平均生育率仅为1.19，也就是说平均每位女性一生只生育1.19个小孩。如果不包括新移民，生育率甚至会低于1。与此对比鲜明的是，香港学术界的同事大部分都有至少两个孩子。我有一个好朋友，老大都上大学了，我们以为他们可能是朋友中唯一的只生一胎的家庭。最近，他们传来喜讯，生了老二。 不仅是香港，北京也有类似的情况。由于学界工作的特殊性，如果女性读完博士再生头胎的话，年龄至少也接近30岁了。我在清华的同事们，生孩子都很晚，可是很多都会生二胎，有些人甚至要了三胎。有些年龄偏大怀孕有困难的同事，会选择利用试管婴儿等方式辅助生育。据说服务于大学老师的北医三院，做试管婴儿的科室总是人满为患。 美国的教授同样有很强的生育意愿，很多人都有两三个孩子，少有不生或者只生一个的，而且他们更喜欢自己带孩子。我有一对常青藤大学的教授朋友，一共生了四个女儿。来中国开会的时候，他们也会带着孩子们。常常是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忙着操作电脑做演讲。 有人可能认为，大学老师之所以有这么强的生育意愿，是因为他们工作稳定、比较清闲，而且一年有两次长假，从而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生孩子和养孩子。 其实大学老师并不比其他工作悠闲，也同样经历着他人经历的焦虑和辛苦。美国和香港的大学普遍实行的常任轨（tenure-track）制度，是国际通行的教职人员学术考核制度，清华北大现在也都引进了这种制度。博士毕业后从助理教授做起，需要在第七年通过考核获得晋升，拿到终身教职（tenure），否则就被解雇。好的大学终身教职的评价标准极高，成功者寥寥无几。比如斯坦福的要求是在本领域世界领先；香港的学校、清华、北大的标准是中国领先。很多同事发表一篇论文、或者拿到终身教职比中了六合彩还要开心，因为这的确和中奖的概率差不多。可见，大学老师同样也是一份竞争激烈、成功率很低、而且非常残酷的职业，大家其实都是在没日没夜地工作。 在同样严酷的工作条件下，为什么大学老师仍然有更高的生育意愿呢？在同样的现象背后，美国、香港和北京都有独特的原因。 对美国大学老师来说，除了生孩子固有的产假之外，更重要的是，每生一个孩子可以把评终身教职的时间推后一年。这个政策不仅适用于女性，而且适用于男性，这样也鼓励了男教授们花时间照顾孩子。所以对他们来说，生孩子的时间成本大大降低，甚至有好处。生两个孩子可以把评终身教职的时间从7年变为9年，有更多的时间发表论文，从而达到评价标准。 在香港，最重要的养育成本其实在于房子。香港有专业化的、低费用的菲佣带小孩，而且公共医疗和教育全部都是免费的。但在香港，住宿费用是最大的支出。香港的房价动辄每平方米20-30万，2000万买的房子看上去室内面积也就70平方米。很多人的房间勉强放一张床，四面靠墙，进门其实也就是跳上床。狭小的空间降低了大多数港人的生育意愿。但香港的大学老师却不用担心。我博士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在香港中文大学，住的是250平方米的房子，带保姆间，每月只需要付一点点租金。所以对香港的教授来说，居住成本很小，所以他们的生育意愿比其他香港市民更强。 在北京，孩子的教育可能是父母们更加关注的。父母希望孩子能从小进入名校，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获得优势。然而，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缺乏，市场竞争导致其“价格”直线上升。可以说，教育变成了养孩子的重要成本之一。大学老师就不用担心这件事。大学有自己的附属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而且这些学校教育质量一流。据说海淀区最有名的教育机构是清华幼儿园、北大附小和人大附中，而不是这三所大学。这些可能言过其词，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大学老师的孩子往往能够免费、免面试地进入大学附属的教育机构。很多老师甚至说，这么好的资源，不多生几个孩子就亏了。 实际上，三地大学老师都有很强的生育意愿，其原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职场中对女性、甚至男性在生育阶段给予的保护和支持，为其子女提供免费的、高质量的教育，为家庭提供廉价的住房，其实都是在降低生养孩子的成本。大学也许是无心插柳，但是这些特有的福利政策让教授们“生得起、养得起”，他们自然会多生孩子。这一点和梁建章在《提升生育率应该靠减税增收》一文中所提出的通过减税、补贴的方法降低生养成本的逻辑是一致的。 大学老师虽然经历着与其他职业从业者相同的焦虑和辛苦，但他们是一群幸运的人。至少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他们可以更加任性。如果能让更多人享受到同样的幸运，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也许是一件最大的幸事。[详情]

　　近期，辽宁、湖北、陕西等地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文件，引发舆论关注[详情]

　　高房价、高房租压抑生育意愿，多地上半年人口出生率下降 专家预计2018年出生人口会比2017年少两三百万 华夏时报记者 王晓慧 北京报道 意料之中，上半年人口出生率继续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部署，各地统计局近期开展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调研，反映2018年上半年出生人口和育龄妇女生育情况。调查范围包括市级、县级和乡镇三个层面接生量大的医院或助产机构；城市、镇、乡村三个层面的村级单位。 从已经公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的地区发现，各地今年上半年出生人口下降明显，一、二孩出生数整体呈现下降态势。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预计2018年出生人口会比2017年少两三百万，也就是出生人口有可能降到1500万以下。未来几年还会持续减少，但减幅会下降，之后会有一二十年的平台或缓慢萎缩期，再之后又会是一次大雪崩。”8月24日，一直力推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人口专家黄文政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出生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两个，一是育龄高峰期女性急剧萎缩以及二孩政策导致的生育堆积释放趋于结束，长期来看是生育意愿低迷。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做好2018年重点选题调研工作的通知》，今年生育率的调查是一个重要方面。截至目前，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局负责人口统计的处室忙于开展今年上半年生育情况的调研，有些地区已完成数据整理和分析。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江苏省新出生人口一直在走低，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生育意愿普遍下降，今年同样不例外。来自江苏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江苏出生人口数量为77.8万，低于2016年的77.96万人。今年1-6月，江苏省共出生38.3万个婴儿，比去年同期减少5.6万个，减少12.8%，新出生人口持续减少。其中，南京市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今年上半年出生4.3万个孩子，比去年同期减少约5000个宝宝。 专家预测，今年出生人口低于去年基本无疑问。虽然江苏省实行全面二胎政策已两年多，但仍然无法扭转全省人口增长低迷的势头。 与此同时，陕西咸阳统计局调查也显示，上半年一孩、二孩生育数分别下降了15%、7.3%。陕西大荔县2018年上半年出生人口与上一年同期下降了21.7%，其中二孩出生数下降19.2%。河南鹤壁市数据显示，上半年二孩生育数不到去年的全年的1/3，在考虑目前已经怀孕妇女的情况下，全年生育数将低于去年。 不谋而合，这些数据与各地卫健委发布的数据趋势雷同，以烟台为例，当地卫计委数字显示， 烟台今年上半年出生26902人，同比下降16%左右。贵州、天津、山东、湖北等地上半年人口出生数量同比也是下降。 就此，江苏省卫计委基妇处刘益兵处长认为，除了育龄人群不愿意生、晚生、少生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想生的，却又生不出来。目前我国每8个生育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借助辅助生育技术才能生宝宝；全国不孕不育人数超过5000万。 “虽然，国家统计局针对上半年的统计数据尚未发布，但就目前来看，2018年一孩出生人数也很可能少于2017年，原因在于，一是在‘十三五’期间，我国育龄妇女总量每年减少500万人左右，近几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也逐年减少。二是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已大大降低，大龄未婚族、不婚族、丁克族越来越多。”人口学者何亚福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同时，高房价和高房租同样都压抑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国内一知名网站调查的2000名育龄人群，有近半数人表示会放弃生“二孩”。主要原因有三个：经济压力大、精力和时间不够用、不想为孩子失去自我。 上海市妇联曾做过的一个调查显示，一个家庭养育一个0-3岁孩子的直接费用为32719.5元。粗略计算，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连吃带用加上读书、考研、找工作，要花100多万元，如果加上买房那是个天文数字。 除了经济压力大外，社会幼托机构不完善，生了孩子没人带，也是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孩子主要由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负责带，年轻人普遍结婚较晚，如果再养“二宝”的话，老人们年纪普遍偏大，健康状况和精力都是大问题。而在欧美发达国家，专业的幼托机构非常完善，基本不用担心谁来带孩子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各地统计局提出了新的建议。 其中，河南鹤壁、福建南平、湖北枣阳等统计局纷纷建议，中国人口政策应该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未来计划生育政策需要在全面二孩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同时，全面推行在职妇女有薪产假，由此而产生的企业经济负担，政府给予补贴或减税政策，避免生育造成的职场性别歧视及法定产假落实难的现象。 “目前人们生育意愿低迷的原因，包括抚养孩子的成本高、房价高以及双职工家庭担心无人看护小孩等几个原因。”何亚福建议，要提高生育率需要打组合拳，应从这几个方面来对症下药： 第一，对有孩子的家庭减免税收或提供育儿补贴，孩子数量越多，补贴越多，从而减轻育龄夫妇抚养孩子的负担。 第二，通过增加城市的土地供应来降低房价。 第三，政府牵头建设更多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并把幼儿教育纳入免费教育的范围，从而解决双职工家庭担心无人看护小孩的后顾之忧。 在高生育成本下的低生育意愿时代，生育已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就此，众多专家同样表示，未来生育政策调整应更具弹性而非“一刀切”，要注重打“组合拳”，不仅要鼓励人们生育二孩，还要在出生、迁移、就业、保障等多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详情]

　　地方统计局摸底二孩政策效果： 生育意愿疲软亟待政策激励 本报记者 定军 北京报道 导读 上半年多地人口出生率呈现下降态势，除高房价、高生育成本因素外，调查结果还认为，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变化，更追求高的生活品质亦是其中原因。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部署，各地统计局近期开展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调研，反映2018年上半年出生人口和育龄妇女生育情况。调查范围包括市级、县级和乡镇三个层面接生量大的医院或助产机构；城市、镇、乡村三个层面的村级单位。 根据部分地市级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报告，地方统计局针对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出生人口数量变化、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两孩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实地统计和调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多个地方统计局近日公布的相关调查报告发现，已公布调查结果的地区普遍呈现人口出生数量下降的趋势。 对此现状，各地统计局判断生育意愿不高，尤其二孩生育意愿较弱，导致生育率依然维持较低水平，为此建议相关部门出台新政策以鼓励生育。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邓智团认为，目前相关部门出台的生育配套政策还需进一步完善，他建议出台包括延长产假，以及对有生育的租房家庭给予适当补贴等措施。 调查显示出生人口同比下降 此前，不少地区的卫计委已经进行类似的调查统计。 而此次地方统计局进行的生育调查，是在国家统计局部署下进行的，除了统计人员到医院和村（社区）直接摸底外，也对此前卫计委部门公布的数据进行了比对。 最终公布的结果显示，支持卫计委的统计数据，目前多地存在人口出生率下降的状况。 福建省南平市的“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的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活产总数为14834人，同比下降17.23%。16家调查医院2018年上半年接生新生儿总数为11792人， 同比下降15.51%。 此外，南平市通过对新生儿二孩占比统计发现，“二孩”出生人数占比较高，但比重已经出现下降。 而其他地区公布的统计结果，与南平市情况接近。陕西咸阳统计局的二孩政策落实情况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上半年一胎出生人数同比下降15%，二胎出生人数同比下降7.3%。河南鹤壁市统计局的调研分析显示，当地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一胎和二胎出生人口基本持平，整体生育水平低于预期。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罗元文对于目前的生育情况进行过深入调查，她发现，高房价、高教育支出是导致“二孩”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因素。 湖北枣阳市统计局分析指出，2017年二孩生育多，与部分70后女性集中生育有关，这些人因自身年龄偏大，出于对生育能力减弱的担忧，因此加快了生育步伐。该统计局认为这属于生育政策放宽的“初始激发效应”。 而咸阳统计局分析指出， “二孩”生育意愿并不强烈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生活压力较大，孩子的医疗、教育等成本过高，因而部分育龄人群不敢轻易生育二孩。二是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变化，更追求高的生活品质，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多子多福”。三是二孩政策对农村的出生率影响有限，基本上多数有意愿要二孩的，都已经生育。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则认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所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 与70后相比，80后和90后有着更大的生育支出压力，“但即使是具备更好经济条件的70后，却出现了因年龄因素导致受孕难的问题”。 多地建议强化鼓励政策 针对生育意愿不强的调研结果，各地统计局纷纷开出了“药方”，比如调整生育政策，给予生育、房租优惠补贴等。  湖北枣阳市统计局建议，全面推行在职妇女有薪产假，由此而产生的企业经济负担，政府给予补贴或减税政策，避免生育造成的职场性别歧视及法定产假落实难的现象。 福建南平市统计局建议出台二孩补贴政策。完善产假制度，“把产假统一扩至六个月甚至更长，给予二孩孕产妇更长的假期，并考虑延长父亲带薪陪护假等奖励政策”。 对此，乔晓春认为，这些建议都很好，特别是目前房价高、房租高也间接了导致生育成本增高，因此国家应出台措施把房价和房租稳定在合理水平。 “但出台上述政策前，需要相关部门综合考虑各个因素，同时针对人口发展情况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要重新评估”，乔晓春说。 福建南平市统计局报告也指出，从2014年底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到2016年初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促进新生人口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新生人口增长不明显，2018年还有减少下降趋势。“建议未来计划生育政策需要在全面二孩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 河南鹤壁市统计局建议是，下一步要加大政策上的生育鼓励。全面二孩政策并不能改变我国出生人口的长期萎缩趋势。如果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我国未来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快，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进一步降低。为此，应让普通家庭愿意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孩子。“在“十三五”期间，中国人口政策应该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 鹤壁市统计局还指出，国家应出台配套政策以辅助家庭养育。据估算，一个孩子出生前的费用为1.95万元，第1年养育费用为0.55万元，第2年养育费用为1.65万元，第3年养育费用为0.95万元。再加上其他杂费，初步计算，一个孩子在三岁之前的花费在10万元以上，所以政府有必要对养育小孩的家庭进行财政支持。方式可以是直接补贴，比如产假延长并且国家进行补贴；一般来说，政府的教育投入和养老支出分别占GDP的5%和15%。因此，养育一个孩子相当于从政府获得了个人收入5%的教育补贴，但未来则贡献了个人收入15%来支撑社会养老体系。 此外，鹤壁市统计局也建议延长育龄妇女的产假时间。政府应适当承担职业母亲目前生育小孩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我国的产假是98天，远短于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延长产假由政府买单，是维护职业母亲权益的重要保障。 [详情]

　　不保障女性权益，就别谈“催生” 来源：看理想 今天生活在中国，尤其是女性，实属不易——单身虽无罪，但是有税；不想生孩子可以，但是要为别人家的孩子交费。 总之，仿佛每一位女性都欠国家一个孩子。 上周，新华日报又刊发了一篇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文章，为鼓励生育，撰文的专家建议40岁以下的公民，工资按比例缴纳“生育基金”，不生养二胎的需要在退休后才可领回。 在关注女性生育这件事上，我国专家总是能“出其不意”，在某些专家的语境中，女性生育的义务性远远高于权利性。 但好像他们都忘了，人的生育，是最基本的人格尊严。 《德黑兰宣言》指出：“父母有自由、负责任地决定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的基本人权。” 尽管生育率下降、社会高龄化等问题我们无法回避，但并不是依靠口号或是利用征税、收费等强制手段就能鼓励生育的。没有良好的生育环境、没有安全的成长环境、加之高昂的养育成本，每个家庭面临的生育压力又由谁来分担呢？ 真要谈及“催生”，还是看看70多年前的瑞典是如何做的吧——免费的医疗、免费的教育、补助住房，还提供480天的父母育儿假期，更重要地是，不断提高女性地位、保障女性权益，让年轻家庭对于生育没有过多后顾之忧，如此可能才是真正地解决之道。 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补助住房，看看70多年前的瑞典如何“催生” 1． 家庭生育，是一项基本人权 上个星期，我曾跟大家谈过生育率下降、社会高龄化的问题，这些是实实在在关涉国计民生的大事，然而摆在眼前的现实是，今天的年轻人，就算已经结婚成立家庭了，身体健康却仍然不愿意生孩子。 究其原因，很多人的回答都是：因为生不起。 针对这个现况，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在过去几周时间，想必我们都已看到国内盛产的某类型专家提出的建议。 比如有专家建议，应设立一个“生育基金”制度，40岁以下的公民每年要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一笔生育基金，如果不生育二胎（及以上），就得等到退休时才能领回这笔钱。 此外也有人提议，要对“丁克”一族征收社会抚养税。这些建议几乎都被社会舆论驳斥批判，或者是提出这些建议的专家，后来出面澄清是大家误会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就是很多省份已开始设法限制妇女堕胎，有趣的是，我们都知道堕胎曾经是中国“一胎政策”这种计划生育政策下，一种强制性的手段，过去堕胎曾被鼓励，现在堕胎却开始被限制。 前不久，爱尔兰公投通过改革堕胎，废止《第八修正案》，女性终于夺回身体自主权 这让我想起今年的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世界人口日”是由联合国根据其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建议，为唤起人们对人口发展问题的关注，所订立的一个日子。 今年世界人口日大会的主题，被定为“家庭计划是一项人权”（“Family Planning is a Human Right”）。它所针对的就是今天世界上许多地区、许多国家采用种种手段去限制妇女堕胎，有些地区甚至达到一个极端地步，连女性被强奸而怀孕都不准许堕胎。 联合国的世界人口日大会上提出，肚皮是妇女自己的，生育权是属于女性的权利，而家庭计划，即一个家庭要生育几个小孩，应是这个家庭自己决定，是一项不可被侵犯的基本人权。 如果我们不应限制堕胎，如果我们不应处罚那些不生孩子的人，那该怎么办？很简单，当然是奖励，为什么总是想要处罚而不想想奖励措施呢？ 2． 鼓励生育，瑞典政府用免费教育、医疗和补助住房 话说回来，我们国家很多地区也相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奖励政策，这些奖励政策背后的基本思路，都可以在一本1934年出版的老书中追溯到。 这本老书今天知道的人不多了，它没有中文译本，网上勉强找得到的英文版本，原文则是瑞典文的，这本书叫作《人口问题的危机》。 《人口问题的危机》这本书，大概是全世界最早将人口减少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来对待的一本专著。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对夫妇，丈夫叫做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他是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那一年他与海耶克共同分享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 这本书贡纳尔的合著者，就是他的夫人——阿尔瓦·米达尔（Alva Myrdal），是一位社会学家，后来担任在日内瓦裁军会议的瑞典代表团团长，因她在世界核裁军运动中所做出的贡献获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 贡纳尔·默达尔&阿尔瓦·米达尔 也就是说，这对夫妇分别都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们曾经写过不少非常重要的著作，但《人口问题的危机》这一本书在瑞典之外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为什么我说这本书重要？因为书中作者明确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人口的增加并不是问题，恰恰相反，人口减少才是问题。 相信有很多人会质疑，认为今天地球已经负担不起这么多人口了，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谈。先回到我们原来限定的框架中，为什么默达尔夫妇会认为人口减少是一个问题呢？ 主要是由于存在供应问题，例如年轻劳动力不足，接下来下一代年轻人要负责承担全社会高龄人群的巨大赡养费用支出，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危机，而最早把这种危机当成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来讨论的，就是这本书。 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该怎么办？他们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给当时的瑞典政府参考，因为瑞典当年就已经苦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社会问题。 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大家听听就会了解瑞典在1934年就已经达到何种先进水平。 他们首先建议，家庭与儿童应享受免费的医疗、免费的教育以及免费的学校午餐。 他们又提出，恶劣的住房条件会造成儿童心理及身体上的损伤，有些父母就因此决定不生孩子，因为他们的居住环境非常糟糕。 由此两位作者就建议，政府应当建设更多更好的公共住房来支持他们。假如有人仍然选择要在私人市场上租房居住，那么应由政府资助他们的租房费用。 我知道，今天有不少年轻人正苦于租金疯涨带来的困扰，一个月的薪水大半被租金吞食。瑞典人在1934年就提出应由政府来负担支持，包括孩子出生之后的抚养成人等一连串的事情，政府都应有所作为。   这本书产生的直接影响的效果，我们陆续就会认识到。 3． 不提高女性地位及权益，就别谈“催生” 譬如，1939年，瑞典率先订立一条法律，雇主不可辞退孕妇及已婚妇女，不能以已婚为理由来辞退一位妇女。 到了1970年，瑞典政府开始实施六个月的产假制度。1974年的时候，又将产假改成另一种概念的假期，称为“父母育儿假”，这种假期在今天全世界都非常有名，是瑞典一项很特殊的政策。 这项政策演变到今天已经成为，假如一对夫妇生了小孩，马上这对夫妇就能够获得480天的假期，而这480天的假期，并不用一次性休完，也不需要生产完马上休完，而是在这个孩子成长到八岁之前，父母都可以轮流申请这480天的假期。 这480天里有390天雇主须要照付工资，按照原本工资的80%支付。另外剩下的90天，由政府向夫妇提供补贴。 除了这些建议之外，《人口减少的危机》的作者还提及一个问题，他们注意到决定是否生养孩子这个问题，说到底仍然有关妇女的自我选择。 肚子是属于女性自己的，即使在计算生育率时，也是由一位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来计算，所以，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应该想办法提高女性的地位和权利，提升女性的生活品质。 于是作者建议，应当鼓励夫妻双方都能够毫无负担、不具心理压力地自由工作。 这个想法在今天某些国家听起来，大概也都还很前卫、很先锋。因为我们知道，近期包括日本和我们国内都有一些人提出，女性最好还是乖乖回家当家庭主妇。 试想今天的现代女性，在进入职场后想要有自己的一番事业，满足自我一种成就感，这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 假如她一旦结婚，就该回家生养孩子，不能够继续工作，那么大家认为她们会如何选择？想必多数女性的选择是继续工作，甚至放弃家庭，放弃养育儿女。 也就是说，传统父系社会里的某些观念——比如父亲应全职工作主外，母亲当全职主妇主内——这套想法已经行不通了。 故而，瑞典听从了默达尔夫妇的建议，反其道而行，设立许多优质的托儿所机构，并配有专业的看护和教养人员，使得夫妻双方都能够自由地在外工作，除却生育孩子的后顾之忧，这么一来，许多夫妇便可以放心生育了。 此后我们可以观察到，尽管之后瑞典的生育率仍然有高有低，但是一个世纪以来，平均生育算下来每个家庭都还是有两个孩子。 直至去年，瑞典的生育率为1.88，在全欧洲排名第二，而全欧洲排名比它高的就只有法国——达到2.7的生育率，相当惊人，这是为什么？理由却并不惊人，就是因为法国女性的地位很高，获得了保障。 4． 一个社会没有办法维护女性工作权益，生育意愿势必降低 当女性的社会地位高，权益获得保障，女性的工作机会及工资等各方面都与男性相当的时候，通常她的生育率就会提高。 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判断，而是全球老龄化学会（Global Aging Institute）现任的执行长理查·杰克森所提出，一个社会若没有办法提供妇女得以兼顾工作与家庭的环境，势必降低她们的生育意愿。 他还提到，性别观念越保守的文化，人们越不愿意生养孩子。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熟悉的韩国，大家如果常看韩剧，大概就能够了解韩国女性的地位了。 据了解，韩国女性薪资的平均水平仅有男性的63%，有许多韩国女性在30岁结婚之后就会离开工作岗位，从此进入家庭，结果韩国在2017年的生育率是1.05，排名处于全球倒数。 或许还会有人提问，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提高生育率呢？有的，我们看看2017年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国家——尼日尔，居然平均一位妇女生六个以上的孩子。 但是，尼日尔现在是全球最低度开发的国家，它的政府还是2010年凭军事政变上台的独裁政府，是一个极端穷苦、生命存活率非常低、儿童夭折率非常高的国家，所以尼日尔的家庭都要多生小孩，因为即使生出来五个，也起码可能死去四个，只有多生才能够保证生存。 先前已提到，妇女的地位与权益保证是能够确保生育率提高的方法之一，让我们看看我国目前女性的地位究竟处在什么样的水平。 我最近看到招聘网站前程无忧所做的一项调查，该调查显示，二胎政策出台之后，有75%的公司在招聘女性时，会有点犹豫，具体的考虑就在于，当公司招女性求职者时，万一她将来结婚生育，公司不就要让她放产假，那不是很麻烦吗？ 全国妇联也做了一次调查，显示有55%的中国女性在求职时，会被招聘者问及何时生育小孩、有没有男朋友等私人问题。 另一个招聘网站智联招聘网，也曾做过一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三成被访女性称，在生育之后她们的薪资下降。这就是我国女性所面临的一个现况。 这些统计或许也都还不够客观，不够完整，但是我斗胆凭直觉认为，今天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她们的收入状况，实实在在是不如男性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生育率，我们是不是应该参考1934年那对瑞典夫妇所提出的建议？ 提高女性地位，妇女的权利越得到保护，生育率才有可能提高。[详情]

