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仁宇：我们如何制胜通胀(2)

　　所谓“全球化红利”就是对现实中美经济增长的一种解释。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日本的零利率政策将流动性通过海外贷款的形式分配到世界各地，而美国则通过资本、贸易双逆差将流动性引向东亚等新兴经济体和石油、原材料输出国。由于美国的双逆差，中国则可以将本国过剩的产品供给出售给美国，从而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产能扩张的背景下保证较高的就业率，并为保住、甚至扩大这些需求而将汇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通过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美国得以以低利率为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融资，保证本国居民的高消费；中国则通过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中美两国以一个共同的“高增长、低通胀、高就业”完美发展挑战着经济学常识。

　　这种均衡要持久就需要美国不断地扩张其流动性，同时中国也不断地扩大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之差额。从美国来看，流动性的扩张并非是没有限度的。次级债危机之后的美国资本市场如惊弓之鸟，货币市场上美元持续贬值，这一系列事件都将对流动性的扩张带来不利的影响，目前资本市场上的流动性紧张已经成为了公认的事实。从中国来看，而劳动力价格的增长不可能长期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一个可以预见的现实。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这种完美发展的路径不可能持久。

　　通货膨胀，惩罚或补偿

　　美国首先遭遇的并不是通货膨胀而是资本市场上流动性的紧张，因为美元贬值和资产价格达到高点，由其他国家回流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因为收益率的问题而流走，流动性的紧张则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的下跌。从资本市场上流出的流动性将寻找下一个投资的热点，需求呈刚性的大宗商品成了比较好的炒作题材，从近年来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上升可以从现实方面佐证该观点。大宗商品价格最终回流入美国国内，恶化消费品市场的通货膨胀。

　　面对通货膨胀，美国的货币政策处于两难境地。由于美国家庭债务总额已接近GDP的总量而资本市场的价格崩溃会给美国经济带来致命的影响，美联储会为了维持较高的资产价格和保证普通家庭的偿债能力需要保持一个较低的利息水平，而低利率水平却将进一步地刺激通货膨胀的恶化。权衡利弊，美国政府最终还是最有可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换取资本市场的相对稳定。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时的“低增长、高通胀、高利率”政策选择，此轮美国经济的走势极有可能是一个“低增长、高通胀、低利率”的形态。

　　而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潜在的劳动力价格变现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此种通货膨胀压力带来的内需增长效应能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帮助；而另一方面美元贬值引起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确将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可以通过经常贸易向发达国家进行部分的转移。

　　综上，此轮通货膨胀的根源是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成因是各国对于“高增长、低通胀、高就业”的所谓理想发展的执迷不悟，诱因是发达国家的资产价格的下跌，表现为全球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成本的上涨。对于我国而言，通胀是长期的国际、国内因素共同导致，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保证就业率的基础上尽量减少通胀对实体经济的影响。