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速与“GDP陷阱”

　　中国经济增速与“GDP陷阱”

　　■王 文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下调至7%以下，国内外舆论频繁地出现对中国的悲观主义预期与不确定性的揣测。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能否在各国经济增长历史的纵向经验与横向对比中总结出最值得遵循的经验？

　　一国经济增速下降的

　　普遍规律

　　过去五年来，许多人对中国增速下调的困惑与焦虑，主要源于对历史规律与GDP本身测算方法缺陷的陌生。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增长，也不能仅通过GDP单一指标来衡量本国经济发展的变化。

　　以同处东亚板块的日本、韩国为例，两国均经历了30年左右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5年－1973年，日本实际GDP增长年均维持在9.2%，名义GDP在这19年内总量增长了16倍，此后19年（1974年-1992年）下降至年均3.6%。接着24年（1993年-2016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6%，其中有五年还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多数人认为，日本进入了长期低迷衰退的“平成大萧条”，然而，也有人认为，不能从表面的经济数据简单评判日本，当前日本创新能力、经济质量、未来潜力仍不容小觑。

　　从1962年至1991年，韩国这30年的实际GDP增长年均维持在9.7%，名义GDP总量更是增长了652倍。此后25年（1992年-2016年）韩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下降至4.8%，近五年来增长率更是不到3％。在高速增长期，韩国被称为“亚洲四小龙”，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优秀代表，也是从低收入国家跃升为高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跃升为发达国家的典型案例。尽管近年来韩国经济增速低迷，但韩国科技实力、文化软实力仍为人所称道。

　　从日韩经验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来的下降就显得容易理解。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十八大前一年（1978年－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9%，名义GDP总量增长133倍。此后五年（2012年-2016年)回落至年均7.3%。自2007年GDP增长14.2%达到最高值后，中国GDP增长率就一直处于减速状态。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对中国GDP增速预期为6.5%，国内外的疑虑再次达到高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严重衰退，更甚者提出中国经济将要崩溃。但不得不承认，中国仍是多年来全球经济贡献最大的国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头羊。有许多人预测，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仅仅是时间而已。

　　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发展轨迹以及两类截然不同的论调，再次印证了“经济收敛（convergence）假说”，即一国发展水平较低时，发展速度会更快。随后发展速度有可能就会大大下降。此时，能否回应对发展速度下降的质疑声，关键在于该国经济发展能否实现良性的、可持续性的均等化进程。

　　中国对GDP的重视度

　　已大大下降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不能把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同时，他还曾谈过：“单纯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对经济大规模直接干预的增长，只治标、不治本，而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则更难以持久。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避免单纯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各国要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竞争力”。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GDP的增长当做社会发展的全部体现，甚至GDP成了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显然，十八大以来，这种误区正在被纠正。

　　近年来，中国人开始看透GDP的陷阱。环境的恶化、社会的失衡、矛盾的突发，越来越促使人们从经济增长理论的深层次原因去反思GDP原理，即GDP增长之外，必须要考虑增长的效益。

　　事实已表明，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与效益低下的状态几乎是并存的，经济增长数量与效益并不匹配。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各项收益率呈现边际递减的效应。

　　中国经济转型成效显著

　　但结构调整之路远未完结

　　经济增长效益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但增长效益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目标和增长方式的选择。因此，近年来，中国改变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倾向，把增长中心转移到增长质量方面来，是极其正确的选择。正因为此，2013年-201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效益的转型成效显著。

　　经济保持稳定的中高速增长。2013年-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1%左右，远高于同期世界2.7%和发展中经济体4.1%的平均增长水平。对全球经济的增长率贡献连续多年保持在1/3左右。

　　社会就业量连续多年持续扩大。2013年-2017年，城镇新增就业连续五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五年来，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稳定在5%以下。新创造就业人数相当于一个法国，而后者失业率多年在10%左右。

　　商品价格运行形势总体稳定。2013年-2016年，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2.0%。

　　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过半。20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高于GDP的增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1.6%，比2012年提高6.3个百分点。

　　消费仍然保持温和增长的态势。201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左右，与往年相比稍有提升，比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出了31.7%。

　　企业在去库存、降成本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017年以来工业企业效益正在改善。成本费用下降，利润率上升；资金周转加快，经营效率继续提高，尤其是煤炭、钢铁、化工、石油、高科技制造业等行业新增利润多，盈利能力增强。

　　环保治污工作效果有了较明显改善。根据《“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目标，到2020年，全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在1580万吨、1574万吨以内，预计较2015年将分别下降15%和15%。

　　这些成效充分体现了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即经济增长结构不只是要考虑速度，还要考虑结构的合理程度。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经济结构越是合理，就越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进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相反，当经济结构失衡时，低效率的投入增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将会抑制经济增长效率。

　　保持速度、结构、效益的

　　三角均衡并不容易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已证明，要保证经济持续快速良性发展，就必须在速度、结构、效益三方面进行动态协调，最终实现“最优化”的均衡。从思想演变上看，这恰恰是从20世纪中叶兴起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次重大飞跃。此前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更多地强调在充分就业、市场需求和资源配置上的均衡，而中国经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速度、结构与效益”更像是基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综合发展意义上的“大均衡”。

　　目前看来，在未来较长期内的中心任务与经济政策目标已越来越清晰。

　　一是在发展速度上坚持“稳中有进”的战略抉择。这个工作基调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国内外综合背景的整体考量，既要防止国际国内复杂环境的干扰，还要适应新时期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繁重任务的要求；既要防止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也要遏制一些地方将眼光放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上。归根到底是，将发展速度的快慢标准，放到转变结构、增加实际民生效益的实事求是精神上来。

　　二是在发展结构上坚持“转型升级”的战略路径。这个工作方式实际上是认识到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大势所趋、刻不容缓的紧迫性，也抓住了化解产能过剩、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然性，更看透了强化创新驱动、推进绿色发展的关联性。归根到底是，将发展结构的好坏标准，放到能够保证必要的增长、实现社会健康发展的结果中来。

　　三是在发展效益上坚持“提高质量”的战略目标。这个指导思想是近年来中国立足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与新遵循，是对资源不可接续、环境不可承载、经济不可持续的先前发展状况的重大纠正，也是从增量扩能到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的思路重大转化。归根到底是，是否能够实现最优的发展效益，关键看能否有合适的发展速度与合理的发展结构。

　　综上所述，所谓“速度、结构与效益”的三角均衡中，速度是手段，结构是基础，效益是目标，三者的最优配置才能保证中国整个经济“工作链”有效运行。做到这些不容易，但笔者相信，随着“最优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仍将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责任编辑：关海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