　　多地出台推出鼓励生育政策 破解低生育率需综合施策   本报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如何应对“低生育”？ 在2016年正式放开“全面两孩”后，二孩对生育率提升的刺激效果，却只体现了一年时间。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1655万人，出生率为12.07‰。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出生率为12.95‰。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出生率为12.43‰。 生育意愿降低——育龄人口数量下降——老龄化预期加剧，许多人为此担忧不已。然而，生育意愿低其实只是最终的结果，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育以及养育成本高让许多人新生犹豫。如何降低大众，尤其是女性的生育成本？或许，这并不仅仅只是金钱的问题，还需要配套政策和设施的完善，从多方面进行推动。 导读 破解当前生育意愿低的问题，需要改善生育环境、降低养育成本，包括育龄妇女权益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需要一揽子政策支持。 面对低生育率，政策应该如何抉择？ 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一文指出，“面对低生育率，政府应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生育作为家事，不同家庭有不同选择。人口作为国家核心资源，需要有更长远的打算。部分人口压力较大的地区，已经先行出台鼓励政策。今年6月以来，辽宁、新疆石河子市、山西、湖北咸宁等多地陆续推出鼓励生育政策，包括对生育进行奖补、延长产假、加大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力度、提高儿童照料教育资源配置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多位业内专家，他们在生育政策选择上有分歧，但普遍的政策建议是，当前生育意愿低的问题，需要改善生育环境、降低养育成本，包括育龄妇女权益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需要一揽子政策支持。 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 今年29岁在北京工作的张远（化名）去年底成为新手爸爸，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不考虑生二胎。 张远妻子在一家国企工作，生育险、生育报销都不错，但他表示公立医院资源紧张，生产过程中孕妇和孩子的保障程度不够，综合经济、精力、事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养两个娃都不太实际。 “只有在解决人性关怀的基础上，才会有积极的生育政策。”张远对鼓励生育的政策有自己的期待。 2018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2017年新生人口数据，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下降了0.52‰。2017年是自我国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首次出现二孩占比超过一孩的年份，一孩绝对量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低的年份。 “二孩政策确实有效果。一孩数量下降有两个因素，一是育龄妇女数量在减少，二是生育率下降。大家低估了一孩生育率的下降程度，尽管对生育意愿下降是有估计的。原来我们做研究，一孩生育率指标基本不变，一般保持在接近99%的水平，我们根据最新数据计算，现在大概下降到90%左右的水平。”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15年放开二孩政策时，预计2017年政策效果会比较明显，当时保守估计新生人口数量在2000万，但2017年实际出生人口只有1700万。2017年二孩数量有所回升，说明政策取得一定效果；但新生儿数量要低于2016年，在于一孩数量下降，一孩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预示晚婚晚育成为更大的趋势——生育总量在下降。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判断，“2017年二孩占比超过一半，有过去堆积的因素，育龄妇女到了或者接近高龄孕妇，这一波抓紧生育的过去之后，二孩比例会下降。当前年轻人推迟结婚和生育、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生育意愿的下降等，生育数量可能还会继续下降。” 虽然生育意愿下降，但我国依然是人口大国。2017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数为13.9亿人，比上年末增加73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有8.1亿人，占比接近59%。 我国丰富的人口资源，生育意愿下降值得担忧吗？从宏观视角来看，需要有更多年轻人口，来促进人口结构的均衡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人口学者谈论较多的问题。 王广州指出，我国人口结构性问题很多，包括年龄结构、区域结构等。其中比较受关注的是老龄化，这不只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多、社会负担加重，关键在于养老金、社会支持体系需要面对快速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人口是个大问题，人口总量比如总规模14亿人是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结构——当我国老龄人口达到30%，整个劳动力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等，都会相对疲软。”陆杰华指出。 改善生育环境 低生育率并非是单一因素所导致，因此也不可能用单一的措施来解决。 正如有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吐槽，高房价、入学难、就医难等问题，是现实中的“避孕药”。 “人口政策的复杂性超出大家的预期。育龄妇女不是机器，更不是工具，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明确‘以人为本’的定位。公共政策需要系统设计，要符合人口发展规律，也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当前需要改善生育环境，生育一孩、二孩、多孩都面临压力，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体现前瞻性和系统性。”王广州直言。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良初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政策重点应该放在把二孩或二胎政策落到实处，“这需要一揽子政策支持，对适龄妇女的生育要鼓励，包括产假补助、给予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以税收优惠；还有围绕小孩成长过程的每个环节，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都需要有细致的考虑。”杨良初指出。 减税、财政补贴、完善配套机制等，是较普遍的政策建议。“80后、90后不生的原因有很多，养不起、无法平衡生育和工作、没有人帮忙托幼、谁来带孩子等，需要综合配套措施加以解决。这里还涉及到女性就业，如果生两个三个孩子，潜在会影响女性就业、影响企业或单位用工成本，需要针对这些企业给予税收减免。”陆杰华指出。[详情]

　　全职妈妈复职遭遇配套瓶颈 “托儿所”回归急需顶层设计 本报记者 王峰 北京报道 冯丽（化名）在孩子不满1周岁的时候，就把他送进了“托儿所”。原因很简单：她和老公都要上班，双方老人身体不好，没法给他们带孩子。 这家“托儿所”就隐身在冯丽的小区，没有门牌，三名曾经的幼儿园老师在一套三居室里照看五、六个孩子。“她们的服务很体贴，所以我还比较放心。”冯丽说。 “在我小时候，几乎每个单位都有育婴室，作为单位给女性职工的一种福利。但现在，0-3岁婴幼儿的社会化托育基本是缺失的，孩子要么是老人养，要么是全职妈妈自己养。”全国政协委员、湖北首义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文敏说。 原国家卫计委2016年对十个城市的调查显示，全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但76.8%的家长期望孩子能上“公办”托育机构，且希望能上全日制者占84.2%。 推进多渠道增加托幼资源供给已被提上议事日程。但从指导思想、法律制度，再到配套准备，目前，托儿所仍然难以大规模回归。 向下供给与向上需求 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托儿所曾有过繁荣局面。 1951年发布的《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各企业工会基层委员会应根据企业情况与职工需要，办理托儿所等集体劳动保险事业。 据1957年9月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报告数据，1956年底全国城市各种托儿机构约有26700处，收托儿童125万余名，比1949年增加了260倍。 同期，在工作开展较好的南京，共有街道群众自办的托儿所（站）、幼儿园（班）167所，收托儿童10947人，这还不包括工厂、机关托儿所、幼儿园所收儿童人数。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和建花介绍，上世纪80年代，托儿所数量再次大幅增长。1980年国务院托幼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办公室设在全国妇联，全国29个省、市、区一级也建立了托幼工作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但由于领导机制不健全、市场化改革影响冲击等原因，原有的托幼服务体系又很快解体。 一项调研显示，2013年，南京市早期教养机构共318家，其中具有全/半日制的托育性质机构268家，公办园61家，民办园（包括社会力量、私人办园）207家。共招收8731名0-3岁幼儿。 2013年，上海市独立设置的规模化托儿所只有41所，入托3岁以下婴幼儿仅6058人。 “近两年来，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托育机构，但主要是民办机构，这些机构大多没有高标准的物质条件，也没有形成规模化。”谢文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托儿所数量寥寥，入托父母的需求却持续高涨。据中国妇女报报道，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邹艳辉介绍，调查显示，32.9%的3岁以下婴幼儿全职母亲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平均中断就业时间达两年以上，这些全职母亲重新就业的意愿相当强烈，75.5%的人表示如果有足够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将会再次就业。 多渠道增加托幼资源供给 “我今年向全国两会提交的几份提案都已得到主管部门的答复，只有这份托幼服务的提案例外，可能是涉及部门较多的原因吧。”谢文敏说。 “在我国，3-6岁为学前教育，由教育部门主管；0-3岁为保育，主要由卫生部门主管，也会涉及教育、工商等部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教授林华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连续3年的全国两会上，均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确定主管单位、明确部门职责。南京市已先行一步，明确人口计生部门是0-3岁托育机构的业务主管单位，增设婴幼儿发展处。 主管部门需要顶层设计予以明确。“学前教育法正处在立法调研阶段，教育部出台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并不包括0-3岁阶段，我认为也不太可能出现在学前教育法中。”林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托儿所曾是鼓励妇女投入工作的福利手段，这一理念也有待重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和建花发现，教育部修订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将幼儿园的作用从原来的表述“促进幼儿发展和方便家长工作”改为仅剩下“促进幼儿发展”。 和建花在2017年曾撰文认为，我国托幼公共服务的基本目标应是两个：一是照看和教育幼儿，使其获得全面发展；二是解除家长的后顾之忧，促进劳动力市场和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 今年5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推进多渠道增加托幼和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时任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2016年全国两会记者会上也表示，各地也要推进三岁以下婴幼儿托幼机构的建设，鼓励以社区为依托，兴办托儿所，也鼓励女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 我国的幼教经费一直只占整个政府教育经费支出的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一般达到了3%，法国和丹麦则分别达到了11.1%和10.6%。 “政府应该加大对托幼公共服务的公共财政投入，鼓励公办幼儿园、集体单位、社区或其他社会力量开设幼儿日托服务，逐步构建0-3岁育儿支持服务体系。”谢文敏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中一认为，政府可以利用现有托育资源和已有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在所提供的为民服务项目中增设托育服务内容。 他介绍，在一线和多数二线城市当中，平均每个城市都拥有百余家早教中心，有些城市甚至超过了几百家。已有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则包括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家庭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等。 “对于家长来说，是愿意付出一定的亲子陪护时间的。所以一个折衷的办法是，一方面延长产假，另一方面把幼儿园小小班的入学年龄提前至2岁，这样尽量压缩家长的工作空当期。”冯丽说。[详情]

　　生还是不生，谁说了算 “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在对这类建议广泛争议的背后，是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与老龄时代共同来袭 法治周末记者 管依萌 32岁的王松湘（化名）已经结婚5年，决定丁克的夫妇两人终于成功劝说双方父母不再催生，不过两人最近又开始被亲朋好友各种“调侃”：“怎么？还不打算生吗，要交税了哦。” 起因在于8月14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文章，其中建议，设立生育基金，40岁以下公民每年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 随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受访时表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与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日益增长的老龄化。民政部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在过去的五年间，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激增近25%。 胡继晔在7月28日名为“危局与机遇：如何应对老龄化？”的沙龙中表示，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要多生孩子，“我们要多生孩子，多种树，这才是我们国家的未来”。 提高生育率措施惹争议 《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这篇文章提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胡继晔进一步解释，不生孩子的人更应该交生育基金。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生育，向超生的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但是未来鼓励生育，应该向丁克家庭征收未来的社会抚养费，“人老了之后光靠钱是没用的，还是需要年轻人，别人家的孩子来照顾。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后没有后代，是要占用社会资源的，所以将来要对丁克家族进行征税”。 上述言论一出，立即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议，不少网友持反对意见，认为“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是一项荒唐的建议，生育是人类的基本权利，选择权在自己；根据目前披露的行业分析报告，全国育龄夫妇不孕不育发生率大概在15%到20%，对丁克家庭征税实在非常不妥…… 对于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央视网评论为“荒唐的建议”：“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生还是不生，都是个人和家庭的自由。我们可以通过宣传鼓励生育，也可以制定激励政策引导生育，但不能以‘设立生育基金’之名对不生或少生家庭行惩罚之实。当今社会妇女劳动参与度提高、养孩成本的急剧上升才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原因，想要鼓励生育，应该对症下药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罚款’强迫执行。” 对于王松湘他们来说，一个孩子都不愿生育，“现在生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了，过去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也并不适用于当代”。王松湘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不过，在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之后，胡继晔后来又回应说，此前媒体误读了他的意思，他认为，国家应当设立鼓励生育的基金，但钱应该由过去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等来负担，而绝不是让大家来交。对于丁克家庭，可以从个税抵扣的部分，实现对其“不鼓励”，而非单独再征收丁克家庭的社会抚养税。 老龄化与低生育率同时到来 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公布，2017年中国内地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导致的出生人口高峰很可能已经过去。这一观点从目前各地卫计委披露的人口出生情况中得到验证：2018年上半年的新生儿人数同比下降了约15%至20%。 上述引发热议的文章中称，在未来两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 199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2.1%，而到了200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就断崖式降到了1.4%的超低水平，2017年进一步降到了1.24%，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中国仅用了10年就实现了从高出生率国家到低出生率国家的转变，而这个过程一般国家需要50年。 胡继晔分析称，我国自2000年后就已经陷入了“低生育陷阱”：“当时一对夫妇的平均生育率在1.6左右，现在已经下降到1.2至1.4之间，远远低于人口正常、不增不减的2.08至2.1的数据。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已经低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 据媒体报道，中国目前低生育率问题颇为严峻。自2016年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出生人口不升反降。随着二胎刺激因素结束，中国新生人口可能会跌到2011年1150万的水平，人口增长停滞，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多，最终彻底沦为老年化国家。 今年春节时，王茵（化名）带着一家人前往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然而，她惊奇地发现，照片中总共十人，分别是王茵夫妇、王茵与丈夫各自的父母、王茵的姥姥、王茵丈夫的爷爷奶奶，以及家庭中唯一的孩子——刚步入小学的儿子。 整个家庭中，5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高达70%。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并不罕见。 胡继晔称，中国的人口顶峰可能是在2030年，乐观估计人口大约是十三四亿左右。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27.55%，接近三分之一。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世界银行中国医疗卫生健康改革顾问李玲看来，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出现过的情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老龄化，只是中国的问题更严重。 “新中国成立的70年间，工业化发展快、城市化进程快，再加上我们实行过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巨大的人口基数，种种原因导致中国老龄化速度快，甚至可以用汹涌澎湃来形容。”李玲说。 对于同样的问题，胡继晔通过数据也给出了更直观的见解。200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已经到了6.6%；到了2010年，老龄化程度超过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7%老龄化的门槛，达到8.25%；如果将时间推到2050年，65岁以上的老人将会达到27.55%。2100年以后，65岁以上的人口，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总人口是在逐步地下降。 人口老龄化正在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十九大报告也提出，积极应对老龄化，要建立养老、敬老、孝老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 多地政策鼓励生育 与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老龄化是高峰，高峰意味着老龄化数据还会下来”的见解不同，在胡继晔看来，中国的老龄化“是青藏高原，上去就下不来了”。 当前，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生育率低下，部分地方政府开始探索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 上个月，辽宁省发布了《人口发展2016-2030规划》，鼓励生育，包括推进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制度和配偶陪产假制度，同时鼓励雇主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灵活工作时间安排及必要的便利条件等。 陕西省发布的《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提出了关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几点建议，包括随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 湖北、新疆等地也相继出台鼓励生育新政，提出简化生育手续，进行医保支持和延长假期，甚至提出减免教育费用和增加购房补贴。 人口学会副会长张车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我国已经全面放开二孩，很多地区也推行了各种催生政策，但人们的生育权仍然受到限制。想要有效解决生育率低的问题，首先应当彻底放开生育管制，让人们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学者易富贤也认为，福利计划不会产生太大的效果。对于主流家庭来说，政府提供的一点福利与养育成本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人民日报》8月6日的社评说，生娃已经不是一个家庭的事，也是“国家的事”。[详情]

　　【评论】中国如何学习德国的生育鼓励政策？ （本文作者陈英，系界面新闻德国特约记者。） 最近，“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社会”成为了全社会的热门议题。政府也在做出各种努力，提高生育率，减缓老龄化速度。对于欧美国家，老龄化和低生育率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开始面临一个问题： 出生率走低。为此，这些国家在鼓励生育方面，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生育的政策。其中就包括德国。在过去30年中，德国的总和生育率都是1.3到1.4。所谓的总和生育率，指的是一个女性一生中平均生下孩子的个数。一般而言，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够保持人口稳定发展而不至于萎缩。而德国长期的总和生育率都比这一数字低了三分之一。 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德国政府长期持续地鼓励生育。2005年来，德国的总和生育率开始持续走高，从1.34到了今年的1.5。 在研究德国的鼓励生育政策之前，首先需要了解，鼓励生育政策是否真的对总和生育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对此，来自德国家庭部的一份研究调查表明，鼓励生育政策与总和出生率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 下图是2008年各个发达国家的总和出生率与代际系数（Generation Coefficient）的关系。纵轴为2008年的总和出生率，横轴为2007年的代际系数，即前一年国家为育儿家庭投入的财政支出除以养老财政支出的值。红圈中的是德国。2007年，德国为育儿家庭投入的财政支出为养老财政支出的五分之一，同时2008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38。冰岛（下图右上的点）是当年唯一一个代际系数大于1的国家，而他们的出生率高达2.14，已经超过了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这份图表说明了，不仅对于德国，至少对于所有发达国家而言，代际系数越高，则总和生育率也会越高。 因此，要提高总和出生率，首要便是提高代际系数。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国家对育儿家庭的财政投入。 那么，德国是如何鼓励生育的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财政补贴、基建设施，以及育儿时间政策。 财政补贴方面，每个儿童可以为家庭带来7428欧/年（约5.8万元/年）的免税额或者194欧/月（约1500元/月）的儿童金，直到儿童18岁成年。如果儿童念大学，则补贴直至儿童25岁。如果儿童残障，则补贴至25岁以上。具体落实到每个家庭，将由财政局决定是给予免税额补贴还是儿童金补贴，以最大化家庭收入为主。而对贫困家庭，政府还会另外发放儿童补贴，一直持续到儿童成年。除此以外，对于住房面积较小的家庭，政府也鼓励家庭购房，每个儿童可以带来1200欧/年（约9400元/年）的购房补贴，持续10年。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双职工家庭和单职工家庭，德国政府的税收措施也是不同的。如果夫妻二人都是全职工作，且工资差距不大，则2人的税级均为4级，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月的纳税金额约为税前工资的40%。如果夫妻一方没有工作，或者做兼职工作，导致一方收入少于另一方的40%，则可将税级调整为3和5，全职者为5，无职业或兼职者为3，双方加起来，每月纳税金额约为税前总收入的20%。 基建设施方面：一直以来，德国三岁以下儿童的托管，是需要付钱的。同时付钱金额根据儿童所在家庭的收入决定。收入高的家庭需要支付更多的托管费用。同时，德国幼儿园长期处于人力不足的状态，因此生小孩之前，父母就需要为孩子排队，以争取让孩子能够获得幼儿园的名额。因为这些弊端，德国各州也陆续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在一些德国联邦州，幼儿园已经开始逐步免费，德国政府也正在致力于设立更多幼儿托管机构。在某些新造的楼盘，法规规定必须同时配套建立相应的幼儿托管场所。 在育儿时间政策上，德国出台了相应法律，保护父母在育儿期间不会失去工作。父母一共最长可以休育儿假3年，之后再回到岗位上。对于母亲，生产前6周必须回家待产，生产费用由医院承担，个人只需承担一天10欧元的住院费用。产后，父母双方共有8周的带薪产假。8周带薪产假过后，父母共有14个月的额外产假。在这14个月内，在家抚养孩子的一方每月可以得到产前税后收入的65%，这部分收入由国家提供。同时，新生儿直到18岁的医疗保险会归入家庭保险中，也就是说，父母无需为新生儿的看病负担更多费用。同时法律还规定，育儿责任不能完全交付父母一方，在14个月的额外产假中，另一方必须最少承担2个月的抚养义务。如一方决定在家一直抚养小孩，直至法律规定的最长育儿假3年期满，则在剩余时间内，不享受财政补贴。 同时，德国政府还鼓励在家育儿的一方从事兼职工作，以提高家庭收入。而在家育儿不工作的时间也会被部分计入养老保险缴税时间，以减少育儿带来的养老金损失。 德国鼓励生育的政策如今已相对完备，不过在这之前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 这一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953年。当时，德国家庭部建立。建立之初的目的在于完善政府体系，同时保证传统家庭（男人在外工作，女人在家从事家务，抚养小孩）在生育了更多孩子后不至于走向贫穷。在当时，女性就业被认为是对家庭造成不利影响的因素之一。 1960年代末生育危机爆发后，鼓励生育政策在很多发达国家投入试用阶段。很多政策还不完善，并没有发展为体系。其中最早推行鼓励生育政策的是北欧国家，但是在实行政策后，这些国家一直到198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依然走低。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滞后性，一个决策的结果往往需要好几年才能看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从1970年到1985年间发达国家的社会变化。 1970年代，女性就业率逐步上升，女性就业被认为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一方面，女性地位明显增强，就业机会显著增加，另一方面，生育鼓励政策的不完善导致了职业发展与家庭发展无法衔接，断绝了很多年轻家庭生育小孩的念头。在这段混乱过程中，国家不停地摸索着对应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机制，以及相应的鼓励生育政策。1969年，德国家庭部也做出了调整，婚姻法、领养法、离婚法等逐步出台，制定的时候尤其考虑到了妇女儿童的利益。1979年，第一条用于保障家庭和职业兼顾的法案推出，即母亲生育假。同时，1975年，出台了关于提高第一个孩子的儿童金和家庭生育免税制度的法案。 两股力量相互拉锯，欧洲最早的生育转折点发生在1986年，直到这时，北欧国家的出生率才开始逐步上升，其它落实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包括德国，也开始缓慢度过拉锯过程，进入到出生率逐步上涨的阶段。但是，完善鼓励生育政策的过程依然没有结束。 1986年，政策不再完全关注于母亲一方，而将育儿列为了父母双方共同承担的义务。在此时，舆论开始普遍认为在外工作和在家持家是同样重要，并值得尊敬的。但是，政府对家庭的生育补贴金额却并没有上涨。甚至到了2001年，政府对补贴金额进行了调整，但是调整后的金额依然太少，以至于大多数的家庭在小孩7个月以后，都只能得到部分政府承诺的补贴金。同样在1986年，德国政府将在家育儿的时间也计入了养老保险缴纳时间。这意味着，对于全职在家抚养小孩的一方，将不会因为长期不工作而在退休后得不到养老保险。 2001年，德国政府出台了针对未婚，但有婚姻事实的家庭，以及离异再婚家庭的儿童抚养补贴政策。2005年，出台了针对贫困家庭的儿童补贴政策，每个儿童最多可以为家庭每个月带来140欧的补贴金额。2007年，法案规定，父母可以在产假后14个月内领取65%税后工资。同时，联邦政府提出，要在将来为三岁以下儿童建立更多的育儿机构，增加35%的幼儿园名额，即75万个。在2013年，增加育儿机构的决定正式列入法案。 在德国政府长期鼓励生育的过程中，德媒和相关研究机构也得到了不少经验：一方面，鼓励生育政策关注的是长期的过程，它所带来的结果并非一天就能看到；同时，只有在鼓励生育政策完整且成体系的条件下，鼓励生育才会有用；第三，对于不同阶级的人群，鼓励生育政策所起到的效果也是不同的。 除此以外，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与它的文化、政治和经济条件都有关系。举例而言，研究表明，儿童金对于总和生育率有积极作用。一般而言，儿童金每增长25%，总和生育率会增加0.07。但是在瑞典，儿童金只会对二胎的出生时间有影响。更多的瑞典年轻夫妇提早了二娃计划，但儿童金并没有让他们有生更多孩子的意向，总和生育率又会再次回归稳定点。 对比德国乃至整个西欧社会半个世纪来在鼓励生育上的努力，中国还只是个蹒跚起步的婴儿。如何借鉴其它国家的发展思路，同时结合自身的文化和经济条件等制定鼓励生育政策，这又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鼓励生育的效果不在于一时一刻，也需要通过不停地试错逐步形成体系，这过程中的代价，或许是每一次思考都难以避免的重担。[详情]

