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鼓励生二孩政策效果有限 社会期望不能过高

专家:鼓励生二孩政策效果有限 社会期望不能过高
2018年08月12日 01:38 新京报

  全国多地出台政策鼓励生二孩

  专家认为政策效果有限,建议出台个税减免等全国性福利政策,呼吁全面放开生育

2018年6月8日,北京市朝阳区陈经纶中学,一名刚结束高考的考生抱着前来迎接她的弟弟。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2018年6月8日,北京市朝阳区陈经纶中学,一名刚结束高考的考生抱着前来迎接她的弟弟。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8月初,湖北咸宁出台《关于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为二孩生育提供多项鼓励措施,包括生二孩产假延长至6个月;符合政策二孩就读幼儿园可减免保教费;二孩家庭购房享受补贴,并放宽公积金购房贷款和提取等。

  7月,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提出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

  更早之前,天津、新疆石河子等地也已出台二孩生育鼓励政策。

  延长产假、提供购房补贴、增加生育津贴……全国多地相继出台二孩生育鼓励政策,引发生育问题新一轮热议,全面放开计划生育的呼声也再度高涨。

  不少观点认为,鼓励政策的背后是对“少子化”的担忧。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从国际经验看,鼓励政策实际效果有限,社会期望不能过高。他同时提醒,虽然鼓励政策短期并不会改变中国的人口形势,但完善配套政策本身,也是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应有之义。

  宜昌探索完善企业支持政策

  湖北省鼓励生育二孩的政策一直超前。

  2016年1月13日,全面二孩政策施行仅12天,湖北省率先修订地方性条例,通过《关于修改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二孩政策落地。

  同年7月,湖北省启动基本生育全程免费服务试点,实行备孕前优生检查、怀孕中产检、住院分娩基本服务费、新生儿体检等全部免费。湖北省卫计委主任杨云彦表示,该项服务就是为了实施好全面二孩政策,鼓励按政策生育。

  记者从湖北省卫生计生委获悉,截至目前,生育免费试点已在全省34个县市及鄂州市、宜昌市全面推行。

  以宜昌为例,去年7月,该市实行生育免费政策。按照新政,本地市民生二孩住院分娩可最高享受2500元的补贴。政策落地的当月,宜昌市夷陵区丁家坝社区居民赵春花在医院顺产生下二孩,享受了政策补贴。她告诉记者,报销后自己只掏了几百块。

  此后,为降低家庭子女教育负担,宜昌市出台文件,对在宜昌接受幼儿教育的政策内二孩及以上孩子发放保教费补贴。其中,城区每生补贴超过1万元。

  宜昌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正在探索完善企业生育支持政策。此前,当地有企业规定,女员工生二孩可享2年产假,另有一家企业直接向生育二孩女员工发放8000元奖励。

  奖励背后是“少子化”担忧

  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奖励生育政策的背后是官方对低生育率危机的担忧。

  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披露,2015年辽宁省总和生育率为0.9,预期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提高到1.4,2030年提高至1.8。

  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的生育子女数,是人口决策重要参考依据。国际上认为,2.1的总和生育率是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

  “随着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生育年龄后移及人口老龄化加剧,尽管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总和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将有所上升,但提升到人口世代更替生育水平的难度很大。”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中直言。

  湖北宜昌长期以来也面临超低生育水平难题。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课题组调研报告《低生育地区生育政策响应》,从2000年开始,宜昌就进入超低生育水平,2015年总和生育率仅为0.72。

  从全国范围看,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张车伟介绍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时达到2.1,随后开始逐渐下降。从2000年至今,一直保持在1.5~1.6之间,属于严重少子化。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7。

  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何在?去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发布的“全面二孩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压力是影响生育二孩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为教育压力和照料压力。

  除养育成本攀升外,育龄妇女总人数也在减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分析指出,我国育龄妇女中20至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数量在2000年已达到峰值1.66亿,2010年降为1.61亿。随着60后、70后逐渐退出育龄期,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生育主体,育龄妇女人数还将不断减少。

  生育观念的变化也是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之一。宋健认为,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曾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但社会制度的变迁和4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倡导,已经重塑了生育文化,少生优生变成社会主流观念。

  湖北宜昌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宜昌市长期以来低生育率的特殊现象归因于当地独特的生育文化,“在我们的观念里,不是生得多才好,要考虑家庭实际情况,养得好才行。”

  鼓励生育政策效果或有限

  鼓励生育真能提高再生育意愿吗?受访专家认为,效果或许有限。

  黄文政介绍,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极为相似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在经过长时间的控制人口政策后,都选择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以韩国为例,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政府担心人口增长过快,曾大力提倡节育。90年代后,随着生育率的不断下降,韩国政府从限制生育转为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反而一路走低。

  “这些东亚国家,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水平。”黄文政认为,虽然出台鼓励政策这一做法值得肯定,但鼓励措施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微弱,并不会产生太多效果。

  但在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看来,各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只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延续。

  2015年12月31日关于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中央文件,就提出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等在内的家庭发展政策,鼓励按政策生育。

  黄匡时指出,全面二孩施行后各地需要陆续完善配套政策,“这是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一部分,也是未来的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的事情。”

  学者呼吁全面放开计划生育

  解决人口问题的出路在哪?

  全面放开计划生育被不少学者视为答案之一。张车伟认为,各地鼓励生育政策没有切中要害,首先要彻底放开,让人们有生育自主权,再看生育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谈得上鼓励生育,然后考虑应该给予怎样的福利,“一边捆着你,一边鼓励你,这有什么意义呢?”

  在黄文政看来,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是大势所趋,在此基础上,还需制定全国性的奖励政策。

  黄文政指出,人口会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地方政府的财力也远远不够,“政府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在这个意义上,生娃是国事,而不只是家事。”

  黄匡时同样认为,应出台全国性的福利政策,比如个税减免。他建议,参考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每月对每个孩子和每个老人减免1000元税收。针对孩子的税收减免,夫妻双方共享额度,单亲家庭享受全部额度,而针对老人的税收减免,实际赡养老人的子女享受税收减免。

  不仅如此,黄文政认为,单身女性也应平等享有生育权。他强调,这并非鼓励非婚生育,那些有能力和意愿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应公平享受生育权利和福利,不应受到政策歧视。

  新京报记者 许雯

责任编辑:陈永乐

税收 生育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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