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防止农民工群体边缘化是政府应有的职责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杨涛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8月16日，央行发布加强农民工金融服务的通知，强调将在农民工的工资支付保障、职业培训和助学类贷款、就业市场扩大的信贷支持等方面充分发挥货币金融政策的积极作用。应该说，只有在金融、财政、就业、城市发展等政策制定中都把农民工利益考虑进来，才能真正防止农民工的边缘化，这也是政府应有的职责。

　　农民工大潮可谓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目前已经达到近两亿人，这使中国社会处于史无前例的人口动态迁移中，并对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心理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期以来，农民工支撑了低劳动力价格下的工业转型和城市化的快速增长。而在当代农民工的身上，却有“五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一是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据统计，到2005年底，在“五大

社会保险”中，除工伤保险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外，

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

　　二是高额的城市生活成本。随着地方政府普遍以城市扩张和经营城市为发展思路，城市生活的成本也不断上升，中低收入者工资增速已经低于商品价格增速。农民工由于工作报酬低，在此过程中感受的经济压力更大。尤其是在沿海城市，日常费用开销已经挖走了收入的大部分。

　　三是教育开支压力较大。农民工之所以走上这样一条艰苦之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下一代改变命运，因此都重视首先保障家庭教育支出。据统计，教育支出通常占到农民家庭消费总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全国性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农民工能享有的教育资源很是可怜。由此他们不仅要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且要透支生命来投资后代的未来。

　　四是住房的压力。当前

房价高企使城市居民怨声载道，而事实上农民工利益在其间同样受损。农民工不仅难以支付租房成本，更无法奢望购房。这样他们永远难以在城市获得一处永久的生存空间，只能在城市边缘徘徊。

　　五是遭受权力侵害的普遍性。农民工因利益受损而采取激烈行为的报道已经让人见怪不怪，甚至是麻木了。虽说可怜者也有可鄙之处，但总体上对农民工合法利益侵害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在缺乏权益保障渠道的情况下，政府是不是应该主动采取措施呢？

　　作为现代社会的理性精神，林肯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中国现实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民有民治的西方理念，但对于和谐社会发展，对于“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来说，起码应该做到“民享”，即更多民众能享受改革和现代化成果，农民工作为不折不扣的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应该放在政策优先支持和考虑之列。央行的新通知开了一个好头，使人感到政府政策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逐渐开始落到实处。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不仅需要社会良知的支持，还需要在具体制度和政策方面真正关注这近两亿人的“特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