　　应对低生育率，当务之急在提高人口质量 丨新京报快评 李长安 最近，人口问题再次成了热门话题。据报道，官方最新公布的多个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攀升，结婚率和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对此，不少地方拿出“真金白银”鼓励生育。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近些年来，在过去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叠加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我国的人口从过去的高增长率、高死亡率迅速过渡到低增长率、低死亡率的阶段。尤其是生育率出现短时间内的快速下降，引发了全社会对人口拐点提前到来的担忧。 人口的发展确实让人出乎意料，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已逐步显现出来。比如，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出现逐步下滑，就与此后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绝对数量减少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人口红利开始衰减的重要信号。 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这种挑战，各界人士也是见仁见智。虽然根本之策在于提高生育率，但其短时期内难见效。因此，努力提高人口质量，以质量提升抵消数量上的减少，成了大家一致的看法。 事实上，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驱动力由传统的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驱动向以科学技术创新驱动为主要动力的模式转变过程中，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普遍认为，以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远远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在发达国家的贡献率能够达到80%以上。在我国，大多数研究都认为人力资本的贡献率超过了50%。 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核心的要素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从以小学及文盲水平为主，到目前已经超过了9年。特别是高等教育扩招后带来的大学生队伍迅速扩张，在较短的时间里形成一支高水平劳动力队伍。 当前，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正成为新经济的典型标志，各种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以及人工智能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对普通劳动力的替代性日益明显。以富士康正在实施的大规模引进机器人规划为例，未来工业机器人有可能替代80%以上的工人。而“无人工厂”“无人超市”“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智力劳动者的需求将远超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 由此可见，人口素质提高不仅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是确保我国在新一轮科技浪潮中不掉队，甚至在某些领域领先、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根本保证。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而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是经济实现进而推动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生育率逐步下降的关键时期，尽快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显得尤为迫切。 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口数量固然重要，但人口质量更为根本。因此，在现在及未来的人口政策中，应将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作为第一要务来抓，尽快解决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教育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只有把人口素质提高上去，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冲击，实现由质量驱动对要素驱动的真正超越。 李长安（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详情]

　　今天的育龄夫妇决不会是这个民族繁衍史上最痛苦的一代 生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喜事，让这样的喜事少被种种担忧干扰，是这个国家应当也有力量承担起来的责任。 生育问题成为舆论场上的持续热点，两名南京大学教授不合时宜地发表奇葩观点，提出通过从老百姓当中筹钱建立鼓励生育的基金，遭到舆论猛轰。生育问题涉及千家万户，与各种民生问题息息相通，学者就这个问题说话，也需客观理性，切忌信口开河。 需要指出，互联网上围绕生育问题的各种情绪非常复杂，它们有些是对过去的计划生育有意见，有些是对当前养育孩子艰难的抱怨，还有一些是从别的问题蔓延过来的其他不满。 客观说，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世纪80年代全面推开时，对抑制中国总人口的急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正面作用，是当时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后来人口形势发生变化，国家于2013年开始调整，到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舆论中存在这种调整“做晚了”的争议。 对中国人口政策今天所做的调整，恐怕要至少十年以后才能做出准确客观的评价。就今天的中国人口形势来说，老龄化的趋势是明显甚至严重的，但说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处在“危机”中，需要像当年推行一胎制那样反过来推动所有家庭生二胎，这不是国家的判断和政策。 互联网上有很多“强迫生二胎”的段子，那是互联网文化逮住一个热门话题的爆发式消费。城市的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是当年计划生育的第一波主战线，我们从没有听说今天那些机构中有哪一家反过来做生二胎动员的。 中国调整人口是一个必然渐进的过程，人口政策的杠杆正在建立起来。二孩的全面放开已经有一定效果，如果这个效果还不足以带来形势的扭转，那么完全放开生育的政策就势在必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将跟进。 舆论真正抱怨最多的是养二孩难，在中国大城市里，这是实情。到了这里，生育问题成为地地道道的民生问题。过去的中国城市里，家庭消费围绕一个孩子进行，市场也针对这样的家庭消费结构形成社会服务体系。中国小孩子的消费是上升最快的，大城市里甚至中小学生假期出国夏令营等高消费也在迅速蔓延，孩子教育的攀比成为大量家庭的难以承受之重。 养一个孩子都难，两个孩子让年轻家庭望而生畏。我们想说的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而这个路，既有社会整个体系根据多子家庭的需求进行再组织，国家增加相关投入，完善福利体系，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也包括普通人对养育孩子的观念进行调整。没有搞过计划生育的社会，普通人家养两三个、甚至养更多孩子都能过得去，今后的中国也一定能让多子家庭有份宽裕程度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正常生活，让孩子们受到不低于今天的平均教育和福利保障。 话说回来，养育孩子的壮年人，在哪个社会、哪个时代都是社会承重最大的中坚力量，他们在不同时期有着各自的不容易。社会要多支持、鼓励处在这个阶段的人群。同时，处在这个阶段的人群自己也要坚强，应更多展现给社会乐观，而非牢骚满腹。 今天的育龄夫妇们决不会是中华民族繁衍史上最为痛苦的一代，这个国家也决不能让他们成为那样的一代。他们既要创造国家全面进步的各种辉煌，又要实现优生优育，确保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多消除一些他们的烦恼，就是增加整个国家的动力。 生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喜事，让这样的喜事少被种种担忧干扰，是这个国家应当也有力量承担起来的责任。 （本文为环球时报社评，原标题为“生二孩，段子手没有说的实话”） [详情]

　　社评：生二孩，段子手没有说的实话 生育问题成为舆论场上的持续热点，两名南京大学教授不合时宜地发表奇葩观点，提出通过从老百姓当中筹钱建立鼓励生育的基金，遭到舆论猛轰。生育问题涉及千家万户，与各种民生问题息息相通，学者就这个问题说话，也需客观理性，切忌信口开河。 需要指出，互联网上围绕生育问题的各种情绪非常复杂，它们有些是对过去的计划生育有意见，有些是对当前养育孩子艰难的抱怨，还有一些是从别的问题蔓延过来的其他不满。 客观说，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世纪80年代全面推开时，对抑制中国总人口的急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正面作用，是当时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后来人口形势发生变化，国家于2013年开始调整，到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舆论中存在这种调整“做晚了”的争议。 对中国人口政策今天所做的调整，恐怕要至少十年以后才能做出准确客观的评价。就今天的中国人口形势来说，老龄化的趋势是明显甚至严重的，但说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处在“危机”中，需要像当年推行一胎制那样反过来推动所有家庭生二胎，这不是国家的判断和政策。 互联网上有很多“强迫生二胎”的段子，那是互联网文化逮住一个热门话题的爆发式消费。城市的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是当年计划生育的第一波主战线，我们从没有听说今天那些机构中有哪一家反过来做生二胎动员的。 中国调整人口是一个必然渐进的过程，人口政策的杠杆正在建立起来。二孩的全面放开已经有一定效果，如果这个效果还不足以带来形势的扭转，那么完全放开生育的政策就势在必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将跟进。 舆论真正抱怨最多的是养二孩难，在中国大城市里，这是实情。到了这里，生育问题成为地地道道的民生问题。过去的中国城市里，家庭消费围绕一个孩子进行，市场也针对这样的家庭消费结构形成社会服务体系。中国小孩子的消费是上升最快的，大城市里甚至中小学生假期出国夏令营等高消费也在迅速蔓延，孩子教育的攀比成为大量家庭的难以承受之重。 养一个孩子都难，两个孩子让年轻家庭望而生畏。我们想说的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而这个路，既有社会整个体系根据多子家庭的需求进行再组织，国家增加相关投入，完善福利体系，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也包括普通人对养育孩子的观念进行调整。没有搞过计划生育的社会，普通人家养两三个、甚至养更多孩子都能过得去，今后的中国也一定能让多子家庭有份宽裕程度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正常生活，让孩子们受到不低于今天的平均教育和福利保障。 话说回来，养育孩子的壮年人，在哪个社会、哪个时代都是社会承重最大的中坚力量，他们在不同时期有着各自的不容易。社会要多支持、鼓励处在这个阶段的人群。同时，处在这个阶段的人群自己也要坚强，应更多展现给社会乐观，而非牢骚满腹。 今天的育龄夫妇们决不会是中华民族繁衍史上最为痛苦的一代，这个国家也决不能让他们成为那样的一代。他们既要创造国家全面进步的各种辉煌，又要实现优生优育，确保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多消除一些他们的烦恼，就是增加整个国家的动力。 生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喜事，让这样的喜事少被种种担忧干扰，是这个国家应当也有力量承担起来的责任。 [详情]

　　生育成本到底有多高？一线城市养大一个娃竟要花200万 来源：数据宝（证券时报智能原创新媒体） 近期关于全面放开计划生育的呼声高涨，民众生育意愿却不够理想，养娃成本高无疑是摆在民众面前最现实的一道坎。 近来市场持续走弱，不过婴童概念股持续活跃，高乐股份本周累计涨幅43.53%，位居两市之首。婴童概念能够有如此表现，与近期全面放开生育信号频出有关。为什么要全面放开生育，与放开二胎后生育率大幅低于预期有关。而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生育？一句话总结，养娃成本太高。 生育率极低、老龄化速度极快 全面放开生育的大背景，是中国生育率极低、老龄化速度极快的现实。数据显示，自1999年到2017年，全国人口出生率已经连续低于1.5%；自1998年到2016年，总生育率（每名妇女生育数，一般在2.1可保证一国人口世代更替，即总人口保持不变）连续低于1.8人。二胎政策效果也未达预期，仅2016年出生率有所上升，从2015年的1.207%上升至1.295%。而到去年，这一数字又出现下滑，为1.243%。 恒大研究院的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 1.62，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2.45，也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 1.67。对比全球主要国家，中国的生育率同样处于较低位置，仅比日本、韩国、德国等国略高，显著低于印度，美国的成绩也相对较好，虽连年下滑，但2016年的生育率仍达1.8%。 据估计，根据中国生育率和年龄结构，中国人口大致在2028年前后达约14.4亿峰值，然后开始减少，2050年降至13.6亿。 更糟糕的是老龄化社会已加速呈现。报告显示，中国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 修订版）》预计中国将用24年，即于2025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9年后即2034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 26.3%，到2060年后逐渐稳定在 30%左右的水平，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并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7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6 亿，预计到2050达3.6亿，届时每4个人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生育成本到底有多高？ 面对严峻形势，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愈来愈大。6月以来，新建、辽宁、陕西、湖北等地纷纷出台政策鼓励生育；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呼吁以生育政策的落地和社会保障的健全来切实促进生育。 然而，养一个孩子有多贵？能说生就生吗？网传十大城市的养孩成本，让小编着实惊了一下。从出生到上大学，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养孩成本高达200万元以上。小编私下算了算，普通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可能没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但实际花费却也不低。 一、怀孕到出生（0个月-0岁）：2.5万元-32万元 生育成本包括生育前准备成本、生育时期成本和产后护理成本三部分。生育前花费包括领准生证、怀孕建卡、营养品、购置“待产包”、产前诊断检查、特别项目检查等，成本大致在6600元到12900元。 在分娩生产阶段，需要支付的费用是药费、床位费、护理费、检查费、手术费和其他治疗费等等，合计约3000-4000元。如果选择较为昂贵的私立妇产（妇儿）医院，则还需支付会员费、独立病房费、专职医护人员费等高价服务费，总花销在4万-14万元不等。综合来看，花费总计大致分为三种类似： 基础型：即满足最基本的开支需求，不额外请月嫂照顾，大致需要2.5万元； 中等型：产前检查更加全面，月子期间会请月嫂照顾，大致需要9万元； 奢侈型：产前检查及生育期选择私立医院提供专门服务，32万元以上。 二、婴幼儿阶段（0-3岁）：5.54万元左右 这个阶段孩子非常脆弱，需要悉心照顾，每天都要喂好几次奶粉，所以0-3岁的婴儿，饮食方面与穿着方面是最耗钱的。如果宝宝不生病，0-1岁的时候，奶粉钱加衣物等钱，每个月约1800元，周岁内最少要花21600元左右。 1-3岁，买各种早教资料及玩具，约5000元。生活加衣物等钱，每个月约1200元。那么加起来，33800元左右。婴幼儿阶段，大概花费在5.54万元左右。 三、学前阶段（3-6岁）：12万元左右 开始上幼儿园了，教育费用开始占据主要位置。这个阶段孩子已经开始吃五谷杂粮，身体依然还很脆弱，会时不时地生病，因此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医疗费用相比于婴儿阶段还要高一点。深圳普通幼儿园一年托管费最少2万元左右，生活费、其它杂费等一年2万元左右。这样算起来，学前阶段大概花费在12万元左右。 四、小学阶段（6-12岁）：18.5万元左右 现在实行义务教育虽说不用花钱，但择校费和培训费加起来，最少也要花5万。然后，按照不收学费算。书本费、买手机等各种东西，一年2500元左右，六年1.5万元。衣物和生活费，平均一年2万元左右，六年下来，总共12万元。小学阶段，大概花费在18.5万元左右。 五、初中阶段（12-15岁）：10.8万元-16.8万元 初中也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因此免学费，固定收取的杂费也不高。如果是公办的，一学期杂费500元左右，三年3000元。学校内的补课费、兴趣班费、伙食费一学期在5000元左右，三年3万元左右。在初中阶段置办学习用品的花费要5000元左右，这样算下来，孩子在初中阶段学习上花费要3.8万元左右。 在家期间，主要是饮食、服装和出门游玩的费用，这三年孩子在生活费用上大约要花费2-3万元左右。此外，上初中很多人会选择“择校”，这样就会产生一笔赞助费，5万元-10万元不等。 总的算下来，孩子初中三年，如果不择校，总花费5.8万元-6.8万元左右；如果择校，要10.8万元-16.8万元左右。 六、高中阶段（15-18岁）：6万元-20万元 如果孩子中考顺利，考上了公办重点高中，那么一般每学期学费只要1200元-1500元，三年下来，学费在7200元-9000元左右；如果选择寄宿，2000元一学期，三年合计1.2万元左右。 高中的学习竞争更为激烈，因此学生可能要参加各类校内校外的补课，三年也要好几千元，甚至上万元。高中生对电脑等电子产品的兴趣和需求，也比初中孩子要高，为此即便是家庭条件最差的，也要花掉五六千元给孩子买电脑等物品，有些家庭更是不吝支出，完全满足孩子的要求。总的计算下来，高中三年，孩子身上的总花费大约6万元-20万元。 七、大学阶段（18-22岁）：7.4万元-13.8万元 一般的孩子考上大学后，一学期学费、住宿费6000元-16000元左右，四年下来2.4万元-6.4万元左右；杂费、生活费一个月1000元-1500元，加上来回家和旅游的费用，四年5万元-7.4万元。大学四年，大概花费在7.4万元-13.8万元。 如此算下来，按照基础标准，从怀孕到孩子大学毕业，一个家庭在经济上至少要支出62.7万元左右。当然这是在物价不涨得离谱，不通货膨胀的前提下。 高成本降低生育意愿 在面对高额的生育成本下，即便全面放开生育，民众也可能不愿意生。有调查结果显示，意愿生育率为 1.73 左右，生育形势不乐观。显然，要达到提高生育率目的，需要更多的制度配套刺激。 恒大研究院对此建议，尽快实行鼓励二孩乃至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提升中国人口生育率回归至1.8-2.1的适宜水平。1）考虑给予家庭个税减免、分娩补助、落实产假等激励。2）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建立长效机制，强化“人地挂钩”，避免货币政策“放水”刺激。3）提升教育医疗社保保障房等财政民生支出比重，并优化支出结构，解托幼难问题。 小调查： [详情]

　　8月18日消息，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今日举办，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杨伟民出席并发表“改革永远在路上”主题演讲。 针对目前的鼓励生育问题，杨伟民表示，中国近5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2000多万，这意味着原来2000多万人的需求没有的，这种需求的减少和凯恩斯意义上的减少不是一回事，需求减少是人口结构的突变带来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一样实现这么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二孩并没有达到预期最基础的原因是适龄妇女的大幅度减少，现有生育再多也无法弥补减少的适龄妇女所带来的缺口。[详情]

　　“生育基金”，你是想提高生育率，还是想薅羊毛？ 来源：中新经纬 论“生育基金”给我造成的心理阴影面积。 “没有安全感，想逃。” 这是经纬君问过多位网友后，他们对所谓“生育基金”的提议所表达的共同想法。 近日，一篇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引发了网友热议，文中提到的关于“设立生育基金制度”的建议，更是扎心。 在文章提出的若干建议中，关于“生育基金制度”的表述为： 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总结后就是：40岁以下要交税，生了二胎才给退。对此有网友评道：砖家又出来祸害人间了！ ▲网友评论 来源：新浪微博 生育意愿能强制培养？ 为什么网友对这次的生育基金提议如此抵触？还要从专家们描绘的“生育任务”说起。 所谓的“新时代生育任务”究竟是什么？文章中是这样说的：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生育任务”主要面临这些困境： 1、生育减税政策成本高、难度大，减不得！ 2、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来鼓励生育，不符合经济效率原则！ 3、生养孩子成本高，需要公共服务来支撑。所以不管张三还是李四的孩子，你都得出点钱意思意思！ 总结完困境，专家们还“分阶段”给出了应对措施，“亮点”如下： 1、开放二胎是远远不够的，全面放开生育才刻不容缓，能生多少生多少！ 2、40岁以下要交税，生了二胎才给退。只要不生孩子，你的钱都交给别人了！ 3、产假、陪产假都延长，后期还有“育儿假”。假期工资怎么办？谁不生孩子谁给你出！ 4、只要你肯多生孩子，租房补贴、房贷优惠、个税减免、家庭财政补贴……这些都是你的！ 不难发现，这项“生育基金制度”所谓的“补贴”，其实是对不生育的人变相罚款。积极生育的人，只是拿到了人们捐出的“基金”，如果有人拒绝生育，只能贡献资金去为别人养孩子。 众所周知，面对房价、物价的攀升，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迷茫和担忧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生养孩子对家庭的经济压力、对女性的身心及职业损害，也是有目共睹。 而“生育基金”的提议，恰恰触碰到了不少“丁克族”最敏感的神经——多数年轻人是因为没钱才不愿意生孩子，现在不生却要提前交钱，白白贴羊毛，“丁克族”一脸懵。 表面上说要鼓励生育、促进生育意愿释放，其实是在提倡“强制生育”。最终导致的后果是，如果不愿被生养孩子的成本榨干，就要被不生孩子的“罚款”榨干。对此有网友表示，这些专家们盯着的只是群众那干瘪的钱包，而不是法、理、情。 从“社会抚养费”到“社会抚养税” 谁被忽视了？ 就在人们为“生育基金”制度喋喋不休时，8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表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未来的社会抚养税。 “社会抚养税”这一概念的出现再度引爆舆论，也不由得让早年的“超生罚款族”们心里一凉。 ▲资料图 中新经纬 摄 曾经因超生被罚款三次的何先生告诉经纬君，“我的四个孩子里，最大的23岁，最小的也有7岁了。虽然这些年交过三次罚款，但我从来没有抱怨过。” “要问心里真的不委屈吗？不可能！我和太太都喜欢孩子，希望把他们培养成出色的人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有错吗？生孩子被罚款，后来因为户口问题没能参加高考又早早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因为各种政策遭受了财产损失、亲子分离，我们是满腹委屈呀。当初想生的人不让生，现在不想生的人又逼着生，真的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何先生说。 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生育与否，亦是个人和家庭的权利。对生育者而言，生养孩子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期间又将对父母造成多大的影响，都会左右生育者的选择。 我们可以通过宣传鼓励生育，也可以制定激励或补贴政策引导生育，但一些建议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于情不合，既有违常识，也暴露了研究者专业素养的不足。[详情]

　　中国每年人工流产约900多万例 低龄者未育者占比大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8月18日电 （记者 阚枫）近日，国家卫健委印发《人工流产后避孕服务规范（2018版）》，国家卫健委介绍，近年来我国人工流产数量大，每年约900多万例。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女性中低龄者、未育者占比大，重复人流比例高。 资料图：妇产医院。中新社记者 翟羽佳 摄 当前人工流产高发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育龄人群缺乏避孕节育科学知识，避孕措施缺失，导致意外妊娠。二是避孕方法咨询指导不到位，育龄人群采用高效避孕方法不足，避孕失败率高。[详情]

