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子宫，没有最狠只有更狠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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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子宫，没有最狠，只有更狠

　　来源：猛的号

　图来自网络

　　“长江学者”刘志彪终于有了传世之作。

　　很多年前，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在《新华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大意是，他已经当上了经济学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出版过十多种著作，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看似辉煌，但遗憾的是，还没有能够体现自己学术思想的传世作品。

　　不可否认，在产业经济学届，刘志彪是个大牛。他本科毕业于安徽财经大学，在厦门大学读完研究生，然后赴南京大学任教，没有“海龟”背景，亦无博士光环，却最终能够在人才济济的南京大学执掌经济学院，且入选了首届“长江学者”，没点真功夫，单靠“花架子”是做不到的。

　　他写的《产业经济学》是国内诸多高校考研指定教材，在考研论坛，他被学生亲切的称为彪叔，说他“搞经济学就像喝凉水一样”。

　　彪叔上一次搞出大新闻还是2014年。

　　2014年5月7日，刘志彪被任命为南京财经大学第二任校长。此前，他已于2009年调任江苏省社科院院长。但蹊跷的是，2014年12月26日，江苏省委宣布，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宋学峰接任南京财经大学校长。刘志彪成为了改革以来中国大学史上“最短命的校长。”

　　从任命文件公示日期计算，彪叔在校长职位上待了7个月19天。不过，如果剔除高校的2个月暑假，他实际只干了不到半年，真是屁股都没坐热。

　　这件事最后是不了了之，当事人没透露详情，上级主管部门也没给出解释。

　　但学术头衔一堆的彪叔当然是不愁工作的，他的新阵地是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职务是研究院理事长、院长、首席专家。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是江苏省智库，依托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育部协同创新中心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平台，以产业现代化决策咨询为研究核心。

　　该院官网介绍称：首席专家多次受邀参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已有成果曾经多次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指示，成果多次刊发《求是内参》、《国参建言》、《人民内参》等。

　　一言以蔽之，就是：彪叔孜孜于做高层的“智囊”。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几千年了，中国读书人都好这口，农耕民族的劣根性，没法改。但如能在庙堂之上，仗义执言，为处江湖之远的芸芸众生鼓与呼，倒不失为良心人。

　　可不知是人年纪大了，嘴巴也大了，还是人年纪大了，更有智慧了。扒拉彪叔这几年的论文和公开发言，明显可见他的视野已经远远超出产业经济的范畴了，毛衣战、去杠杆、房地产、工匠精神、留守儿童、网游、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当下热点，无所不包。

　　真是佩服文科学者，脑袋就像哆啦A梦的口袋，随便一掏，就是“真知灼见”，都是“宝贝”。

　　彪叔的新“宝贝”是关于计划生育的。

　　8月14日，《新华日报》发了一篇彪叔署名的文章《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提出：

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

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彪叔的核心思想是强制缴纳生育基金。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胎夫妇急了，已婚未育夫妇急了，大龄未婚男女急了，适婚男女急了，将婚男女急了，因性别失调3000余万注定打光棍的男人急了……

　　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个安静的子宫。著书立说三十四年，彪叔终于火了，这篇文章注定不会藏之名山，定当流传百世。

　　彪叔是江苏丹阳人，还是江苏省人文社科届的“一哥”，对江苏省的计生历史和现状自然不陌生。

　　就在他成为“史上最短命校长”的那一年，张艺谋非婚生的三个子女被曝光，江苏省计生部门严格执行《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非婚生二胎及以上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应按孩子出生前一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8倍缴纳。”

　　所谓社会抚养费是指，超生的孩子多占了社会资源和社会公共投入，所以要补偿社会。就这样，张艺谋被罚了748万元。

　　张艺谋不顾年迈，任劳任怨，生下三个子女，为延续民族添砖加瓦，可那时没见彪叔站出来给他说句公道话。

　　同期，江苏省地方所收缴的社会抚养费只有10%上缴上级，90%由收缴部门支配。怎么支配，只有天知道。

　　而4年后，彪叔的文章还指出：

考虑到我国社会抚养费已经征收了30年，存量资金应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理论上可以支撑一两年内对二孩家庭的生育补贴。可考虑将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充实生育基金，或作为生育基金的初始资金。

　　“存量资金应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呵呵，彪叔是在装外宾呢。作为智库的负责人，去调查征收了30年的社会抚养费到底去了哪里，岂不是更利国利民？

　　与彪叔一起署名的作者还有张晔，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一个女教授。

　　看她履历，应该也是颇有造诣。2008年，她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论文《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的动态研究——来自全国及江苏省、广东省的证据》，获2008年浦山奖最高奖及2009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中国经济学最高奖项，是为了纪念中国经济学先驱孙冶方先生而设立。

　　1949年后，正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伴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消亡，价值规律不起作用，孙冶方却认为，那怕是进入共产主义，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价值规律就仍起作用。为此，他被视为“修正主义”，文革中受尽迫害，但依旧坚持学术独立。

　　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不阿谀奉承，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宗旨，可实况呢？

　　张晔大约出生于1960年代末或1970年代初，肯定目睹或听闻过计生洪潮是如何席卷中国各个角落。

　　1980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其中指出：

我国人口总数在二十年后将达到13亿，在四十年后将超过15亿。这将会大大增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难有多少改善的严重局面……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现国务院的号召，每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

　　从此只生一个孩子与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绑定一起，上升为国策，每个男女都裹挟其中，无论城乡。

　　而在此之前，国家政策是号召多生多育。

　　故此，提出“新人口论”的马寅初被批的死去活来，他始终坚持，生育必须有计划。

　　马寅初是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被“揪下来的”，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出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那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来了一个台湾学生——林毅夫，从金门游过来的军官。

　　1994年，林毅夫、易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张·维·迎（前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是第一任主任。后来，中国经济研究中改名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在中国智库报告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屡屡进入前十，且位于高校智库榜首。

　　2008年，林毅夫到世界银行担任副行长，周其仁接任院长。4年后，姚洋当选为第三任院长至今。

　　张晔获奖论文的合作者正是姚洋。她既然与北大国发院有学术合作，定然熟悉该院的研究旨趣。周其仁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核心观点是：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

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

　　一针见血！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一个表象，生育率低及人口老龄化，当然影响经济发展，但不能反之把经济停滞归咎于人口的多寡，体改方能破局。

　　子宫何其无辜也！计生之悲苦，作为女人，张晔理应更懂。

　　马寅初常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遗憾的是，在计生问题上，敢言者少之又少。

　　2005年，中国人口突破13亿，“刘易斯拐点”迫在眼前。“计划生育之父”、中国社科院的学者田雪原呼吁，要关注性别失调，调整人口政策，但不被政策制定者所重视。

　　而这时，已当选为“长江学者”的刘志彪，正是志得意满时，没有就人口问题发表观点，他很明白，那是“不正确”的事。

　　10年之后，经济学者、携程CEO梁建章等人撰文公开指责计生部门对涉及人口的数据一向严重高估，没有任何预见性可言。

　　梁建章认为，生育首先是家事，何时生、生几个，由家庭自行决定。他旋即遭遇攻击，不得不关闭微博评论。

　　这时，作为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的首席专家，刘志彪还是没有公开发言。

　　直到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生法修正案，全面放开二孩。公开讨论计生问题成了“正确”的事。于是，各路专家齐齐上阵，“鬼点子”迸发。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继续重弹 “三个红利”的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