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亲历“两会”15年

　　朱永新：亲历“两会”15年

　　刘玉海

　　作为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从2003开始当选全国政协委员，200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进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2013年又转而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副秘书长；今年，他又一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在这15年参加全国“两会”过程中，朱永新笔耕不辍，将其参政议政的点点滴滴——建议、提案、议案和常委会发言，到各地调研的情况与反思，到与媒体、网友的各种沟通交流——行诸文字，最终汇聚成十卷本的著作《见证十年——一个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给我们呈现了一套完整的中国政治运行图。

　　他在自序中坦言，常常追问自己：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我称职吗？“有时候，我也安慰自己：我是及格的。更多时候，是重任在肩却力有不逮的惭愧。”

　　值此书出版、且2018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经济观察报在北京采访了参加本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朱永新，以他切身经历，为我们详细展示了这套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运行过程。

　　当选代表/委员

　　经济观察报：您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是通过民进这个民主党派，那2008年开始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是通过回到江苏省当选吗？

　　朱永新：是这样。人大虽然没有民主党派的界别，但是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所以民主党派的代表性人物，一般也会同时推荐去参选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的一部分人大代表名额都要放到地方去——当然，不一定是在其家乡所在的省市。比如，我们民进中央的主席蔡达峰，本来家在上海，但他这次在江苏代表团。我上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是在江苏，因为我是江苏人。

　　经济观察报：以前好像是放到与当选者有关的省份，比如家乡、或者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这一届好像是放到完全没有交集、不相关的省份去参选。

　　朱永新：对，以前考虑籍贯、工作过的地方会更多一些。

　　经济观察报：您在江苏被选举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时您需要回江苏吗？

　　朱永新：实际过程是这样：中央把我的材料放到江苏去选，必须是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在江苏省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中，除了本省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中央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其他人，都会放到地方代表团去——中央机关的这些人，都会放到不同的省去选。

　　经济观察报：那作为江苏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除了开全国人大会的时候参加江苏团的小组讨论外，还和江苏有其他关联吗？

　　朱永新：除了必须在江苏人大代表团参加讨论、小组讨论，作为在江苏当选的人大代表，每年还要参加江苏的一些调研活动，一般会去两次左右，有时候会更多，主要是就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参加江苏省人大组织的调研活动。

　　小组讨论与大会发言

　　经济观察报：从具体参政议政过程来看，人大有小组讨论、全团讨论；政协除了各党派、界别的小组会，还有政协大会发言，这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会到一些代表团、政协界别参加讨论，那么不同的会，讨论内容有什么区别吗？

　　朱永新：人大一般都是代表团会议和小组会议，代表团就是全团，比如江苏省就是一个代表团；江苏省这个团会分几个小组——比如，我2008—2013年就是在徐州、无锡、苏州这三个市代表所在的一个小组。

　　一般来说，小组讨论更多，全团讨论一般围绕政府工作报告、两高报告、预算与决算报告、重要立法等进行讨论，有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会来参加会议，另外还有对海内外媒体开放的全团会议。因为代表团人数较多，全团讨论的发言，一般都事先征求意见，因为要考虑到代表性、有序性，既要有各个阶层、方方面面的代表，同时也要反映本省的特点，展示风貌，或者是就当年比较热门的一些话题，找最适合讲的人来讲。

　　经济观察报：全国政协的大会发言，是怎样确定发言人选和主题的？

　　朱永新：每个政协委员都可以向政协大会秘书处提交书面发言稿，如今年政协大会就收到433份大会发言。一般情况下，考虑到多党合作，8个民主党派会各有一个发言的名额，总工会、妇联、共青团和无党派人士也都有名额，其他不固定。像今年这次政协大会发言一共27个人，除掉上述名额，每次只有一二十个左右的大会发言机会是用于竞争性的，两千多个政协委员，要想获得发言机会是很不容易的，要看你提交的稿子。能真正被选上，很不容易。像我上一届的大会发言《人心就是力量》，就是通过竞争被选上的。

　　每个民主党派的大会发言，一般是由副主席轮流发言，或者根据副主席的专业特点安排发言，也可以邀请常委发言。在指定发言的基础上，也可以自己另外写发言稿去申请、竞争。民进最多的一年，有三个人获得大会发言机会。