　　生二孩，请国家买单 来源： 吴晓波频道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 ——龙应台 文/巴九灵 这两天小巴被一个词刷屏了，这个词叫做：生育基金。简单来讲就是，你要是不打算生二孩，那你未来很可能就要交罚款了！  事情源自《新华日报》的一篇文章，称“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将面临断崖式下跌”，所以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 国家应设立生育基金制度，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随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也发表言论称，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大家一听就来气了，生不生二孩是每个人自己的权利，拿钱说事就过分了，难道人口问题一定要通过罚款来解决吗？ 不过气归气，当前的人口问题确实挺令人担忧的，尽管已经放开二孩政策，但效果并不明显。小巴整理了最近30年的中国人口出生率图表，数据走势是这样的。 在国外，一些国家深陷生育率低、严重老龄化等困扰，国家级逼婚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连续14年被列入生育率超低的韩国，政府明确规定年薪两千万（韩元）到三千万（韩元）的未婚劳动者每年多缴纳20万韩元的“单身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在年度财政预算中额外拨出30亿日元，为寻找结婚对象和鼓励生育的活动提供资金援助。 那么，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到底有多严重？除了“生育基金”这样的荒唐建议，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大头们的观点。 梁建章 人口经济学家 携程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局主席 中国大城市育儿痛苦指数或是全球最高  应通过奖而不是罚来解决低生育率问题  我们以前一直提倡的要通过减税增收来降低育儿成本，是要奖励多生而不是惩罚少生。奖和罚的区别在于减负还是加负。 现在的中国经济急需减负，因为总体税负（包括社保和医保等）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而且总体税负占GDP收入比还在快速上升。所以这种征收生育基金加重整体税负的方式是非常不合适的，也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批评。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公民工资按比例缴纳生育基金”还是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都是强制性计划生育思维的延续，这是不能接受的。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低生育率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通过减税和现金奖励的方式来补贴多孩家庭的养育成本。 中国大城市的育儿痛苦指数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这是因为中国房价相对于收入是世界最高，中国育儿的费力度也是世界最高，而且中国妇女工作压力也最大，所以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可能世界最低，这就需要至少用GDP的2%到5%的补贴力度，也就是1.6万亿到4万亿的力度来补贴生育才够。 税收减免或发放现金补贴，实质是把从所有纳税人那里收集的税款，转移支付给有孩子的家庭。这样的转移公平吗？ 现代社会，养老和教育都一定程度的社会化，用所有年轻人的钱养所有老人，包括那些没有小孩的老人。现在多生一个小孩，是为未来的养老基金贡献税源，所以现在让社会承担一部分抚养小孩的费用是公平的。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应该通过奖而不是罚来解决严峻的低生育率问题。 当然奖也是财富的再分配，但是这种再分配要不失公平性，这种再分配也不是零和游戏，因为更多的孩子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 马光远 独立经济学家 不生孩子是人家的权利  千万别打从工资扣生育基金这种歪主意  中国对生孩子的鼓励太少了，成本太高了，障碍太大了，这都是以前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结果，当人口出现断崖式下滑的时候，一切都猝不及防，但应该立即行动。 过去限制生育是基本国策，现在应该把基本国策改为鼓励生育。但生育观念的改变，不能靠大家的自觉，更应该在政策层面予以鼓励。我说的鼓励，是国家来买单，国家来承担生孩子的成本。我其实一直特别担心，有人会想办法把这个成本转嫁到个人头上。 放开计划生育，应该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但一些人绝不能在这上面打发财的主意，绝不能变着法子又想收钱，从工资里扣生育基金本质上就是罚款，这种想法无耻到没有下限。 我们的一些专家，一提建议不是限这个限那个，就是罚款交税。不生孩子，你们想着发财，生孩子，你们也想着发财，我提醒这些专家，人民不仅仅是交税和交配的。 过去限制生育，超生的人都交了社会抚养费，这笔钱应该还在吧，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笔钱究竟用到哪里去了，多生孩子的抚养费都是家长自己买单。 现在要鼓励生育了，先把这笔钱拿出来，学习日本，设立奖励生育基金，给生二孩以上的给予一定的奖励。不生孩子的怎么办？不生孩子也是人家的权利。 中国人口面临的严峻态势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很多，今年上半年人口出生的状况比去年还要糟糕很多，下降幅度至少在10%以上。一定要抓紧构建鼓励生育的公共政策体系，在产假、孩子入托、幼儿教育、家庭负担减轻、税收减免、财政鼓励上下大功夫。 以前搞计划生育的也不要担心失业，鼓励生育的工作量是远远大于抓计划生育的工作量。国家应该搞一个人口“四万亿”计划，拿出四万亿，为鼓励大家生孩子买单，这些钱哪里来？裁减行政人员即可，压缩行政经费即可，千万不要想着在别人工资里扣生育基金这种歪主意。 *以上观点首发于公众号《功夫财经》 何亚福 学者 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 自主生育倡导者 生育自主权应归还给家庭  我们可以奖励生育但不应强制生育  从人口看，未来几年每年出生人口有可能出现雪崩式下跌。根本原因有三个： ① 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在政策放开的头两年已经大部分释放出来。 ② 处于育龄期的年轻人口持续减少。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所做的测算表明，未来十年，20-39岁育龄妇女将减少3900多万人。 ③ 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 即便如此，生育自主权应该归还给家庭。“工资按比例缴纳生育基金”“社会抚养税”这些建议，本质上都是惩罚少生和不生孩子的家庭，这不合理，鼓励生育不应该变成强制生育。 “工资按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建议在操作上也有问题，退休60岁左右，不生二孩的家庭从缴纳生育基金到取出生育基金，至少间隔20年，这笔钱缩水了多少？另外，没有固定工资的自由职业者是否要缴纳？ 在国外，鼓励生育的措施包括减免税收、提供育儿补贴、延长产假和育儿假等奖励生育的措施，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实行“工资按比例缴纳生育基金”这种惩罚不生和少生的措施。 但也曾有过强制生育的例子，例如，罗马尼亚在齐奥塞斯库时代征收过“单身税”。前苏联从1941年开始征收“无子女税”，该税法规定，20至50岁的无子女男性和20至45岁的无子女女性，每月应向税务部门交纳个人收入的6%；苏联解体后，“无子女税”被废除。  考虑到国内生育意愿低迷现状，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而且，提高生育率要对症下药： 补贴：对有孩子的家庭减免税收或提供育儿补贴，孩子数量越多，补贴越多； 房价：通过增加城市的土地供应来降低房价； 教育：政府牵头建设更多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并把幼儿教育纳入免费教育的范围。 小调查： [详情]

　　我生不生孩子、有没有二胎，关谁事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如果鼓励生，就应该放开生育的政策 为想生的创造更好条件 从“少生孩子多种树”到如今热议的丁克征税，不生二孩就得“罚款”，恍如隔世。但它的的确确存在着、上演着。 应该说，生还是不生，不是个新鲜话题。之所以被再次炒热，源于有媒体最近发表《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其中，关于“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引发质疑。 所谓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是指“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最终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胡继晔认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这番雷语一出，旋即引发舆论抨击，斥责、批评、指摘声不绝于口。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按照该专家所言，对普罗大众来说，你生二胎就可得到一笔补助；你不生二胎，但必须为他人支付生二胎的钱，退休时再还你。这个建议明显带有强制色彩，毫无底线可言。 鼓励生育不是强制生育，人更不是生育的工具。前脚“只生一个好”，后脚就有建议不生二孩就得变相“罚款”，这更像是摊派生育指标。从工资里强制扣生育基金的主意，坏透了。 面对压力，胡继晔很快“改口”解释道：自己说的设立生育基金来鼓励生育，是由原先国家征收的那么多年的社会抚养费来设立，不能再由老百姓出钱；由于丁克家庭在年老后需要别人家的孩子来抚养，不应当鼓励和提倡。因此我们应当鼓励生育、不鼓励不生育。 言外之意，他依旧认为自己所说的生育基金没有错，只是变成了政府买单。但对丁克还要继续征税。 丁克招谁惹谁了？曾有人说过，在这个世上，有两样不敢生：一是病、二是娃。丁克家庭，正是对不敢生的生动诠释。 当然，丁克家庭有被动的，还有主动的，一些夫妻本身不具备生育能力。打丁克的主意，对这些本就因为抚养问题、工作问题、经济问题等原因不愿意生孩子的夫妻来说，如同伤口撒盐。也与他们追求高质量的生活背道而驰。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丁克家庭、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夫妻，应该持包容的心态，更不应提议对丁克征税。 所谓“丁克家庭在年老后需要别人家的孩子来抚养”，更是荒唐、无稽之谈。丁克们只是没有孩子而已，并非不工作、不养家。 我们可以用宣传的手段营造生育的氛围，也可以用政策的方式激励生育，但不能以“设立生育基金”、“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之名薅羊毛。 反过来想一想，当年就算有罚款，为什么很多人还要生？ 那是因为“养儿防老”一直是中国老一辈人心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还有一些地区，早些年是按人头分田地，多生娃无非就为了多分那一亩三分地。 反过来想一想，如今放开二孩政策后，为什么生育率还上不去？ 说生容易，谁来抚养、谁来照看？当今社会节奏如此之快、工作压力如此之大、养孩成本的急剧上升，如果不消除后顾之忧、没有切实的保障，年轻人生娃就不会容易。 在生育方面，必须坚持一个基本底线：生不生交给本人选择，也应该交给他们本人去选择。 再有，如果鼓励生，就应该放开生育的政策，为想生的创造更好条件。 一句话，丁克无罪，征税荒唐。你可以奖励生的，但决不能罚不生的。对类似误导公众的言论，才应该警惕。 [详情]

　　关于子宫，没有最狠，只有更狠 来源： 猛的号 图来自网络 1 “长江学者”刘志彪终于有了传世之作。 很多年前，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在《新华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大意是，他已经当上了经济学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出版过十多种著作，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看似辉煌，但遗憾的是，还没有能够体现自己学术思想的传世作品。 不可否认，在产业经济学届，刘志彪是个大牛。他本科毕业于安徽财经大学，在厦门大学读完研究生，然后赴南京大学任教，没有“海龟”背景，亦无博士光环，却最终能够在人才济济的南京大学执掌经济学院，且入选了首届“长江学者”，没点真功夫，单靠“花架子”是做不到的。 他写的《产业经济学》是国内诸多高校考研指定教材，在考研论坛，他被学生亲切的称为彪叔，说他“搞经济学就像喝凉水一样”。 彪叔上一次搞出大新闻还是2014年。 2014年5月7日，刘志彪被任命为南京财经大学第二任校长。此前，他已于2009年调任江苏省社科院院长。但蹊跷的是，2014年12月26日，江苏省委宣布，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宋学峰接任南京财经大学校长。刘志彪成为了改革以来中国大学史上“最短命的校长。” 从任命文件公示日期计算，彪叔在校长职位上待了7个月19天。不过，如果剔除高校的2个月暑假，他实际只干了不到半年，真是屁股都没坐热。 这件事最后是不了了之，当事人没透露详情，上级主管部门也没给出解释。 但学术头衔一堆的彪叔当然是不愁工作的，他的新阵地是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职务是研究院理事长、院长、首席专家。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是江苏省智库，依托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育部协同创新中心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平台，以产业现代化决策咨询为研究核心。 该院官网介绍称：首席专家多次受邀参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已有成果曾经多次获得党 和国 家领 导人指示，成果多次刊发《求是内参》、《国参建言》、《人民内参》等。 一言以蔽之，就是：彪叔孜孜于做高层的“智囊”。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 王家，几千年了，中国读书人都好这口，农耕民族的劣根性，没法改。但如能在庙堂之上，仗义执言，为处江湖之远的芸芸众生鼓与呼，倒不失为良心人。 可不知是人年纪大了，嘴巴也大了，还是人年纪大了，更有智慧了。扒拉彪叔这几年的论文和公开发言，明显可见他的视野已经远远超出产业经济的范畴了，毛衣战、去杠杆、房地产、工匠精神、留守儿童、网游、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当下热点，无所不包。 真是佩服文科学者，脑袋就像哆啦A梦的口袋，随便一掏，就是“真知灼见”，都是“宝贝”。 彪叔的新“宝贝”是关于计划生育的。 8月14日，《新华日报》发了一篇彪叔署名的文章《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提出： 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   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彪叔的核心思想是强制缴纳生育基金。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胎夫妇急了，已婚未育夫妇急了，大龄未婚男女急了，适婚男女急了，将婚男女急了，因性别失调3000余万注定打光棍的男人急了…… 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个安静的子宫。著书立说三十四年，彪叔终于火了，这篇文章注定不会藏之名山，定当流传百世。 彪叔是江苏丹阳人，还是江苏省人文社科届的“一哥”，对江苏省的计生历史和现状自然不陌生。 就在他成为“史上最短命校长”的那一年，张艺谋非婚生的三个子女被曝光，江苏省计生部门严格执行《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非婚生二胎及以上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应按孩子出生前一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8倍缴纳。” 所谓社会抚养费是指，超生的孩子多占了社会资源和社会公共投入，所以要补偿社会。就这样，张艺谋被罚了748万元。 张艺谋不顾年迈，任劳任怨，生下三个子女，为延续民族添砖加瓦，可那时没见彪叔站出来给他说句公道话。 同期，江苏省地方所收缴的社会抚养费只有10%上缴上级，90%由收缴部门支配。怎么支配，只有天知道。 而4年后，彪叔的文章还指出： 考虑到我国社会抚养费已经征收了30年，存量资金应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理论上可以支撑一两年内对二孩家庭的生育补贴。可考虑将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充实生育基金，或作为生育基金的初始资金。 “存量资金应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呵呵，彪叔是在装外宾呢。作为智库的负责人，去调查征收了30年的社会抚养费到底去了哪里，岂不是更利国利民？ 2 与彪叔一起署名的作者还有张晔，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一个女教授。 看她履历，应该也是颇有造诣。2008年，她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论文《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的动态研究——来自全国及江苏省、广东省的证据》，获2008年浦山奖最高奖及2009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中国经济学最高奖项，是为了纪念中国经济学先驱孙冶方先生而设立。 1949年后，正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伴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消亡，价值规律不起作用，孙冶方却认为，那怕是进入共产主义，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价值规律就仍起作用。为此，他被视为“修正主义”，文革中受尽迫害，但依旧坚持学术独立。 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不阿谀奉承，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宗旨，可实况呢？ 张晔大约出生于1960年代末或1970年代初，肯定目睹或听闻过计生洪潮是如何席卷中国各个角落。 1980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其中指出： 我国人口总数在二十年后将达到13亿，在四十年后将超过15亿。这将会大大增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难有多少改善的严重局面……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现国务院的号召，每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 从此只生一个孩子与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绑定一起，上升为国策，每个男女都裹挟其中，无论城乡。 而在此之前，国家政策是号召多生多育。 故此，提出“新人口论”的马寅初被批的死去活来，他始终坚持，生育必须有计划。 马寅初是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被“揪下来的”，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出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那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来了一个台湾学生——林毅夫，从金门游过来的军官。 1994年，林毅夫、易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张·维·迎（前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是第一任主任。后来，中国经济研究中改名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在中国智库报告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屡屡进入前十，且位于高校智库榜首。 2008年，林毅夫到世界银行担任副行长，周其仁接任院长。4年后，姚洋当选为第三任院长至今。 张晔获奖论文的合作者正是姚洋。她既然与北大国发院有学术合作，定然熟悉该院的研究旨趣。周其仁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核心观点是：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   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 一针见血！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一个表象，生育率低及人口老龄化，当然影响经济发展，但不能反之把经济停滞归咎于人口的多寡，体改方能破局。 子宫何其无辜也！计生之悲苦，作为女人，张晔理应更懂。 3 马寅初常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遗憾的是，在计生问题上，敢言者少之又少。 2005年，中国人口突破13亿，“刘易斯拐点”迫在眼前。“计划生育之父”、中国社科院的学者田雪原呼吁，要关注性别失调，调整人口政策，但不被政策制定者所重视。 而这时，已当选为“长江学者”的刘志彪，正是志得意满时，没有就人口问题发表观点，他很明白，那是“不正确”的事。 10年之后，经济学者、携程CEO梁建章等人撰文公开指责计生部门对涉及人口的数据一向严重高估，没有任何预见性可言。 梁建章认为，生育首先是家事，何时生、生几个，由家庭自行决定。他旋即遭遇攻击，不得不关闭微博评论。 这时，作为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的首席专家，刘志彪还是没有公开发言。 直到2016年，全国 人 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生法修正案，全面放开二孩。公开讨论计生问题成了“正确”的事。于是，各路专家齐齐上阵，“鬼点子”迸发。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继续重弹 “三个红利”的老调。 胡院长最近“人人喊打”，刘志彪又推出前述重磅文章。哪里想到，刘志彪的话音未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就“抢麦”了。 胡继晔认为，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他还警告说，“生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载体，首先从文化上，我们要进行鼓励” “从民族复兴大业（来看），生育关系的不仅是当政者，更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祖孙万代的一个事情”。 听来殷殷之心苍天可鉴。可是，5年前，10年前，为何不敢高喊放开生育？ 知识分子可以为稻粱谋，曲意逢迎，但更要明白，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是有记忆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后人指点。 电视剧《马大帅》中，范德彪对马大帅说： 古有奥地利国弗洛伊德，今有辽北地区范德伊彪。辽北人民谁不管我叫彪哥，一见面，咔咔咔，就是敬礼！ 原以为刘志彪已经足够“出类拔萃”了，没想来了一个“更狠”的胡继晔。假若有一天，计生圈子开会，彪叔见到晔哥，想必是，一见面，咔咔咔，就是敬礼！ [详情]

　　新浪财经讯 8月17日消息 此前《人民日报》8月6日发表《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一文引起网友热烈讨论。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8月14日刊发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更是引起网络激辩。 上述文章称，未来中国将面临人口断崖式下滑，提高生育率应该成为中国新时期的任务。文章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 自本月10日起，新浪财经发起“为国生娃，你愿不愿意？”网络调查。截止8月17日15时，已有63000余人参与投票。调查数据显示，在参与投票的网友中，超过半数（51.78%）的网友一个孩子也不想要，给足补贴就愿意生二胎的网友占到22.21%，只想生一胎的占比为22.58%。 而据“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的调查显示，近六成（59.87%）网友表示“养不起，不敢生”，18.91%的网友认为“责任太大难以承担”。 那么哪种补贴对网友的诱惑最大呢，29.42%的网友选择了“购房、教育等补贴”，21.02%的网友认为直接发钱诱惑最大，但是，超过45%的网友认为“哪个都没诱惑”。仅有1.77%和2.27%的投票网友认为延长产假、减税政策诱惑最大。 根据以上调查反映的情况，为了鼓励生育，不但不应该采取“从百姓口袋收取费用建立基金”等向老百姓收费的办法，反而应该通过财政手段，不断降低百姓的生活、教育负担，以此激发生育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在热议“鼓励二胎”的同时，“房租大涨”也成为社会焦点。 无论如何，鼓励生育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但切实降低百姓生活负担才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目前，新浪财经发起的此次调查仍在进行中。 [详情]

　　来源： 公众号林采宜   优秀人才是社会的共有财富。社会越是发达，子女的公共产品属性越强，养育子女在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程度也就越是严重。 林采宜/文 截至2017年底为止，全球人口已经超过75亿。其中60岁以上的人口有9.62亿，占12.76%，到本世纪中叶，老龄人口将增加到24亿，占比超过25%（2017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人口数字在持续攀升，女性的生育率却在逐渐下降，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全球性的困境。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背后是社会宗教、文化和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 从文化层面来看，过去几千年来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孝道精神从道德层面约束着子女对父母及其他长辈负有反哺责任，而现代社会强调个人权力及独立意志，从文化根基上彻底摧毁了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伦理制约，“人口”生产者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从道德文化层面与其“产品”之间都不再存在有保障的利益回报机制。 从经济层面看，现代经济制度安排决定了“物品”的生产者可以通过产权制度得到充分的利益回报，而“人口”的生产者（父母）对其产品（子女）却无法拥有类似于私人财产的支配权和收益权。因此，减少人口的生产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共同的选择。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生育率下降，主要缘于以下几个直接因素： 第一，人口生产的收益社会化。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年轻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老有所养”逐渐成为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而不再是依靠家族的香火承传。随着税收制度、养老制度等一系列社会再分配制度的完善，生儿育女的外部效应不断加强：年轻人口成为社会的公共产品，对社会的公共税收贡献永远大于对其家庭长辈养老的直接贡献。现代城市中，大部分退休老人是靠退休金、养老保险金和个人积蓄生活，依靠子女赡养的成分越来越少，生育子女的收益主要体现为情感愉悦，经济上的代际回馈，即养老补偿作用大为弱化。 第二，生育成本不断提高。现代社会人口生产的成本绝大部分由家庭承担（即便儿童医疗免费、教育免费）。经济越是发达，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收入也越高。怀孕、生产及哺乳对高学历、高收入和高职位女性的城市职业女性影响相对较大，其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和经济代价远远高于农村妇女和家庭妇女。根据《2018年世界城镇化展望》，目前有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本世纪中叶，这一比例预计将增加到68%，也就是说，三十年后，城市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七成左右。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比例的不断提高，必然带来家庭生育子女成本的普遍上升。农村娃儿多，越是低收入家庭孩子越多，主要是因为生育子女的成本低导致的。 以上两个方面综合在一起，形成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关键：即养育子女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人类的生产、创造活动分两大类，一类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创造，在这个领域，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保护了生产者对其产品的支配权和收益权；另一类是人口生产，生儿育女的父母对其产品——子女既不能享有支配权也不能享有收益权，儿童、年轻人都是社会的公共产品，优秀人才是社会的共有财富。社会越是发达，子女的公共产品属性越强，养育子女在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程度也就越是严重。 从经济人自利的理性出发，私人家庭在人口再生产的意愿自然不断下降，所以，即便没有像中国“计划生育”这样的人口控制政策，女性的生育率依然在逐渐下降，家庭人口不断减少。这是“公共产品私人供给”导致的必然结果。 因此，是否选择生育属于个人权力，但是承担儿童的抚养成本则为社会责任。 特别声明：本文为人文学者、经济学家林采宜的原创文章，转载请在文章标题下注明作者及出处。 [详情]

　　 相关阅读： 政法大学教授：不仅要设生育基金 还要对丁克征税 新京报：缴纳生育金实际是对不生二孩家庭的变相罚款 [政法大学教授：生育基金应由国家出钱 不鼓励丁克家庭]针对“不仅要设生育基金，还要对丁克征税”的说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对中新网记者表示，需要澄清一下，自己说的设立生育基金来鼓励生育，是由原先国家征收的那么多年的社会抚养费来设立，不能再由老百姓出钱；由于丁克家庭在年老后需要别人家的孩子来抚养，不应当鼓励和提倡。因此我们应当鼓励生育、不鼓励不生育。（李金磊）  [详情]

