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仁宇：我们如何制胜通胀

　　本报评论员 熊仁宇

　　我们如何制胜通胀？

　　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称“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并且指出：“我们提出了今年CPI确定为4.8%左右的预测目标。说句老实话，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依然没有改变这个目标，主要出于两点。第一，表明政府的决心，要把控制物价和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第二，稳定老百姓对物价的预期。在物价上涨较快时，物价的预期比物价上涨本身更可怕。”

　　而此前统计局公布的2月份CPI已经达到8.7%了！人们在疑惑中迎接着下一次更高的CPI指数……

　　通胀之源头

　　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都来源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流动性泛滥。从全球角度来看，流动性的源头来自两大发达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美国自2001年IT泡沫破灭之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该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虽然此后又根据经济发展状况适度回调，但其国内信贷在低利率的刺激之下放量扩张，又将美元流动性进一步推至高点。从数据上看，美国的国内信贷与GDP的比率从1999年的84%上升到2006年的98%。

　　日本的流动性过剩以另外一种方式演绎。日本在长期的经济萧条过程中所执行的短期利率接近于零，很多国际机构投资者就从日本银行以很低的成本借出日元，兑换成其他货币后，转而投入到高收益的新兴国家资本市场或者美国资本市场。通过日元套利交易，日本的银行系统手持大量的短期日元债权，进而向全球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所以尽管日本也是流动性的重要来源，但对于其提供的流动性却只能在美国或是其他一些国家中寻找。

　　21世纪的经济增长之谜

　　进入21世纪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一种“合意”的经济增长。“高增长、低通胀、高就业率”是这种经济增长的突出特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制造了大量的流动性却能保证较低的通货膨胀；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背景下也能保证低通胀和高就业的并存。

　　根据对数化的货币数量方程，均衡的货币存量增长速度等于该时期内的名义产出增长速度减去货币流动速度增长率，货币量超过了流通中需要的货币总量必然带来商品价格的全面上涨，而奇怪的是，2001年美国经济从IT泡沫破碎中启动之后保持了一个长达七八年时间的高增长、低通胀并存的时期。泛滥的流动性似乎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只是金元而没有大棒，货币数量论在此时似乎已经失效。

　　而我国也是从2001年开始从亚洲经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直到今天通胀到来之前仍然演绎着一个“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完美发展路径。沉浸于发展快感中没人愿意指出这种经济增长其实是和经济学理论相悖离的。

　　求解增长谜题之解

　　是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在这里失效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所谈论的理论都是在封闭经济的假设之下才能成立。在这一条件下，以1978年为基期1，2001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从5增长到14。如果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带来劳动力成本(工资)的同步增长，那么经济会因为需求的上升以一个温和通货膨胀的姿态良性上行。但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并没有跟上劳动生产率上升的幅度，供给能力扩张而需求不足带来的只能是失业率的上升，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替代关系在这里完全成立；再看美、日，以网络、IT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自然能够吸收一部分流动性，但根据第一部分的各口径货币量与GDP的比率数据显示，这种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并不能完全地弥补流动性增长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其结果必然是随着流动性增长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数量论同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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