　　当然，代表党派的大会发言题目也要与大会秘书处反复商量，不是你报什么就讲什么。因为要考虑选题不能交叉重复，内容要有时代感、聚焦重点问题等。我们今年大会发言的题目就换了三次，最后讲的是“发挥中等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特殊作用”。

　　建议与提案的反馈

　　经济观察报：提建议、提案等是代表、委员履职的主要途径之一，有关部门对这些提案、建议后续是如何处理的？

　　朱永新：现在比以前越来越重视建议与提案的反馈，每一次建议、提案都有满意不满意的反馈表。有关部门在正式答复之前一般会和代表、委员本人电话沟通，他会把你提出的问题，部门做了什么，哪些问题下一步怎么做，基本上都跟你做一些沟通，就准备要答复的内容听取你的意见，然后再正式答复。

　　经济观察报：那建议或提案中反应的问题，有没有一直没解决的？

　　朱永新：不可能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及时得到解决。比如我从2003年开始提的关于建立国家阅读节的提案，已经提了15年，今年继续在提。

　　经济观察报：这个提案是由哪个部门来反馈？

　　朱永新：原来是国务院法制办——现在法制办要归并到司法部了——因为国家的节日、假日是由法制办来决定的，属于立法的问题。国务院法制办第一次的答复是，“国家原则上不增加新的节日”。我当时就不太满意，因为原则上不增加，说明是可以增加的，并且次年“航海节”就出来了。所以，第二年我再提，后来有几年干脆把我这个提案转成建议了——建议就可以不答复了，最多跟你沟通一下；或者把它送到其他的部门，没有送到法制办去。当然，也有的提案，第二年、甚至当年就能得到呼应——当然，不一定是因为你一个人的呼吁，可能是其他很多人都提了，或者刚好党和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比如我们当年提义务教育免费的问题，当年就得到呼应。

　　审议法律草案

　　经济观察报：人大代表、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审议法律草案，您在书中谈到有一年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这是很专业的领域，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些可能不懂这个领域，那碰到审议这种不是自己专业领域的法案时，每位参与审议的代表都需要发言吗？

　　朱永新：不要求所有常委和代表必须发言。但是像我作为人大代表是发言比较多的，因为我给自己的强制性要求是，争取每次常委会都要发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案前，一般会提前通知，提前把材料给代表，所以我会做一些“功课”、查一些资料，甚至会写好发言稿带到审议现场。这一点，不能说没有其他代表做到，但是很少代表能做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人数不多，不到200人，每次会期也相对比较长——比政协常委会会期要长——所以，参加审议的代表如果要想发言，还是有发言机会的。但是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如果他事先不准备、不全面了解情况的话，是很难做到对这个问题去发表意见的。

　　经济观察报：开会前拿到审议法案的相关资料后，可以去找外部的专业人士咨询吗？还是不能对外透露信息？

　　朱永新：有些我吃不准的问题，有时候我会去找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听听他们的意见，争取审议时不说外行话。

　　经济观察报：一般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一次会可能要审议好几部法案，那审议一部法律的时间有多少？每个参与审议讨论的代表有多长发言时间？

　　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案时，一般是分成若干小组，一个小组大概二、三十人。这样一来，代表发言的机会还是蛮多的。一般每个代表发言长度有五分钟、十分钟，有些专家正好是这个领域的，可能会阐述地比较充分，甚至讲半个小时都有。但实际上审议法案时不会每个代表都发言，真正发言的人不会超过50%，因为后面发言的人，如果已经和前面已经发言的人所提的意见相同，就不会再发言了；另外，总有一些人没有准备、或者吃不准，就不发言了。

　　预算案审议

　　经济观察报：审议预算是全国人大代表每年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以前有代表公开讲，看不懂预算报告，现在有转变么？

　　朱永新：预算的问题我曾经专门提过建议：第一就是看不懂。真的是看不懂，连我这样常年大量读书、每次都把预算看了又看的都看不懂，更别说没有那么多时间认真看预算报告的代表。但现在情况已经好多了，最近这几年有图文并茂的关于预算的解说，能够告诉大家，政府每个部门花了多少钱，每一项花了多少钱，在什么地方花。总之，想尽各种办法，尽可能让代表看懂——如果想用心去看、去审查，还是能够看懂的。所以，现在“预算报告看不懂”的问题基本上完全解决，但关键是时间较少，审议时间一般也就是两个半天左右。