　　来源：丁金宏 智行院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多年，在人口总量控制目标基本达成之后，国家应该考虑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来减轻计划生育代价的策略，2013年实施的单独二孩和2015年实施的普遍二孩政策正是这一策略的具体体现。政策实施以来，全国人口的出生水平有一定的回升，但是最新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出生数1723万人，比2016年下降了63万人，似乎对生育政策放松的响应并没有预估的那么强烈和持久。为此，我呼吁尽快取消生育限制，让生育决策权重回家庭。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前院长、教授，上海市人口学会副会长丁金宏。 文|丁金宏，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前院长、教授，上海市人口学会副会长 本文发布于“虎说八道”微信公众号。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巨大而资源并不丰富，人口快速增长成为近代以来困扰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推行计划生育，特别是1980年“925公开信”之后，国家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通过法律、规章予以实施，计划生育上升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本来属于家庭私权的生育权部分地让渡给国家，置于行政调控之下。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势头得到了十分有效的控制，2017年我国大陆总人口13.9亿人，出生率12.4‰，自然增长率5.32‰，进入低增长时代。 但是计划生育是有代价的，伴随着最严格的计划生育过程，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2000年达到老龄化国家标准（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目前老龄化指数已经接近11%。与此同时，计划生育也带来了出生性别比升高、失独家庭等严峻的社会问题；计划生育还加大了社会管理成本，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群关系。 在人口总量控制目标基本达成之后，国家应该考虑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来减轻计划生育代价的策略，2013年实施的单独二孩和2015年实施的普遍二孩政策正是这一策略的具体体现。政策实施以来，全国人口的出生水平有一定的回升，其中比较明显的是2016年，出生数达到1786万人，比2015年增加8%，二孩生育比重达到了45%，总和生育率也从2010年的1.6微升到1.7左右。 但是最新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出生数1723万人，比2016年下降了63万人，似乎对生育政策放松的响应并没有预估的那么强烈和持久。为此，我呼吁尽快取消生育限制，让生育决策权重回家庭。理由如下： 1．取消生育限制，不会导致生育数量的“报复性反弹” 单独二孩、普遍二孩政策的实施是取消生育限制的试水阶段，实践证明，虽然出生数、出生率有一定幅度的提升，但数量不惊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降低，据一项全国性调查，目前我国居民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93，其中农业人口也只有1.98，城乡差别很小。全国各省居民的生育意愿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差别也不算悬殊，而且还不是刻板印象的“越穷越生”，生育意愿最高的是广东省，也只有2.24。 有人主张我国生育政策应该进一步放松，从普遍二孩放到普遍三孩，而调查显示希望生育三个孩子或更多的居民仅占不到5%，即使听凭他们按意愿生育，也不会导致平均生育率的颠覆性上升，所以我认为从二孩提高到三孩意义不大，不如彻底取消生育限制。 2．生育权利回归家庭更符合社会自然属性，有利于社会平稳运行。 生育本质上是家庭行为，我国的计划生育对居民的生育行为进行积极干预，这是出于国计民生大局而不得已做法，如今人口总量控制大局已定，综合多种预测方案，我国总人口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顶峰，峰值不会超过14.5亿人，其时印度可能超过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而我国人口将会进入一个较长周期的人口减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度部分让渡于国家的生育权利应该归还给居民家庭，让生育恢复家庭行为的本意，成为人类社会自然属性的一部分。过去居民接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是公民的觉悟，现在将生育权利归还给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3．取消生育限制可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 为了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管理成本相当高，取消生育限制，国家可以大大缩减计划生育管理队伍，节省一笔巨大的管理成本。取消生育限制并不意味着“计划生育”概念的消失，而是更加贴近“family planning”的本意，计划生育的主角是家庭，国家级各级计划生育部门还应该部分保留，但是工作中心应该转向生育服务，尽量满足以居民意愿为导向的控制生育、改善生育力、生殖健康等方面的需求，业务内涵更多地转向医学领域。 声明两点。其一，我主张取消生育限制但并不主张鼓励生育，听凭居民自己选择，因为我国目前人口总量依然巨大，低增长甚至一定程度的负增长并不是坏事，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应主要从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正面应对，依靠提升生育来解决老龄化问题是不现实的，世界范围内也没有成功先例。 其二，我主张取消生育限制，但绝不附和任何否定过去的计划生育工作包括一孩政策的言论。可以说，正是过去三十多年的严格计划生育带来了中国人口总量的有效控制和居民生育意愿的彻底转向，使我国以最快的速度解除了人口爆炸的危险，计划生育事业和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历史贡献不容否定和诋毁。■ [详情]

　　评论丨“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是一项荒唐的建议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近日，有媒体发表《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其中，关于“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引发舆论强烈反弹，社交媒体一片抨击之声。 先看一下这位专家的具体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 这位专家进一步指出，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 这些所谓的建议让人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如果不是白纸黑字出现在报纸上，还真不敢相信，尽管这些年我们见识过不少专家的雷人雷语。 首先，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生还是不生，都是个人和家庭的自由。我们可以通过宣传鼓励生育，也可以制定激励政策引导生育，但不能以“设立生育基金”之名对不生或少生家庭行惩罚之实。这种建议于法无据、于理不通、于情不合，既有违常识，也暴露了研究者专业素养的不足。 其次，少打群众的歪主意，不要动不动就建议收费。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大家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负担还很重，中国家庭债务水平长期居高不下，上海财大研究院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截至2017年，我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107.2%，已超过美国当前水平。 之所以当前中国生育率不高，除了经济社会发展、妇女劳动参与度提高等客观原因外，养孩成本的急剧上升是重要的原因，这是社会的共识。有些年轻人不是不想生，而是确实压力太大，对症下药的良方在于通过一系列有效的优抚生育政策和真金白银的公共投入解决人们生娃的现实之虑和后顾之忧，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从老百姓身上薅羊毛，这看似为国分忧，实则是荒腔走板的高级黑。这也是为何这种建议会遭到舆论一致批评的关键所在。 再有，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面对外贸的不确定性和投资拉动边际效应递减的形势，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加明显。我们要千方百计地通过降低个税、减少收费、完善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提升内需的动力，促进消费的转型升级，而不是以所谓“生育基金”的方式加重群众负担。因此，无论是从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着想还是从经济健康发展的长远考虑，都应该想方设法地让群众的钱包鼓起来，而不是瘪下去。 [详情]

　　设生育基金：不生二孩，就得变相“被罚款”？| 新京报快评 40岁之前要缴纳生育基金，不生二孩不能领取，这其实就是要为其他人生二孩交社会抚养费，问题是——别人生孩子关自己什么事？ 文 | 熊丙奇 指出“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少子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提高生育率应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任务”；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这两天，一篇关注生育的文章引发广泛关注，吸睛的点不仅在于“立刻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吁，更在于“设立生育基金制度”的建议。 以前生二孩，要交社会抚养费，这笔费用用到哪里并不清楚，长期被质疑为“收得爽快，用得糊涂”，但好歹可以说是二孩家庭自己承担自己的社会抚养费。 现在该专家建议，40岁之前要缴纳生育基金，不生二孩，不能领取，这其实就是要为其他人生二孩交社会抚养费，问题是——别人生孩子关自己什么事？ 要鼓励生育，不要指望想着法子由民众自己承担生育成本，甚至巧立名目的增加生育成本，而必须由国家承担生育成本。 换句话说，与其考虑设生育基金制度，不如在国家层面要考虑建立国家儿童监护制度，由国家承担未成年孩子出生后到成年的部分教育、医疗费用，甚至基本的生活费用。 在放开二孩政策后，我国出生人口并没有如有关专家预测的那样井喷。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教授与其学生合写的一篇发表于2014年的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预测全面放开二胎后，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峰值会达到4995万。可2017年，我国新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的出生人口1786万减少了63万人，与4995万相差太多。 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社会的传统生育观“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已经变了。包括以前宁愿罚款也要超生、多生的农村，也随着年轻人进城务工而改变了生育观。 ▲图/新京报网 而生育观的转变，与生育成本有直接关系，现在无论是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都感受到巨大的生育成本压力——生孩子不是只把孩子生出来，还必须养育，让孩子吃饱穿暖，送孩子读书，给孩子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媒体曾调查一个城市的育儿成本，北京的育儿成本平均高达276万元。与这么高的育儿成本相比，生育奖励、补贴都是毛毛雨。 我国一些专家提出的提高适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建议，是非奖即罚，缴纳生育金，实际是对不生二孩的家庭的变相“罚款”。 要鼓励适龄夫妻生育孩子，我国需要考虑减轻家庭的生育成本，而由国家承担生育成本。在发达国家，具体的制度就是国家儿童监护制度，在加拿大，孩子一出生，就会领取政府每月300加币的牛奶金，孩子成年之前的所有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由国家承担。 国家儿童监护制度不但减轻家庭生育成本，而且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如父母作为监护人没有履行监护职责，将剥夺监护人资格，由于儿童的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均由国家承担，所以剥夺不合格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委托其他人监护不存在什么障碍。我国针对未成年人被父母体罚、虐待伤害问题，也提出要撤销不合格父母的监护人资格，但具体落实特别困难，因为这需要父母提供生活费用，才能委托其他人（机构）监护。 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要一步到位实施国家儿童监护制度，困难的确不小。但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减轻所有家庭的教育支出和医疗费用支出负担，并对农村地区的孩子率先实行生活补贴。尤其是教育方面，要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考虑将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缓解择校热；要在全国探索免费高中教育制度（这方面已有地方迈出了步子）。 要而言之，国家和社会多考虑为家庭生育分忧，承担责任，才是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正道。 □熊丙奇（教育学者） [详情]

　　8月14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8月14日刊发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文章称，未来中国将面临人口断崖式下滑，提高生育率应该成为中国新时期的任务。文章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 16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胡继晔在就“生育基金”的相关问题接受国富智库专访时表示，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胡继晔分析称，我国自2000年后就已经陷入了“低生育陷阱”，“当时一对夫妇的平均生育率在1.6左右，现在已经下降到1.2-1.4之间，远远低于人口正常、不增不减的2.08-2.1的数据”。“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已经低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他警告说。 胡继晔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逐步形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文化，“生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载体，首先从文化上，我们要进行鼓励”。 他举例称，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如果一个家族中的男性没有孩子，是进不了祠堂的。“从民族复兴大业（来看），生育关系的不仅是当政者，更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祖孙万代的一个事情”。 当然，民族延续只是一方面，胡继晔认为，从战争的角度来看，同样也要鼓励生育。“去年，中国跟印度在洞朗对峙，当时印度的士兵都是兄弟三四个，中国基本都是独生子女。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和平的民族，不好战，但是一旦有战争了，我们永远要备战。中国古代都是三丁抽一，也就是家里有三个男丁才抽一个去当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但是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未来至少做到二丁抽一”。 胡继晔表示，发达国家为了鼓励生育都会对生育进行补贴，因此建立设立生育基金，“不生孩子的人更应该交生育基金。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生育，向超生的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但是未来鼓励生育，应该向丁克家庭征收未来的社会抚养费，人老了之后光靠钱是没用的，还是需要年轻人，别人家的孩子来照顾。这些丁克家庭老了之后没有后代，是要占用社会资源的，所以将来要对丁克家族进行征税”。 胡继晔补充道，现在要彻底放开生育，其次还要鼓励生育。“在中国鼓励生育，至少可以奶粉免费，在奶粉的供应中，可以学习美国对穷人发放食品票的模式，给百姓供应奶粉票，尿不湿票等”。 以下为胡继晔演讲实录： 非常高兴能够跟诸位在一起交流。在交流之前，我想讲一下我当年为什么研究养老？我在20年前开始读博士的时候，跟你们在座的诸位差不多。 我当时最最主要的还是觉得，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如果只是研究一个适合自己赚钱的，当然非常好，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人，比如中关村这个地方，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还是一片平房，但今天已经高楼林立，这就是企业家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想，如果一个研究能够为这个社会，为每一个人能够带来一些幸福感的增量，我想这样的研究更有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研究养老金融的原因。 先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图是世界银行2017年最新发布的，中国到2100年的一个人口趋势图。 图1 1950-2100年老龄人口趋势图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图中的一分子，每个人都在里面。这里体现的是65岁以上人口的数据，我没有用60岁，因为60岁太年轻了。1950年，中国大概只有5亿多人口，65岁以上的人口大概只占总人口的4.47%。 到了2000年，50年以后的中国，人口超过12亿，65岁以上的人口占百分之五点多。我恰恰也是在2000年开始研究的。2000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红色的柱子是总人口，而蓝色的柱子是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蓝柱子在不断地增长。 根据预测，中国的人口顶峰可能是在2030年，人口大约是13、14亿左右，这个是比较乐观的估计。我估计总人口到不了14亿，年轻人会减少，小孩出生率会减少，但老人不会减少，因为老人都是现在活着的人。 而且按照基本的死亡率来划，老人这个数字一定是不会减少的，这意味着什么呢？2000年，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已经到了6.6%，达到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7%的老龄化门槛。 2010年，老龄化程度达到8.25%，超过了7%老龄化门槛，到2050年，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27.55%，将近三分之一。2100年以后会怎么样？我们的人口结构会更为难看，难看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总人口是在逐步地下降。 很多人总是讲，中国的老龄化是高峰，高峰意味到了山顶，还会下来。但是大家看，中国是高峰吗？不是的，中国是青藏高原，上去就下不来了。 所以各位，年轻的你们，我个人建议，你们一定要多生孩子。大家知道印度的人口结构是极其漂亮的，呈金字塔形状，他们的年轻人，都是兄弟三四个，四五个。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客观事实，在短期内，在你们的有生之年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基于这个数据，刚才各位已经非常睿智地回答了我，你们要什么？要多生孩子，多种树，这是我们国家未来，别的物质的东西都很简单，芯片我们造得出来，但是如果没有人，谁来造芯片？ 那么，针对这种老龄化如何应对？ 中央最高层已经有了应对的一个总体方案。与此同时，各金融机构同样在两年前，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以及民政部，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65号文，这个文就是《关于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也就是说，各个领域都在考虑养老的问题，尤其是金融监管领域。他们充分地认识到金融对养老的价值，据了解，当时起草这个文件的核心就在于，当面对老龄化大潮的时候，金融机构怎么办？金融体系怎么办？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通过金融来突围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事实上，社保——第一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已经入不敷出。我们所谓的结余，现在好像是结余三四万亿，实际上这些钱都是各个省的财政补贴，像黑龙江省前N多年已经入不敷出。刚才李玲老师也说了，社保局的一个文件已经上传。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金融是传统社保领域之外的另外一个可以突破的一个通道。与此同时，十九大报告里中也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同时也提出来要积极应对老龄化，加快老龄事业发展，这些都是一些针对金融问题的指导思想。 我个人认为，金融界聚集了最聪明的头脑，比如，清华施一公副校长说，为什么最聪明的孩子都不学工程都去学金融去了？就是因为金融带来的收益更高。 也就是说，金融聚集了最聪明的脑袋，同时养老又是最棘手的问题，用最聪明的脑袋来解决最棘手的问题，二者可以完全契合。 今天的你们还年轻，但是你们会老的。当你们老的时候，有没有足够的金融资产来支撑你们的老年呢？将来的你们指着下一代，不现实，上一代已经game over了。 在这个问题上，养老问题本质上还是个金融问题，也就是只有金融才可以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认为，养老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金融问题。从时间维度上看，养老实质上是个人在年轻时通过金融工具储备自己的劳动价值，再运用跨时金融资产配置手段，进入老年后用储备的金融资产置换生活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目前来讲，中国的金融体系，尤其在银行体系里边，已经是处在一个非常庞大的状态。中国的国内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以及广义货币，都达到了一百七八十万亿，这是什么？这是相当于GDP的2倍还多，如此大的一个银行体系如何能够为养老来做一个推手呢？ 所有老年人最相信的是银行，别的都不太相信。 我们专门去参观社区银行，让我感触非常深的就是，这些老人把银行当成家，甚至有的老人说，我的儿女都在国外，要不然存折都交给银行员工替我管了，当然，银行不允许这样。但这就说明银行在老年服务方面，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银行在服务养老方面，真的是做的非常棒的。银行业在养老金投资管理中主要任务是确保流动性，因此所有国家的养老金投资管理法规中都必须要求有一定的银行存款。未来银行业在服务养老金投资管理中将具基础性作用，其地位无法取代。 除此之外，证券方面，不管是今天的证监会，还是基金业协会，都在努力地为养老产业来提供更进一步的服务。 比如，证监会对养老产业、养老服务业提供了上市的快速通道。基金业协会开始公布了一个养老目标证券投资基金。 这个目标日期基金是什么？举个例子，我是2040年退休，那我就买2040的基金，你们2060年退休，你们就买2060年的目标基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根本就不用管太多，买完之后，从现在开始到2060年这期间，你每个月比方说买一千块钱，将来你们大概能得到等值于现在的300万左右。 所以目标日期基金，可能是在座的诸位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而且这个产品目前基金业协会和证监会已经设计完毕，应该明年5月1号以后会推出。 关于保险业，其实，人们早些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保险对养老的价值。90年代的时候我一个同学去了保险公司，他本来是个中层，但是保险公司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卖出去几份保险，他就说老胡，你支持支持我的工作，后来我就买了，买了他的一份保险，是新华保险。买了之后，我今天来看当时的收益率，大概是6.5%，当时并不高，但是今天来看6.5%是不是也挺高的？相当高。也就是说，我到65岁的时候，我可以领这份保险。 另外一个就是信托，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养老金在组织形式上大都选择信托，主要是因为信托业的核心是三个“人”，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假设今天的你们投资养老资产，你们是委托人，养老金管理公司是受托人，老了的我们则是受理人。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只有信托制度可以覆盖个人从工作到退休乃至死亡的全过程，实现个人养老金融的终生金融服务，这是信托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所以信托成为全世界养老都做的模式，95%以上的养老金都用信托模式。实际上目标日期基金它也是一种信托，基金管理公司就是一个受托人。 未来养老跟金融之间，应当会有更多的契合。按照世界银行90年代的规定养老是三个支柱，2005年扩展到五个支柱，不管是三支柱还是五支柱，我个人认为，他们都会和金融产生密切的联系。比如说零支柱的养老金，就相当于现在的城乡居民养老，这部分是必须用到银行体系的。 从第一支柱我们可以看到，基本养老保险除了银行体系之外，还要投资资本市场的配合，2015年已经推出了与投资资本市场相关的规定。 当然，第二支柱、第三支柱也都跟银行相关，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当然需要投资资本市场，同时也会用来买保险和信托。 而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自今年的5月1号起，个人养老金已经分别在上海、福建和苏州工业园区开始进行试点。明年会全国推开，且目标日期基金也会在全国推开。所以我想，以后，大家可以利用金融领域的金融产品、金融手段来保障未来。 未来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而养老产业、养老服务业就是最重要的实体经济。与此同时，现在群众在养老方面面临的难题非常多，都要通过金融来解决，我个人认为，养老到底是成本还是收益？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化成本为收益，化危为机。 中国人好几千年都是“福如寿，仁者寿”，长寿是一个最美好的向往，是我们所有人的向往。那么为了长寿，我们自己要做好足够的准备，最重要的准备是什么？钱。也就是说，要利用金融为养老做更充足的准备。[详情]

　　鼓励生育不能演变成强制生育 李长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拐点”提前到来的迹象日益明显。目前，讨论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已成为上至政府下至普通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而有关专家提出在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设立生育基金的建议，更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学术性讨论固然必要，但必须提醒的是，生育政策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鼓励生育不能演变成强制生育。 干预性生育政策导致人口拐点提前到来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诞生以来，就带有强烈的生育干预色彩。也即政府通过强制性的生育政策，对民众的生育行为进行人为地干预，从而达到减少生育行为、控制人口增长的目的。从政府公布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干预性的生育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三十多年来，我国共少生人口3亿。虽然该数据受到很大的质疑，但计划生育政策在改变中国人口发展进程，推动人口拐点的提前到来，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 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下，叠加经济社会发展给家庭带来的生育观念的变化，我国的人口变化速度远大于其他国家，特别是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以及城市少子化甚至无子化现象严重，使得我国的人口形势开始变得严峻起来。为了防止人口数量突然逆转带来的“硬着陆”，中央政府逐渐放松了计划生育的管制力度，从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到“双独二孩”政策、再到“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后又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鉴于这些渐进式的放宽生育政策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目前对于是否要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也正在取得全民共识。从地方来看，不少地方政府在鼓励生育方面也进行了诸多的探索，主要措施包括了延长产假时间、提高生育补助等，还有少数地方突破了当前全面二孩政策的相关规定，对于生育三孩的家庭也同样可以无需缴纳社会抚养费，而一些补助或免费服务项目，也适用于三孩家庭。 生育基金制度是对单身人士的强制收费 根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的设想，其目的就是在全面放开生育的前提下，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其主要措施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 从内容和做法上来看，该设想明显借鉴了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思路。但鼓励生育政策显然与养老保险的性质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如果将两者混为一谈，不仅不会对鼓励生育产生积极作用，还会加重缴费者的负担，甚至侵害不生育者的自主权益。因为养老保险是一种可以强制性的社会保障，但生育与否则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个人选择。政策的设计只应侧重于鼓励和支持，而不是强迫和惩罚，否则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鼓励生育切勿走向强制生育 从国际上来看，大多数国家都是采取鼓励生育而非惩罚不生育者的政策。比如德国设立了儿童金制度，每个孩子每个月可以从国家领取补助，直到18岁成人。并且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补助金额也越高。韩国政府规定，对于养育3名及3名以上未满18岁子女的家庭及养育者，在购买汽车时将享受减免使用税及登记税的优惠政策，对于低收入家庭的新婚夫妇还可以提供保障性住房。在人口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则是出台了“父母休假法”、“新天使计划”等生育鼓励措施。当然，在韩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的个别州，也有专门针对未婚人士的“单身税”或相关的差别性对待政策，不过这些政策容易引发社会争议而存在着一定的实施困难。 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还是应该尊重国际社会的主流做法，采取更多的鼓励性生育政策为宜，而对强制性的和惩罚性的缴费制度须慎重行事。另外，为应对人口拐点提前到来，还可以加快延迟退休政策的推出，提高全社会劳动参与率。而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就业质量取代就业数量，则被国内外证明是最有效，也是最能持久的劳动力与人口政策。 [详情]

