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学教授更愿意生孩子？答案你想象不到

　　为什么大学教授更愿意生孩子？

　　文 | 李宏彬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最近，一篇有关建立生育基金的文章引爆网络，文中描述的“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让许多人直呼生育基金是“征收丁克税、单身税”。此外，各地统计局近期开展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的调研，已公布调查结果的地区普遍呈现人口出生数量下降的趋势。大家生育意愿不高，鼓励生育的政策再次成为近期的新闻焦点。

　　但根据我的观察，大学老师这一群体，情况似乎有些不同。在生孩子、尤其是生育多胎变得越来越罕见的今天，这些在大学里教书做研究的知识分子，普遍有更强的生育意愿。无论是我过去任职的香港和北京，还是现在任职的美国学术圈，似乎都是如此。为什么呢？这里面有没有值得借鉴的经验呢？

　　香港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的之一，2017年平均生育率仅为1.19，也就是说平均每位女性一生只生育1.19个小孩。如果不包括新移民，生育率甚至会低于1。与此对比鲜明的是，香港学术界的同事大部分都有至少两个孩子。我有一个好朋友，老大都上大学了，我们以为他们可能是朋友中唯一的只生一胎的家庭。最近，他们传来喜讯，生了老二。

　　不仅是香港，北京也有类似的情况。由于学界工作的特殊性，如果女性读完博士再生头胎的话，年龄至少也接近30岁了。我在清华的同事们，生孩子都很晚，可是很多都会生二胎，有些人甚至要了三胎。有些年龄偏大怀孕有困难的同事，会选择利用试管婴儿等方式辅助生育。据说服务于大学老师的北医三院，做试管婴儿的科室总是人满为患。

　　美国的教授同样有很强的生育意愿，很多人都有两三个孩子，少有不生或者只生一个的，而且他们更喜欢自己带孩子。我有一对常青藤大学的教授朋友，一共生了四个女儿。来中国开会的时候，他们也会带着孩子们。常常是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忙着操作电脑做演讲。

　　有人可能认为，大学老师之所以有这么强的生育意愿，是因为他们工作稳定、比较清闲，而且一年有两次长假，从而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生孩子和养孩子。

　　其实大学老师并不比其他工作悠闲，也同样经历着他人经历的焦虑和辛苦。美国和香港的大学普遍实行的常任轨（tenure-track）制度，是国际通行的教职人员学术考核制度，清华北大现在也都引进了这种制度。博士毕业后从助理教授做起，需要在第七年通过考核获得晋升，拿到终身教职（tenure），否则就被解雇。好的大学终身教职的评价标准极高，成功者寥寥无几。比如斯坦福的要求是在本领域世界领先；香港的学校、清华、北大的标准是中国领先。很多同事发表一篇论文、或者拿到终身教职比中了六合彩还要开心，因为这的确和中奖的概率差不多。可见，大学老师同样也是一份竞争激烈、成功率很低、而且非常残酷的职业，大家其实都是在没日没夜地工作。

　　在同样严酷的工作条件下，为什么大学老师仍然有更高的生育意愿呢？在同样的现象背后，美国、香港和北京都有独特的原因。

　　对美国大学老师来说，除了生孩子固有的产假之外，更重要的是，每生一个孩子可以把评终身教职的时间推后一年。这个政策不仅适用于女性，而且适用于男性，这样也鼓励了男教授们花时间照顾孩子。所以对他们来说，生孩子的时间成本大大降低，甚至有好处。生两个孩子可以把评终身教职的时间从7年变为9年，有更多的时间发表论文，从而达到评价标准。

　　在香港，最重要的养育成本其实在于房子。香港有专业化的、低费用的菲佣带小孩，而且公共医疗和教育全部都是免费的。但在香港，住宿费用是最大的支出。香港的房价动辄每平方米20-30万，2000万买的房子看上去室内面积也就70平方米。很多人的房间勉强放一张床，四面靠墙，进门其实也就是跳上床。狭小的空间降低了大多数港人的生育意愿。但香港的大学老师却不用担心。我博士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在香港中文大学，住的是250平方米的房子，带保姆间，每月只需要付一点点租金。所以对香港的教授来说，居住成本很小，所以他们的生育意愿比其他香港市民更强。

　　在北京，孩子的教育可能是父母们更加关注的。父母希望孩子能从小进入名校，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获得优势。然而，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缺乏，市场竞争导致其“价格”直线上升。可以说，教育变成了养孩子的重要成本之一。大学老师就不用担心这件事。大学有自己的附属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而且这些学校教育质量一流。据说海淀区最有名的教育机构是清华幼儿园、北大附小和人大附中，而不是这三所大学。这些可能言过其词，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大学老师的孩子往往能够免费、免面试地进入大学附属的教育机构。很多老师甚至说，这么好的资源，不多生几个孩子就亏了。

　　实际上，三地大学老师都有很强的生育意愿，其原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职场中对女性、甚至男性在生育阶段给予的保护和支持，为其子女提供免费的、高质量的教育，为家庭提供廉价的住房，其实都是在降低生养孩子的成本。大学也许是无心插柳，但是这些特有的福利政策让教授们“生得起、养得起”，他们自然会多生孩子。这一点和梁建章在《提升生育率应该靠减税增收》一文中所提出的通过减税、补贴的方法降低生养成本的逻辑是一致的。

　　大学老师虽然经历着与其他职业从业者相同的焦虑和辛苦，但他们是一群幸运的人。至少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他们可以更加任性。如果能让更多人享受到同样的幸运，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也许是一件最大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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