　　经济观察报：现在预算报告细化到什么程度，代表能详细的知道每个部门的钱花到哪里了吗？

　　朱永新：每个部门花了多少钱是很清楚的，比如教育部的经费，基础教育花了多少钱、高等教育花了多少钱也是明确的。

　　经济观察报：在高等教育经费里，师资、科研、基建各花了多少钱，能从预算报告看出来吗？

　　朱永新：预算报告不一定有那么细，但如果人大代表想要了解，都可以提供给你材料。

　　经济观察报：审议预算时，会有财政部领导在人大会上给代表就预算报告做解释、情况说明吗？

　　朱永新：讨论时财政部会在每个小组安排人听取意见，就像“两高”报告讨论时，高院与高检都会派人参加，但一般不会在全体会议上解释，而是发文字稿和相关的图文资料。相对来说，预算审议还不是很细，因为我们“两会”的会期很短，但是我们全国人大有预算工委，他们可能会事先做很多沟通和把关。

　　经济观察报：全国人大审议预算报告，除了全体大会，还开小组会讨论吗？

　　朱永新：在全体会上把预算报告材料发给代表供大家讨论，如果代表有意见，可以汇集到代表团，再向大会提交，但没有辩论。当然，财政部门会派人做一些解释。总体而言，即便代表对预算案有建议，但在人大会议上很少有去改变预算的，一般是代表提了意见之后，在当年追加预算或下一个年度的预算案中有体现。比如教育经费少了，或者科技经费少了，或者军费少了，可能当年在追加预算的时候，会增加、吸收人大代表的意见。

　　经济观察报：人大会上除了审议预算，还有决算报告也要审，但审议决算报告时上一年度财政的钱已经花出去了、已经是既成事实，那决算主要是审哪些内容？

　　朱永新：审议决算报告一方面是看决算和预算之间有多大的变化，因为每年国家除了预算以外还有预算外收入——比如土地出让金，追加到哪里——这个预算和决算之间不完全一样，那最后审议时要看决算和预算之间有多大的差距？为什么这么花？合理不合理？

　　经济观察报：从您做人大代表的那几年来看，您印象中决算和预算差别最大的是什么？

　　朱永新：以前各种专项转移支付比较多，后来我们提过意见，希望减少专项性转移支付，把自主权更多交给区域，因为越是专项转移支付，部委的权力越大。现在专项转移支付逐年在减少。

　　选举与投票

　　经济观察报：做人大代表很重要的一项权利是投票，总体上人大是投赞成票居多，您怎么看？

　　朱永新：人大也好、政协也好，都会有赞成票和反对票或弃权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有自己的投票权，没有任何法律或者是任何规定要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只能投赞成票。从每年的投票结果来看，也还是有反对票、弃权票——尽管不是很多。这一方面反映出，在投票的过程中，有充分的沟通、协商；另一方面，人大代表有不同的意见，很正常——参会的人大代表至少是代表不同的社会群体，一定对很多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也不强求统一。

　　包括以前对“两高”报告的投票，每年都有好几百票弃权或反对，但最近这几年的确工作做好了，赞成票开始提升，现在已经提升到97%了。总的来说，要相信代表们的判断：工作做得好，得票就高；工作做不好，得票就低。

　　经济观察报：人事选举投票是大家很关注的，是等额选举还是差额选举？有没有预选的程序？

　　朱永新：全国政协常委的产生是等额选举，当然事先有充分的协商，因为产生的过程本来就是充分协商的过程。比如民进，中央组织部、统战部会跟我们民进中央沟通、磋商，从委员一直到常委，都会有几方面的会商。投票的时候可以投反对票，但一般也不多，因为是等额，政协更多的是体现协商精神。

　　调研

　　经济观察报：调研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日常很重要的工作方式，除了政协和人大机关组织的各种调研，作为代表/委员，可以个人做调研吗？