　　让大家缴纳“二胎基金”的人，究竟是谁？ 来源：太阳照常升起 作者：慕峰 8月14日，江苏省《新华日报》在第13版“思想周刊·智库”刊发了刘志彪、张晔合著《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一文，其中提出： “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为了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建议设立具有强制性和保障性的生育基金制度，鼓励家庭生育。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这样一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减轻财政补贴的负担；二是能鼓励公民早婚早育，提高生育意愿。” 上述文章经由各大媒体转载，在8月16日终于引爆网络。 对于上述观点，实在是无法评价，任何认真的评价，都是在侮辱智商。 只是出于好奇，想知道作者到底是谁，于是做了简单查询。 根据百度百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信息来源了）： 刘志彪，1984年12月~2010年10月任南京大学教师、经济学院院长，2010年10月~2014年4月任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党委书记，2014年4月~2015年1月任南京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2015年3月免去南京财经大学校长职务。 根据全国政协网站，刘志彪曾于2013年起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未见其人；根据人民网，刘志彪曾于2011年起任中共江苏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江苏省纪委名单未见其人。 张晔，200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学院，2008年博士后出身，曾与北京大学姚洋教授合著论文，于2009年获第十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在查询了中国知网后，发现张晔在此前没有发表过一篇与人口理论相关的论文，而刘志彪的研究领域一直是产业经济学，也对人口理论没有过任何研究成果。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自2004年起，张晔与刘志彪合署发表的论文为9篇，张晔独立发表的论文为3篇。 事实上，引发热议（激起民愤）的上述“二胎基金”文章，最早是8月13日发表在微信公众号“长江产经智库”上。根据该公众号的介绍，刘志彪、张晔目前所在的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是“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和“江苏省首批重点高端智库”。 了解完上述信息后，我心中有几个疑问： 1． 为什么过去数年，几乎没有一个中国智库能够提前预判中国外部环境，尤其是中美关系将要面临的剧烈变化？ 2． 今天中国的这些智库都是如何产生的？经费从哪里来，谁来设立、谁来评判、谁来监督？如果因其言论失当导致国家遭受重大损失，或者激起民愤、造成官方信用扫地，谁来承担责任，将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3． 前有综合国力已超美国，后有不生二胎就得纳税。为什么中国的专家总是“学无止境、研无边界”，竟然恨不得以人头税的方式来“为国分忧”，这到底是“学术研究无禁区”，还是“思想道德无底线”？究竟是“共和国的忠诚卫士”，还是不惜让官方信用扫地来满足自己私利的“高级黑”？ 4． 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和今天面临的巨大内外部挑战来看，国内这套专家生成体制和这些所谓的专家，究竟对这个国家和全体国民是有益还是无益，还是根本可有可无？我们每年对这些专家的投入究竟是多少？是不是可以考虑压降这些专家成本，转为用来鼓励生育？ 我相信在所有评论文章中，本文已属非常克制。 谨祝“长江产经智库”以及刘志彪、张晔二位教授好运。 以上。  [详情]

　　鼓励多生育，但社会抚养费还在大力催收？有人建议可以免了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公众号 这个七夕，关于婚育生子的话题，热度很高。 8月14日，《新华日报》刊发署名文章，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 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就在生二胎从“家事”升格为“国事”的时候，别忘了还有“社会抚养费”这个尚未成为历史的名词。 最近，全国多地加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新闻不断传来： 7月5日，河南柘城县启动抚养费征收工作，该事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社会抚养费的关注； 8月6日，福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发布消息称，对社会抚养费征收对象催缴（含2次）以上未履行到位的，拟将其纳入“个人征信黑名单”。 在鼓励生育的大背景下，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工作还会持续多久？过去征收的巨大存量资金应该如何使用？这些话题也引起了官方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个别地区加大征收力度 7月5日，河南柘城县启动抚养费征收工作。社会抚养费由县卫生计生委或县卫生计生委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征收，征收人群主要面向全县三孩以及以上家庭，征收标准为夫妻双方上一年度纯收入的三倍。 所谓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公共社会事业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 近年来，社会抚养费一直是争议较大的社会焦点话题之一，尤其是在国家大力鼓励生育二孩的背景下，征收社会抚养费再一次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2016年“全面二孩”正式启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是200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特别是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比重继续上升。 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二孩出生数量继续增加，占比超过50%。 与此同时，为鼓励二孩政策更好地落地，今年以来，多地已经开始出台延长产假、提供购房补贴、增加生育津贴等鼓励生育二孩的政策。比如，今年7月，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提出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8月初，湖北咸宁出台文件，提出生二孩产假延长至6个月；符合政策二孩就读幼儿园可减免保教费；二孩家庭购房享受补贴，并放宽公积金购房贷款和提取等众多鼓励政策。 虽然多地在鼓励生育二孩，但是，社会抚养费并未因此而被取消。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梳理发现，除了河南柘城县外，多地均在强调多措并举做好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 比如，今年8月6日，福建省卫计委网站发布的消息称，福州市仓山区东升街道卫计办加大了对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和对违法生育行为的执法力度，对社会抚养费征收对象催缴（含2次）以上未履行到位的，拟将其纳入“个人征信黑名单”。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员将在贷款、乘坐交通工具、消费、子女入学、旅游等方面受到影响。 此外，今年以来，通道县万佛山镇、博兴县兴福镇、涟源市杨市镇、德安县塘山乡等多地都在加大宣传，加大社会抚养费征收力度。 不利于增强生育意愿 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出生率分别为12.95‰和12.43‰，与“十二五”时期相比，分别提高了0.84和0.32个千分点。 但是，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减少。出生人口数量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等一系列问题摆在眼前。 今年8月，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刊发刘志彪、张晔联合撰写文章《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文章介绍，2018年上半年的新生儿人数同比下降了约15%-20%。这意味着，2018年的出生人口比2017年还将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更糟的是，按照2010年的普查数据，未来十年内我国的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约40%。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压力。 为此，上述文章建议，目前不应再对超生子女的家庭收取社会抚养费，相反应提取存量的社会抚养费用于生育补贴。考虑到我国社会抚养费已经征收了30年，存量资金应该有一定的规模，理论上可以支撑一两年内对二孩家庭的生育补贴。可考虑将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充实生育基金，或作为生育基金的初始资金。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就曾提出，现在社会抚养费制度加重了养育孩子的成本和经济负担，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是到取消的时候了。 部分省份明确征收标准 2002年9月1日实施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要求，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2014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并公开征求意见。送审稿中提出，已生育一个子女，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再生育一个子女的，对双方当事人分别征收计征基本标准3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已生育两个以上子女，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再生育的，加重征收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随着二孩政策实施，各省份也在加紧修改地方的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文件。据了解，二孩政策开放以来，全国30个省份修改了计生条例，其中20余省份明确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 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梳理发现，天津、山东、河南、重庆、福建等多地规定，征收计征基数3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而上海和北京没有给出明确的社会抚养费比例，均要求按照基数一至三倍征收。浙江、贵州、吉林等一些省份甚至将社会抚养费缴纳的基数上限提高到了3倍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辽宁省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是所有已明确征收标准省份里面最高的。根据辽宁省要求，不符合法定再生育条件多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按照计征标准5倍以上10倍以下的标准缴纳，不符合法定再生育条件多生育二个子女以上的，以多生育一个子女应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标准，按照多生育子女数加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此外，社会抚养费征收多年，每年各地社会抚养费到底征收了多少，这部分费用用在了哪里？上述问题一直萦绕在公众心头。 在2013年9月，审计署也公布了重庆、云南、陕西、江西、湖南等省份2009年至2012年5月《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实施情况审计调查结果。审计署指出，上述各地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不规范问题严重，普遍存在社会抚养费未按规定及时缴入国库管理，部分资金在征收人员、计生部门和财政专户等环节被截留、挪用等问题。 但是，违法挪用社会抚养费的问题并没有得到遏制。2018年8月16日，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经查，孟小江在担任瑞丽市勐秀乡人民政府计生办专干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将2013年、2014年收取的社会抚养费以及2014年行政处罚款共计77263元人民币挪作他用，其行为已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2018年5月25日，经瑞丽市纪委常委会审议，决定给与孟小江开除党籍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8年3月，审计署网站一篇《社会抚养费征收中的贪污案》中介绍，某地计生办原主任张某由于身兼数职，长期将公款及个人工资混用，先后挪用单位的8万元社会抚养费，但在几次专项检查及张某2014年6月退休进行财务清查交接时，检查人员都未发现这个问题。 记者发现，近年来，各地在社会抚养费上查处问题的案件不在少数，浙江、江西、山东等多地均有被通报案件。 记者 | 李彪  编辑 | 毕陆名 郑直 [详情]

　　马光远：强制缴纳生育基金这种想法，究竟是蠢还是坏？ 来源： 功夫财经公众号 文|马光远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甘肃扑腾话传承人 背景延伸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刘志彪、张晔发表”建议强制收取生育基金“的奇文，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反弹。 无独有偶，2016年初“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也曾有一波各地民政部门收取“二胎保证金”的消息在网络流传，尽管卫计委和民政部门一再辟谣结婚领证不收“二胎保证金”，婚姻登记不和生育挂钩，仍然引发舆论发酵和广泛关注。 《新华日报》在8月14日发了一篇《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文章引起了热议，文章提出： 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 文章由此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 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这是一个又蠢又坏的建议 坦率地说，当我第一时间看到“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的报道的时候，我以为是搞笑，但是，当我回去看文章的全文的时候，我发现媒体的报道没有搞笑，而是真有人这么建议。 我在想，能够提出这种建议的人，脑细胞的结构究竟是如何构造的，才会提出这么雷人的既蠢又坏的提议，这是逗比，还是严肃的政策讨论？这种堂而皇之的言论，发在官方的媒体上，是在试探什么？ 担心自己的智商不够理解如此宏大的建议，我认真读了这篇文章的全文。说实话，这篇文章尽管资料陈旧，基本都是我们以前讲过的话的罗列，大多数的建议我们在很早以前就建议过，但总体还是可行的。 比如，立刻全面放开生育，我们呼吁了至少10年了。延长产假的呼吁，鼓励生育的呼吁等，对生孩子的家庭提供补贴等等，都是我们呼吁了又呼吁的，都属于正常合理范围内。 不客气地说，在计划生育政策上，过去10年我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和一些体制内的学者、部门斗争，不断地告诉大家中国人口面临的极具严重的危险，甚至因此被有关部门约谈。 计生问题不是简单的人口问题 计生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问题，研究越深入，涉及的利益发现越大。比如，在我们认为中国人口出生率实际已经很低，呼吁至少放开二胎的时候，中国人口学会的会长翟振武写了一篇文章预测，如果全面放开二胎，中国人都会争着生孩子，年出生人口高峰会达到4995万人，等于下至15岁的幼女，上至50岁的大妈都算上了。 这种吓唬虽然缺乏基本的常识，但效果很有成效，决策者一看一年生这么多人，立即打消了全面放开二胎的想法，出台了不伦不类的单独二孩政策，结果人口出生率继续下滑。 等到全面放开之后，2017年一年出生孩子1723万人，比2016年还少了63万人，这些专家吓唬的人口井喷没有出现，但雪崩如期而至。当然，对人口出生预测很荒唐的不仅仅是翟振武，还有社科院的几个大名鼎鼎的专家，我就不一一点名了，他们会被钉在中国错误的生育政策的耻辱柱上；在人口问题上，他们犯的错误不可饶恕，他们对中国一再延误取消计划生育功不可没，他们对目前严峻的人口状况应该承担责任。 从计划生育到鼓励生育，这种理念的转换还需要我们继续呼吁，继续给大家普及常识，毕竟在中国很多人的观念里，“人多是负担”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好在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的观念已经转变过来，我们相信，取消计划生育指日可待。 但是，我在过去的文章中也一再强调过，鉴于目前的人口状况，现在彻底废除了计划生育，如果没有更多的更有力的鼓励措施，降低大家生孩子养孩子的成本，消除生孩子的鼓励，生孩子的意愿仍然很难回升。 中国对生孩子的鼓励太少了，成本太高了，障碍太大了，这都是以前严格执行生育的结果，当人口出现断崖式下滑的时候，一切都猝不及防，但应该立即行动。 生孩子的成本应当国家买单 过去限制生育是基本国策，现在应该把基本国策改为鼓励生育。但生育观念的改变，不能靠大家的自觉，更应该在政策层面予以鼓励。 我说的鼓励，是国家来买单，是国家承担生孩子的成本。我其实一直特别担心，有人会想办法把这个成本转嫁到个人头上。 过去不让人生孩子，多生孩子罚款，交社会抚养费，这些钱每年去了哪里，根本不知道。现在要鼓励了，又想强制大家从工资里面扣“生育基金”，这些人忘记了，生孩子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不是强制。 生孩子也不是为一些人再次提供发财的渠道。从工资里扣生育基金本质上就是罚款！这是多么无耻和不要脸的建议。在这里，我要特别同情一下80后，你们真是幸运，如果这个专家的建议真的被采纳，你们可能要同时经历多生不生少生都要交罚款的人生轨迹，你们可以吹一辈子了。 从工资扣生育基金的想法无下限 我这里要特别强调，放开计划生育，应该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但一些人绝不能在这上面打发财的主意，绝不能变着法子又想收钱，从个人工资里面扣生育基金这种想法无耻到没有下限。 不过这种无耻的想法不是没有一点正面意义。过去限制生育，超生的人都交了社会抚养费，这笔钱应该还在吧，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笔钱究竟用到哪里去了，多生孩子的抚养费都是家长自己买单。 现在要鼓励生育了，先把这笔钱拿出来，学习日本，设立奖励生育基金，给生二孩以上的给予一定的奖励。不生孩子的怎么办？不生孩子也是人家的权利。 我们的一些专家，一提建议不是限这个限那个，就是罚款交税。不生孩子，你们想着发财，生孩子，你们也想着发财，我提醒这些专家，人民不仅仅是交税和交配的！ 最后我想说，中国人口面临的严峻态势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很多，今年上半年人口出生的状况比去年还要糟糕很多，下降幅度至少在10%以上。一定要抓紧构建鼓励生育的公共政策体系，在产假、孩子入托、幼儿教育、家庭负担减轻、税收减免、财政鼓励上下大功夫。 以前搞计划生育的也不要担心失业，鼓励生育的工作量是远远大于抓计划生育的工作量。国家应该搞一个人口“四万亿”计划，拿出四万亿，为鼓励大家生孩子买单，这些钱哪里来？裁减行政人员即可，压缩行政经费即可，千万不要想着在别人工资里扣生育基金这种歪主意。 [详情]

　　多地启动新一轮社会抚养费征收 部分资金被截留、挪用现象仍待破解 每经记者 李彪    每经编辑 毕陆名     日前，河南柘城县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动员会议召开，启动抚养费征收工作，该事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社会抚养费的关注。 与此同时，福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8月6日发布的消息称，对社会抚养费征收对象催缴（含2次）以上未履行到位的，拟将其纳入“个人征信黑名单”。 对此，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对于征收社会抚养费，大家普遍认为随着生育率不断降低、人们生育意愿的改变，惩罚的手段要转变成鼓励的手段，所以这个方式是要改变的，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改变。 个别地区加大征收力度 7月5日，河南柘城县启动抚养费征收工作。社会抚养费由县卫生计生委或县卫生计生委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征收，征收人群主要面向全县三孩以及以上家庭，征收标准为夫妻双方上一年度纯收入的三倍。 所谓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公共社会事业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 近年来，社会抚养费一直是争议较大的社会焦点话题之一，尤其是在国家大力鼓励生育二孩的背景下，征收社会抚养费再一次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2016年“全面二孩”正式启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是200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特别是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比重继续上升。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二孩出生数量继续增加，占比超过50%。 与此同时，为鼓励二孩政策更好地落地，今年以来，多地已经开始出台延长产假、提供购房补贴、增加生育津贴等鼓励生育二孩的政策。比如，今年7月，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提出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8月初，湖北咸宁出台文件，提出生二孩产假延长至6个月；符合政策二孩就读幼儿园可减免保教费；二孩家庭购房享受补贴，并放宽公积金购房贷款和提取等众多鼓励政策。 虽然多地在鼓励生育二孩，但是，社会抚养费并未因此而被取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除了河南柘城县外，多地均在强调多措并举做好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 比如，今年8月6日，福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发布的消息称，为进一步稳定生育秩序，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提高公民自觉守法和自觉履行违法责任的意识，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卫计局指导下，仓山区东升街道卫计办加大了对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和对违法生育行为的执法力度，对社会抚养费征收对象催缴（含2次）以上未履行到位的，拟将其纳入“个人征信黑名单”。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员将在贷款、乘坐交通工具、消费、子女入学、旅游等方面受到影响。 此外，今年以来，通道县万佛山镇、博兴县兴福镇、涟源市杨市镇、德安县塘山乡等多地都在加大宣传，加大社会抚养费征收力度。 不利于增强生育意愿 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出生率分别为12.95‰和12.43‰，与“十二五”时期相比，分别提高了0.84和0.32个千分点。 但是，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减少。出生人口数量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等一系列问题摆在眼前。 近日，湖北省审计厅网站刊发了湖北省大冶市审计局的吴梦莹、秦丽雯联合撰写的文章《莫让社会抚养费变成“鸡肋”——浅析基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的现状和建议》。文章指出，目前基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上存在执法程序不合规、社会抚养费征收不到位等诸多问题。 同时，该文章也指出，在新的政策背景下，社会抚养费的未来不可预测。 今年8月，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刊发刘志彪、张晔联合撰写文章《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文章介绍，2018年上半年的新生儿人数同比下降了约15%~20%。这意味着，2018年的出生人口比2017年还将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更糟的是，按照2010年的普查数据，未来十年内我国的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约40%。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压力。 为此，上述文章建议，目前不应再对超生子女的家庭收取社会抚养费，相反应提取存量的社会抚养费用于生育补贴。考虑到我国社会抚养费已经征收了30年，存量资金应该有一定的规模，理论上可以支撑一两年内对二孩家庭的生育补贴。可考虑将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充实生育基金，或作为生育基金的初始资金。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就曾提出，现在社会抚养费制度加重了养育孩子的成本和经济负担，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是到取消的时候了。 部分省份明确征收标准 2002年9月1日实施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要求，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2014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并公开征求意见。送审稿中提出，已生育一个子女，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再生育一个子女的，对双方当事人分别征收计征基本标准3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已生育两个以上子女，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再生育的，加重征收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随着二孩政策实施，各省份也在加紧修改地方的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文件。据了解，二孩政策开放以来，全国30个省份修改了计生条例，其中20余省份明确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天津、山东、河南、重庆、福建等多地规定，征收计征基数3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而上海和北京没有给出明确的社会抚养费比例，均要求按照基数一至三倍征收。浙江、贵州、吉林等一些省份甚至将社会抚养费缴纳的基数上限提高到了3倍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辽宁省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是所有已明确征收标准省份里面最高的。根据辽宁省要求，不符合法定再生育条件多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按照计征标准5倍以上10倍以下的标准缴纳，不符合法定再生育条件多生育二个子女以上的，以多生育一个子女应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标准，按照多生育子女数加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二○一七年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全年出生人口28.4万人，出生率6.49‰；死亡人口30.3万人，死亡率6.93‰；人口自然增长率-0.44‰。 此外，社会抚养费征收多年，每年各地社会抚养费到底征收了多少，这部分费用用在了哪里？上述问题一直萦绕在公众心头。 在2013年9月，审计署也公布了重庆、云南、陕西、江西、湖南等省份2009年至2012年5月《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实施情况审计调查结果。审计署指出，上述各地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不规范问题严重，普遍存在社会抚养费未按规定及时缴入国库管理，部分资金在征收人员、计生部门和财政专户等环节被截留、挪用等问题。 但是，违法挪用社会抚养费的问题并没有得到遏制。2018年8月16日，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经查，孟小江在担任瑞丽市勐秀乡人民政府计生办专干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将2013年、2014年收取的社会抚养费以及2014年行政处罚款共计77263元人民币挪作他用，其行为已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2018年5月25日，经瑞丽市纪委常委会审议，决定给与孟小江开除党籍处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8年3月，审计署网站一篇《社会抚养费征收中的贪污案》中介绍，某地计生办原主任张某由于身兼数职，长期将公款及个人工资混用，先后挪用单位的8万元社会抚养费，但在几次专项检查及张某2014年6月退休进行财务清查交接时，检查人员都未发现这个问题。 记者发现，近年来，各地在社会抚养费上查处问题的案件不在少数，浙江、江西、山东等多地均有被通报案件。 [详情]

　　五年间老年人口激增近25% 结婚率下降逾20% 地方奖励生育政策频发 经济参考报 □记者 班娟娟 北京报道 官方最新公布的多个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攀升，结婚率和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不少地方拿出“真金白银”鼓励生育，还将根据部委要求密集展开上半年生育情况调研。 根据民政部日前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7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而2012年底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五年间，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激增近25%。此外，2017年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63.1万对，比上年下降7.0%。2017年结婚率为7.7‰，相比五年前的9.8‰下降21.4%。 与此同时，出生人口也在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其中一孩724万人，占比43%，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二孩883万人，占比51.2%，增加162万。多地公布的上半年出生数据也不乐观，如上半年江苏共出生38.3万人，同比下降12.8%。 “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出现较大变化，少子老龄化成为趋势。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预想中的生育高峰没有出现，出生人口反而在下降，2017年有10个省市出生人口减少。70后二孩生育愿望得到释放，但二孩增量并不大。一孩比例下降则说明，作为生育主体的80后和90后生育意愿在下降。”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副研究员王桥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出生人口下降将加剧老龄化趋势，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历史峰值。 当前，地方政府开始探索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近日，辽宁省发布新的人口发展规划提出，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湖北、新疆等地也提出，简化生育手续，进行医保支持和延长假期，甚至提出减免教育费用和增加购房补贴。陕西省统计局发布的《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建议，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 据悉，不少地方正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做好2018年重点选题调研工作的通知》，对上半年生育情况进行密集调研，涉及育龄妇女生育情况、二孩生育意愿以及“全面二孩”实施效果等。 在王桥看来，目前地方出台的一些补贴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育意愿低的问题，大幅减轻教育负担、完善卫生医疗政策等，全方位营造积极生育环境才是根本之策。 [详情]

　　结婚率连续4年下降—— 晚婚现象或越来越常见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民政部近日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63.1万对，比上年下降7.0%。2017年结婚率为7.7‰，同比降低0.6个千分点，这也是该项数据自从2013年达到9.92‰的峰值后，连续第4年出现下滑。 民政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上广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较低。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二季度北京办理结婚登记达到70907万对，同比下降近9%。 为何结婚率在不断下降？适龄结婚群体数量减少，是结婚人数下降的一大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如果按照22岁算，1996年出生的人目前刚好进入可以结婚阶段。但是，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出生人口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从这一角度说，如今结婚人数下降也在情理之中。 同时，婚龄普遍推迟，是结婚人数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年轻人受教育的年限增加，结婚年龄推后现象普遍。据统计，2012年以前，办理结婚登记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大的是20岁至24岁。如今，25岁至29岁的群体成为办理结婚登记新的主力军。《公报》显示，2017年25岁至29岁人口办理结婚登记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大，占36.9%。值得注意的是，代际间婚育观发生了很大改变。对于很多“80后”“90后”而言，晚婚等现象越来越常见。 过去5年来，结婚登记数量从2013年的1346.9万对减少到2017年的1063.1万对，下降283.8万对，这一趋势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受适婚年龄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影响，结婚率仍可能出现持续走低。结婚率降低，可能会影响生育率和出生率，进而影响人口数量和结构。 业内人士指出，考虑到生活成本不断上升，从个人到家庭的转变并非易事。应通过延长婚假、产假等方式，倡导人们平衡家庭和工作，促进结婚生育。同时，也应推出更加人性化的公共政策，如提供廉租房等举措，降低因婚姻带来过大的生活压力，切实为更多适婚群体减轻负担。[详情]

　　 人民日报发布微博评论称，“90后”不愿生孩子了？除了个人意愿，不少网友表示“生不起”。的确，生娃是大事，养娃更费心。 一味强调“开源”恐怕治标不治本。要焕发人口红利，必须减轻生育压力。倘若生活被房子压倒、成长被教育绊倒，也就谈不上“从容而生”。只有化解来自现实的烦恼，才能消除生育的后顾之忧。[详情]

　　上半年多地出生人口下降 老龄化正加速逼近 本报记者 定军 实 习 生 许梦瑶 北京、天津报道 2017年全国生育率最高的山东，在2018年上半年出现了明显变化。 以烟台为例，当地卫计委数字显示， 烟台2018年上半年出生26902人，同比下降16%左右。山东潍坊、淄博等地也传来了出生人数明显下降的消息。 而从很多已经公布数据的地区的情况看，出生人口数也呈现下降趋势。今年上半年江苏共出生38.3万人，同比下降12.8%。贵州、天津、山东、湖北等也传来了今年上半年人口出生数量同比下降的消息。 2016年，全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2017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上一年减少63万，降幅为3.5%。全面二孩政策并未改变出生人口下降的态势。而2018年上半年，很多地方的“二胎效应”不断减弱，多地人口出生数量走低，则反映出目前老龄化加剧的严峻性。 “前几年已经有预测三五年后出生人口会出现明显下降，现在看来，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因为育龄妇女人数、结婚人数都在快速下降，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下降是肯定的。”北京行政学院人口所博士潘建雷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可能超出预期。2017年，全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7.3%。 上半年出生人口下降 根据山东和各地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山东全年出生人口174.98万人，出生率17.54‰，略低于上一年的17.89‰，出生率为全国最高。 但今年上半年，据山东各地的数据显示，多地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比如，烟台卫计委数字显示，该市2018年上半年出生26902人，同比下降16.2%；其中二孩12832人，下降12.5%。潍坊卫计委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潍坊出生人口64428人，同比下降21%；其中二孩出生43421人，同比下降29%。 此前，淄博市卫计委副主任刘志强也指出，今年前5个月，淄博市共出生1.82万人，其中二孩出生占62.2%；人口出生率4.2‰，同比下降1.7个千分点。 同时，湖北、天津、江苏、贵州等地也传来了上半年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消息。比如，在贵州的2018年度上半年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形势分析会上，提出上半年贵州省出生人口同比稳中有降。天津今年1-4月份建册孕妇相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17%。而江苏上半年共出生38.3万个婴儿， 比去年同期减少12.8%。湖北枣阳市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出生人口比去年下降了10-20%。 对此，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告诉记者，“前几年估算有9000万对夫妇可以生二孩，但最终实际生了二孩的也就一两千万人，这部分人的生育意愿在2016、2017年逐步释放。尽管还有一部分人没有生，但是当前生育成本比较大，也导致不少人在犹豫。”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根据2010年全国普查数字推算，到2018年，育龄妇女人数约为3.46亿人，比上一年减少约700万人。上述普查数字也显示，2018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20-29岁）比上年减少420万人左右。而此前民政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17年中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63.1 万对，比上年下降7.0%。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指出，从部分省份上半年每个月的分娩数据来看，出生人口放慢趋势明显，这也表明全面二孩对刺激生育的作用已经减弱。 人口老龄化加速 出生人口快速下降，可能导致未来老龄化明显加速，这使得相关政策研究显得非常迫切。 湖北人口学会副秘书长石智雷指出，因为生育人口在下降，导致未来老龄化程度会快速提升。“由于老年人寿命在延长，生育人口减少使得年轻人比重下降，未来几年老龄化加剧的趋势还会维持。” “但是也要注意，很多西部地区生育率还是很高，而发达地区生育率偏低。我建议各地政策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没必要搞一刀切。”石智雷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5340万人，占比为11.6%；65岁及以上的有10636万人，占比为8.1%。十年后的2017年，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为24090万人、15831万人，占比为17.3%、11.4%。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2021-2030年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25%左右。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下降，到2030年降至17%左右。 但从2018年上半年来看，不少地方的生育人口数量下降明显，到2030年时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或将超过目前规划预定的25%速度。 人口老龄化也对养老提出了新的要求。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要实施居家养老应对为基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潘建雷认为，考虑到出生人口快速下降，老龄化程度提升，预计2030年60岁以上人口比重很可能突破30%，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应对的问题。“未来每两三人养活一个老人，养老金支付压力大。建议国家开辟资金渠道，解决未来养老金支付问题。” 小调查： [详情]

　　“年度出生人口4995万”生育意愿被高估 □何亚福（人口学者） 实际上，全面二孩政策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把生育自主权交还给家庭，天塌不下来。 近日，朋友圈流传一篇文章，讽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教授与其学生合写的一篇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该论文发表于2014年，主要结论是：全面放开二胎后，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峰值会达到4995万。 众所周知，2016年和2017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头两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这两年的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和1723万人，远不到4995万人的一半。显然，上述论文的预测确实高估了中国人的生育意愿。 当然，这篇自媒体文章也多有偏颇，一来将学术讨论引向对作者的道德评价，有人身攻击之嫌；二来也有些断章取义，该论文虽然预测“偏了”，但也不是一味危言耸听，论文也提到“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可以明显改善我国总人口未来进入负增长的趋势”、“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这类比较中肯的观点。 不过，撇开该自媒体的观点不谈，“中国人现在为何生育意愿如此低迷，以至于让专家学者都始料不及”显然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实际上，近年来多次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国人希望生育两个孩子，而人们的平均生育意愿在1.6-1.9个孩子之间波动。 经济成本及双职工家庭没有时间看护孩子无疑是国人生育意愿低迷的重要原因。 近段时间，全面放开生育成了被摆上台面的社会议题。比如，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管杂志《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刊发了署名文章《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这被很多人解读为是官方层面释放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再次调整甚至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某些信号。 有人认为，全面放开生育后，极有可能出现农村人口突然快速增长的现象。这种观点也有待商榷。 几十年前，农村居民确实存在“养儿防老”的观念。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进城打工，他们的生育观念也逐渐向城市居民靠拢。况且，面对城市的高房价，很多农民工连婚房都买不起，哪里敢多生孩子？农村男多女少的情况也让农村男青年面临娶媳妇难的问题，“天价彩礼”更是压得很多农村家庭喘不过气来，这导致留在农村的许多年轻人也不爱多生孩子。 除了生育意愿低迷，育龄妇女人数持续下降也值得引起关注。在“十三五”期间，我国育龄妇女总量每年减少500万人左右。虽然国家卫健委尚未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出生人口数据，但从各地已公布的数据来看，今年出生人口少于去年已是大概率事件。比如，今年1-6月，江苏省共出生38.3万个婴儿，比去年同期减少5.6万个，减少12.8%。 因此，我们要担心的不是全面放开生育后出生人口快速增长，而是出生人口无可挽回地持续减少。按照目前人们的平均生育意愿，即使全面放开生育，生育率也不会有明显提高。实际上，全面二孩政策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把生育自主权交还给家庭，天塌不下来。[详情]

　　外媒称中国发起“反离婚”攻势：高离婚率拉低生育率 参考消息网8月15日报道 外媒称，面对近10年来激增的高离婚率，中国各地法院出台了一个新办法，让那些打算离婚的夫妻等待两周到三个月的时间再决定是否离婚，以期挽救两人的婚姻。这段时间被称为“离婚冷静期”。 据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8月13日援引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在最高法院2016年发起的旨在解决家庭争端的试点计划框架内，全国有100多个法院对前来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实施了这项措施。 该计划主要针对的是年轻夫妻。据法官称，他们比前几代人更容易“冲动离婚”。在冷却期，他们可以接受婚姻咨询，甚至心理治疗，以便重新考虑是否离婚。 报道称，根据7月颁布的一项法规，“离婚冷静期”不能超过三个月。在冷静期内，法官会和这对夫妻谈话，并提醒他们离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例如：如果两人育有子女，要对子女的监护权进行协商，此外还要协商如何分配共同财产。 据报道，此类谈话通常是在完全不同于庄严肃穆的法院的环境内进行的，室内布置了沙发、电视和其他设施。 报道称，鉴于许多地区缺乏劳动力以及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中国正在努力增进民众的家庭价值观，并鼓励夫妻生育更多孩子。中国已经发起一场“反离婚”攻势。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约有400万对夫妻离婚，而在上海等许多大城市，离婚增长率远超过结婚增长率。 中国的法官表示，实施冷静期的目的不是“强迫夫妻们重新生活在一起”，而是为了避免冲动离婚，并确保在不存在家庭暴力的情况下，才会实施冷静期。 报道称，除了“离婚冷静期”，中国的一些地区还采取更多“富有想象力”的措施来避免离婚。 据悉，几个月前该国东部省份江苏省已经开始对打算离婚的夫妻进行亲密关系测试。如果两人得分都较高，相关部门就会劝说他们继续生活在一起。[详情]

　　为国生娃，你准备好了吗？ 来源： 国是直通车 一张邮票泄露了大秘密？ 中国邮政将于2019年发行的己亥猪年邮票图案是两只大猪带着三只小猪。有外媒猜测，这是中国即将开放三孩政策的预兆。 政策走向能不能从邮票上看出来，不太好说。但是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中国生育政策逐渐放开。加上日前各地真金白银的补助补贴，可以看出，对于鼓励生育，从国家到地方，都会越来越下本。 国是直通车 侯雨彤 制图 着什么急？ 催生无非是因为生得少。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今，中国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5-1.6 之间，属于严重少子化。 生育率低怎么让人这么着急？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生育率下行带来的最让人心惊的数字，就是抚养比；最揪心的问题，就是养老金。 2017年全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3.53亿人，其中在职参保人数2.59亿人，领取待遇的退休人员9460万人，总抚养比是2.73：1，即2.73个劳动力抚养1位退休老人。 这个数字看起来也还好？但是具体到每个省份，情况已经比较严峻。黑龙江的抚养比为1.3：1，几乎快到了1人养1人的程度。随之而来的是养老金缺口，据人社部数据，黑龙江2016年养老基金结余为负数。 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15-59岁人口，到2010年达到峰值，之后就从正增长变成了负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曾表示，中国人口红利的已经消失。劳动力短缺，过快的资本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现在不差钱，却找什么项目都赚不到多少钱。这就是总体资本回报率下降，在所有行业中的一个基本表现。 以邻为鉴 生育对于一国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这从国际上的前车之鉴就可以看出。 虽然中国对于自己目前的生育率已经挺着急，但是还急不过东亚老邻居——日本。有数据显示，日本目前的出生率只有1.4%，基本已经达到了历史最低。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缓解，那么到了2050年，日本的总人口可能只剩9800万，而65岁以上的老人就占到45%。 2018年4月，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警告称，由于日本家庭储蓄率下降、税基缩小以及社会福利支付成本上升，日本的GDP增速也在缩小。日本不管短期还是长期都面临较大的信用挑战。 人口结构与生育率给日本带来了经济、社会等一系列令人头疼的问题。而与此相反的，是中国的南亚老邻居——印度。 在文化和旅游方面，中国民众对于印度的认识或许还不及日本，但印度有一点一直被中国股民津津乐道，那就是长达十年的牛市。印度孟买SENSEX指数8月13日开盘为37869点，这个数字是十年前的四倍。 有机构分析，印度股市涨得这么好，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好。今年7月，世界银行2017年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显示，印度以2.597万亿美元的GDP超越法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同时，印度经济发展的马达还在越转越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在家庭支出和税制改革的推动下，印度2018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7.4%。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2018年GDP增长预期目标为6.5%左右。 漂亮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年轻的印度。数据显示，目前印度人口年龄的中位数仅为27.6岁，据世界银行估计，2010年至2030年间，印度15岁至59岁人口将增加至2亿多人。 年轻而低廉的人力配合科技与营商环境方面的政策引来了外资，据彭博，印度企业2018年整合、并购的交易额达976亿美元。 如何催生？ 衰老的日本和年轻的印度是中国“三人行”必有的老师。然而道理归道理，具体到政策落地，怎样的措施才能有效“催生”？ 每逢春节，不少自媒体都会生产一些攻略，教年轻人如何怼回七大姑八大姨的催生言论。对于一家，年轻人自己力不能及或者长辈催不得法，就容易引起态度反弹。而对于一国，也是如此。 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7年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然而，2017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减少，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 按下葫芦浮起瓢，二孩多了，一孩却少了。这说明，除了开放生育数量，还需政策组合拳配合施行，否则生育率仍然难回升。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修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取消一孩政策限制的同时，更应降低生育成本，改善生育预期，让正常的生育观念逐步回归。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教育资源配置，就业和失业保障，降低家庭税负，健全养老保障，住房改革等，需要系统推进。 今年6月，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率先提出“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在“可以生”的基础上做到“更好养”，今年以来，更多省份正在这条路上逐步探索。 [详情]

　　记者调查：生养孩子，国外家庭焦虑吗 【环球时报报道】约30年前，“超生”还是中国社会上下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如今则人口形势急转，政策大大放宽，很多人口中却多了一个词——“生不起”。特别是生活在大城市者，有人不敢生，担心养不起，有人生了孩子后，为相关的花费、怎样培养好孩子而忙碌和焦虑，网络上一度出现“中国十大城市生养成本排行榜”。在很多国家，生养孩子的花销都是个话题，这也是出现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环球时报》驻外记者就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四个典型国家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德国：听家长们细算育儿账 “生孩子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近日的一篇报道直言，尽管德国的家庭政策减轻了父母的负担，但至少从经济上来说，抚养孩子难以得到相应的回报。不过，孩子可以“提高家庭生活满意度”，也是“国家繁荣发展的支柱”，因此，生养孩子不应只关注成本。 38岁的弗兰茨斯卡是汉堡一家幼儿园的老师，她的丈夫奥利弗是一名建筑设计师。两人养育了两个孩子——11岁的戴维迪和7岁的特蕾莎。这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中产家庭，但说到孩子的抚养，夫妇俩与许多德国父母一样，感到“压力重重”。弗兰茨斯卡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她和丈夫每月收入加起来税后约为6000欧元（1欧元约合7.8元人民币）。每个月还得支付1000多欧元房租，日常生活费要2000多欧元，剩下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到两个孩子身上了。 “在孩子18岁前，德国家庭都可以获得政府给予的‘儿童金’。”奥利弗说，有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家庭，每个孩子每月可发放194欧元；三个孩子的家庭，每个孩子可得200欧元；4个孩子则是每人225欧元。他算了一下，每个孩子到成年可以获得总计约5万欧元的补贴，尽管不算小数目，却不足以弥补家长的庞大投入。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报告显示，6岁之前，每个孩子每年需要的基本支出约为6000欧元，6到12岁为7000欧元，13到18岁为8500欧元。也就是说，到成年时，家庭需要给每个孩子支付的费用约为13万欧元。对基本费用进行排列，住房和饮食居前两位，接着是购买玩具和电子产品，服装排第四。这还不包括很多额外支出，如同学间的交流活动、课外辅导费用等。如果孩子上大学，还要给每个孩子再支出10万欧元。报告同时指出，如果一个家庭不止一个孩子，那么平均每个孩子的养育成本就会下降。原因很简单：一些基本的装备，比如婴儿床、童车等可以重复使用。 家住慕尼黑的马特亚斯是一名汽车工程师，妻子斯蒙娜是一名医生，他们属于高收入家庭，有3个孩子。斯蒙娜告诉记者，两个在中学读书的孩子每人每月需要支出各种费用在1000欧元以上。这笔费用中，课外体育俱乐部及各种课程辅导费用占了一半左右。每年孩子参加夏令营，要额外支出上千欧元费用。他们的大儿子就读于海德堡大学，每月需要支出近2000欧元，包括房租、生活费、交际费等。 “收入较高的家庭，必须给就读大学的孩子每月近600欧元费用。这是法律规定，父母如果不给，孩子可以依法告他们。”柏林家庭法律师英格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不过孩子不能把这笔钱用于高消费，在社交媒体上展示。 为应付昂贵的抚养费用，许多德国家庭倡导“节俭养孩子”，例如一些玩具和衣物可以从二手店购买，家长们通过银行提供的定期、活期储蓄计划和教育基金项目，为子女的未来做打算。 1964年，德国生育率高达2.54，之后不断下降，并长期低于其他欧洲国家。近年来，随着补贴额度不断提高，幼儿园等基础设施增加，2016年德国新生儿激增，把生育率推升到1.59，约为欧洲平均水准。“德国战后婴儿潮一代已经进入退休潮，年轻劳动人口不足成为社会的大问题。”德国社会学者马塞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让家庭多生孩子，是德国的国家大事。在这方面德国还得向其他国家学习，不仅给予更多优惠政策，也要转变家庭观念。 日本：从一名当红演员的广告说起 日本当红演员高桥一生最近主演了一家保险公司的电视广告，高桥饰演的主人公在医院看着妻子生孩子，他脑海中浮现出接下来养育孩子所需要的庞大费用：上公立学校，需要800万日元（100日元约合6元人民币）花销，上私立学校费用是2200万日元，抚养费另需1600万日元，总共约4000万日元，等于买房子的费用…… 高桥一生的广告可以说是为普通日本人代言。养育小孩的费用是日本家庭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笔开支。二三十岁的工薪族，年收入在300万到500多万日元之间，如果结婚买了房子，而且又养育孩子，经济上是比较吃紧的。 事实上，从怀孕开始就花费不菲。定期检查一次花费5000到8000日元，如果抽血，一次超过1万日元。生孩子时一般花费30万-45万日元。小孩出生后，一个家庭连续大把花钱的历史便开始了。日本小孩成长过程中需要经历很多仪式：生后七天命名，生后一个月初次参拜神社，生后百日初次吃饭仪式，第一次男儿节或女儿节，三岁五岁七岁都要纪念一下…… 据统计，一名日本中学生每月花销约为13万日元。由于日本孩子上私塾比较普遍，为此每月大概需要4万多日元，如果报课外兴趣班，每年至少增加10万日元支出。日本的公立高中采取免费教育制度，每年家长只要负担24万日元左右的教材费等，而私立高中则需要交100万日元以上的学费。 大学四年，日本国立大学的学费合计为242万日元，私立大学的文科需要近400万日元，理科为500万日元以上。如果学的是六年制私立医科大学，那么学费是将近3000万日元。 一位家有两个幼子的母亲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今年4月她的大儿子上幼儿园，每月需要付保育费和饮食费5万日元，两年后小儿子也入园，那就是每月需要10万日元。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幼儿园成立有后援会组织，要求家长都要参加且每月需要交500日元。这些妈妈不时聚会交流心得，不去会让人觉得奇怪，参加则又多出一笔开销。 为鼓励生育，日本政府投入很多。一个小孩出生，就能得到政府补助金42万日元。从出生到三岁，每月政府补助1.5万日元，从三岁到小学毕业，家中第一、第二个小孩每月补助1万日元，第三个小孩每月补助1.5万日元。但根据厚生劳动省发布的统计数据，2017年日本出生婴儿94.6万人，比前年少3万多人；出生率为1.43，连续两年下降。 客观讲，出生率下降，因素很多，比如晚婚、晚育影响较大，使得日本女性第一次生育平均年龄达到30.7岁；女性工作机会增多，生育孩子和工作难以兼顾，她们选择了工作。但年轻夫妇生育孩子踌躇主要在于经济因素。 韩国：仅半数妈妈“自信可养儿” “迄今为止，政府花费逾100万亿韩元（100韩元约合0.6元人民币）用于提高生育率。”韩国广播公司今年3月的一篇报道写道：“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生育率从未出现反弹。”从上世纪70年代起，韩国的生育率就开始下滑，如今依然位居“超低生育率国家”之列，某种程度上显示韩国政府低估了民众对生娃的焦虑。 韩国女性家族部曾对1000多名育有9周岁以下子女的妈妈和准妈妈进行调查，发现无论收入高低，她们都认为“抚养孩子是件幸福的事”，但回答“有自信可以抚养孩子”的妈妈仅占半数。 据统计，韩国家庭月均育儿花费为107.2万韩元，占月均消费支出额345.8万韩元的31%。从养育不同数量子女的家庭来看，1名子女的月育儿费用为86.5万韩元，2名子女为131.7万韩元，3名子女以上为153.7万韩元。从全体受访者的具体花费看，托儿所、幼儿园或雇保姆的“照料费用”最高，占20.9%，随后是食品（14.9%）、上补习班（14.4%）、储蓄及保险费（14.1%）。 有说法称，韩国人在人生中最注重两件事，一是结婚，二是孩子的周岁纪念日。“抓周宴”是家庭一大笔支出，第一个子女“抓周宴”的平均费用约为260万韩元。在首尔一家名店举办“抓周宴”，33人以上套餐人均费用为7.26万韩元，如果参加人员未满20人，人均费用要达到19.8万韩元。 从给每一胎婴儿的补助，到增建儿童游乐中心、公共托儿所，从给予男性女性产假到提供托儿津贴，韩国政府这些年采取的措施不可谓不多。美国《大西洋月刊》旗下的“Citylab”网站8月3日称，表面看，这些投入让美国这样的国家汗颜，但效果不彰。挑战之一就是经济问题，韩国政府的财政补助远不足以覆盖育儿费用。韩国儿童保育与教育研究所进行的调查显示，韩国家庭平均每月得再拿19.8万韩元用来养娃。 在工作与孩子之间找平衡也使韩国女性承受着巨大压力。一旦有了孩子，她们的职业生涯就大受影响，而养孩子的压力又迫使她们不得不找工作。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韩国是经合组织中唯一一个孩子去托儿所托管率比母亲就业率高的国家。鉴于此，很多新妈妈不敢休产假也就不意外了。 近来，韩国社会刮起节约风。女性家族部今年1月发布“2016育儿文化认知调查”结果，96.2%的女性认为“韩国社会育儿文化有消费过度的趋势”。《世界日报》称，家庭主妇们对缩减育儿费用表现出很强的关注。为减少“抓周宴”费用，“self抓周宴”在父母群体中有着高人气。人们对育儿费用中占比高的用品的认知也在改变，85.2%的受访者表示有意购买二手幼儿用品。 美国：公私立教育，完全不同的路 美国家庭平均有三个左右的孩子，养育孩子的主要花销是分阶段的，大致可分为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幼儿期，无论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家庭，六七岁以下的孩子不用投入太多，孩子们不需要接受早教，只是双薪父母会在托儿所之外花费一些保姆费。 托儿所费用一个月约为1700美元（1美元约合6.8元人民币），如果父母在周末偶尔外出，请保姆看顾费用为每小时20美元左右。而幼儿期的奶粉、鲜奶、辅食、尿布、湿巾等都很便宜，各种超市里都能买到，政府会从法律上限定价格。政府还会从税收上进行补贴。一些穷困家庭通过生育五六个孩子来获得税收补贴，尤其是单亲妈妈，补贴费用足以让她不上班也能过得很好。 小学初中阶段，如果是公立学校，不需要学费。但有些家庭送孩子上私立学校，每年学费2万到4万美元不等，8年下来，费用很惊人。到高中阶段，上公立与私立学校花费之差别大致同上。 以美国家庭一个16岁孩子为例，自小读公立学校，16年下来，总花费接近8万美元，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是能接受的。即便家里有三四个孩子，也不存在养育负担问题，而且孩子越多政府补贴越多，这也是美国家庭一般都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原因。 对美国家庭来说，最昂贵的是大学费用，大学一般要读到硕士毕业，也就是七年左右。常春藤名校学费每年五六万美元，通常州立大学会对本州居民子女减免一半学费。《环球时报》记者一位同事的儿子当年考取普林斯顿大学，学费一年为6.3万美元，由于负担不起，她与丈夫商议后让儿子改读州立大学。 美国家庭对孩子的培养主要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公立和私立两条路已将下一代进行划分。整体看，美国家庭养孩子不难，但养好孩子，给他们提供最优质的教育却不容易。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刊文称，在经济衰退或复苏阶段进入职场且处于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的美国“千禧一代”有些特殊性，他们的年收入比前一个年代的同龄人少，他们甚至在生育孩子时仍在还大学贷款，所以养育孩子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在美国，感慨“为人父母为何这么难”的声音也不少，丰富的现代生活已使生孩子成为“选项”，而非必须。各种育儿经、健康指导和教育选项也让家长面临更多抉择，让他们感到困难。 [详情]