　　朱永新：全国人大每年会组织视察、调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为主——到哪个省去视察，那个省的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或代表会参与视察和调研；全国人大每年还会拿出一些专题进行调研，人大代表可以报名，填自己对哪些问题感兴趣，再根据兴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统一调度参加调研；一年几次不一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机会要多一些，一年可能会有好几次，但不是硬性要求。

　　经济观察报：您参加的教育方面的调研特别多。

　　朱永新：对。我们自己的调研不在人大这个范围。因为过去我们有些人大代表自己成立工作室开展调研，现在不太提倡人大代表个人搞工作室，但是个人做调查研究还是鼓励的——因为作为人大代表，你要了解社情民意，必须要做调查研究。像我一年差不多走一百多所学校，不一定每所学校都要深入调查，但是总要了解情况的。

　　这十年我提到过的很多问题解决了

　　经济观察报：从2003年您开始参加全国“两会”以来，对教育领域问题有很多呼吁，有哪些呼吁得到了响应和解决？又有哪些还没有实质性进展？

　　朱永新：从2003年到2013年，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我一共提出了154个建议、提案，大概92%、93%都是关于教育的。

　　这十年我提到过的很多问题解决了，或者说有进展。进展比较大的三个领域：

　　第一是阅读，虽然阅读节的体验没有成，但国家对阅读的重视程度提升了，社会影响大了，在网络媒体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中国的公民阅读不降反升。另外，国务院法制办也起草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并准备向社会征求意见。此外，我们一直在呼吁的《公共图书馆法》、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国家全民阅读基金等，也在逐步的得到重视和落实。

　　第二，关于农村教育的问题。这十多年每年都关注西部、农村、边远地区弱势人群，从实际情况来看，国家这几年教育经费增量部分主要用在西部地区：当时的“双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义务教育教材免费、免费午餐，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

　　第三，教师。这几年我大概提了18个关于教师的提案，绝大部分都得到了呼应。

　　所以，在人大、政协，你只要用心去发挥作用，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我接下来准备有时间时把我这些提案梳理一下，从2003年开始，这15年来的提案，最后变成政策的到底有哪些——当然跟我之间不是绝对的关系，不是因为我提了就变成了国家政策，可能是很多人提了，也可能是国家本身也意识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是合力。但不管怎样，毕竟是在推动整个中国的进步。

　　经济观察报：那有没有一直呼吁而没有解决、需要继续呼吁的？

　　朱永新：当然还是有。比如刚才讲过的阅读节问题；另外像教师培养体系的问题；关于学前教育教师的问题——现在中国学前教育发展速度非常之快，教师能力跟不上，现在学前教育教师大概64%是中等职业学校培养，而中等职业学校严格来说不具备培养幼儿教师的能力，因为越是孩子小，越需要更好的教育学知识和教育能力。现在实际恰恰相反，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每年培养的学前教育教师加起来才600多个，而且大部分可能到不了幼儿园。所以，还是应该发挥国家队的作用；同时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完全应该担负起培养教师的任务，北大、清华都有教育研究院，都培养教育的博士生、硕士生，为什么不能够发挥培养教师的作用。国家在培养教师这个问题上，还是要有更好的规划。

　　另外，特殊教育的融合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现在的特殊教育学校，是“圈养”的模式，把那些有心智障碍和身体障碍的放在一起，当然效率是高了，但是缺乏和正常孩子的交流和了解，其实是不利于他们成长的。

　　再有，我10年前提过教师休息权的问题，但直到今天，教师的负担、学生的负担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我一直建议建立国家的教育资源平台，把全中国各个学段的所有完整的课程体系最好的资源全部放在一个网络上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现在每个省、很多市都在自己做，但是国家一直没有规划出，这个平台一直没有建起来。

　　多年以前我还写过一个提案，关于国家的教育政策决策怎么科学化的问题——很多教育政策决策还是缺乏一些必要的科学程序，如听证制度，小规模探索的制度。像前些年的“撤点并校”后来就停了，像京剧进课堂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等，这些意见好像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

　　当然，有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随着发展就会逐渐解决。所以，关键还是不断地建设。作为委员、代表，我们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行动去建设。我常说，行动就有收获，坚持才有奇迹。

责任编辑：孟敏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