　　全国多地出台政策鼓励生二孩 专家认为政策效果有限，建议出台个税减免等全国性福利政策，呼吁全面放开生育 2018年6月8日，北京市朝阳区陈经纶中学，一名刚结束高考的考生抱着前来迎接她的弟弟。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8月初，湖北咸宁出台《关于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为二孩生育提供多项鼓励措施，包括生二孩产假延长至6个月；符合政策二孩就读幼儿园可减免保教费；二孩家庭购房享受补贴，并放宽公积金购房贷款和提取等。 7月，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提出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 更早之前，天津、新疆石河子等地也已出台二孩生育鼓励政策。 延长产假、提供购房补贴、增加生育津贴……全国多地相继出台二孩生育鼓励政策，引发生育问题新一轮热议，全面放开计划生育的呼声也再度高涨。 不少观点认为，鼓励政策的背后是对“少子化”的担忧。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从国际经验看，鼓励政策实际效果有限，社会期望不能过高。他同时提醒，虽然鼓励政策短期并不会改变中国的人口形势，但完善配套政策本身，也是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应有之义。 宜昌探索完善企业支持政策 湖北省鼓励生育二孩的政策一直超前。 2016年1月13日，全面二孩政策施行仅12天，湖北省率先修订地方性条例，通过《关于修改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二孩政策落地。 同年7月，湖北省启动基本生育全程免费服务试点，实行备孕前优生检查、怀孕中产检、住院分娩基本服务费、新生儿体检等全部免费。湖北省卫计委主任杨云彦表示，该项服务就是为了实施好全面二孩政策，鼓励按政策生育。 记者从湖北省卫生计生委获悉，截至目前，生育免费试点已在全省34个县市及鄂州市、宜昌市全面推行。 以宜昌为例，去年7月，该市实行生育免费政策。按照新政，本地市民生二孩住院分娩可最高享受2500元的补贴。政策落地的当月，宜昌市夷陵区丁家坝社区居民赵春花在医院顺产生下二孩，享受了政策补贴。她告诉记者，报销后自己只掏了几百块。 此后，为降低家庭子女教育负担，宜昌市出台文件，对在宜昌接受幼儿教育的政策内二孩及以上孩子发放保教费补贴。其中，城区每生补贴超过1万元。 宜昌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正在探索完善企业生育支持政策。此前，当地有企业规定，女员工生二孩可享2年产假，另有一家企业直接向生育二孩女员工发放8000元奖励。 奖励背后是“少子化”担忧 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奖励生育政策的背后是官方对低生育率危机的担忧。 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披露，2015年辽宁省总和生育率为0.9，预期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提高到1.4，2030年提高至1.8。 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的生育子女数，是人口决策重要参考依据。国际上认为，2.1的总和生育率是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 “随着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生育年龄后移及人口老龄化加剧，尽管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总和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将有所上升，但提升到人口世代更替生育水平的难度很大。”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中直言。 湖北宜昌长期以来也面临超低生育水平难题。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课题组调研报告《低生育地区生育政策响应》，从2000年开始，宜昌就进入超低生育水平，2015年总和生育率仅为0.72。 从全国范围看，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张车伟介绍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时达到2.1，随后开始逐渐下降。从2000年至今，一直保持在1.5~1.6之间，属于严重少子化。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7。 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何在？去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发布的“全面二孩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压力是影响生育二孩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为教育压力和照料压力。 除养育成本攀升外，育龄妇女总人数也在减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分析指出，我国育龄妇女中20至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数量在2000年已达到峰值1.66亿，2010年降为1.61亿。随着60后、70后逐渐退出育龄期，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生育主体，育龄妇女人数还将不断减少。 生育观念的变化也是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之一。宋健认为，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曾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但社会制度的变迁和4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倡导，已经重塑了生育文化，少生优生变成社会主流观念。 湖北宜昌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宜昌市长期以来低生育率的特殊现象归因于当地独特的生育文化，“在我们的观念里，不是生得多才好，要考虑家庭实际情况，养得好才行。” 鼓励生育政策效果或有限 鼓励生育真能提高再生育意愿吗？受访专家认为，效果或许有限。 黄文政介绍，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极为相似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在经过长时间的控制人口政策后，都选择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以韩国为例，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政府担心人口增长过快，曾大力提倡节育。90年代后，随着生育率的不断下降，韩国政府从限制生育转为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反而一路走低。 “这些东亚国家，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水平。”黄文政认为，虽然出台鼓励政策这一做法值得肯定，但鼓励措施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微弱，并不会产生太多效果。 但在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看来，各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只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延续。 2015年12月31日关于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中央文件，就提出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等在内的家庭发展政策，鼓励按政策生育。 黄匡时指出，全面二孩施行后各地需要陆续完善配套政策，“这是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一部分，也是未来的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的事情。” 学者呼吁全面放开计划生育 解决人口问题的出路在哪？ 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被不少学者视为答案之一。张车伟认为，各地鼓励生育政策没有切中要害，首先要彻底放开，让人们有生育自主权，再看生育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谈得上鼓励生育，然后考虑应该给予怎样的福利，“一边捆着你，一边鼓励你，这有什么意义呢？” 在黄文政看来，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是大势所趋，在此基础上，还需制定全国性的奖励政策。 黄文政指出，人口会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地方政府的财力也远远不够，“政府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在这个意义上，生娃是国事，而不只是家事。” 黄匡时同样认为，应出台全国性的福利政策，比如个税减免。他建议，参考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每月对每个孩子和每个老人减免1000元税收。针对孩子的税收减免，夫妻双方共享额度，单亲家庭享受全部额度，而针对老人的税收减免，实际赡养老人的子女享受税收减免。 不仅如此，黄文政认为，单身女性也应平等享有生育权。他强调，这并非鼓励非婚生育，那些有能力和意愿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应公平享受生育权利和福利，不应受到政策歧视。 新京报记者 许雯[详情]

　　多地生育政策在调整！ 延长产假发补贴，甚至还让生三孩 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经过十几年循序渐进的调整，生育孩子的权利正逐步回归家庭。 面对持续低迷的人口出生率，辽宁、湖北、新疆等地出台了更加积极的生育政策，延长产假时间、提高生育补助等“真金白银”的政策相继实施。陕西省则明确表示，要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同时，限制生育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虽然存在，但一些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已逐步放开，生育三孩无需缴纳社会抚养费，一些补助或免费服务项目，也适用于三孩家庭。 多地延长产假、发放生育补贴 ▲人民币 中新经纬 黄昂瑾 摄 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经过十几年循序渐进的调整，生育孩子的权利正逐步回归家庭。 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虽有上升，但并起到没有十分明显的提振作用。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即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1786万人，出生率为12.95‰，自然增长率为5.86‰。但到了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出生率为12.43‰，自然增长率为5.32‰，三项指标均较2016年有所下滑。 人口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表示，有生育愿望的家庭，会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第一年就进行生育，随着生育愿望下滑，出生率也会有所下降。 为应对这一情况，各地的生育政策日趋积极。辽宁省明确提出，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等全面两孩配套政策。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假制度和配偶陪产假制度。 湖北咸宁市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从医疗、教育、社保、延长产假、提供生育补贴、母婴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入手，完善相关政策。 咸宁市提出，鼓励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将政策内二孩及以上产妇产假延长至6个月、配偶护理假延长至1个月；符合生育政策的参保城乡居民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年最高支付限额900元；政策内出生的第二个及以上孩子，在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就读的，可以减免一定金额的保教费。 据新京报2017年7月底报道，“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全国31个省、区、市均延长了产假，将产假的计算方式调整为“国家规定假期98天+生育奖励假”。各省份的生育奖励假为30天至3个月不等，各地女职工可享受的产假为128天至190天不等。 有地方计生政策执行力度宽松 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不符合相关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因此，各省份也都会根据所在地年人均收入数倍不等征缴这笔费用。但随着生育政策逐渐放宽，一些地方已经默许了超生现象的存在。 因为前两胎都是女孩，河南北部某农业大县的刘先生与妻子决定再要一个，他们在2017年如愿迎来了儿子的出生。孩子出生前，刘先生还在担心是否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按照2016年5月底新修订的《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第三个及以上子女的，应当征收社会抚养费。每多生育一个子女，分别按发现违法行为时男方和女方户籍所在地县（市、区）上一年度城镇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收社会抚养费。以此计算，刘先生需要缴纳约32000元的社会抚养费。 ▲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张炜 摄 但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政府部门催缴过这笔罚款。刘先生称，之前违反计生条例超生，如果不缴纳社会抚养费，孩子的户口会很难办理，不过现在，几乎不会遇到任何阻挠。不仅如此，孩子出生前的产检、住院费等，依旧能享受到一定的补助。 刘先生说：“在我们周围的几个村，一个家庭生3个或者4个孩子的情况也不少，几乎没听说还要交罚款的。” 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存在。江西赣州市的一位乡镇干部对中新经纬表示，现在超生已经不再罚款，也没有其他限制，计生部门没有了之前的强势，开始鼓励生育了。 生育率水平较低的黑龙江省更为积极。2016年4月修订的《黑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以在依法生育两个子女基础上，再生育一胎子女。 但各地对征缴社会抚养费的力度也不相同。据媒体近日报道，因拒缴社会抚养费，湖南岳阳汨罗市15个镇的221名违法生育对象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提高生育率需打组合拳 面对较为严峻的人口压力，提高生育率水平，已经成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重要手段。人民日报海外版近日也刊文表示：“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 说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陆杰华称，鼓励生育要从多方面入手，增加产假、完善家庭税收、提高公共服务等政策需要全面配合，“比如在税收方面，要完善家庭税收，对有子女或者多个子女家庭实施一定的减免。” 携程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也发文表示，人们不愿意多生孩子，主要原因是现代社会抚养孩子的成本过高，国家需要出台实实在在的政策减轻育龄夫妇养育孩子的负担。具体来说，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较低的家庭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根据他们分析，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将GDP的2%到5%用于鼓励生育。照此标准，中国至少要花2万亿来鼓励生育。具体方式可以是税收减免和现金补贴。 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则对中新经纬表示，大量发现金鼓励生育没有必要，也没有到这个地步。现阶段能做的是创造更好的生育条件，让想生的家庭都能生。 近些年，呼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声音不绝于耳，有学者认为，应该尽快放开生育政策，才能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生育水平。近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的《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也建议，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 翟振武表示，如果中国的生育率持续走低，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政策很有可能出台。 但另一方面，出台鼓励生育政策能否奏效，也存在一些争议。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也都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实施多年，效果并不明显。陆杰华称，上述国家的政策效果确实不大，但如果不鼓励生育，生育率可能更低。 [详情]

　　生育二孩就能领补贴 明年有望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本报记者 王晓慧 北京报道 一张名为“独生子”的照片曾经一度火爆朋友圈，左病床上是母亲，右病床上是父亲，坐在中间的儿子无奈又无力，而这样的“人口悬崖”就在不远的将来。面对新的人口发展态势，渐进式地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直至最后全面放开生育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继辽宁省实施鼓励生育政策之后，天津、宜昌、仙桃及新疆等地也纷纷出台了鼓励生二孩的福利政策。 其中，天津对符合二孩政策的职工增加30天生育津贴。宜昌市则以“限额内报销”方式“对合法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以县市区为单位，落实住院分娩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城区按每例2500元标准，并适时调整”。仙桃市政府全面实施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对符合政策家庭，生育二孩可获1200元补助。 生育奖励政策是对当前人口形势作出的探索，值得肯定，但力度依然不够。 “理想的人口政策应该是在自主生育的前提下鼓励生育，不过，目前的鼓励生育政策是在限制三孩的同时鼓励二孩，这样不可能有效提升生育率。”8月8日，人口与生育问题学者何亚福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卫健委尚未发布今年上半年新生儿的出生数据，但毫无疑问，将会比去年上半年的数据还少，为此，明年有九成的概率推进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多地着急忙催生 十余年来，我国的人口形势开始出现了所谓的“拐点”，直接促成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多次调整。 2000年，政府出台了“双独二孩”政策，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2013年，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单独二孩”政策依法启动实施。2016年，又推出了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全面二孩”政策。 然而，历次的生育政策调整并未改变人口发展的基本趋势，出生率偏低、老龄化加剧问题日益突出。比如，2013年提出“单独二孩”政策之后，出现了实际生育数量跟生育预期之间存在颇大差异的现象，当时专家们都认为会出现补偿性生育现象。但结果是，预测数远远高于实际生育数。后来，针对估算失误，业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对“全面二孩”的预测就保守多了。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来看，201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2，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45。同时，据原国家卫计委统计，2016年全国住院分娩婴儿活产数为1846万，比2013年增加200万以上，二孩及以上占去年全年出生人口超过45%。2017年，中国全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758万，二孩占比51%。 但值得注意的是，与2016年相比，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下降了88万人。也就是说，自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以来，我国新生儿数量不升反降。 人口急剧的萎缩，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趋势。随之而来的是基本已经用完的人口红利，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以及社会保障压力的增大。 终于，在辽宁吃了“第一只螃蟹”之后，各地政府也按捺不住纷纷表明了姿态。比如，天津对符合二孩政策的职工增加30天生育津贴。湖北、新疆等地更是直接以现金补贴形式给予鼓励。 不过，就目前各省市已有的生育二胎鼓励政策来看，主要着重于产假的调整以及小额经济补贴的发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鼓励生育，而是一种放开后的“关照”，相对于养育一个孩子的付出而言仅是杯水车薪，为此，面对这样的政策，大部分民众持观望态度。 全面放开指日可待 比计划生育更难的是鼓励生育，比起调整产假、小额补贴式的鼓励生育更难的是如何做到让人心甘情愿的自主生育。 “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8月8月，年近不惑的吴女士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家中已有一子，很想再生一个，但是，一套房子的首付已掏空了两代人的积蓄，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危机已经一览无余，加之孩子目前的教育支出，再生一个孩子简直就是奢望。 从《月薪三万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到《小学6年级，全班只有儿子没出国》，中国父母养孩子的开销，速度堪比在风里撒钱。 “都说怎么养都是养，但真的生出来，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低人一等，从胎教开始，琴棋书画机器人、奥数英语跆拳道一个都不能少。”吴女士表示，儿子今年三年级，单单每年兴趣班的费用就高达5万左右，这还是一科就选了一个侧重点的前提下，比如，单单语文方面的课外班就包含了阅读理解、写作、诗词等近十个方面的内容。 而就在今年年初，新浪网教育频道曾发布了一份《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白皮书显示，中国家庭非常舍得在教育上花钱，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支出的50%以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增长产假、分娩补助、生育津贴、奶粉补贴等生育鼓励措施，又能有多大的吸引力？ 据记者了解，同样实施鼓励生育的部分国家，比如，德国拿出9%的GDP，承担全社会家庭抚养孩子成本，差不多相当于全社会家庭抚养孩子成本的46%。在丹麦，夫妻双方可以享受最长52周的生育津贴，其中，父亲最多可以领取34周的生育津贴，最高可达工资的90%。 再如，新加坡每年拨款20个亿用作国民生育基金，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出生奖励6000新加坡元（近3万人民币），一个家庭生育3个孩子，政府奖励的婴儿花红津贴约为4.4万新加坡元。 除此之外，对于鼓励生育，这些国家在教育、住房、医疗方面均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也就是说，鼓励生育并非是单枪匹马的战斗，而是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的推进。 “简单的鼓励生育二孩远远不够，今年出生人口将继续减少，这是推动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何亚福称，未来10年，育龄妇女的数量和出生人口都会持续减少。 就此，一直力推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且鼓励生育的人口专家黄文政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同样表示：“未来10年，中国育龄高峰期母亲的数量会减少45%，每个人即使生的比原来多50%，也没有办法弥补基数下降，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很快就会掉到1000万以下，未来中国能够维持占世界总人口4%到5%已经是万幸了。” 黄文政表示，尽快放开并及时鼓励生育才是合理的人口政策方向。 而从国家层面来看，在最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组建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取代过去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 [详情]

　　 【推荐阅读】 小恩小惠难催二孩 梁建章建议用GDP的2%-5%奖励生育 作者：梁建章 黄文政 梁建章。（资料图） 近期，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些困难；驱动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都显得动力不足：出口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基建投资的收益率也在不断下降，中西部的很多新城和开放园区建设已经无法持续；而消费则又受到高房价的挤压。 为此，很多人都在期待政府推出宽松或叫“放水”的货币政策来改善现状并刺激经济发展。但就算采取“放水”政策，资金到底又该投向何处？是继续扩大基建规模，还是建设小城镇，或者大规模减税？ 我们也认为中国可能需要适度“放水”来防范某些风险的进一步扩大。由于中国经济的症结在于需求不足和产能相对过剩，因此，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放水”的关键应当是“以人为本”，也就是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以提升人力资源。这样的“放水”不仅短期内可以直接惠及民众，长期来看更可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三个渠道进行“放水”。 1）“放水”给养育家庭： 鼓励生育 各种迹象表明，今年底或明年初国家或将全面放开生育，但即便如此，新生人口锐减的趋势依然难以逆转。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堆积的生育意愿会在两三年内基本释放完毕，由于愿意生育三孩的家庭极少，全面放开生育对生育数量的影响微乎其微。再加上育龄高峰期女性数量的锐减，如果没有有效的鼓励生育的政策，未来的出生人口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100万的滑坡速度进入雪崩状态。 如果中国未来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在二三十年后，中国人口将极度老化，规模优势大打折扣，中国经济很可能步入萎靡甚至停滞的状态。因此，当务之急是出台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 我们以前论证过，由于房价、教育和女性就业等因素，中国养育小孩的相对成本是全球最高的。即使全面放开生育，自然生育意愿以及实际生育率也将进入全球最低之列。 要想改变这一点，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实行全球最大力度的鼓励生育政策。根据我们的分析，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将GDP的2%到5%用于鼓励生育。照此标准，中国至少要花2万亿来鼓励生育。 乍一看，这似乎是个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但分摊到中国2亿多儿童，每人每年也才1万元左右。我们认为，比起当年4万亿基建刺激，这2万亿的鼓励生育刺激是非常值得和有必要的。除了发挥减轻家庭负担和刺激相关消费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播下希望的种子。鼓励生育的具体方式，可以是对养育家庭发放一次性现金奖励，也可以是给养育家庭实施育儿免税。 2）“放水”给教育：尤其是学龄前教育 另一项涉及人力资源的“放水”渠道，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对学龄前教育和大学科研的投入。 目前中国的托儿所奇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父母即使愿意出高价，也很难找到接受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如果夫妻双方在小孩两三岁前都必须参与工作，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项：一是长时间雇佣保姆，二是由家中老人来帮助看护。这两个选择过去能勉强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但近年来城市保姆价格飞涨，雇佣全天看护孩子的高价保姆已经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领的经济承受能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中国老人未必愿意将自己退休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看护孙辈的责任之中。 如果保姆和老人都指望不上，对于夫妻双方都有工作的家庭来说，只能选择让其中一人暂时中断工作。通常情况下，做出牺牲的是孩子的母亲，这对妇女的职业生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如果年轻家庭只剩下“全职太太”这一种选择，未来妇女势必会在职场上受到严重的歧视，因为对企业来说，如果一个女员工怀孕，将不再只是几个月的产假问题，而是几年的职业生涯都会受到影响。面对这样的顾虑，很多职业女性可能选择少要甚至不要小孩，这会导致已经超低的中国生育率雪上加霜。 因此，要提高生育率，政府需要牵头兴建大量的托儿所，并把0-3岁的幼儿教育列入免费教育，解除育龄夫妇担心孩子无人看护的后顾之忧。很多低生育率国家如日本、韩国，正努力为每一位有需求的家庭提供免费和高质托儿所服务。目前，在中国，政府办的托儿所几乎不存在，如果按照这些国家的经验，中国需要至少为1/3的3岁以下儿童提供托儿所， 这大概是1000多万儿童。如果按照每个儿童的入托费用每年是3万元，这大概就是每年3000多亿的投入。 另外在大学教育和科研上也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加大投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创新科技人才。中国现在的教育投入刚刚到了GDP的4%，在世界范围内，这依然是相对较低的。很多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高达6%。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比例，除了幼托教育、和科研投入，整体教育投入还有2万亿左右的提升空间。 3） “放水”给大城市扩容：促进人口集聚效应 在“放水”过程中强调“以人为本”，并不意味着不要基础设施的投入。但是基础设施的投入要跟着人走。如果大多数人都往大城市聚集，那就应该在大城市加大基础设施和住房的投入，而不是“以地为本”地在一些人口流出且没有发展条件的城市盲目建设园区和新城。 中国不同城市的房价差异其实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种投资方向的必要性。大城市远高于中小城市的房价，说明大城市住房需求更加旺盛。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加大供给来满足这种需求，而不是通过限制需求来扭曲市场。 大城市的优势体现为集聚效应，更多的高素质人口聚集在一起，就会有更旺盛的创造力。 高素质人群的聚集也创造了很多低技能的工作需求。大城市能够吸引各种年轻人是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有更广阔的空间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但即使完全拆除户籍藩篱，高涨的房价和高昂的生活成本，还是会导致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人难以在大城市真正立足。就算勉强留下来，他们也很难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繁衍生息。这反过来又会挤压本来就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的中国大城市生育率，进一步恶化中国的人口形势。 可喜的是，有些大城市已经意识到吸引人口的重要性，开始推出各种政策引进人口，但是引进人口的关键是要城市扩容，也就是要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包括住房、学校、医院等。 按照粗略的测算，中国前二十大都市圈在未来，还会吸引约一亿人口。要容纳这些人群而不造成各方面的拥堵和房价继续高涨，就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投入。按照每人4万元的基建和其他公共设施投入的标准，这些大城市约需要4万亿的投入。 目前对三四线城市的投资收益已经越来越低，唯有对一二线城市的投资还有比较高的回报率。一二线城市的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拉动内需和消化产能的有效措施，更是平抑房价、提升创新活力和降低贫富差距的良药。中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完全有能力建设更大规模和更高效率的城市，让年轻人能够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生儿育女。 综上所述，中国或许有必要也有能力通过适当“放水”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但“放水”的方式应该是“以人为本”，也就是将资金集中投放到鼓励生育、提升教育和扩容大城市的方向。这些领域所需要的投入是巨大的，需要拿出8万亿，分别是：2万亿用于鼓励生育 、2万亿用于加大教育投入以及 4万亿用于大城市扩容 ，而回报也将是极为丰厚的。这样的“放水”不仅可以带动相关的消费和投资，直接惠及民众，更可以为中国人力资源的充分发展创造条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